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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4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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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列入海关的统计中。对“内河航运”，也就是驶往条约港口即对外贸易港口以外的地方或这些地方之间的轮船贸易，海关只对进出这类港口的应纳税的货物进行登记。在缺乏有价值的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按照1914年内河航行章程进行登记的外国船（1152艘）和中国船（211艘）来判断，这项运输业也受外国航运业的支配。
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通过外国船只进行，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国际法中，沿岸贸易——即沿岸和内陆航行——一般地只通过本国的船只进行。外国船只进行的中国港口之间的贸易和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是在此之前缔约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中国甚至在理论上都没有得到对等的权利。
不可能在数量上准确地估计外国的沿岸和内河轮船业对传统的帆船及其船员的影响。中国政府对扩大轮船航行的反对态度，反映了它对失业船员造成混乱的担心。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帆船总的来说可能从内陆贸易的全面扩大中获益。无数轮船无法到达的地方，被50万艘帆船纳入日益发展的商业活动之中，这些帆船不但在江河，而且在辽阔的运河和支流网络中定期往返。可以取得的一切有关20世纪30年代的计量数据，以及分散的统计数字都说明，帆船仍是华南的主要运输工具。甚至在1959年，只有36％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货物运输总量是由现代运输部类的工具运送；其余的主要由帆船运送。
在1903至1918年期间，主要的长江轮船航线由四个航运公司大致均分：它们是太古轮船公司、怡和洋行的怡和轮船公司、日清汽船会社和中国官办的招商局。新英格兰的船长和苏格兰的轮机长，在英国和中国的船队中占统治地位。（“传说如果你要‘轮机长’，你只要向下对轮机舱口喊一声‘麦克’＇即老兄——译者＇，他就露面。”）①为了避免价格战争，这些大轮船公司常常在内部商谈航运的价格。总的来说，英国和日本的航运业控制着海外的和港口间的贸易，日本人在逐渐接近他们的对手（1910年海关记帐和清算的总吨数中英国人占38％，日本人占21％，而1919年则分别占38％和29％）。
1914年，运输业几乎占外国在华直接投资额的1/3（31。5％）。这1/3的大部分是铁路投资，投入轮船航运公司的资本比较少。外国的铁路权益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从相当一批没有兑现的铁路特许权，直至外国列强直接控制的几条主要铁路线。在两个极端之间的形式，是完全或部分地以签订借款契约的外国贷款建筑的铁路，这些借款契约一般地授予债主以筑路权（债主作为购买进口物资的代理人还获得了利润），而且在1908年津浦铁路合约之前，在贷款期间还把铁路的管理权交给债主。在1908年以前，有时外国的代理商得到一份纯利润，直到贷款还清为止。甚至在1908年以后，大部分借款契约还规定须聘用一名外国总工程师，这意味着债主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铁路的管理。
到1918年，在运行中的总长将近6700英里的铁路（包括满洲）中，完全用中国资本建筑的铁路，包括只有几百英里的未竣工的粤汉线、京沈线中短短的天津山海关段，以及376英里的京绥线。只有最后一条线由中国的工程师建造。外资铁路，总长2487英里：中东铁路（俄国，1073英里）；南满铁路及其支线（日本，841英里）；云南铁路（法国，289英里）；胶济铁路（德国，1915年起为日本，284英里）。在1913至1915年期间，根据记载和统计数字，构成中国官办铁路的4000英里路轨连成了一个全国的铁路体系，这一措施得到（密西根大学和州际商务委员会的）亨利·卡特·亚当斯博士的帮助，他在1913至1917年期间在中国政府担任铁路账务标准化的顾问。但是，外国的金融利益集团，在不同程度上继续对这4000英里铁路的大部分有各种要求。通过它们的几个贷款契约的规定，英国的投资者实际上控制了京沈线（600英里）和沪宁线（204英里）；通过雇用英国总工程师和其他人员，他们参与了津浦线南段（237英里）、沪杭甬线（179英里）和道口清化线（95英里）的管理。一个法国总工程师代表山西正太铁路（151英里）的法国债主的利益，而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工程师和会计师则监督1918年已经建成的365英里长的陇海铁路。
