剑桥中国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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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手，现在令人遗憾地只存有残卷。少数专门为批评时政或生活方式的完整的专著或论文（如前汉的《盐铁论》和后汉王符的《潜夫论》）具有巨大的价值；它们可以用来纠正或支持这些正史中的某些比较概括的叙述，或者有些夸大其词的描述。最后，有的汉代诗人以丰富的比喻暗示了朝廷的理想或期望，并且热情而详细地描述了两都的壮观景色；另一些诗人则尖锐地提醒我们注意黎民百姓在他们的政府手中所受的苦难。
直到近期，秦、汉两朝的独立档案材料几乎完全限于在西北防线文武官署所拟定的文书的残件。这些木、竹残简最早在1900至1915年斯坦因到中亚探险旅行期间在敦煌附近的遗址被发现。在1927至1934年斯文赫定进行的中国瑞典联合考察期间，更大量的约在公元前100年至公元100年期间的残简在居延附近的遗址被发现。①自1972年以来，这些残简又被可能证明是更有价值的材料所补充，因为这些材料包括了又是在居延遗址发现的一批完整的文卷。
除了这些来自汉帝国边缘地区的残缺或完整的文书外，约自1960年以来大量材料已在中国中部的某些考古遗址发现。这些文书包括簿册或法律条文。它们可能涉及在其他地方未予阐述的官方活动和公共生活；它们可能来自较低级的政府机构，其决定还没有重要得需要收入正史之中。在这类新发现的材料中，有的是属于专业性的，它们所表达的意义早就被人遗忘，尚待作出完整的解释。
全部的这些文书尚未见出版。由于分布的时间和地点不均匀，而且它们的发现全靠考古学家的机遇，这些文书作为确定帝国政府法令实际贯彻程度（特别在下级政府）的一种手段，具有巨大的价值。此外，这些档案材料的发现也许可以用来证实过去历史学家的正式记载或者一部公认的历史文书的精确性，就象在墓葬中发现的文学作品的版本可以惊人地证实我们公认的版本的可靠性和检验其精确性一样。
考古物证
至少从11世纪起，秦汉时期的文物已引起了中国的文物工作者和收藏家的强烈兴趣。在较近的时期，西方的沙畹和伯希和等学者及斯坦因等考察家已经注意到这个时期的文物和纪念物。在20世纪前半叶，日本和美国的收藏家和学者同样开始对这些事情表现出兴趣，在最早叙述历史物证的著作中，有的是由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先驱如美国的劳费尔等人写的。在20世纪20年代，少数在中国工作的中国及欧美考古学家倾向于把力量集中在史前的遗址、最近被确定为商代的遗址、或者装饰富丽的周代坟墓。但是，在满洲和朝鲜的日本考古学家，或者象在勘探中亚期间的中国瑞典考察队中的专家，同时也对少数汉代遗址进行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个阶段出版了一批重要的专著。①在使考古工作实际上停顿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随之而来的内战的破坏之后，当人民共和国政府执政时，中国的考古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相当大一批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已经逐步地受到训练，许多在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遗址已经按部就班地被研究和记录。这些调查的结果已定期地在专业刊物上和专著中发表。虽然这些刊物在文化革命的几年（1966—1972年）中中断，但有些考古工作在这动乱的几年中仍得以完成，其成果到后来也被发表。后来考古刊物的数量增多，它们的质量也不断提高。由于培训的日积月累的结果，中国现在拥有大批专业考古工作者，但是不断出土的文物的规模是如此之大，现在只能完成一部分必须做的工作。
除了在秦汉墓葬中发现的占绝大部分的物证外，还发现了城墙和宫殿的遗迹，偶尔还发现一个象铸铁作坊的工业遗址。对这类遗址的考察和与文字记载的对比，就可以有把握地再现秦汉都城及其某些建筑物的轮廓。主要在华东的石质的纪念性祭坛有着丰富的雕刻装饰，它们的主题取自神话、历史事件和日常生活的情景。在西北，前面提到的文书残简是在汉戍军的废物坑中发现的。还发现了那些戍军驻守的瞭望塔及诸如大粮仓等其他建筑物的残址。
