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4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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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100万居民）、主要的省会，和最大的府治。有的同时是省内和区域内的重要商业中心，如南京、苏州、汉口、广州、福州、杭州、重庆、成都和西安。这些城市是帝国最高级的官员、重要驻军、最富的商家和能工巧匠的所在地。它们的居民也包括地方上的绅士、小商人、充斥政府衙门的众多下属、劳动者和运输工人，以及略微有点文化的阶层，如和尚、道士、无职业的小所有者、失意的应试生、复员军官，等等，他们是传统中国城市中十分显眼的“过客、移居者和外来人”中的一部分。①但是晚清城市的政治和经济生活模式，跟5个世纪前的宋朝很相似。
从19世纪中叶起，作为外国在中国的存在固定下来的结果，中国城市除继续不久前的传统时代的作用外，开始增加现代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内容。在19世纪期间，城市居民的总数增长很慢，增长率比总人口的增长率大不了多少；然后在1900至1938年间比较快，几乎是人口平均增长率的两倍。在1938年，人口5万以上的城市共有大约2730万居民，占5亿人口的5—6％。同样是这些城市，在20世纪初大约有1680万居民，占4。3亿人口的4—5％。这个差别表明所有的大城市的年增长率大约是1。4％。但中国6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汉口——在30年代每年以2—7％的增长率发展。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国已有92个城市正式对外开放（见下，第4章），尽管这些“条约口岸”中有一些是不怎么重要的地方，但其中也有不少属于中国最大的城市之列。（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西安、开封、北京、太原、无锡、绍兴、南昌、成都）。条约口岸是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的终点，铁路是19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轮船航运分布在中国沿海、长江和西江。外国商行在较大的条约口岸设立分行和代理机构，根据1895年马关条约的条款，允许外国人经营制造业（1896年以前已有人非法地这样做了）。随着外国人的到来，出现了专做外国生意的中国商号。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国人拥有的虽然小但是发达的工业部门，尽管不限于开放口岸，但大多数设置在这些城市。在中国和外国的现代工厂附近，或者作为分包者，或者拿棉纺业来说，作为新纱厂的产品的主要主顾，手工业作坊繁荣起来。仍然主要依靠手工操作的出口加工，也在主要的港口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对少数城市居民来说，除制造业和商业之外，在自由职业、新闻出版业、现代教育与文化机构中，又有许多新职业在逐渐出现。
但这个现代工业、商业和运输部门，绝大部分依旧仅限于条约口岸。它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取代了传统手工业、现存的销售体系和依靠人力、畜力、大车、舢板、帆船的运输。几乎没有外部效应，例如，以改进了的技术（新种子、化肥、现代水利、农业机械），或更有效的组织（信贷、稳定的销售、合理化的土地使用）的形式进入农业部门。①首先在条约口岸直接感受到的世界市场上银价或中国农业输出品行情的波动，有时候能波及农村。但总的说来，直到1949年，农民地区和条约口岸经济依旧只有很松散的联系。
①　本章不考虑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在1945年有大约9000万居民，实行多少有些不同的经济体制。见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
①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交易和社会结构》，第1部分，《亚洲研究杂志》，26。1（1964年11月），第3—44页。
①　这是马克·埃尔文的描述，见马克·埃尔文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3页。
②　这些当然是很粗略的估计，但它们同可以得到的少数可靠的资料相一致。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清代和日本德川时代的城市网》，第99—104页；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年》，附录E：《城市人口统计（1900—1958年）》，第290—296页；和孔赐安：《中国六大城市的人口增长》，《中国经济杂月刊》，20。3（1937年3月），第301—314页。
①　罗兹·墨菲：《外来人：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对条约口岸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比较重要的考察。
人口
在对可以得到的中国人口统计的操作处理方面，也许已经达到了报酬递减。1953—1954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报告中国大陆有人口5。83亿，这是到现在为止作出的最接近于中国人口准确数目的人口普查记录。这个巨大的数字与这样一些估计如1948年国民党的官方数字4。63493亿有矛盾；但不论1953—1954年的普查技术上有何缺点，国民党官方的这个数字以及其他几十种官方和民间的估计与之相比，都更多地依据猜测。①人口在1953年接近5。8亿，很符合1912到1953年平均增长0。8％的推断，这样的推断对因起伏不定的高死亡率和相对稳定的高出生率之间的差额造成的慢而不规则增长的人口统计工作来说，可能是意料中的。袁世凯任总统的时期（1912—1916年）、南京政府的十年（1928—1937年）和人民共和国最初的年代（195O—1958年），虽然得不到统计资料，但人口增长看来很可能大于这个平均数，补偿了军阀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1937—1949年的内战时期可能是负数的人口统计结果。1912年以大约4。3亿为起点；1933年中国大陆的人口大约是5亿，到1953年增长到5。8亿。