几个强国的“帝国主义”目的，是外国资本投入中国铁路的原因。作为外国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突出象征，有特许权的铁路和借沉重的外债建筑的铁路，引起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愤慨。外国的政治利益在满洲也推动一条不那么合适的平行铁路网络的建筑。虽然还没有对下面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很可能由于中国国内外的战争和政治变化，投入铁路的相当大一部分外国资本，从来没有归还。总之，外国人所提供的大量有形资本的建设，在为中国的北半部提供现代交通设施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那里，隔得很开的经济区和缺乏巨大水上航道的情况，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中国官办铁路甚至在支付其外债以后，在1920年还从总投资5。22亿元中取得了利润4100万元。这4100万元有总投资中中国政府份额的利息。如果这部分利息按5％计算，那么仍然留有3100万元纯利。在军阀时期，特别从1922年起，利润下降，归北京政府控制的比率也越来越小，可是这些基本上是外国建造和外国提供资金的铁路线是一项经济成就。
财政
在1912至1921年的十年中，至少有70笔大部分是小额和无担保的贷款和预支款（在1921年，未归还的余额也许共计两亿元），由形形色色的外国债主借给中央政府和各省的各种机构。数额最大的几笔是1917至1918年的“西原贷款”，日本利益集团企图通过这些贷款，提出它们在满蒙的要求。由于北京政府日益恶化的财政状况，这些贷款大部分拖欠下来。对比之下，约在1925年之前，大约三亿元未偿还的铁路贷款余额按期从几条铁路的收入中提出归还。但是中国向外国借的公债的绝大部分是以下几笔：日本的战费和赔款贷款、庚子赔款、1912年的克利斯浦贷款、1913年的善后借款，这几笔合在一起，1921年未归还的余额将近10亿元。①这些债务全部用关税收入或盐务收入担保，或者用两者担保，并且不间断地支付本利。
除了铁路贷款外，这些外国资金对中国经济没有作出贡献。用于赔款的贷款和义和团起事后的债务是纯支出，而其他的债大部分用于北京政府非生产性的行政和军事需要。外国的债主自认为在支撑中央政府，或者支持某个特定派别反对它的对手。他们在上海的银行作为归还借款担保的关税收入和盐务收入的收存行，以及从它们对外汇市场（中国的白银在那里折换成借款合约中规定的黄金归还款）的控制中，获得了利益。他们也许取得了对北京的一定的政治影响；甚至不包括庚子赔款，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中国每年支付的外债利息和分期偿还的外债，至少相当于贫困的中国中央政府收入的1/4或1/3。（民国初期的财政资料依然是一个未经研究的领域。）
对民国初期中国的外债所能讲的好话大概是，按人头算，1921年也许是每人三元，按照国际标准，这算是低的。
总的来说，外国人的经济收益（部分地以其特权地位为基础，并靠这种特权地位成倍增长）并没有绝对地减少了中国的经济福利。相反，中国土生土长的现代化——即开始出现了与“高度平衡的陷阱”的决裂，这种平衡的陷阱使中国经济在低水平的总产量上徘徊不前——只是在对进口货和对外国在华的制造业的外来冲击作出反应时才开始的。②贸易、外国在制造业和运输业中的投资以及技术的引进，使中国的经济产生了绝对的收益，尽管国民生产的增长是缓慢的，它的社会分配是有问题的。在一个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即如果中国由一个有效率的中央政府管理，那么对外贸易和外国制造业与国内经济中华资部类的逆向联系和顺向联系，无疑地本来可以更多。无论如何，外国的经济存在只是促使中国政体虚弱的一个——而且不是主要的一个——因素。
① 卡尔·里斯金：《现代中国的剩余和停滞》，载德怀特·H。珀金斯。《历史剖析中的中国现代经济》，第49—84页。
② 以下所引的统计资料主要取自以下的来源：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侯继明：《1840—1937年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
