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4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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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明显的多数（210席中的123席）。在众议院实际上也是同样情况。不管怎么说，由于许多议员没有入党，或者热衷于具有几个党的党籍，国民党党员在众议院所占的席位为169席，超过了其他三个主要竞争党加在一起的总数154席。梁启超感到十分沮丧。国民党却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可以要求从国会中占优势的党内挑选总理和内阁阁员。
对国民党胜利的解释是，最公正地说，政治力量来源于党同革命保持最密切的一致。国民党既然在国内分权的行政机构中不占优势，它就必须直接向选民（限制在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中）发出号召来调动这种力量。很明显，这个党既依靠它所能掌握的行政当局，也依靠在敌对的或中立的都督统治地区内开展强有力的说服运动。同其他党相反，国民党支持地方自治，起码在当时条件下承认许多省自治。这一立场为地方上和省里的精英分子所欢迎。接着，国民党制订了来自革命威信和组织效率的获胜的战略和政治上有吸引力的纲领。
收买选票，特别是在选众议院议员时为了影响选团而收买选票，尽管其规模不详，但被广泛揭露。同其他大型代议制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一样，中国自由主义的共和国在其选举进程中对公私金钱的影响也没有免疫力。但无论从报道看，还是从选举结果看，贿赂在全国范围内还不是决定性的。
国民党胜利的主要设计师宋教仁，当时只有30岁，他受到鼓舞为党出谋划策，以取得1912年革命者没有取得的全国政权。有同盟会参加的唐绍仪内阁的倒台，以及1912年夏袁世凯独断专行的事例，破坏了袁和革命党人之间的协议。但这种协议又于8月底9月初被孙逸仙和黄兴所复活。他们访问了北京，同袁一起参加了关于统一、共同目标和相互尊重的庆祝会。其后果是，1912年秋国民党与北京执政的政府合作，虽然它没有实际参加这个政府。国民党此后几个月的选举运动没有公开地反对袁世凯。但由于党在1913年1月和2月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宋教仁开始在演说中攻击袁政府及其政策。①他更加有力地坚持他的主张：国会才能产生内阁，包括总理，国会应负责起草新的更持久的宪法。他直截了当地鼓吹削减总统的权力。的确，宋也在认真考虑驱袁下台的问题，尽管孙逸仙继续赞同由新国会重新确认袁任总统。①宋教仁的计划没有实现。他于1913年3月20日遭袁政府的代理人暗杀。他设想的选举、政党、国会及其执行机构之间的关系，未能付诸实施，当年没有，以后也没有。后来，其他一些政党建立了又改组了，而除了领导军队的以外，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掌权。
议会政党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也不必掩盖它在民国最初两年所特有的极大活力。它毕竟是建立在政府之外的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前十年的经验基础之上的，能够引起对这些年的深入研究和讨论。进一步说，党的组建和竞争是一个以自由主义的热情和社会日趋解放的趋势为特征的时代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官僚的敬畏显著地减少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而自信的妇女运动受到全国的注视，这个运动主张妇女有选举权、妇女普遍受教育，主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的数量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新发型和新款式服装流行。那些具有保守性格的人，日益关注地注视着熟悉的社会、政治外表的倾向性。
①　回过头来看，至少孙逸仙就是一个。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61—62页。同盟会在广东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有批判性的意见而在一段时间内不愿加入新党。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400页。竹内克己和柏田天山：《支那政党结社史》，1，第94页。
①　李守孔：《民初之国会》，第72页。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页。
③　有关其中某些论战的卓越叙述，见马丁·贝尔纳：《到1907年为止的中国社会主义》，第129—197页。
①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72页。
②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5、400—401页。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第42—58页描述并分析了梁启超和革命党人之间的不断冲突。
③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98页。
④　例如，《民立报》，1912年11月4日。
①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79页。
①　K。S。刘：《为民主而奋斗：宋教仁和中国辛亥革命》，第186—189页。
①　同上书，第189页。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第219—226页。欧内斯特·P。扬：《袁世凯的总统职位：中华民国初年的自由主义和专制独裁》，第115—116、282—283页。