刘大中和叶孔嘉对1933年总人口的职业分类作了详细估计（见表1）。从个别省份或城市前20年比较零碎的资料来判断，这个分类在民国时期基本上没有变。
*制造业、家庭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建筑业＋专门职业和公用事业，等等
≠包括家庭主妇
§非农业工作人口的实际年龄大多在12—64岁的范围；把7岁作为下限仅仅是为了便于与农业工作人口在同一基础上分类。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收入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第185和188页，表54和55。
在1933年的2。5921亿总工作人口中，有2。0491亿或79％实际从事农业，0。543亿（包括从混合职业中分出的男劳动力单位）或21％从事非农业工作。总人口的73％住在以农业为主要职业的家庭里，27％属于非农业家庭的成员。虽然20世纪中国在条约口岸工业有一些增长，矿业和铁路运输有所发展，但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甚至到1933年仍然很少，这说明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口的职业区分总体上变化很小。作为对比，在1930年，美国为报酬工作的10岁以上的人中，只有21。4％从事农业。为了给1933年的中国寻找可以间接比较的数字，我们需要看看1820或1830年时的美国，那时有7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工作。
①　在20年代和30年代，对官方的人口估计来说，4。7亿上下似乎是一个吸引人的数字：南京政府内政部在1928年企图作一次人口普查，根据16个省和特别自治区的“报告”和该部对17个省的推测，得出一个474787386的估计。同一个部在1938年发表了一个根据1936—1937年的地方“报告”编纂的数字471245763。
国民收入
民国时期中国国民收入的两种主要的独立估计，分别由刘大中、叶孔嘉和巫宝三作出（见表2）。总计差别颇大——大的数值比小的数值约大40％——但两者之间唯一重要的差别是农业增值。它们都仅仅是对1933年的估计。
或许更可靠的刘叶数据可以概述如下：在1933年的国内净产值中，农业当然显得最大，按照1933年的物价占65％。所有的“工业”（工厂、手工业、矿业、公用事业）占10。5％。商业第三，占9。4％。其他部门排列如下：运输5。6％；金融、个人劳务和房租5。6％；政府行政2。8％；建筑1。2％。另外一种说明1933年国民收入构成的方法，是注意现代非农业部门（很宽松地规定为工厂、矿业、公用事业、建筑、现代商业和运输、商店、饭馆以及现代金融机构）仅占总数的12。6％。农业、传统的非农业部门（手工业、老式运输、行商、传统金融机构、个人劳务、房租）和政府行政占87。4％。从支出上看，1949年以前中国大陆的经济结构也是未工业化社会的典型结构。从最终用途看，1933年国内总支出的91％属于个人消费。社区服务和政府消费加起来占4％，而投资总额占5％。
资料来源：巫宝三1948年哈佛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的资本形成和消费者的开支》，第204—211页，概括了他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中的资料，并考虑到他后来的修改。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66页，表8。
1933年是一个不景气的年头，它在什么程度上能代表整个民国时期，也许是个疑问，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作出其他任何年份的可与之比较的全面国民收入估计。不过，珀金斯把刘叶的数据转换成1957年的物价，代替他自己稍低的农业产出数字，①并增加了1914—1918年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民国时期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很慢，在构成上变化也很小。（表3）。
表2和表3列出的绝对值是不可比较的，因为一个是用1933年，而另一个是用1957年的物价表示的。此外，1914—1918年的数字是根据似乎有理的猜测和确切的估计得出的。但直到1949年传统部门所占的压倒优势，以及这些表所暗示的40多年来数量上虽小但质量上值得注意的变化，与出现在本章其余部分的民国时期中国经济的各别部门的资料很一致。②从19世纪末叶开始，直到对日战争爆发，不大的现代制造业和矿业持续地增长。在满洲，这种增长继续保持下去，甚至在战争中加快了增长速度。现代运输、铁路和轮船，经历了类似的发展，没有取代传统的交通，但补充了它们。20世纪前半期，一个现代金融部门，特别是银行业，在中国城市大量地取代传统银行业。但是，甚至在1933年，珀金斯估计现代部门（规定得比我所概述的刘叶的数据所涉及的窄，他排除了现代服务）的贡献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这是1914—1918年的3％的两倍多，但仍然很小。
表3　国内生产总值1914—1918年，1933年，1952年（1957年物价）
*制造业工业（现代和现代前的制造业、矿业和公用事业）＋运输业＋现代工厂产品、矿业、公用事业和现代运输≠除1933年外，未编入这一部门；为了在表的下半部计算比值，根据各部门的净产值，按比例在它们中间分配。
