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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4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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喾直鹪龀�5—7％和1—2％。章有义编的定性数据资料也证实了20世纪商业化的增强，尽管他的初衷是为了说明本国和外国帝国主义商人的活动给中国农民带来有害后果。①但是，在比较商业化的长江流域各省以外的地区，除了有商业头脑的富农，大多数农民跟市场仍然只有最低限度的联系。如果我们记得商品作物（绝大部分在市场上出售）在30年代占农产品的17％，那么珀金斯对商业化程度的估计就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即粮食作物产量的1/4弱是农民卖的，并大多是在地方集市上卖的，不大受国际价格趋势的影响。甚至在湖南主要的稻米市场和中国最大的市场之一的长沙，30年代的价格波动主要只同本省的收成和地方政治形势有关。对农业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全国物价平均下降25％意味着实际收入的下降比这少得多，可能只有5％。就是说，萧条的影响——和其他价格变化，上升或下降——对中国的内地省份来说，也许还比不上不可避免的气候波动造成的灾难。
中国的农业养活中国的人民，甚至在最低限度的消费水平之上产生一个小小的“盈余”。总的说来，按照最终用途，食物消费相当于国内支出的60％，而个人总消费占90％以上，留下几乎无足轻重的数目用于公共服务、政府消费和投资。①正如表12所列人均农业产值38—39元所表明的，这明显地依旧是一种“贫穷的”经济，人口的大多数只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粮食的亩产量用国际标准衡量决不算低。例如，稻米略高于明治时期的日本——虽然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是印度和泰国的两倍或三倍。小麦产量同美国差不多。不过，一个农民工作一年的平均产量在20年代的中国只有1400公斤；美国可以比较的数字是20000公斤——高出14倍。②中国贫穷的根本原因是：4/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这一产业技术和组织上的特点是：每一个劳动者的增值明显地低于发达的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现代部门。
克服中国经济“落后”的主要障碍，也许是私营部分或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未能集中和分配资金、资源和技术——这是重要的和继续不断的新投资所需要的。1949年以前，中国本土的年投资总额大概从未超过国民收入的5％。由于政治领导软弱、中国的继续分裂和战争与内战的迫切需要，农业部门没有能力满足城市对食物和原材料需求的任何大的提高，或增加出口以换取工厂和机器等主要的新进口货物。这对结构改变的缓慢起了一份作用。剩下的一个办法是对缓慢增长的农业部门实行“强制储蓄”，但这对软弱的国民政府来说是行不通的。
对中国在1949年之前未能工业化，特别是农业没有达到重大的增长，无论是“分产主义的”或“技术的”分析都不能自圆其说。技术的或“折衷主义的”观点拒绝把农村的社会经济关系看成是农业部门的主要问题，而像我在前面认为的那样，断定在1937年以前，总的来看农业的成绩是值得赞扬的。甚至把增长的被抑制归因于得不到适当的投入——特别是改进技术——而不是制度的僵化。①分产主义观点强调，不平均的土地所有权、租佃、农村债务、不公平的税收，以及所谓垄断的和买方独家垄断的市场，对假定的农业萧条与日益贫困起了一份作用。它断定，土地的使用权缺乏保证、高地租和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单方面关系，造成一种情况，它对进行纯农业投资既缺乏刺激又缺乏财力。②在更普遍的情况下，分产主义学派把中国“持续的农村萧条”归因于“土地耕种者的收入和土地的非生产性支出被各种寄生虫吸走，他们靠农村盈余生活但对它却毫无贡献。③纯粹的技术分析至少有两个潜在的困难。由于它所列举的农业的不大增长，它可能忽视人均产量和收入的极端低的绝对水平，从而低估了需要改进的迫切性。更重要的是，相信调整（比如通过引进改进了的技术调整农业的生产能力）可以在一定的平衡内进行，这种看法可能显得不顾传统。但是，制度上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而能在任何适当的时间内进行重大的新投入，这在中华民国确实成问题。
