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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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费正清编），第111页以下。
①　关于人、马的损失和出征的费用，见《汉书》卷二四下，第1189页（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74页）。《史记》卷一一○，第2910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82页以下）；《史记》卷一一一，第2938页（沃森，同上书第2卷，第209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71页；鲁惟一：《汉武帝的征战》第97页。
②　这些看法是严尤向王莽提出的（公元14年），见《汉书》卷九四下，第3824页。
③　《汉书》卷五四，第2455页。
①　关于四郡建立的时间是有疑问的。一种观点认为，四郡中没有一个是在公元前104年以前建立的，最后建立的武威可能是在公元前81年至前67年之间。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59页以下，第145页注②。
②　关于匈奴国家的封建性质，见威廉·麦戈文：《中亚的早期帝国：斯基泰人和匈人以及他们在世界史上的作用，特别利用中文史料》（查佩尔希尔，纽约州，1939）第118页。
①　《汉书》卷六，第17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62页）；《汉书》卷九四上，第3769页。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3795页。关于匈奴的政治结构，见谢剑：《匈奴政治制度的研究》，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1：2（1969），第231—271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上，第3774、　3782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上，第3787页。
②　关于冒顿的活动，见《汉书》卷九四上，第3749页。关于“儿单于”在嗣位以后表现出来的沉溺于残酷行为的倾向，见《汉书》卷九四上，第3775页。
③　关于继承问题，见手塚隆义：《匈奴单于相续考》，《史渊》，20：2（1959），第17——27页。
④　《汉书》卷九四上，第3789页以下。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3795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四上，第3771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上，第3773页。
①　关于新形式的内在原则，见《史记》卷一一○，第2913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186页）。关于萧望之，见《汉书》卷七八，第3282页；《汉书》卷九四下，第3832页。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3797页。
①　“松散的控制政策”（羁縻）审慎地避免将正规的官僚政治强加在非中国民族身上，关于这一概念见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的历史评论》，第31页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3798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3803页。
②　关于这一事件，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11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上，第3780页。
①　见《汉书》卷九四下末（第3833页）班固的评论。
②　《汉书》卷九四下，第3812页。