① G。C。艾伦、奥德丽·G。唐尼索恩：《远东经济发展中的西方企业：中国和日本》，提供了详细的记载。
① 拉尔夫·W。海迪和穆里尔·E。海迪：《开拓大事业，1882—1911年》，第552页。
① 见谢尔曼·G。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烟草业中中美的对抗，1800—1930年》（耶鲁大学1975年博士论文》中有关在华的英美烟草公司的部分。
① 麦加利银行，1858年起在华（总行在伦敦）；汇丰银行，1864年组成（总行在香港）；有利银行（总行在伦敦）；东方汇理银行，1899年起在华（总行在巴黎）；华比银行，1902年起（总行在布鲁塞尔）；德华银行，1889年起（总行在柏林）；花旗银行，1902年起（总行在纽约）；和兰银行，1903年起（总行在阿姆斯特丹）；道胜银行，1895年起（总行在彼得堡）；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起（总行在横滨）；台湾银行（总行在台北）。
② 安德烈亚·李·麦克尔德里：《上海的钱庄，1800—1935年》，第21—22页。
① 见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各处。
② C。S。陈《英国银行家从中国贷款所获利润，1895—1914年》，载《清华中国研究杂志》，新版，5。1（1965年7月），第107—120页。
①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55页。
① 约翰·K。张：《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计量分析》，第70—74页。
② 见托马斯·G。罗斯基：《制造工业的发展，1900—1971年》，载珀金斯编：《中国的现代经济》，第203—234页。
③ 侯继明：《中国的外国投资和经济发展》，第138—141页。
① 盖乐：《中国的盐务：1908至1945年我在中国的经历》，第66页。
①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年》；《中华年鉴，1923年》，第713—727、744—748页。
② 见罗伯特·F。德恩伯格：《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840—1949年》，载珀金斯编：《中国的现代经济》，第19—47页。
第4章 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觊时期，1912—1916年
对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即袁世凯任中国第一个共和国的总统的那几年（1912—1916年），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进行探讨。一种是强调军阀主义开始了：政治统一解体，军事统治出现，一种不讲道德的、背信弃义的溃散情绪在当权者中间蔓延。这种观点认为，革命的胜利，即使在胜利的当时，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1912年2月，当庄严的统治权从未成年的清代皇帝及其朝廷手中传给袁世凯的时候，中国丧失了强有力的政治一体化的帝制象征，而它已具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换来的却是一个无耻的、反动的军国主义者占据了中央地位，他既无纲领，又无皇帝的权势；新的共和制意义不大。按照这种观点，革命的后果是迅速陷入了袁世凯庇护下的军阀主义。
第二种看法强调同革命前的年代的连续性，不把辛亥革命看成是中国政体衰弱过程中的又一事件，而把它看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早期高潮，给政治和社会带来了活力。革命后的实践经受了自治和中央集权两种相互对抗的观念的检验，这两种观念在前十年间都各自赢得了拥护者。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实验的时代。伴随着实验的是冲突，因为扩大参政同集中权力的努力相抵触。但是，只是在这些相互对抗纲领各自经历了一个蓬勃的发展时期以后，军阀主义的特征才暴露出来。按照这种解释，袁世凯当总统的时期最好理解为中国民族主义第一次浪潮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既包含有它的优点，也包含有它的致命缺陷。
