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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4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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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宫崎及其几个弟兄从早期自由主义运动中脱颖而出，他们试验了基督教，陶醉于亨利·乔治的单一税解决法，并且献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①由于这些关于危机、信仰和觉悟的论旨在明治时期的环境中是如此重要，所以那些为其同胞心目中的崇高理想献身的人能与上面简单介绍过的许多集团有着多方面的融洽关系，就不足为奇了。许多重要事件的关系纯粹出于命定的巧合。例如，政党运动的两个领导人大隈重信和犬养毅执政时正值帝国主义在中国扩张造成的危机触发了戊戌变法之际。宫崎滔天的终生事业的开始、孙中山受到支持他的日本要人的引见、北京的百日维新、大隈和板垣的宪政党内阁的产生、同文会的成立、中国维新派的逃亡日本、学生运动的发起等事件，于是都接踵而来了。
上面已经指出，在政治避难中自然地成为上层人物的中国维新派受到了高级日本人士的照顾和殷勤接待。日本政府中的最高层人士提供了帮助，使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日本。这件事的大部分由同文会的领袖近卫亲王穿针引线，而且他暗中参与了此事的全过程。康有为会见了日本领袖人物，受到大隈伯爵的殷勤接待，并与近卫本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在谈话中近卫把明治中兴的长期准备与百日维新表面上的仓促进行作了对比。近卫强调了他一贯的主张，即关心中日两国具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认为必须实行亚洲门罗主义。但是近卫集团感觉到，康有为名声太大，不宜长期留在日本；于是在1899年春季，近卫筹集了外务省的秘密经费，供康有为前往加拿大的温哥华。梁启超也与近卫及其他地位显赫的日本人会过面。1899年近卫亲自来中国。他在中国几次与具有维新思想的官员进行长谈。张之洞就日本让康、梁避难以及梁的著作对中国的留日学生可能产生害处之事表示抗议。近卫不同意这个抗议，也不同意把维新派说得那么重要，他宁愿把话题扯到他爱谈的中日合作和共同关心的事务方面。在此以前不久，近卫还在香港会见了接受日本政府的经费的宫崎和平山周，以便了解华南的政治形势。①象宫崎和平山那样活跃的自由派，在中国的革命派而不是在中国的维新派或日本的贵族中，找到了天然的朋友。1900年，宫崎大力促使康有为和孙中山合作，此事深深地引起康有为的怀疑，以致最后他被新加坡当局所捕，而近卫在他日记中提到此事时，骂他的同胞＇宫崎＇为“阴谋者”。发展与学生运动的关系也需要时间。在早期，当留学生仍被谨慎地资助并且偏重于学术活动时，孙中山及其日本朋友受到中国留日学生的支持还比较少。但后来随着留学生人数的增加、人员的日趋复杂以及政治活动的日益加强，革命的情绪蔓延滋长起来了。同时日本的民族情绪因为事实上正掉头去反对俄国，所以对上述情况并没有立刻引起不舒服。结果中国的革命派在日本人以及中国留学生中间找到了为他们的活动作了较好准备的场所。
孙中山在1895年广州第一次起义的尝试失败后，已经逃到了日本。他在横滨剪掉了辫子，留了小胡子，并且穿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他后来回忆说：“中日战争后，日本人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他从日本前往伦敦，在那里，中国公使馆对他的扣留和几乎成功的引渡使他出了名，这件事他在普遍被人阅读的《伦敦被难记》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他在1897年8月又到日本。这时他结识了宫崎和平山。他们原先应犬养毅的要求去中国调查政治，在那里从孙中山的朋友处听到他又回到日本的消息。孙中山很快对他的新朋友产生了吸引力。虽然他们听命于犬养，并且确实把孙中山介绍给他，但他们却忠于孙中山，忠于与孙共同持有的振兴亚洲的观点。
他们第一项合作事业就是通过购买和运输武器以及小股冒险者去援助阿基纳尔多的菲律宾革命的计划。象那艘陈旧不堪的船只因超重运输枪炮而沉没那样，这次行动也失败了，使几个日本冒险者丧了命。在第二个行动中，日本人试图在百日维新的灾难性失败以后使中国的革命派和维新派联合起来，但也毫无成果。虽然革命派和维新派同样依靠日本人的庇护，而且接触同一批日本人（宫崎曾与康有为在香港会晤过，平山曾陪同梁启超到横滨），但中国的维新派很不信任革命派，认为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不如自己。早期得到犬养和近卫帮助成立的学校，很快就处于维新派而不是革命派的控制之下。在此期间，日本人中间的自由派冒险家却倾向于活跃的革命派，而不倾向于维新派。1900年，唐才常在汉口发动的未遂的起义名义上都得到这两派中国人的支持，但此后，在急于进行变革的中国人中间就长期出现了分裂。①1900年夏末，孙中山试图在广东省策动一次革命，发动时寄最大希望于日本的介入。起义的基地是当时已被日本人占领的台湾岛。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一种期望，即日本将利用华北义和团之乱而进入华南。厦门事实上一度被日军所占领，这是为了对付一场策划好的反日“挑衅”。孙中山计划成立一个有几名日本人担任要职的临时政府。他的一个伙伴搜罗了广东省的秘密会社成员，开始领他们前往厦门，以迎接预期来自日本的人员和武器供应。在开始的几次战斗中，造反者所向无敌。