同样，许多缺点削弱了纯粹分产主义的分析。首先，被认为日益加深的贫困化，在几十年中没有得到任何对农业部门的全面研究的支持。个别农民、地方，甚至较大的地区遭受时间长短不一的严重困难，是无可置疑的。但这并不证明现存农业制度不能在低与不变的人均产量和收入水平上支持它本身，只要人口的增长仍然低。支持多久可能是个有根据的疑问——犹如从理应如此的愿望出发的道德问题。但在1937—1949年之间的破坏年代之前，百年一遇的破坏证据不足。
还有一个关于农业创造的“盈余”部分的问题，它潜在地可以用作生产投资。维克托·利皮特把农村盈余等同于土地所有者得到的财产收入（主要是地租）加上自耕农所纳的税，在他之后，卡尔·里斯金发现，1933年的农村实际总盈余等于国内净产值的19％。（假定实际总盈余为国内净产值的27。2％，他估计非农业部门创造的盈余占国内净产值的8。2％。）①扣除投资、公共服务和可归入农村盈余的政府消费部分后（1933年这些用途占总数为国内净产值的5。8％中的4％），再假定15％的国内净产值被农村中有权势的人物用于奢侈消费。②的确，有一部分被“投资”于不动产，或再借给农民借贷者，但其他部分则被储存起来了。假定除大众消费外相当于国内净产值15％的农村盈余可用于再分配——这一假定的主要困难在于无论是利皮特、里斯金，还是我都没有任何有用的定量资料用以估计盈余的这种种可供选择的用途的重要性。例如，如果地主购买农田和城市不动产，积蓄金银，借给农民的消费贷款数目巨大，这实际上是把地主收入的一部分引向农民消费的“再循环”。在一定时期，这些都不是消费的直接负担，虽然从长远来说它们也许可能增加个别地主对国民收入的一份权利。只有富人的惹人注目的消费，特别是他们在进口奢侈品上的花费，才是一种“消耗性”支出，是一种对国内产值的直接耗费，因为它就这样地损耗了本来可以用来购买生产资料的外汇资源。
当然，后来人民共和国头十年的农业经验应当足以证明，虽则实质性的社会变化可能是产量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但那远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即使1958年后更加强调对农业投资，中国的农业产量仍然落在后面。供给更好的原种、充分的肥料和水、最适作物的模式和在劳动力短缺的关键地方实现机械化等问题，都不是容易解决的。总之，20世纪头75年的全部经验表明，只有制度上的改革和先进技术的大量投入，中国的农业问题才能解决。
如果民国时期的农业组织缓和了独裁政权的强制储蓄对中国农村的冲击，这是因为对一个农民的命运会比他的父辈和祖辈稍许好一点已不存任何希望。换句话说，如果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中的农民地主政府关系再分配的效应，对农民不是普遍认为的那么繁重的话，那么从长远看这种关系在产量上的效应对整个经济来说是趋向衰减的。土地占有权、农村高利贷和递减的税制是自然出现的问题，围绕它们，人的感情可以被动员起来，去推翻一个让人看不到改善的前景的社会制度。
我们对人口（1912年4。3亿，30年代5亿）和耕地面积（13。56亿亩和14。71亿亩）所使用的估计，表明在20世纪的头几十年中，人均耕地面积从3。15亩降到2。94亩。卜凯的调查收集到的资料也表明，从1870到1933年，普通农场的规模缩小了。①虽然根据的是不同的资料，用的是不同的方法，但两种估计很接近——卜凯：1910年一户2。62英亩（作物面积，1亩0。167英亩）；1933年，2。27英亩。珀金斯（假定一个普通的五口之家）：1913年，2。6英亩；30年代，2。4英亩。1934—1935年经营的农场的规模分类，见表16（3）。在南方省份（卜凯的“水稻地带”），平均耕作单位大体上趋向于比北方（“小麦地带”）的小。在所有的地区，家庭人口与农场规模之间有一种值得注意的相互关系，表明高人口密度促使土地价格变得如此之高，农民只有以一种过多地使用劳动力的方式去经营它才值得。因此，当家庭成员少的时候，农场规模也小。
