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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4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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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具有最严重后果的对立还是城乡双方的上层分子分道扬镳：城市的上层人物受到西方的感染，他们寻求变革，而乡村的上层社会则原来是其文化、政治和社会的温床。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是一个古来就有的现象。早在宋代，城市就以其高雅的文化和商业吸引着文人学士和农村地主。他们经常进城游览，有钱人还在城里另买宅第，甚至移居城市。这种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在十九世纪有增无已。商业的发展扩大了城市的规模，提高了吸引力。②但是，农村的上层分子这时也被迫进城另辟财源，例如放高利贷，以弥补由于财产的分散、币值的不稳和佃农反抗的日益增多所造成的地租减少。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农村经常不太平的局势甚至迫使大财主也卜居城市。太平军叛乱时期，许许多多的社会上层人物都逃往上海，上海便成了他们的主要居住地方。③在二十世纪初，社会上层人物的都市化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迁居城市意味着不仅住在城里，而且关心城市，这样甚至使他们对农村的问题更加漠然视之。①在科举废除之后，要取得上层人物的身分就得进新式学校。这些学校首光办在城里，而且费用高昂，这就使得富户豪门不能再资助乡村学堂了。②城镇面临帝国主义的威胁更直接，所以这里的社会上层人士就更关心军队的现代化和工商业的发展，很少去留心组织民团和发展农业。那些仍然拥有土地的人则通过租栈、总管和收租人同佃农打交道。官员中因朝廷命令夺情而使丁忧守制的惯例逐渐形同虚文，也使长期流连家业成为不可能，因为长期守制在过去往往加强了官员与其祖业的联系。城市的上层人士便这样逐渐地与乡村隔膜起来，因此就整个动向来说，城市的上层社会与乡村的上层社会是志趣各异的。
尽管这是总的趋势，但是在1910年，长沙的王先谦和叶德辉两位绅士虽身居城市并大量投资于现代企业，却又操纵过一次大概是由他们自己的投机活动（他们也是传统的米商）所引起的米骚乱，他们想方设法把矛头对着城市改革的象征，即官办学校、银行和警察所。③然而，进步还在继续，这从人们的观点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可以看得出来。在富裕市民中，比较明显的表现是开始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1894年在广州建立了第一个反对缠足的团体。随后各省省会都有同样的组织，妇女可用本人姓名与其丈夫一起入会。经过几次请愿，1902年颁布的上谕便禁止缠足了。于是，这种旧习就在城市迅趋消失，因为有些认真的地方官要处以罚款；但在农村就不是这样了。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便举办妇女教育，不过长期以来只办小学，课程主要是在宗教方面，并为富裕之家所不齿。第一所非教会女校是1897年2月由徐谟（后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的母亲江兰陵在苏州创办的。不久，上海、北京和广州也接着开办了女校。官方在1907年颁布了关于妇女教育的法令。次年，江苏省便拥有女子学校105所，学生4，455人。各省谘议局都赞助妇女教育事业。民国初年，教育部的官方统计的女生为141，430人。妇女也出国留学，最初都是自费。1906年便有十三位妇女前往美国。1907年妇女也可以申请考政府的奖学金：这一年有600人申请留学美国，批准了31人，其中有3名妇女。1910年有150名妇女留学日本。①只要是特别积极参加革命运动的年青一代，他们都愿意唤起妇女觉醒，并通过文学作品和报刊引起公众注意。②他们的呼吁并非徒劳无益。大城市的富有人家开始同意婚姻自主和妇女可以出外工作。私立小学实行男女同校；在中学，女生的学习课程也同男生一样。一些男子还支持妇女提出的参政要求。
由于最活跃的分子进城去求学或发财，传统的乡村上等绅士便觉得群龙无首了。他们对西学既难适应，又不可能真正掌握，西学的优越性使他们的学识声望受到损害。他们的政治影响被局限在乡、镇和县里。这种影响因具有地方谘议局提供的法律基础，乡村的社会名流无疑还是相当强大的，他们敢于滥用权势而不惧怕政府干预；可是，现在他们同上层当权派的联系减少了，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凭他们所有的关系为所欲为了。他们几乎不可能对当地社会提供有效的保护。这样，他们先前在大众面前拥有的道德和社会权威，以及他们作为表率和人望的作用，就被他们曾经支持过的帝国损害了。
目前的研究状况还不能使我们对统治阶级内部新旧两个集团的力量对比提出确切的数字。但是，设想一个大概，着重指出变化的重要意义，还是可以做到的。例如十九世纪之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总数为1，443，000，而在1910年6月散发的、由各省谘议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为300，000。这两个数字我们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随着传统文人阶层的分化，它不再把自己与帝国视同一体了。虽然其成员仍然构成特权阶级的多数，但是另一些人已经通过工商业、军旅生涯和技术工作而使自己跃居平民之上，挤进了上层阶级之中。更重要的是，绅士已不再象过去那样作为传统的特殊社会集团而把持着社会。他们也不再因为是支持同一政治制度，或一致信仰儒家思想，或维护共同的合法特权，而团结在一起了。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同近代上层分子和农村上层分子中间，虽然利益各异，但确实存在着一种结合。这就是为了捍卫既得利益的一种结合。但是，这根本谈不到具有建立在基本原则之上的团结一致的感情，而正是这种感情在过去千百年来保证了文人阶层的团结和帝制的稳定，尽管其中每个成员的经济状况并不相同。