但到起义开始两个星期后，当孙中山了解到日本的援助根本不会来到时，就传话放弃这一尝试。带着最后命令的日本人山田良政落到了清军手中并且被杀害。孙中山在为山田良政建碑的纪念词中写道：“君不以政府忻厌为意，衔命冒险，虽死不辱，以殉其主义，斯其难能可贵者。”①1900年的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试图以来自印度支那和美国的支持来进行革命，但都没有成功（法国总督曾经邀请他在1903年前去访问印度支那；在美国，他曾试图支配三合会的领袖）。这些失败，再加上更早以前他因过去为他提供大部分追随者的华南秘密会社的成员无纪律和不可靠而产生的失望，使他相信他应从中国的留日学生（特别是从军事学校的留学生）中吸收人员。当孙中山在印度支那和美国逗留期间，学生运动明显地发展了。日本反俄情绪的高涨也很重要。黑龙会会员们看到他们的民族主义顺应着亚洲出现的机会，并且认为随着清朝的垮台，中国人对满洲的统治就将失去理论根据。因此，在黑龙会的正史中写道：“日本人在援助华南革命的行动中，同时发扬了爱国心和侠义精神。”②在此期间，原在1903年因抗俄组成的学生义勇队又为革命增添了力量。例如，黄兴回湖南企图发动一次起义。他开始时担任一所日语学校的教员，但同时还印刷和分发陈天华的革命小册子。实际上，在他创办的早期革命组织华兴会中活动的每一个成员，都已经是或者即将成为留日的学生。但是在这个组织策动一次计划在1904年爆发的起义之前，清当局袭击了黄兴的住所和他的日语学校，主要人物勉强沿着危险而困难的路线返回日本。在日本，曾经帮助过孙中山的这几个日本人立刻与他接触。他与孙中山一样，接受了“同文同种”的论点，并且与宋教仁一起，也成为日本人鼓励和援助的对象。①孙中山回东京时正是1905年夏末学潮高涨之时。他的革命纲领和口号已被制订出来。这时所缺乏的就是一个新的组织，但经过他和日本朋友给他介绍的黄兴的共同合作，这种组织出现了。经过一系列筹备会议以后，1905年7月30日在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家中组成同盟会。约有七十人出席，实际上全是中国留学生，他们代表了十八个省中的十七个省。正式的成立大会定在8月20日举行，这次是在坂本金弥家中举行的。有三位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和萱野长知——是正式会员，宫崎在1907年被授予代理权，以便作为该会的日本代表谈判武器给养。同盟会在留学生原在东京成立的各省同乡会的基础上组成；它另外还有传统秘密会社的宣誓仪式和秘密活动的特点，这些都是以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在西方学习时拟订出来的）和五个口号（其中之一是号召中日友好）的名义进行的。这样，同盟会最大程度地体现了中国通过留学日本以寻求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具体成果。
关于同盟会宣传的思想内容及其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的政治斗争，另有论述（见第九章）。同盟会的领袖有时面临一种艰巨的任务，即要对付某些革命派，因为后者不大相信日本舆论中的温和路线。胡汉民在《民报》撰文，为大隈伯爵的“善意”中隐隐流露出来的恩赐观点和傲慢态度以及日本政府更为明显的冷遇进行解释和辩护。①在1907年以后，当日本政府在一系列安排亚洲各国边界线的协定中选择正式与帝国主义合作，并要求孙中山离开日本时，甚至这些解释也不够了。孙中山的离日，象康有为八年前一样，也得到外务省秘密资金的安抚，这样就可以防止公开破裂或者他的日本民族主义友人的愤怒；但这又使革命派不能再利用他们的东京根据地，从而使同盟会的活动中心逐渐转移到了靠近中国的其他地方。孙中山离开后，留学生因同盟会中不同省籍和不同的思想意识而产生的离心倾向，削弱了它的团结和力量。但是随着中国青年中教育的提高以及民族主义和不满情绪的不断增长而出现的更重要的倾向，却一如既往地向前发展，最后给革命运动带来了好处，虽然这些倾向并不直接给革命增光。
随着革命的迫近，日本的直接影响衰退了。宫崎和萱野等革命党的代理人却成了政府监视和怀疑的目标。他们的秘密访问日本的中国友人也受到同样的待遇。友好的日本政府的形象逐渐变成了一个特别危险的帝国主义强国的形象，而它邻近中国和容易到达中国的有利条件也更加令人担心。辛亥革命爆发时，人们发现孙中山从美国启程，不是回中国或去日本，而是前往英国，这是因为他希望遏制可能发生的日本干涉；而东京政府本身也对事态的发展一点没有把握，所以它疏远了几乎所有可能在中国取得政权的候选人。在满洲，受日本军队支持的冒险家们最早企图成立一个独立的亲日缓冲国。在其他地方，孙中山的＇日本＇老朋友也在活动，但却不能提供或保证提供其同胞们的支援。社会主义者兼民族主义者北一辉与宋教仁交往密切，但他也设法每天向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打电报，报告混乱的政治局势。他后来退隐著书立说，颇有创见地解释了日本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社会为什么不能在重要的良机中树立自己的领导地位，为什么不能与一个为诞生而奋斗的中华共和国建立信任关系。包括宫崎和萱野在内的其他人士与孙中山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他们在革命政府失败后也与孙中山一起迅速地失去了光彩。孙中山在短暂的成功之后又要重新依靠日本的善意了，此时他表明比过去更愿意作出关于日本在满洲享有利益的诺言。①日本人还在近代中国更长期更深刻的思想革命中起着作用。当日本政府在桂太郎首相（1901—1906年；1908—1911年）强调高压的帝国主义政策和西园寺（1906—1908年；1911—1912年）执政下的较温和的路线之间进行更替时，社会主义左派知识分子偶尔也找机会在演说和出版物中表达他们对议会制度不抱幻想的意见。