资料来源：德怀特·H。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7页，表1。
因此，1912—194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来自传统部门产量的增长，而主要是农业和手工业。农业生产增长慢，但由于气候和政治军事情况，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各年各地各不相同。最大的增长出现在新开发的地区，如满洲和西南的一些地方。在别的地方，农产品的价值由于经济作物的增加而增大。由于下面提到的原因，手工业的总产量极不可能——与它的相应份额相反——在1912—1949年间下降。反过来似乎更有道理。
如果我们拿人口估计数——1912年4。3亿，1933年5亿，1952年5。72亿——与表3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比较，我们发现在这几年中，每一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1957年物价）分别为113、123和115元。考虑到整个数据的潜在错误的可能性，在本章涉及的几十年中，如果我们略去从1937年开始的12年战争和内战，现在能得到的最好的估计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没有显出任何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在战争时期，中国某些部分的人均产量和收入可能急剧下降。一些文化人受到不利的影响。特别是薪金固定的教师和政府职员，他们的薪金跟不上通货膨胀；但在战后和1948—1949年最后崩溃之前这段时期，城市工人相对来说生活得好一些。
日本入侵后，华北的农业生产受到打击，城乡间的商业联系被破坏。1946—1949年的内战期间，这个地区的农业和商业状况很可能比别的地方更坏，因为这里是战斗中心。1940年后，中国未被占领地区的作物生产开始下降，在剩下的战争时期比1939年平均低约9％。1942年实行田赋改征实物和粮食征购，加上引起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征兵的加速，看来减少了农民的实际收入。但在国民党控制的内地，工业生产从一个低的起点开始增长，直到1942或1943年。战后时期，1946年通货膨胀重新开始，并在1948—1949年失去控制，这对沿海、城市部分比对华南和华西内地农村的影响更严重，后者的总产量或许很少变化，虽然流入城市的食物和农业原料由于货币的急剧贬值而减少。①人口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部分的收入在下降，而人均国内总产值保持不变或略有上升，这是可能的。但在农村地区和在大多数农业人口中间，“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前半期，地主正在积累生产的增长份额。事实上，有限的可用资料表明，租佃率甚至略有下降，在政治混乱时期，地主收租常常有困难”。②1937—1949年间，民心确实变了，但甚至在那时主要也不是因为在没有严重的天灾人祸的情况下，经济不能支持中国人口维持一般的（和低的）生活水平。1952年的产量已经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最高水平，迅速的恢复几乎完全靠的是一个新的和有效的政府在恢复现有企业的生产方面取得的成功，而不是靠新的投资。就1949年之前的40年的其余部分来说，20年代和30年代初的内战、干旱（例如1920—1921年在华北）、洪水（例如1931年长江的洪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确实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公共福利，但不一定是他们的物质福利，这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区别。在政治混乱和战争造成的人身极度不安全的情况下，收入即使略有增加也是一种可怜的补偿，相反，如果有更多的个人和国家安全，即使很低但却稳定的人均收入也可能受到欢迎。
①　刘叶和巫的估计之间最大的不一致是农业的净增值数字和农业内的作物价值。一方面巫的数字可能太低，另方面珀金斯认为刘叶根据的1933年谷物产量估计太高，好像也有道理。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29—32页和附录D。
②　这个简短的讨论根据德怀特·H。珀金斯的《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见珀金斯编：《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116—125页。
①　巫宝三：《中国国民所得，1933、1936及1946》，《社会科学杂志》，9。2（1947年12月），第12—30页，估计1946年的国民收入比1933年低6％（按照1933年物价）。关于上海工人，见A。多克·巴尼特：《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78—80页；关于1937—1949年华北的农村经济，见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78—287页；关于战时中国未被占领地区和战后的通货膨胀，见张家璈：《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59—103页。
②　珀金斯：《中国20世纪经济的增长与结构变化》，第124页，引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第234—240页，和珀金斯：《中国的农业发展》，第5章。
工业
在讲述清末的中国经济时，我们注意到在1895至1913年间，至少有549家利用机械动力的制造业和矿业企业是由中国民间和半官方创办的。这些企业的创业资本共计120288000元。①此外，同一时期开办的96家外国所有和40家中外合资的企业，拥有创业资本103153000元。这当然只是一个粗略的估计，根据的是当时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资料。