各自都可以搜集到丰富的资料来维护自己的观点。本章的叙述偏向于第二种看法，因为它似乎更能弄懂最主要的政治倾向，袁就任总统仅是这些政治倾向之一。但是，对于漫不经心地颂扬这个时期的政治家，第一种看法倒是一剂有效的矫正药。民族主义的第一次浪潮，毕竟丝毫没有达到自己建立一个强大、独立的中国的主要目标。要恢复中国的主权，还需要更彻底的尝试。而与此同时，军阀主义及其各种特殊形式的压迫却在干扰。
意义含糊的革命传统
不论倾向于哪种看法，都必须承认，对辛亥革命的成败有多种解释，没有解决的政治体制的紧张局势传到了民国初期。我们关于这个时期的叙述，就从指出这些多种解释或紧张局势开始，并进而讨论它们的各种根源。
对于这场革命的后果的不同理解，是从革命本身要通过谈判来解决开始的。1911年11月，在共和取得初步成功后一个月，帝国官员和革命势力的代表举行了最初几次会谈。正式谈判是12月开始的。1912年1月，主要问题已经议定，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三个多月后新的国民政府机构即在北京行使职权。到底是谁胜利了？从1913年和1916年爆发对政府的武装进攻（有时称为二次革命、三次革命）来判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1912年的解决办法是一种不稳定的妥协。
一方面，这种解决办法巩固了革命的伟大胜利。清王朝被推翻了，这一业绩胜过了过去无数次的起事，包括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的叛乱在内。再者，取代清王朝的是一种新的政府形式；维护大量积存下来的种种看法和政治习俗的帝制已被废除。这两项成就已被证明为不可逆转的，尽管1915—1916年以及1917年曾经有过企图抹煞这两项或者其中一项的尝试。主张共和政体的革命党人的两项最低目标已经永远达到：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最早献身革命的人来说，新的安排远不是理想的。优待年幼的退位皇帝及其庞大的皇室，包括允诺一笔巨大的津贴，可能是一项无害的让步（尽管他幸存下来，使日本人在30年代得以利用他在东北建立奴颜婢膝的满洲国）。革命者的期望更加严重地受到了新的国家元首袁世凯这位帝国高级官员的危害。革命代言人接受52岁的袁世凯来领导新秩序，以之作为他安排清帝退位的代价，也是为了避免长期的的内战。有人甚至对他将来可能发挥的作用很乐观。他有能力，在满清官员中堪称“进步分子”。他的权力毕竟会受到革命党人自己设计的《约法》条款，包括内阁和国会的限制。但是，一位立宪总统不明确承担为革命或者为共和而献身的义务，在这个问题上的妥协让步证明是引起严重忧虑的根源。袁不愿意离开北京去南京——1912年初革命势力的中心——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加剧了这种忧虑。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有经验的革命家的作用遭到限制，在北京的首届共和内阁里，他们被排除在财政、军事职位之外。谁赢得了革命，这个问题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革命对国家统一有什么影响，这又是一个具有不同理解的问题。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革命，要求保全清王朝的领土，作为新国家的基础。袁升任总统就是导源于这一要求的迫切性。实际上革命却切断了各省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大部分行政联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对袁世凯总统的不信任，有些省就对恢复省与中央的行政联系加强了抵制。更有甚者，边远地区的外蒙古和西藏还有完全脱离任何一个中国政府的倾向。
就蒙古和西藏来说，汉族的民族主义目标在两个方面遭受挫折。当地的非汉族名流利用这个时机摆脱北京的控制，从而缩小了清朝传留给民国的遗产。而外国列强则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其势力范围，以紧缩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作为对晚清干涉这些旧属地的方案的反应，蒙、藏上层开始进行摆脱北京当局的活动，这些活动在1911年末、1912年初取得了成功。但巩固其成果，在外蒙古只有依靠俄国的保护，在西藏只有依靠英国的保护。后来，北京为收复这些失地而作出的努力，必然只能采取同这些欧洲列强谈判的方式。无论是俄国还是英国，都不坚持把它们吸收为完全殖民地。但是，民国初年的历届政府所能挽救的，只是对前清帝国的这些边陲地区保持微弱的宗主权。