农场趋向于分裂成几处不相连接的小块土地，这个事实增加了小型耕作的不经济方面，这基本上是中国继承制中缺乏长子继承权的结果。相当多的土地被浪费在地界上，过多的劳动时间被用于从一小块土地走到另一小块土地，灌溉则更加困难。卜凯的平均数是每个农场6小块；其他作者的数字从5小块到40小块。
尽管中国农民曾经灵巧地开发传统农业技术到了可能性的极限，但是19和20世纪在种子、工具、肥料、农药等方面的进展很少传入中国农村。投资农业是以压倒优势投资土地。人力比畜力更为重要，农具——许多世纪以来很少改变——则要适合人力。每英亩土地上人力的利用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更密集，虽然自相矛盾的是，除去高峰时期如播种或收获季节以外，个体劳动力没有被集中使用。年龄从16至60的农村男人当中，参加全日工作的只有35％，58％参加非全日工作。部分多余劳动力从事副业，通常是家庭手工业，它为这样做的农户提供收入的14％。①本节开头扼要讲述的农业产品的种类与数量，是千百万农户精心分配他们的人力物力资源和运用他们的农业技术的结果。这些家庭农场的土地面积将近一半不到10亩（1。6英亩），80％小于30亩（5英亩）。不过，有必要区别耕作单位和所有权单位，探索实际租佃对农业产量和个别农户的影响。
表15 农村地权的分配，1934—1935年*（16省）
*包括的省份：察哈尔、绥远、山西、陕西、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2页。
在30年代有多少土地出租？举例说，卜凯估计私人农场的土地有28。7％租给了佃农〔表16（2）〕。如果农田的6。7％为公有（公田、官田、学田、庙田、祭田、屯田和义田）并几乎全部出租，加上这个数字后，看来有总数为35。5％的农田租给了佃农。①人民共和国初年土地改革过程中重新分配土地的数量资料，证实了这种估计——占1952年耕地面积的42—44％。②比例超过35。5％，这也许表明在土地改革的热潮中“富农”的土地也和地主的土地一样被没收了。
中国的地权很不平均，但比起其他许多“不发达”国家来，也许还要好一些。在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全国土地委员会和财政部、内政部的指导下，对16个省，不包括满洲，进行了一次土地调查，得到关于30年代最好的数据（见表15）。这些数字中有某种向下的倾向，这是因为包括的资料仅仅是关于实际住在所调查的土地上的地主的。1934—1935年这次调查所涉及的1，295，001户自耕农，平均保有土地15。17亩（2。5英亩）。但在被调查的农户中，有73％拥有土地15亩或15亩以下，只占土地总面积的28％，而5％的农户拥有土地50亩或50亩以上，占土地总面积的34％。大地产很少是由所有者自己耕种的；雇用劳动力的商业性农业更属罕见。土地一般是出租给佃户，或者由地主耕种一部分（使用他的家庭劳动力还是雇用劳动力则视地产的大小和地主的社会地位而定），余下的出租。在20世纪，由于内地许多地方的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有愈来愈多的地主离开农村乡镇而寻求城市的保护。他们通常只保留对地产的财务上的兴趣，而把监督佃户和收租的事委托给地方上的代理人（如长江流域的租栈），后者常常从“压榨”当事人中捞到更多的好处。①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这种做法把新的严酷引进了农村阶级关系——它从来不是田园诗的主题，即使地主是孔夫子最好的信徒也罢，但比起处在市场无情的压力下，也许多一点个性与人情。
珀金斯提出，在30年代有3/4的土地出租者是在外地主，其中大多数是通过务农以外的途径致富的。换句话说，在中国有些地方，土地是有钱的商人和其他人的一种投资，这些地方的资本收益报酬率不错，因为已经稳固的谷物市场依靠的是廉价的水路运输，这些地方就是比较城市化和商业化的长江流域和南方。②表16（5）的数据表明各省地租占地价的百分数与租佃发生率之间的大致关系。贵州在西南有些特别，有如北方的山东。以前者的情况来说，也许跟其他一些比较贫穷和落后的地区一样，高租佃率的基础可能在于“封建的”地主佃户关系（劳役、苛捐杂税、更牢固的控制）的持久性，而不在于土地严格的商业收益。③在总的租佃率低的山东，地权收益高，这也许是由于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员为山东每亩土地的“平均”价格所挑选的数字所致。④30年代的租佃情况、租佃面积、