袁世凯面临的几个问题
没有一个晚清官吏能在同样短暂的时间内比袁世凯取得更多的改革成就。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在为实现改革纲领而招募来的日益增多的随从人员帮助下，他几乎参预了帝国末年发起的在制度上进行改造和革新的各个方面。①他的爱好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他不为改革纲领出主意或发展其原理，而是贯彻执行，证明其可行性。但是，即使考虑到强调实效，人们也会对袁在总统任内转向保守有深刻的印象。
作为实用主义者和政治家，当革命势力已表明它们掌握了国家的时候，他承认了民国的必然性。在共和制的最初几年，他为避免同革命领导人完全决裂而讨好他们，面临对抗时就作策略上的退却。但是，他对革命后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开明感到不安，不久就变得明显了。他认为，学生已变得难以驾驭了。他感到，妇女平等的鼓吹者是在抨击家庭，因而也是在抨击社会秩序。在他看来，民国元年就从小学课程中去掉孔夫子是走得太远了。他抱怨说，官僚政治的纪律在革命后几乎荡然无存，税收被消耗于地方利益。农村一片混乱。总的说来，他深感中国的落后。他经常指出，改革是必要的，但搞得过多过快。紧缩是他的基调。
在袁任总统的最初几年，最困扰他的国内问题，是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及省和中央的关系。
袁就任总统时，宣誓要遵守《约法》。议会的重要地位，是1912年革命党人起草的《临时约法》所固有的，是10多年来政治运动和政治论战的必然的成就。袁不去评论《约法》是否必要，某种代议制是否合适。但是，他对1912年发展起来的体制从来就是不喜欢的，他对这些体制的运转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他抱怨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党。早在1912年7月，他警告说：“无论何种政党……若乃怀挟阴私……飞短流长，藐法令若弁髦……将使灭亡之祸，于共和时代而发生……”①当国会选举在1912年12月开始进行时，他对获胜者可能更关心党的影响而不是公共福利，表示关切。②国民党在选举胜利后就成了显著的敌人，但袁仍然不大关心其他政党。当袁转而为统治国家作自己的安排时，他感到，“查临时约法……即其内容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③这个观点，只是在袁已经肃清了国民党，国会已经失败之后，当要求制订一个更符合政府需要的宪法时，才得到公开的表述。1913年3月袁暗杀宋教仁，并不简单是清除政敌，而且也表明了袁、宋之间在关于如何适当组织全国政府的观点上隔着一条鸿沟。
袁世凯全神贯注的第二个造成分裂的国内问题，是多大程度上的中央集权制才适合于中国的政体。1911年11月，当梁启超公开拒绝接受袁提供的清朝官职时，他指出，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政体应该是君主制的还是共和制的；政体的组织应该是联邦制的还是一元制的。④前一个问题已被革命解决了，而后一个问题尚待作出回答。民国第一年很不正常：总统统辖事实上的联邦，却越来越明确地表示要建立一元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
同代议制政府和政党的作用问题一样，中央集权制问题在前十年就尖锐地提出来了。清廷在最后几年发起的许多改革，都是为了在国内实行权力更加集中的控制。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省对北京要求增加权力的反应。革命后，那些仍然相信在中央集权下统一的人，对有人把联邦制推向极端感到震惊。官僚政治的、财政的、立法的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政府广泛采用。争论使人们相信，联邦制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中国处在具有掠夺性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只能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强调政党和议会的重要性的人，不一定就赞成联邦制，尽管主张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那些人，比如宋教仁，认为同省自治的捍卫者结成同盟，赞助他们的某些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里，袁世凯不得已而默许省自治，但对省自治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耐烦情绪。1912年7月，他同意确认各省在职都督职位的提案，这些人并不是靠他才当上都督的。他虔诚地恳求他们同政府合作。①同年秋天，他试图行使任命各省文职官员的权力，没有取得多少成功。这种努力，一般都被当作是对省的内部事务的干涉，而经常遭到抵制，有时抵制是激烈的。11月底，他在要求省当局任命县知事须呈北京批准时，悲哀地指出，《临时约法》赋予了他任命和罢免官员的权力。②对此没有什么可察觉到的反应。他为了确立北京在各省内的作用而提出的立法提案，在临时国会中不受欢迎。1913年1月，他利用国会因选举而实际上休会的机会，颁布了省政府的组织章程。③接着而来的是抗议总统专横的风暴。袁在担任共和国职务的第一年中，为重新加强中央权力而采取的低调行动，大都受到阻挠。北京的国库因来自各省的税收不足而相应地遭受损失。
清朝这位伟大的改良主义官员，作为总统，不能够或者不愿意适应民国分权的、自由主义的环境。民国的社会松散，以及在实践中对他的中央政府施加的过分限制，使他感到生气。国民党1913年初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使他面临权力被进一步限制的前景，甚至达到要他下台的地步。立宪政体、选举和省自治似乎都在迫使他退却。他不退却，而是准备战斗。