虽然还没有精确的和最近发表的报道，但可以估计，至少一万个秦汉时期的墓址已被认定。这些墓址分布于整个汉帝国，其时间范围超过四个半世纪。其中有些墓的墓主或墓主们有姓名可查，并见之于史书中。有些墓的时期多少可以精确地确定；还有几个几乎相当于公墓的墓群。这些墓地涉及整个社会，从宏伟和令人敬畏的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陵墓或者汉帝国诸王和显贵人物的精美的墓冢，直到囚徒的简陋坟墓。虽然有的已被确定为官员的、甚或是在正史中提到的有名人物的墓冢，但绝大部分属于他们的姓名和事迹无从查考的大批群众。
在进入墓冢入口的石质通道两侧保留了少数典型实物。更常见的是向地方官员或有名的地主表示敬意的纪念性石碑。这些石碑上有长篇铭文，它们详细叙述了所纪念人物的祖先，还有他担任过的官职、他的突出成就以及被人称颂的美德。对铭文的文体和书法都相当地下功夫，结果由于它们文学和艺术上的价值而受到藏书家及学者的重视；部分地由于这些专家的兴趣，一批汉代碑文的拓本和摹写的文字或副本才得以保存下来。这些碑文大部分是后汉时期的。它们提供的有些材料，如关于家世的详细情况，可以无保留地接受和补充正史中的内容；但在处理其他材料时，应有保留或持怀疑态度，因为许多碑文与用这类文字特有的浮夸而华丽的词藻构成的颂词毫无二致。
发现秦汉文物的主要地点是未盗过的那些著名和富有的社会成员的坟墓。由于早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就已流行关于来世的种种信仰，这些墓冢的殉葬物品非常丰富。它们包括珍贵的玉器和钢器；铜、漆或陶质器皿；用于宗教目的的工具和象征性物体；能保证死后过得愉快的护符；或者乐器。越来越多的文书正被发现，有的写在木简和竹简那种平常的日常使用的文具上，有的作为贵重的版本写在丝帛上。在这些文书中，有的是为了帮助死者在来世的生活；有的可能与死者在世时的特定职业有关，而不论他生前是学者、官员、法律专家或医生。
除了出于其宗教意义而埋葬的罕见和珍贵的物品和品种外，墓内还有大量日常生活的用品，如灯座、碟盆或武器，如果是妇女的墓，则埋有精美的梳洗用的漆盒。有的殉葬品较为丰富的墓冢还埋有衣被、食品、饮料，甚至现钱。但是汉墓的所有殉葬陈设物品中最有特点的也许是取代它们在尘世正式用途的建筑物或物体的雏型。有的这些雏型提供了在那些年代技术提高了的农业或其他生产方法的情况的极好证明。这类物品的模型包括车辆及上挽具的马匹；有船员的船只；泉源、磨石、甚至内有几窝猪或脱粒设备的庭院。尤其是墓内有曾与死者在今生共同生活的男女们的陶俑或画像；它们被认为是在墓内从此伴随死者或为死者服务的模拟人物。有些陶俑或壁画上的人物代表的是死者当官时的同僚；有的是曾是使他赏心悦目的表演者或乐师；有的则是更低贱的仆人、厨师、车夫或侍女。由于汉代丧葬者谨慎的预防措施及有利的地形和气候条件，死者的尸体偶尔被保存下来而没有腐烂。
秦汉时期的考古物证分布的时间和空间都很不平均。发现持续不断地增加，它的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不可能进行全面的发掘。对任何遗址进行着眼于辨别秦汉时期不同的埋葬层的精确考察的时机尚未来临。同样，对已得到的文物的鉴定、分析和分类工作必然受到限制。由于要确立思想因地而异的地方特点或环境，一份按省别的分布图尚待完成。但在制作和确定特定的典型物体——从墓的结构风格到铁和铜质文物——的图解和年代程序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①这种综合的推断的准则，可以以必要的保留用来确定某些缺乏明确的碑文或其他物证形式标记的遗址的年代问题。1973和1979年，中国的考古学家通常已在应用碳14和热致发光法分别对他们的物体进行检验，其结果日益精确。考古学已以不同的方式被用来纠正或证实秦汉时期历史的和其他著作的叙述。由于考古学方面的物证与我们关于中国神话和宗教知识的结合，一种新的精确的测量工具已被引用来探索文化史中某些早期的部分。②历史学研究
从很早时期起，历史学家们已对秦汉时期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可以很公正地说，它一直被视为中国成就的顶峰之一。从历史角度观察秦汉时期中国的早期的西方作品包括意大利人卫匡国（公元1615—1661年）的著作，及稍后的法国人冯秉正、小德金、杜赫德和宋君荣的著作。爱德华·吉本不时地提到汉代中国，其材料主要取自冯秉正的《通鉴纲目》（公元1777—1785年）的英译《中国通史》。到现在，关于秦汉时期原始材料已有的译文，可能比中华帝国任何其他相当的时期都要多。①在这方面，应当特别感谢两位学术上的先驱，法国的沙畹和美国的德效骞，因为他们率先投身于为西方读者提供《史记》和《汉书》的校勘译本这一令人望而却步的任务。