③　《汉书》卷九四下，第3810页。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3803、3806页。关于这一婚配的传说和它在随后的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见阿瑟·韦利：《白居易的生活与时代：公元前772—846年》伦敦，1949），第12页以下，第130、184页。关于遣送中国公主与其他亚洲民族首领结婚的更多事例，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前125—23年的早期阶段》（莱顿，1979），第43页以下、第146页以下。
②　关于乌桓，见以下《乌桓的迁居》。
③　《汉书》卷九四下，第3829页。
④　《后汉书》卷十一，第505页以下；《后汉书》卷八九，第2940页以下。并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39（1967），第102页以下。
①　见手塚隆义：《关于日逐王独立与南匈奴单于之继承》，载《史渊》25：2（1964），第1—12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2页以下。
①　贡品的数量是在公元50年确定的；《后汉书》卷八九，第2944页。94年上奏疏的人是袁安，见《后汉书》卷四五，第1521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78页；《后汉书》卷二八，第3626页。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3页以下。关于弛刑和他们被纳入军队，见何四维：《汉法律残简》（莱顿，1955），第240页以下；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第1卷，第79页、150页注24。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52页。
③　《后汉书》卷八九，第2962页以下。
④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4页。
①　《后汉书》卷89，第2955页。关于最初的部落成员的不同来源以及那些新近归附的人的问题，见手塚隆义：《关于南匈奴的“故胡”与“新降”》，载《史渊》，27：1（1966），第1—10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57页。
③　关于刘渊，见《晋书》卷一○一，第2649页；《资治通鉴》（卷八五，第2702页）以现已散失的资料为据，声称中国人（晋）和匈奴人（胡）都集合在刘渊一边。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2、2945—46、2948页。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8、2957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2950页。
③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9、2952页。
①　马长寿：《北狄与匈奴》，第37页；手塚隆义：《关于南匈奴的“故胡”与“新降”》，第3—5页。
②　《后汉书》卷八九，第2950页。
③　《后汉书》卷八九，第2951页。关于北匈奴的西迁，见齐思和：《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载《历史研究》，1977。3，第126—141页；萧之兴：《关于匈奴西迁过程的探讨》，载《历史研究》，1978。7，第83—87页。
西域④
汉代中国向西域扩展是它和匈奴军事对抗的一个直接结果。公元前177年，匈奴已成功地迫使张掖地区（甘肃）的月氏完全归附于它，制服了从楼兰（公元前77年易名鄯善，罗布泊之西；车尔成）到乌孙（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伊犁河谷）的西域大多数小国。从那时起，匈奴能够利用西域的广大的自然和人力资源。这个地区对草原帝国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致被称为匈奴的“右臂”。在公元前138年，汉朝决定切断这条“右臂”，便派遣张骞和一个百余人的使团向西运行，其中包括一个投降的并愿作他向导的匈奴人。①作为首次西行的中国使节，张骞使团的直接目的是寻求与大月氏的军事联盟，后者在冒顿统治的初期被匈奴打败而丢了脸。然而，张骞和他的同行者在被匈奴俘获并被他们拘留达10年以后才终于到达大月氏的领土。张骞和同行者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发现，月氏已经安居乐业，以致不再想进行对匈奴的报复战争。整个使团中只剩下两人在前126年左右回到长安。②然而，张骞的失败归来却成为汉代中国随后向西扩展的成就的开始。汉朝后来决定对那个地区某些小国首次提出外交建议，这主要应归功于张骞带回的关于西域情况的报道。