外国政府以不同方式利用革命的混乱。外国参与征收中国关税的程度大大增加，外国的特派员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上的收税员。不仅如此，按照革命时期定下来的安排，收入要存入外国银行，支出时才提取。这种办法，使外国金融家加强了控制，增加了利润。辛亥革命时期这样那样外国特权的扩大陷害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玷污了革命的旗帜。
标志革命特征的许多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人们对革命的后果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以同盟会为其最广泛组织的革命运动，在辛亥革命前的年代里没有能够保持团结一致。它的全国性领导人往往与各省的革命发展联系甚少，不能把革命进程中在那里成长起来的各种势力熔为一个紧密结合的整体。他们害怕持续的分裂和战乱可能导致外国的全面干涉——对此他们在战略上和心理上是完全没有准备的——这种恐惧心理挫伤了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的团结一致的革命决心。因此，尽管革命部队凑合在一起的总数远远超过清廷指挥的部队，看来妥协让步还是必要的。妥协方案包含接受清朝的总理大臣袁世凯出任总统。虽然有14省成立了革命政府，但在革命后，老的革命组织仅仅在三省（广东、江西和安徽）有任都督的坚定拥护者可以依靠。事实上，革命党人从来没有完全掌握革命，而且也无迫切要求这种结局的打算。
革命的另一特点是伴随其政治上的激进主义的社会方面的保守主义，这也导致了对革命后的多种不同解释。革命以新近的西方模式取代历史悠久的政体。《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国会（或称议会）加上总统、内阁、法院行使国家权力。但是，不久以后就变得很明显，新的政治制度不会把占优势的社会名流从他们的支配地位上撤换下来。相反，旧的统治阶级又完整无损而有生气地出现了。秘密社团及其下层支持者虽然活跃，特别是在四川和陕西，但他们尚不足以向军官、民国的革命政治家和自治团体的领导人提出严重的挑战。所有这三个最有势力的集团，在社会上都是有名人物，且大都是士绅。对于普遍接受的社会秩序来说，另一个可能的威胁是，在几个省内存在着被动员来支持革命的民军。但是它们同样受到遏制，并且什么地方有必要，就被强行解散（广东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随着正式承认民权扩大了社会上的参政。这是激进的。但同时，革命有组织的力量，不论它们之间如何争争吵吵，在把政治支配权保持在上层手中，特别是士绅阶层手中这一点上，一般说来是一致的。这是保守的。作为湖南革命都督的焦达峰，1911年年底当他被认为是把自己的势力建立在秘密社团的基础上时，即遭暗杀；一个围绕在省议会议长谭延辏е芪У摹⒃谏缁岱矫娓颖Ｊ氐募哦崛×苏ā９笾莸母锩找患岢滞虏惴肿恿耍驮�1912年3月被革命的邻省（云南）军队推翻。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在其文化风格和经济活动方面，已经变得更加多样化了。但是，在辛亥革命的余波中，他们仍以奇特的凝聚力和决心，为保卫自己的利益而活动。少数背叛分子和动摇分子被轻而易举地处置了，勿须求助于北京的袁世凯。
士绅阶层在成功地防范对他们社会权力的威胁时，向全国的和省的领导提出了两项要求。国家应该保持统一；地方应该享有自治。这是革命后未得缓解的紧张局势的另一根源。中国的统一既是珍贵的历史遗产，面对外国的图谋，又是紧迫的现实需要。对这一基本看法，似乎没有严重的异议。但是如何去组织统一的中国呢？随着革命而来的是，有些重要的政治领袖和集团敦促实现中央集权制的政府。他们中间有北京的袁世凯和边远的云南省都督蔡锷。中央集权制政府是一些党派的纲领中的要点。但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里，这种呼声被地方自治鼓吹者的声音所淹没（并在国会中被否决），这些鼓吹者往往拥护省自治的极端形式。
认为各省自治较之中央集权更加有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观点在清朝末年就在相当范围内得到传播。大多数省革命后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它们无意放弃其自然增长了的特权，包括指挥省的军队、截留税收、挑选地方的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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