表16 农场规模、地租形态和租率（22省、不包括满洲）
续表
续表
* 少于0。05％
资料来源：
（1）《农情报告》，5。12（1937年12月），第330页，载李文治和叶孔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3，第728—730页。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57—59页。
（2）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第55—56页。全国土地委员会：《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7页。
（3）《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26—27页。
（4）《农情报告》，3。4（1935年4月），第90页，载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43页。
（5）《农情报告》，3。6（1935年6月），载《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第79页。陈正谟：《中国各省的地租》，第94—95页。
关于中华民国租佃情况的估计，很不一致，当然，地方差别很大，但总的看来，约有50％的农民牵涉进地主佃户关系——约30％为佃农，他们租种全部土地；20％以上为自耕农兼佃农，他们租种部分土地。表16（1）列出30年代各省租佃率的两种估计，它们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别，但都清楚地表明，长江流域和南方沿海种植水稻的省份纯租佃发生率比种植小麦的北方各省高得多。①这些省的数据常常掩盖了省内由于地区、土质、商业化程度和历史积累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少地方性差异。②还应当指出，类别中的自耕农、自耕农兼佃农、佃农的顺序在经济上不一定是每况愈下。例如，表17所示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1935年调查中较为复杂一些的分类就告诫我们，表16（1）中的“自耕农兼佃农”这个名目，把从租种1％土地的地主到租种95％土地的贫农之间的每一种情况都包括进去了。山西、山东、河北、河南的农民，人口压力较小，农场较大，大都是自耕农，但在家庭收入方面并不比他们在广东的佃农兄弟更好。租佃与经济进步也不是不相容：比如在美国，农场经营者的百分比从1879年的25。6％增加到1945年的34。5％，他们都是佃农。
各类地权形态户的百分数
表17 （16省1745344户，1934—1935年）
资料来源：《全国土地调查报告纲要》，第35页。
几乎不存在关于变化着的租佃发生率的可靠历史资料。将地方上的观察家、传教士和其他人士在19世纪80年代编纂的估计与20世纪30年代的估计相比较，表明各地租佃率有相当大的差别，但总的来看没有重大的变化。①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估计仅仅表明有微小的变化。（租种全部土地的农户，从1912年的28％增加到1931—1936年的30％），这也许没有多大意义，因为1931—1936年的数据是用通常的通信调查获得的，参加者是成千志愿的作物报告者，其中许多是乡村教师，而关于1912年的数据则纯属推测。②拉蒙·迈尔斯把山东22县在19世纪90年代与它们在20世纪30年代相比较，揭示佃户的百分数在13个县下降，在9个县上升。①河南、安徽、江苏和湖北1913、1923和1934年的比较数据，表明没有重大变化：佃农从39％增加到41％，自耕农兼佃农从27％增加到28％，而自耕农则从34％降到31％。②与其他价格相比，上涨较慢的地价如表14所示，这可能意味着对土地的需求比较疲软，原因是20年代的局势相对地不稳定，正如卜凯说的，“反地主运动……减低土地需求，甚其使有产之人出售其产”。③最后，如前面指出的，人民共和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分配的耕地数量——尽管是在12年的战争与内战之后——接近30年代中期地主控制的耕地数量。我们也许可以断定，虽然土地的买卖照常进行，但有的地区租佃率高有的地区租佃率低这个基本模式（主要由于有差别的地主经济收益，但在最落后的地区也由于“超经济”劳役和其他苛捐杂税的持续性），在民国时期没有重大变化。