不包括现代矿业但包括兵工厂和公用事业的两张相似的表，表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时期华资现代工业的可以看出的增长。第一张表指出在1913年有698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33O824000元，工人270717名，第二张表则指出在1920年有1759家工厂，拥有创业资本500620000元，工人557622名。②欧洲列强由于集中注意力于战时生产以及运输船只短缺，减少了对中国的出口，从而为华资工业的扩大提供了一个机会。尽管及早发出了设备的订单——生产资料仍主要来自国外——但大多数新工厂的开业不得不等到战争结束和订购的机器实际到达。
在民国的头十年中，外资和中外合资的企业也有增加，但在1914至1918年间，直接投资很少。最大的增长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当时，举例来说，1918和1922年中国修订关税，提高日本向中国出口的细纱的进口税，诱导日本在中国开办新纱厂。
同清末中国人开办的和外国人开办的工厂一样，20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开办的工厂（和矿场）大都集中在上海、天津，以及江苏、辽宁、河北、广东、山东和湖北的一些地方，就是说，主要在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①中华民国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工业普查，是1933年经济统计研究所的调查者们在刘大钧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根据的是直接从工厂经理收集来的统计资料，除了不包括外资公司以及满洲、甘肃、新疆、云南、贵州、宁夏、青海、西藏和蒙古（除了满州，现代工厂的数目都不值一提）外，被认为相当可靠。刘大钧1937年发表的调查，记录了2435家华资工厂，资本406926634元，总产值1113974413元，雇用工人493257名。②这些工厂集中在沿海省份，特别是上海，在被调查的工厂中占1186家。在1933年，华资工厂80％以上设置在东部和东南沿海各省，以及满洲的辽宁；如果把外资企业也算进来（它们当然限于条约口岸），这个比例还要高。
巫宝三在其对中国1933年的国民收入的研究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补充，即增加了对在中国本土的外资工厂、满洲和其他被略去的省份的工厂的估计。他的修订过的估计，工厂总数为3841家（华资3167家；外资674家），总产值2186159000元（中国：1415459000元；外国：770700000元），雇用工人738029名。③表4　现代工业的产量与就业，1933年
续表
*100名工人以下
资料来源：刘大中和叶孔嘉：《中国大陆的经济》，第142—143、426—428页。
刘大中和叶孔嘉在表4中对刘大钧的调查作了进一步修订，它列出1933年中国现代工业部门几个分支的总产值和工人数目。在中国本土和满洲的运用机械动力从事制造业的企业，不计每家企业的工人数目，在1933年创总产值2645400000元，雇用工人共1075800名。与刘大钧和巫宝三对照，刘大中、叶孔嘉的估计尽管不包括公用事业，但总数实际上较高。产生这个结果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对工厂下的定义较为宽泛，对满洲有更多的报道，以及他们利用资料，而不像刘大钧那样为棉纱、棉布、水泥、生铁和钢铁的数据作调查。
对于1949年之前剩下的年份，得不到可以精确地比较的数据，特别是没有关于总产值的数据。国民政府经济部在1937年报告，当年有3935家工厂（不包括矿场，但包括公用事业和兵工厂）根据工厂法在该部注册。它们雇用工人457063名，有创业资本共计377938000元。①在3935家工厂中，有1235家（30％）设在上海，2063家（52％）设在沿海省份，637家（17％）设在内地。纺织和食品业占注册工厂总资本的55％。不清楚在1933—1936年间，世界性的萧条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相当大的战争破坏、生产下降，以及1937年后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天津、武汉这样一些制造业中心新投资不景气，这些情况从地方的和部分定性的证据中可以推知。同样，对国民政府努力在后方发展一个制造基地——主要是与战争有关的工业——有广泛但不完全的报道。
1938—1940年期间，448家“工厂”和12182名“技术人员”和撤退的国民政府与军队一起搬迁到内地的四川、湖南、广西和陕西。1943年初，重庆的经济部发表了一份工业报告，虽然缺少产量数字，但对中国未被占领地区战时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情况。
国民党统治区若干种工业产品、电力
和煤的相对产量，1933、1938—1946（1933100）
表5
*一方面，在地理范围上1933年与1946年差别很大，另一方面，中间几年也有差别；从1938年至1945年每年都略有差别。
资料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00—101。
报告提到的3758家工厂和241662名工人中，有590家在1937年就存在，有3168家是1938—1942年期间创办的。它们的总资本，考虑到物价指数涨了10倍，大约等于上海1933年华资工厂的资本，工人数目也大致相同。这些工厂中的大多数设置在四川（1654）、湖南（501）、陕西（385）和广西（292），其余的分散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与战前工业的着重消费品生产对照，新的战时工业约有50％（根据资本衡量）制造军用品和生产资料。另一个与战前工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