此外，一批论述秦汉史具体问题的专著已经出版。它们往往翻译正史之一的有关章节，同时提供一篇把所研究的题目置于上下文总背景中考虑的批判性导言；其他的专著则对研究的题目进行分析性的探究，在探究时对原始材料进行意译而不是翻译。这类专著以不同的形式论述了政治、制度发展、法律理论和实践、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外交关系、思想倾向以及宗教信仰和仪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河北省文物管理局：《满城汉墓发掘报告》，2卷（北京，1985）；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2卷（北京，1981）；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北京，1981）；郑德坤：《黄河流域的汉墓遗址》，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所学报》，14（1983），第145—272页。
从汉代本身起，就有对秦、汉帝国作批判性评价的第一批尝试。贾谊写于公元前200至前168年期间的探究导致秦灭亡的错误的论文，收于《史记》和《汉书》之中。司马迁和班固在他们所写的正史的每卷卷末，加进了他们自己的议论和评价，这为中国以后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一个先例。其他的著作也收了少数能说明问题的政治理论和对现行制度或政治实践的批评。前汉的学者荀悦（公元148—209年）所写并收于他的《汉纪》之中的评价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作者的生活与他所描述的时代非常接近。在写作时既不受官方历史的约束，也不受制于顺从当朝传统的或赞赏的观点的需要的其他批判家则有王充（约公元27—100年）和王符（约公元90—165年）。成于公元前81年以后几十年间的《盐铁论》中逐点进行的讨论，特别有价值。
《史记》和《汉书》编写后不久，它们显然给读者造成了困难，于是便有学者们写注疏。孟康是最早的注疏家之一，他的《汉书》注是知名于世的。裴駰（盛年期465—472年）为《史记》作的注是留存至今的最早的一种，其材料以约200年前的记载为本。这些注释中许多试图说明文中某个用法异常或反常的字的读音；考定文中的地名为后来的何地；或者详细阐述某些官员的职责。主要应当感谢颜师古（公元581—645年），他不厌其烦地收集这些注疏的某些部分，我们才得以保存这些早期的注释。
后世出现了一种倾向，即把汉代追溯为已知最为成功的企图建立和维持一个帝国的时期。同时，也不乏受当时问题的推动，通过研究过去的经验寻求指导的持批判态度的作者；他们能对秦汉两朝皇帝和政治家的个性和成就以及对他们的困难和错误作出事后的认识。这类反应必须从这些批判者生活的时代和他们为之作出反应的特定情况的角度来评价。因此人们看到，当唐政府在控制强大而独立的藩镇方面正面临严重的困难时，柳宗元（公元773—819年）讨论“封建”分封的起源和优缺点就不足为奇了。当关于帝国行政的方法和目标及安排某种程度的经济协作的可能性这类基本问题被提出时，苏轼（又名苏东坡，公元1037—1101年）正在撰写论商鞅、贾谊和晁错的文章。在所有的宋代作者中，也许必须把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作为杰出的历史评论家单独提出的是，他的目的是把王朝的兴衰和官员的成败置于中国的政府和制度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进行讨论。在试图这样做时，司马光的写作得力于他能够从中取材的帝国行政的1000年的经验。此外，他是认识到几部正史的不同部分不一致这一重要问题的第一位中国学者，并且设法为这类问题找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①还必须提到清代学者以他们敏锐的批判意识和他们能够利用的丰富学识，对秦汉史研究作出了贡献。如果没有17、18和19世纪中国学者开创性的劳动，近期西方学者把三部正史的若干卷的译文贡献给西方读者的尝试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学者孜孜不倦地寻求已长期被忽视的细小的证据，和根据比较新的研究——如音韵学、金石学和目录学——来解释司马迁和班固的著作。他们取法于司马光，远比以往更加深入地对这几部历史进行文字校勘，从而使读者们注意到中国文献中比较不受人注意，但显然是有关的文字段落。