进入西域：张骞的倡议
前121年，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朝。后来，朝廷命令他和他带领的40000部民从他们在河西地区的军事基地移到北部边境。③由于匈奴空出了河西地区，汉朝第一次得以直接和西域接触。因此，张骞抓住机会向皇帝上奏，建议和西方诸国建立正式的联系。他说：④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故浑邪地空无人。……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
朝廷批准这个建议，张骞再度前往西域，同行有300人（可能在前115年或稍早）。由于使团知道西域人民普遍渴望得到汉朝的财物，它便带了上万头牛羊和大量黄金、丝织品，作为皇帝赠给西方诸国首领们的礼物。由于遭到乌孙贵族的坚决反对，张骞未能说服乌孙人民东移。但他的使团在和诸如乌孙、大宛、康居、大夏和于阗这些国家开始建立联系方面是成功的。这些国家中有许多对新的联系是感到如此的兴趣，因而派遣使节到中国来向汉朝表示殷勤。这样便开始了汉朝向西域的扩展。①从张骞第二次出使与公元前60年建立西域都护②之间的半个世纪，汉与匈奴为了控制西域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西域长期在匈奴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不言而喻使汉朝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从匈奴手中夺取该地区，汉朝觉得必须采用多种策略。
选择乌孙作为外交部署的第一个目标是经过很好考虑的。乌孙有53万人，能作战的有18。8万人，是西域的匈奴同盟者中间人口最多、兵力最强盛的国家。③乌孙最初被汉朝的黄金和丝绸所迷惑，但是汉朝领导立刻发觉单有财物不足以赢得乌孙的归顺。在公元前110年到105年之间，朝廷决定送一名汉室“公主”嫁给乌孙年迈的首领昆莫。①反之，乌孙向皇帝赠送马千匹作为“聘礼”。这样利用婚姻作为政治工具的做法是由以前与匈奴和亲的制度改造而成的，匈奴单于很快便看出这一行动的意义所在。他也送一个女儿去嫁给昆莫。乌孙首领立汉公主为右夫人，立匈奴公主为左夫人。然而，按照匈奴习惯，以左为贵；在这场外交交锋中汉朝可能是失利的。②汉朝与匈奴也在他们对人质的要求和待遇方面进行竞争。楼兰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由于夹在两大势力之间，楼兰在公元前108年送了一名王子到汉作人质，送另一名去匈奴。前92年新王继位时，同样的历史又重复了一遍。虽然人质制度起源于中国，但匈奴现在十分熟悉这种策略。这样，数年之后，当匈奴单于比汉朝先得到新王之死的消息时，他迫不及待地将作为人质的王子送回楼兰，操纵了有利于匈奴的嗣位。③这一突然行动使楼兰对外政策基本转到坚决反汉的路线上，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前77年汉朝官员傅介子成功地刺杀偏向于匈奴的国王为止。
军事征服
汉朝在西域的争霸中，真正决定性的胜利是在战场上取得的。前108年，汉帝国以袭击楼兰（车尔成）和车师（土鲁番），开始了它的军事远征。楼兰是一个小国，据后来的记载，有人口14100，位于汉代中国的西境入口处。在离开敦煌以后，楼兰是丝绸之路的第一个大站口，也是中国向中亚扩展的关口。另一方面，控制着土鲁番洼地的土鲁番，好比是匈奴进入西域的南门。它还阻挡着汉朝渗入在伊犁河谷的乌孙及其以西位于锡尔河和阿姆河上游之间的大宛（费尔干纳）。为了取得这两个战略地点，汉朝派遣赵破奴将军去攻打车尔成和土鲁番。在成功地迫使车尔成降附和给予土鲁番一次重大的打击以后，汉朝首次使西域感受到它的军事力量。因此，三年以后，即前105年，乌孙王要求与汉朝公主结婚，绝不是偶然的。①有助于汉朝建立对西域统治的第二个重大军事胜利是公元前101年汉朝大将李广利征服费尔干纳。②费尔干纳离汉帝国很远，③对于汉朝军队来说，这一战役涉及大量后勤方面的困难。汉朝决定冒险，为的是获得该地区的神话般的马匹和显示军事力量。如果汉朝能够征服远在费尔干纳的一个国家，那末西域的所有国家都将在中国支配之下。在得知汉朝的行动之后，匈奴试图拦截李广利，但由于李的军队在数量上占优势因而未能阻止他的前进。这场持续四年之久的战役在王朝的全部历史上是花钱最多的，包括两支远征军：李广利直到他回到敦煌要求援军才达到了目的。正如《汉书》所说：“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①大多数国家遣使向汉朝贡献方物。