① 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1368—1911年》，第34—40页。
①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88、94页。
②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98—102页。
③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03—111页。
④ 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第47—50页。关于整个清朝地方官的详细情况参见李国祁和周天生著：《清代基层地方官人事嬗递现象之量化分析》，第206—347页。
① 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13—115页。
① 这些数字和百分比出自张仲礼：《中国的绅士》，第116—137页。
① 1856年之前湘军的多数将领是文人，后来的新任命大大降低了这个比例。参见罗尔纲：《湘军新志》，第55—64页。
② 库恩：《中华帝国后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146—151页。
③ 淮军将领有官阶和功名者只占百分之十二，在淮军核心，即在十一营军队的最高指挥当中，最多也只占三分之一，见王尔敏：《淮军志》，第184—185页。
① 据外国专家估计，1885年中国拥有的西式武器有来复枪和连发枪二十多万支、击发枪数十万支、机枪约五十挺、各种口径的大炮一千二百门。参见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领事的政治报道。上海》12，第211—215页。1885年8月26日关于中国装备的报告。
① 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奏定学堂章程》，卷1第14、17页。
① 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35—236页。
② 参见陈孝芬等人的回忆，载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68页。
③ 有关此事的总章程可参见《大清德宗实录》卷537第14页所载1904年12月20日的上谕。其详细说明见《大清实录宣统政纪》，卷20第20—24页，1909年11月11日的上谕。
① 关于这些数字各种不同来源的讨论，参见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88—298页。
② 维新派的报纸在这个运动中发挥了先锋作用，尤其以《新民丛报》为突出，特别是奋翮生和蒋百里在1902年发表的文章更是如此。
① 《教育杂志》，卷3第6，附录2。
① 但有许多人并没有青史留名，他们的记述可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辑第211—213、281—301页；第4辑第247—255页。又见陈旭麓和劳绍华：《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载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编：《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第147—165页。
② 谢里登：《中国军阀冯玉祥的生平》，第43—44页。
③ 1907年以后作过努力，但劳而无功。其时张之洞已死，袁世凯失宠，推行这项工作本应较为容易。见鲍威尔：《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254—281页。
① 日本士官学校校友即形成一个十分团结的小团体。见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1册第22—25页。
① 他的传记参见费维恺：《盛宣怀与中国的官办企业》。
①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47第22—23页。
②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48—54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9—960、966—967页。
② 这些数字出自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页，只包括“大”买办。1870到1900年的数字则包括现任买办和仍旧从事某些商业活动的前任买办。
③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02—105页。
④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第197页。
⑤ 雷默：《外国在华投资》，第69页。
① 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20—136页。
② 汪敬虞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091—1095页上列举了一百零五家同十三位最有名的买办有联系的行号，这些人在1878至1910年是这些行号的发起人或大投资者。
③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8》，第2辑第104页。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4—956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8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32、94页。
③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0—751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57—965页。
⑤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331—449页。
① 佐佐木正哉：《营口商人之研究》，载《近代中国研究》，I（1958年）第213—267页。