在决心解决具体事件的日期和它们发生的先后方面，清代学者的工作是非常有用的。有时他们集中精力研究专门的课题，这可以从研究中亚的西域及其地形的徐松（公元1781—1848年）的注释中看出，或从下决心考定原始材料中提到的地名的全祖望（公元1705—1755年）的作品中看到。王先谦（公元1842—1918年）把大量的清代学术成果集中在他为《汉书》和《后汉书》作的补注及集解之中，方便了读者。读者同样有理由感谢王先谦。因为他严谨地校勘了这些正史的不同版本，并且对它们的不同部分提出互相参照的材料，以便对秦汉时期某个人物和专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在更近的时期，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保持了主持出版全部正史的现代版本的长期的传统。本卷引用的参考材料是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起出版的标点本。
近年来一批中国历史学家所写的简短的秦汉通史已经问世。这些著作按照每个作者撰写的目的或意识形态的信仰，反映的观点迥然不同。有的代表了成熟的学术成果；有的用作学校或大专学院的教科书；有的明显地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其中包括吕思勉的多少有点保守的著作（它几乎成了一部秦汉史题材的史料书），和钱穆的有高度创见和批判性的著作。更晚近问世的短篇的研究作品有诸如张维华对汉武帝的研究（1957年）和洪世涤论述秦始皇的小册子（1973年），后者在中国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时期写成；这类作品既是历史著作，也是对20世纪意识形态斗争的贡献。
近年来日本的秦汉时期的研究也很重要。据说早在公元735年就有一部《史记》被带往日本。757年，日皇下令研究《史记》、《汉书》和《后汉书》；于是三部著作的版本（有的有中文注释）成了公元889至898年藤原佐世编的最早日本所藏的中文书书目的重要部分。从江户时期（公元1600—1867年）起，日本学者已对秦汉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可以从藏书家的藏书和监本的汉代著作的出版中得到证明。《史记》全本最晚出的校勘本之一是1932至1934年开始出版的泷川龟太郎的版本。这一精美版本的注释，以及顾颉刚本（1936年）和杨树达本（1935年）的注释，是按照传统的中国体裁作注的最晚的几种。在更近时期，日本学者的工作已经放弃了这种传统的模式，而更倾向于对人物或制度作分析研究。这类研究最优秀的作品把现代西方批判性的学科与传统学术知识的宝库结合了起来。我们还应把编写宝贵的研究工具书——如《后汉书》的内容丰富的索引，①或林巳奈夫的汉代文物研究——的功劳归之于日本学者。在几部多卷本的日本中国史中，有图例丰富的秦汉简史；西嵨定生教授和大庭脩教授对这类从书作出的贡献为这个时期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流的教科书。①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的特有的发展