在整个汉代，事实证明，土鲁番由于邻近匈奴而成为西方诸国中最难对付的一个。尽管汉与匈奴就土鲁番进行了拉锯式的斗争，然而前90年该国正式归附于汉，标志着中国对这个关键地区控制的开始。在那一年汉朝和匈奴进行了一场大战。为了阻止土鲁番与匈奴结盟，大将开陵侯成娩和一名归附汉朝的原匈奴王率领包括车尔成、尉犁（哈勒噶阿璊）和危须（哈剌沙尔之东）在内的六个西方国家的军队攻打土鲁番，迫使它投降。②后来匈奴能够短暂地收复它在土鲁番的失地，但他们统治西域的时代已接近尾声。前72—71年，汉朝、乌孙、丁零和乌桓的联军连续大败匈奴。从这时起，匈奴的控制迅速瓦解了。当汉朝在前67年重新征服土鲁番时，便开始在那个国家的肥沃土地上设置屯田的驻防军队。
行政管理的安排
前60年或前59年建立的西域都护一职，标志着汉朝影响趋于更加有效的新局面的开始。从很早时候起，匈奴通过一个名叫僮仆都尉的官员统治西域诸国，这个官员则在日逐王管理之下。③僮仆都尉被赋予征收赋税和征集劳役人员的权力。由于日逐王在前60年向汉朝官员郑吉投降，这一匈奴官职被废除了。与此同时，汉朝的都护在那个地方设立起来，郑吉被任命为首任汉都护。④都护衙门是汉在西域的军队的总指挥部，它还具有维护汉朝对该地区的控制和调节西域各国之间关系的广泛的政治权力。
汉朝都护的总部如果不是在管理匈奴的都尉总部同一地方，就在它的附近。后者据报道位于靠近焉耆（哈剌沙尔）、危须（哈剌沙尔之东）和尉犁（哈勒噶阿璊）三国的某处地方，而前者则建立在乌垒城（策特尔）。策特尔在哈勒噶阿璊之东大约125公里（85英里），危须之东205公里（150英里），哈勒沙尔东北165公里（110英里）。①假定汉朝简单地接管管理匈奴的都尉的公署并将它改变为都护的公署，这是很有道理的。
前48年，另一个官职戊己校尉在土鲁番设立。②虽然名称表明它是一个军事性质的职位，但其职责主要以财政和后勤为中心，特别是那些有关屯田管理和全面供应汉朝军队食物以及服务的事情。在以前，那里有一位屯田校尉，隶属于都护。戊己校尉之职多半是由屯田校尉改组而成，并扩大了职能。除了管理屯田的正式职责之外，我们发现戊己校尉从事一系列其他活动：公元3年左右，一个名叫徐普的校尉负责道路的建设；公元10年，另一个名叫刁护的都护逮捕了拒绝向中国派往西域的外交使团提供所要求的食物和服务的土鲁番小国（在吉木萨）的王；公元16年，第三位校尉郭钦率领一支军队袭击了哈剌沙尔。
维持汉朝对这些地方的控制所付出的代价包括更进一步的工作和东方的频繁的消耗，在东方必须把土木工程和烽燧扩展到远远越过秦始皇时代防御工事的界限以外。通往西方的新交通线远至敦煌。与此同时，一条供应支线朝北方建立起来，这条支线与主线形成直角，利用居延的额济纳湖的水源，并在那里建立屯田。这些措施意在供应屯驻在东西主线上的征募而来的军队。由这些军队书写的档案的断片证实了他们的专业水准，并提供了为维持驻军所需供应的范围的某些概念（见以下第7章和第9章）。
公元1世纪时的关系
由于行政管理网络的完成，汉朝终于成功地将西域引入贡纳体制。《后汉书》编者范晔将该体制的运转概述如下：①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班超……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籯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岁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除了作者语言有一些过分的中国中心主义之外，这一特性记述说出了汉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关系的基本特征，特别是前汉时期（范晔叙述的分析见下文）。
后汉王朝开始时，部分地因为全神贯注于中国内部事务，部分地则由于牵涉的费用惊人，光武帝抵制了与西域之间恢复贡纳体制的诱惑。他拒绝了某些国家关于重建都护——这是汉朝贡纳制度的核心——的要求。北匈奴因此有可能重新建立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他们维持这样的控制直到公元73年中国恢复干预为止。匈奴向西域诸国中的大多数征收沉重的苛捐杂税，由于经济和军事基础的恢复，匈奴再次成为西北边境安全的严重威胁。
这个时期西域的政治地图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变化，地方政权接二连三地兴起，力争建立地区的霸权。第一个成为这样一种突出势力的政权是莎车（叶尔羌）。在前汉时期，叶尔羌是一个有16373人的的中等规模的政权。后汉初年，叶尔羌一位名叫康的国王由于联合邻近国家抵抗匈奴而出名。他还为以前隶属于汉朝都护的中国官员提供保护。王莽垮台以后，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一起在西域进退两难。这种亲汉的姿态促使光武帝赐给康以“西域大都尉”的称号，以及统治其他诸国的全权（公元29年）。