② 例如叶成忠曾向上海某校捐款二十万两，1893年粤商创办了广济医院。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97第23—24页。
④ 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15—1118页。
⑤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附股活动》，载《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第39—74页。作者估计以这种方式投资的中国资本总数超过四千万两。
① 这对买办来说尤其如此，参见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72—173、221页。不过，在普通商人和官方的帮办人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9—930页。
① 关于王韬的传记，参见保罗·科恩：《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严复的传记，见施瓦茨：《严复与西方》。
② 参见杨懋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第296—315页。
③ 参见兰金：《1902—1911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此书叙述了长江下游的革命派。关于湖南的革命派，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65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6、928、934—943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7页。
③ 江苏省行政公署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5篇第52、55、58页。
④ 邵循正：《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载《北京市历史学会第一第二届年会论文选辑》，第258—280页。
⑤ 数字是根据《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篇第2—51页和第5篇第39、69页上所开列的名字计算的。
① 刘鹗的自传体小说《老残游记》充分表现了这一特点。此书有英译本。
② 关于狭义地分析资产阶级，见贝尔热：《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54页。
① 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3第20页。
② 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绍了曾、李两人的幕府。
① 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26页。
① 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4—94、154页。
① 关于各种各样的宪政公会，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第365—378页。关于各种联合会的组成和重叠情况，参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70—72、163—165页。
② 关于教育会在这方面的情况，同上，第73—75、172—173页。
① 其行动的政治特点参见张朋园：《立宪派》，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144—173页。
②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28—40、248—312页。
③ 关于湖南和湖北的详情，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99—105页。关于广东的情况，见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155—171页。
④ 广州各商会的详情尤其引人注意。1899年广州商人另外建立了一个工作机构，以保护七十二行的共同利益。参见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州》，第35—36、80—81、148—149页。
① 有关文献收集在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6辑第198—270页。
① 有关文献收集在中国科学院等编：《洋务运动》，第6辑第209页。
② 比较著名的小说之一是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901—1905年连载于上海的一家杂志上。
③ 例如，1896—1898年间张謇就曾遇到过种种麻烦，他建议开办纺织厂，竟遭到南通三百名士绅的坚决反对。参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33页。关于广东的反应，见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州》，第35—36页。
④ 齐赫文斯基：《十九世纪末中国的维新运动与康有为》，第257—280页。
① 1958年对天津地区的高龄老人所作的调查很有意义，见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259、263—264页。
② 参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7—18页。
① 兰金：《浙江的革命运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347—348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第734—737页。
③ 特别参见何炳棣：《中华帝国的晋升的阶梯》。
① 十九世纪之末有书院两千多处，学生近十五万人。1909年有中学七○二所，学生七万二千人；在当时书院已不复存在了。关于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的相对减少问题，见巴斯蒂的《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3—85、222—224页）和罗兹的《中国的共和革命在广东》（第76页）。