在公元前221年宣布建立秦帝国至公元220年最后一个汉帝逊位的四个半世纪中，中国历史几乎在各个方面都经历了进化性的重大变化。在这个时期的开始，尚不能肯定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会被认为是统治人民的理想的典范；到了汉末，保存中央集权国家成为每个有野心的政治家的自然的和公认的目标，受过教育的官员可以指望为它效忠和效劳。帝国最初在现实主义的原则和试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帝国的都城，不论是咸阳还是长安，都是因为它在战略上的有利条件而中选；也许在长达一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中，帝国行政的主要目标与秦代基本相同，即不断地巩固、充实和加强这个国家。但是自从后汉立国起，迁都洛阳之事意味着发生了一种象征性的变化。这时帝国政府宣称，它的行政目标是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选择新都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而不是实际的考虑。因为长期以来人们早就把洛阳与周王室视为一体；在后汉，周代诸王作为行为的楷模而被人仿效，周制而不是秦制被视为公正的行政先例而被采用。
大约在后汉开始之前50年，帝国的宗教信仰中出现了变化。从那时起，这些宗教信仰至今尊奉的某些不同的神，而且奉行的是新的祭祀方式。在公元2世纪以前尚找不到佛教的信徒；道教团体的徒众和有组织的礼拜仪式快到那个世纪之末才出现。在此期间，那些积极寻求长生之道的善男信女已经发展了新的观念，或者充实了古代神话的内容，并且把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取得这种极乐结果的新手段上。一种新的宇宙观已被接受；更精确的计算和更先进的工具的使用提高了天文知识的水平，使制订精确程度更高的颛顼历成为可能。
政府对教育和学术的赞助使人们对文字记载有更加明显的尊重和对宣传孔子及其弟子倡导的伦理理想有更强烈的愿望。已经出现了钦定标准著作的观念，但各有各的正统解释。这些后来称之为经籍的书与孔子的学说有密切的关系；它们都由于是神圣的典籍和用作行使世俗统治的意识形态的权威的源泉而受到尊重。同时，孔子的格言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日益增强的力量。在秦和前汉早期的时代，奉命装饰坟墓并为它们提供有象征意义的陈设的艺术家们从远在孔子和帝国时期之前的丰富神话学中取得灵感。到了汉代末期，这类艺术创作的重点已经转到表现儒家伦理价值的方面；它也反映了一个成熟的、有等级意识的社会——它的各种等级建立在儒家学说所定的几种区分之上——对于思想文化的要求。
这种社会区分和意识在秦帝国建立之前还不存在。它部分地来自儒家的关于社会共同体的设计，即共同体的成员必须结合在一起为其统治者效劳，每个人则各按自己的能力和名分行事。由于帝国政府迫切需要充实日益扩大的文官队伍和使担任文官的人引以为荣，社会的区分又日益加深。这样，再加上政府机构的发展，又出现了在级别和官俸上大有区别的职业官僚阶级。同时，汉末基于财富和地产的社会区分尖锐化的结果达到了秦始皇开国时不能预见的程度。始终没有以巨大热情和决心去进行的限制占有土地面积的初步尝试未能阻止大家族的成长，它们的力量来自其不动产、随从和经济资源。到公元2世纪，这些家族日益增强的独立性以预示汉朝崩溃的那种方式，影响着政治的团结和帝王权威的继续存在。
汉代政府采用了旨在协调帝国生产活动和控制其资源消耗的一系列经济措施；这类措施包括政府垄断铸币和盐铁的开采，以及稳定物价和组织分配大宗物品的尝试。约在公元前90年引进的新农业技术可能已与铁质工具的扩大使用结合起来，以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粮食产量。人口逐步向南方的迁移特别在东汉时期开始取得势头，并且改变了帝国的经济面貌。黄河改道产生了进一步的长期经济影响；这次改道在公元11年破坏了中国东部，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死亡。
在秦汉时期，中国与邻近的国家和民族的关系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基本上与建立秦、汉帝国的同时，强大的匈奴部落联盟的崛起加剧了利害关系的冲突，和睦的关系不能长期地维持下去。随着以中国第一座长城形式出现的秦朝的防御措施之后，几乎经过了一个世纪汉帝国才采取了主动的军事行动，以期消除来自草原的对安全的威胁。在其余的时期中，中国与其北方邻居的关系，时而爆发战争，时而试图迁就和妥协；然而汉帝国的版图大为扩大，在西北和东北建立了新的行政区。
随着向西北的深入扩张，汉朝与横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