该任命不过是对一种已经存在的状态的承认，但是它赋予叶尔羌以作为西域的领袖国家行事的权威。公元33年，康的兄弟贤嗣位，贤是一个有能力但过分野心勃勃的领袖。在几年之内贤成功地使帕米尔以东几乎所有国家都从属于自己，公元41年他派一名使者前往汉朝要求给他西域都护的称号。汉朝答应了这要求，不久以后改授以“汉大将军”的荣誉称号。结果，他对汉朝越来越傲慢无礼。①在以后的20年里，贤尽管受到北匈奴的攻击，事实上树立了对西域的完全统治。但是，由于向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征取非常重的赋税，他削弱了自己的地位。中国人不肯卷入，于是一个包括龟兹（库车）、于阗、土鲁番、车尔成和哈刺沙尔在内的西方政权联盟转向匈奴寻求保护。这个联盟向叶尔羌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公元61年，于阗征服了叶尔羌并捕获了贤，从而结束了他在西域称霸的漫长时期。接着出现的是一个激烈的地区内部斗争的短暂时期，于阗、车尔成和土鲁番以牺牲他们的软弱的邻居来争夺霸权。
可是，从西部诸国的冲突中最后得到好处的是北匈奴。他们为建立秩序和征收赋税而迅速行动起来。而且，在完全控制了西域以后，匈奴开始袭击汉朝的西部边境。从公元63年起，整个河西地区变得如此不安全，以致主要边境城市被迫紧闭城门，甚至白天也是这样。当匈奴控制西域时，西北的稳定和安全是无法恢复的。①公元73年春天，统帅窦固被遣征讨匈奴。窦固从酒泉（今甘肃）北进，给予敌人以重大的打击，并把他们远远赶到巴尔库勒淖尔（蒲类海）。当返回时，他命令在哈密地区（伊吾）重建屯田。下一年，即公元74年，窦再次击溃匈奴，重新占领了土鲁番，在这个地区建立军事殖民地有巨大的战略价值。正如范晔所正确注意到的那样，哈密特别以它的土地肥沃而知名，土鲁番则是匈奴进入两域的主要入口。用范晔的话来说：“故汉常与匈奴争车师、伊吾，以制西域焉”。②这两个地区的收复使汉朝有可能重设西域都护和戊校尉，其官署分别置于库车和土鲁番。
汉朝与西域的贡纳关系在公元77年被北匈奴和他们的卫星国再次切断，从而导致了汉朝派出第二次远征军。89年，统帅窦宪在外蒙古的稽洛山给于匈奴以沉重的打击。根据汉朝的官方报道，匈奴13000多人被杀，由200000人组成的81个匈奴部落向汉朝投降。与此同时，窦宪还派遣一支2000余名骑兵的军队向　西域的匈奴根据地发起突然袭击，夺得了汉朝戍军在公元77年已从那里撤退的哈密。③汉朝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大大有助于班超在公元91年平定西域；自从公元79年的全面进攻开始时起，班超便作为一名军官在这一地区服役。当班超于公元91年到101年任都护时，后汉对西域的控制最为巩固。公元94年，50余国派遣质子带着贡赋前往洛阳。
后汉的成就
后汉王朝在西域的成就事实上主要是班超和他的儿子班勇个人取得的。班勇在西域的长期经历开始于公元107年，在公元123年他被任命为西域长史时达到顶点。公元126年建立了对全部土鲁番洼地的完全控制，匈奴和土鲁番的最后联系决定性地被割断。这些主要是班勇努力的结果。在随后的年代里，在他的征服反抗的哈刺沙尔王元孟的计划胜利实现以后，包括库车、于阗、叶尔羌在内的西域主要国家都臣服于汉。131年哈密屯田的扩展，无疑是建立在班勇安排的基础之上的。①在上面征引的范晔所作的总结中，人们注意到了在汉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关系的许多至关重要的因素。首先，礼物和贡品是安排交换的重要考虑。每一次汉朝派往西域的外交使团带着皇帝的礼物——通常包括黄金与丝绸——给诸国。在其他时候，这些礼物也可由都护或戊己校尉分配。反过来，诸国应派遣使节前往汉朝宫廷呈献“土产”作为贡品。例如于阗的玉，费尔干纳的马和葡萄酒，②都是在当时贡纳名目之列的。
对于汉朝来说，西域贡赋的重要性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归顺的象征，而不是它的实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对于西方诸国来说，贡纳就是贸易的官方托辞。例如，罽宾政权从来没有和汉朝的贡纳体系发生关系，但它经常派遣使节带着“贡品”前往中国。正如成帝统治时（公元前33—前17年）一个官员指出的那样，那些带所谓贡品前来的罽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