① 参见芬彻：《政治地方主义和民族革命》，载芮玛丽：《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185—226页。
② 关于几个开放商埠的人口统计，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173—1174页。
③ 村松佑次：《近代江南的租栈；中国地主制度之研究》。
①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66—69页。
② 小学的费用涨了一倍，中学的费用则增加了三、四倍。见巴斯蒂：《二十世纪初中国教育改革概况》，第84、124、150、218、222、224页。
③ 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125—137页。
① H。E。金：《中国新订的教育制度》，第92—96页。
② 在宣传妇女解放方面，中国妇女常居于世界前列，例如她们创办了世界上唯一完全由妇女编辑发行的日报。参见吉波伦：《秋瑾》，第233—244页。
平民百姓纵观
一个新的集团：产业工人
在最初，下层阶级中的变化似乎远不是引人注目的。产业工人是唯一的新的社会集团。他们最初出现于广东和浙江，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不久的香港，在那里的洋人造船厂和修理厂做工。这些第一代产业工人最初主要是由有专门手艺的城市工匠组成的；由于1860年以后兴起的官办企业和外商工厂需要工人，他们在对大部分工人进行的技术教育中作出了贡献。1872年左宗棠创办兰州制造局时从广州招募工人，因为他们以手艺闻名。1868年上海的第一次罢工，就是由新创办的美商耶松公司所属造船厂的广州工人组织起来的。①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从1894年的十万人②增加到1912年的六十六万一千人，③这主要反映了大批没有技术的劳动力流入工人队伍。这些劳动力大都来自农村，往往是新近加入了城市贫民的行列，其中包托大批妇女和儿童。开始时招工很难，也不稳定，在矿山更是如此。开平煤矿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雇工一千名，曾经花钱从汕头和广州高价招聘有技术的工人，也从当地农民中间招收临时工（他们冬天进矿做工，夏忙季节回乡）。这些当地的工人在1882年曾举行罢工，要求与南方工人同工同酬。④这些涉及人员管理方面的问题也许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传统的劳动组织留传下来的雇工办法仍占主要地位，而自由雇工则被忽视。当时雇工往往是通过各种中间人如把头和买办进行的。有两种基本制度：合同学徒制和包工头招工制。前者来自传统的行会，直隶和长江中游一带的纺织厂和机器厂都采用这种办法。事实上它的传统功能已经消失。招收学徒不过是使用童工和廉价劳动力的一种借口，他们的地位近似苦役，根本得不到正式雇佣的保证。上海一带和矿山特别盛行包工制，它的特点是公司授予包工头全权招工。在整个受雇期间，工人被迫在经济和社会上依附于包工头。这种制度使工人处在近似于被奴役的状态，很象外商让买办对中国员工全权负责的做法，追本溯源，它特别与雇用没有技术的农工和矿工的习惯做法有关。①它也产生了残酷虐待的行径：例如1881年在湖南招工者来到赌场，将农民灌醉，诱使他们去赌钱；一旦还不起债，他们就被“卖”到矿上，被迫下井干活，直到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以后精疲力尽而死。②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人的物质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也有所好转。江南制造局的工人在1867年的收入，是同一地区农业劳动力和苦力的四至八倍，工作八小时后直接收入墨西哥银元一角至二角。那时金陵制造局的劳动时间是十一个小时，天津机器局是十一个半小时，但是每两周有一天休息，这在传统职业中是闻所未闻的。然而，随着招工愈来愈容易，每天的劳动时间便延长了，但两周休息一天的办法还是在普遍推行；在1905年前后，工厂经常是连班倒地开工，即实行每班劳动十二个小时的两班制，全年劳动三百到三百二十天。③此外，由于铜币贬值加上粮价上涨，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大为下降：物价平均涨一倍，而工资只增百分之七十五。工人往往只能一天吃上一顿饭。④尽管一些大企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设立了小小的医务室，开始为工人的工伤付出微薄的补偿金（这在当时已是一大进步），并且某些企业主同意提供比较安全和卫生的劳动条件，但是多数工矿的工人仍然是在极其有害于健康的条件下从事劳动，得不到任何保护。①严重事故的频繁发生、职业病的盛行、卫生条件的恶劣，这一切使人想起欧洲工业革命初期的状况。对轻微过失动辄罚款和施加体刑，这样的苛刻政策往往放纵监工对工人横行霸道。②工业劳动的技术性不强，加之人员变动频繁，妨碍了工人采取联合行动。然而，几个主要商埠的大公司的确集中了大批工人，如上海、广州和武昌三地的工人即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正是在这些集中的地区，劳工的战斗性最强。在1900到1910年间，上海四十六家雇工五百人以上的工厂共有工人七万六千人；这个时期有案可查的四十七次罢工中，有三十六次是发生在上海。③罢工频繁被外国资本家视为不祥之兆；大多数罢工是出于起码的经济方面的不满，主要是反对低工资，也反对普遍恶劣的劳动条件。罢工是自发的，但往往很激烈，甚至捣毁机器。外国公司更容易成为攻击的目标。这种行动表明对现代工业企业存在着强烈的仇视情绪，就象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那样。这种情绪是刚刚形成的无产阶级从农民和工匠那里继承下来的。不仅如此，它还表明存在着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它是十九世纪后期民众反帝运动的继续，并且还使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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