宫崎滔天的弟兄宫崎民藏是亨利·乔治单一税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并在革命刊物《民报》中发表了两篇文章。没有理由可以怀疑这类观点和人事往来对孙中山土地问题观点产生的影响。②在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可以找到更为直接的影响。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就出版了关于俄国虚无主义的著作。日本的激进派后来认为他们在1882年成立短命的东洋社会党之事即与这些著作有关。1902年以后，对无政府主义的兴趣在日本不断发展。早稻田大学的一位教授写了一本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有影响的著作，它着重谈了三个阶段的分期，即革命文学、宣传鼓动和暗杀恐怖活动。这本著作对中国革命派有影响。日俄战争进一步助长了日本人对俄国的兴趣，象二叶亭四迷那样受欢迎的小说家和成为战争化身的民间英雄广濑武夫等人，都深受俄国的价值观和文化的影响。无政府主义这个术语和概念是在1903年通过日译文传入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中的。就在这几年，俄国革命派中的个别英雄人物开始成为非常适合中国留学生仿效的典范。这十年中在个别爱国的自杀行动中，在留学生以先驱者自任的意识中，在他们对其政府的暴政的厌恶情绪中表现出来的激情，似乎都与俄国的事例有关。
经过1905年的短暂革命后，一批俄国的避难者和革命派前往长崎。启程前往安南的孙中山通过黑龙会和萱野的介绍会见了他们。宫崎萱野集团和这些俄国人一起办了名为《革命评论》的杂志，其宗旨是要加快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进程。虽然这个杂志不久被日本警方取缔，但它是在日本的左翼出版物大量涌现的气氛中产生的。《光》、《平民新闻》、《直言》等等刊物都可以从它们的名称中看出社会批判的潮流。当幸德秋水在1906年宣布他转奉无政府主义时，这一切都完全符合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发生的重大转折的情况。有一个时期，《民报》和《革命评论》互相借鉴，互相标榜。《民报》日益落在章炳麟和张继等人的手中，他们甚至在孙中山被逐出日本以前就对无政府主义发生兴趣。这些人根本不亲日（章炳麟对日本的文化和日本人的抱负确实有强烈的批判倾向），也不亲西方。但他们与日本的处境相同的人一样，也处在激进知识分子的大潮流中。他们谴责西方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和制度方面的弊病；他们道德上的责难和审判虽然是以无政府的激进主义表达出来的，但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他们自身传统中反对资产阶级物质主义的哲学思潮。
关于日本对近代中国的自由派和革命派思想的影响这个大问题，不属于本章讨论的范围。①中国人在借鉴思想意识方面，越来越直接取材于西方的材料，而在从日文译成的中译本中，日本自己的思想也是难以确定的。但是两国的激进思潮显然不能孤立起来加以考虑。对留日的一代中国留学生来说，日本的激进派是私人朋友和道德巨人。景梅九的日记明确地指出，对一个有影响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听到象幸德秋水和大杉荣的讲话是多么重要。日本人的激进主义在东京的华人界中起了很大的作用。②日本的影响当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它补充和强化了中国人经历的更大的变革潮流。革命派本身在策划第一次革命时也不是决定性的人物；按照芮玛丽的说法：“他们创造了一个传统，而不是一次革命。”③要衡量中国领袖人物个人在与日本人交往时所受的影响是困难的。但在交往中却常常容易了解到某些日本人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中国浪人”（人们对宫崎及其友人的称呼）在他们的一生中就被认为是这种日本人。对他们来说，建设一个新东亚的斗争是一项超越个人或超越民族界线的事业。但是在中日两国，国际主义的经验都证明是难以容纳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想潮流的。①（杨品泉译）
②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及《明治时期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载《中国近代史考察》，第163—189页。
① 黑龙会的正史，即葛生能久等编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在最后全面地歌颂了这些东亚先驱者生平的光荣作用。
① 井上雅二的《巨人荒尾精》提供了一篇传记。又见入江晃（音）：《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日本帝国和中国》，载古德曼编：《对日本帝国和亚洲的再估计》，第35页。
② 在《中国》第21期（1965年8月）第7—22页中，可以看到关于东亚同文会和东亚同文书院的历史和贡献的权威性简明概述。
① 对某些这类事情的讨论，见詹森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第163—189页。关于宫崎的全集，见宫崎龙介和小野川秀美合编的《宫崎滔天全集》。
① 根据孙中山为宫崎的《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所写的序言。
① 从近卫日记对一系列事件的叙述中，可以研究他与其他人的正式关系和非正式关系的脉络。他在1898年10月16日策划康有为来日，1898年11月12日与他会面，1899年3月14日收到供康使用的资金，1899年10月到香港，1899年11月4日与张之洞会面。见《近卫笃麿日记》，第2卷。