佃农的地位牢靠吗？总的看，在20世纪也许不十分牢靠。对1924—1934年间8省93县的大致比较，表明年租的百分比略有增加，3至10年的租约没有变化，10至20年的租约和永佃租额略有下降。④例如，1930年的土地法包含这样一条，大意说，佃户有权不定期地延长租约，除非地主在租约满期后将土地收回自种，这表示承认有农民租地不牢靠的问题。没有作出努力去实施这条法律，因而使用权不牢靠无疑继续成为一个问题。作为中国农村的财产观念现代化过程的一部分，“永佃”制（它明确区分佃户的“田面权”和地主的“田底权”）逐渐消失了。永佃权被不那么永久的租约所代替。年租约的不牢靠把农民置于相当不利的地位，使地主能够以押租（作为对付不交租的担保）的形式把额外的负担和更高的租额强加给佃户。
但这些趋势来得很慢。对中国农业生产力具有更大直接意义的，是上面提到的8省中较长租约（包括永佃权）的发生率与租佃百分数之间持续的成正比的关系。全国土地委员会1934—1935年的调查也发现，在租佃率高的江苏、安徽、浙江三省，“永佃”最盛行。①尽管佃户如果彻底拥有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对他们改进土地会有更大的刺激，但佃户和地主的长远经济利益在租佃率高的地区看来是足够长期的租约的结果，因此，佃户为了增加生产力而向他们所耕种的土地投资的刺激，并未完全受阻。
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所做的调查，发现押租制在220县流行（占26％），在另外60县有这种现象。②地租的缴纳主要有三种形态：钱租，物租和分租。中央农业实验所1934年的调查说，有 50。7％的佃户缴纳固定数额的主要作物，28。1％是分租制佃户，21。2％缴纳固定数额的钱租；见表16（4）。1934—1935年土地调查中可以比较的数据是：物租60。01％；钱租24。62％；分租14。99％；力租0。24％；其他0。14％。③在20世纪，钱租的发生率多半增加很慢。④大体上，如表16（5）所示，分租的负担（根据地主供给种子、工具和牲口的程度而定，一般等于地价的14。1％）略大于物租（12。9％），物租则大于钱租（11。0％）。在佃户自备种子、肥料和牲口的情况下，定额的和分租的物租额平均占收益的43。3％。国民党把物租额限制在收益的37。5％的政策的失败，是明摆着的。
不论用什么形式缴纳，也不论从绝对数字或与地价的比例关系看，华南的租额比华北高出许多——但土地的亩产量也是这样。除华北和西南的贵州外，定额物租制是主要的地租形态，在租佃发生率最高的5省（安徽、浙江、湖南、广东、四川）占租约的62％，但在租佃率最低的5省（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仅占39％。在这种租约下，佃户向地主缴纳定额的谷物，而不论收成的好坏（在灾难性的坏年头可能有所减少或展期）。当与较长期的租约（在种植水稻的高租佃率省份这更普遍）相结合时，定额物租使佃户可以从通过劳动和投资改进生产力中得到好处，从而比分租制对增加产量有更大的刺激。分租制在租佃率低的华北5省（占32％）比在租佃率高的5省（占18％）更普遍，那里的押租也少。北方的租约条件与南方相比，较少鼓励农民为改进土地投资，但租佃在北方也不如南方普遍。
上述省一级的定量研究，没有充分涉及个别佃户的命运，或各地极其多样的做法，或租佃制的这些显然合理的方面能够促进增产的限度。特定地区与特定时期的真正农民佃户，实现足够的家庭收入到什么程度才进行增加他们的总产量的改进，只有通过详细的地方研究（如拉蒙·迈尔斯之研究河北和山东，罗伯特·阿什之研究江苏）才能确定；前者的研究结果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
上述土地占有和耕种的模式，与跟农业有关的信贷结构、市场销售和赋税有密切联系。由于农业是一种周转慢的行业，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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