① 关于早期革命运动及其兴衰，见薛君度：《孙中山、杨衢云和中国早期革命运动》，载《亚洲研究杂志》，卷19第3期（1960年5月）第307—318页。郝延平：《中国维新派和革命派之间流产的合作》，载《中国论文集》，第15期（1961年）第91—114页。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82—104页。惠州起义的失败促使宫崎写了《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
② 引自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第111页。关于孙中山与留学生的来往以及他与秘密会社的关系，见郑冼秀兰的《同盟会》第36页。又见希夫林：《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第300页以下。
① 不过宋教仁从来没有完全接受日本人的这些论点。玉田典子（音）：《宋教仁和辛亥革命》，载《中国论文集》，第21期（1968年）第189页。关于黄兴，最详尽的材料为薛君度的《黄兴和中国革命》。对宋教仁最充分的论述是K。S。刘的《宋教仁和辛亥革命》一书。
① 岛田虔次在他的《辛亥革命的思想》（第193—194页）中讨论了大隈的几次演说。大隈在鼓吹中国必须采纳日本意见这一点上采取了十分强硬的路线；胡汉民在《民报》试图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
① 詹森：《日本人和孙中山》。乔治·威尔逊：《日本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北一辉》，第45—53页。关于北一辉从中国拍的电报，见高桥正雄编：《九州与日本近代化》，第4册第424—480页。
② 伯纳尔：《1906—1907年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116页。希夫林：《孙中山的土地政策》，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6卷第4期（1957年8月）第549—564页。
① 伯纳尔的《无政府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提出了这个问题的几个方面。又见石母田正：《幸德秋水与中国》，载竹内好编：《亚细亚主义》第9卷：《现代日本思想大系》，第384—410页。关于俄国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见唐·普赖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和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
② 关于会晤和接触，见竹内善作的回忆《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载《中国研究》，第5期（1948年9月）第74—95页。但还可见斯卡拉皮诺和希夫林：《孙中山和梁启超的对抗》，载《亚洲研究杂志》，卷18第3期（1959年5月）第321—342页。其中所选的例子和论点都取自西方的材料。
③ 《革命中的中国》的导言，第45页。
① 黄兴在东京的寓所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学生组织新入会的总部，宫崎滔天的儿子是该会的创办人之一。见亨利·史密斯第二：《日本第一批激进派学生》，第59页。
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光绪皇帝的改革诏书
1900年8月14日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撤离京师，在10月26日逃到西安。12月初，京师和各省高级官员奉命上书言事，陈述他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见。1901年1月29日，经太后指示，皇帝发布上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治方法则应顺应时势加以改革。在这道上谕中，他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弊病概括如下：“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①上谕还宣称，中国向外国学的只是表面的语言文字，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因此命令高级官员“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情，考虑“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向上奏报。因此，许多高级官员呈上关于改革制度及行政管理的意见。1901 年4月，政府创立政务处，着手审查这些建议，选出那些可以照办的建议。①此后，政务处就成为政府改革规划的指挥部。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76第9页。
① 《大清德宗实录》，卷481第4页。
教育改革
义和团事件之后，清朝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从西方采纳某些东西。为此，某些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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