①　关于袁世凯直隶总督期间的各方面活动的研究，见埃丝特·莫里森：《儒家官僚政治的现代化：民众管理的历史研究》（拉德克利夫学院哲学博士论文，1959年）；斯蒂芬·R。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和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年》；约翰·E。施雷克尔：《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在山东》；渡边惇：《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北洋派的实业活动》，载《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①　《中华年鉴》，1913年，第514页。
②　《政府公报》，229（1912年12月16日），第6—8页。
③　《总统在政治会议上发表的演说》，1913年12月15日，英国外交部档案，伦敦档案局，FO228/1852。这个文件据称是袁的演说未经审定的逐字记录译文；同在《政府公报》585（1913年12月19日）第1—6页正式公布的版本比较，倾向于认为它是真实的。（此据正式文本。）
④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46页。
①　《政府公报》，74（1912年7月13日），第2—3页。
②　同上，210（1912年11月27日），第4—5页。
③　同上，243（1913年1月9日），第1—5页。
二次革命
用军队是否确实听从他的命令来衡量，袁世凯在1913年春并不指挥占压倒优势的力量。他的军事优势，仅仅在于他真正控制的部队具有持续的凝聚力和机动性，其总数约为80000人。其余的中国军队数量多几倍，但在地理上、政治上却是分散的。袁要利用其军事优势，有赖于他在争取同盟者、制止敌对联盟方面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他1913年对敌人取得胜利的关键，是他能在多大程度上孤立激进分子，取得外国的支持，并在多数省内争取到当权者至少保持友善的中立。
国内武装冲突于1913年7月爆发，并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根本问题是，国会是否有权改组政府（这个问题因国民党1913年初选举获胜而陷入危机），以及北京对各省拥有多大的权力。暗杀宋教仁事件，促使许多国民党领导人迅速转向武装抵抗。宋于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遭枪杀，两天后逝世。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这次袭击是在袁政府的办公室里策划的。
孙逸仙在1913年的头几个星期里重申对袁任总统的支持，这一点他前一年夏天就在北京明确地陈述过了。然而，宋教仁遇刺一事却使孙相信，袁必须下台。此外，宋主张的选举方法、议会方法，已经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了。1913年3月末国民党的主要人物，包括孙逸仙和黄兴，试图结集足够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战场上打败袁。袁用暗杀宋教仁的办法，挫败了议会对他权力的挑战，却激起了军事上对他的挑战。
如何才能战胜军事上的挑战呢？各省实际上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直到1913年春，部队大批集中的地区还有三个：华北的北京周围（最大的），华中的湖北武汉周围，长江下游的江苏南京周围。每个地区各占中国交通最发达的三角形的一角。北京有铁路同武汉和南京相连，长江又把武汉和南京连接在一起。部队有可能在这个三角的每一个边上来回作迅速的、大规模的运动。鉴于渗透入北京部队的核心没有实现的希望，国民党领导人就努力在湖北和江苏争取同盟者。他们力图既从上面又从下面来进行：既谋求省都督参加，又直接号召其下属军官响应反袁文告。
在湖北省当权的是前清官员、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尽管他早就同老资格的革命领导人疏远了，但却有人提议由他去替换袁当总统，作为乘机利用国民党选举胜利的宋教仁计划的一部分。宋去世后。人们请求他参加反袁起义。①与此同时，看来好像还做了些工作以召募黎手下的激进军官参加反袁密谋。②黎拒绝了所有这些建议。他把他军队中持不同意见者的组织视为对他本人的威胁。他毕竟是从民国一开始就同袁结盟共事的。4月初，他秘密邀请北京派少量部队进驻湖北。5月取消了保密，驻扎在湖北长江沿岸的北京军队的人数也增至10000以上。①早在第一枪打响之前，中国三个重要军事中心袁就占有两个。
在江苏——黄兴同那里强大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都督不是一位像黎元洪在他自己省内那样占支配地位的人物。二次革命真正爆发以前，在袁和袁的敌人之间作出抉择还不是迫切的问题。但是，早先在湖北的失败，以及士绅和商人中的名流不愿打内战的普遍情绪，使起义的前景变得暗淡起来。许多革命党人，特别是黄兴，一段时间内又回复到新近被暗杀的宋教仁的方式，采用合法策略来反抗。但是，在反袁运动中还存在两个力量源泉。它们是：地方主义者对袁世凯要求中央集权不满；国民党当权者在省里有组织网。
许多省在税收和任命官员问题上同北京有抵触。当这些省决定反抗时，袁世凯退却了。但是，他同一个省已经处于接近公开敌对的状态：这个省就是国民党的追随者李烈钧任都督的江西省。李任其职务之前曾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清朝军队的军官，1911年有过革命积极的记载，热心于家乡江西省的自治。袁单方面任命一文职人员为都督以便在江西分享权力，这位被任命者在他1912年12月到达后不久就被赶出省外。后来在1913年1月，袁下令扣押了合法装船运往江西的一船军火。不顾李烈钧的反对，江西长江港口防区司令服从了袁的命令。这个问题于是变成了江西都督对江西境内军事官员的权限问题。仅仅因为袁的退避，战斗才在3月得以避免。在宋教仁遇刺前的时期，还没有一个领导人对袁表示了如此公开的敌意。李烈钩对宋强调国会和宪法程序不同意。但他热衷于武力“讨袁”运动。
在广东、湖南也可以见到国民党的倾向性和地方主义者对北京的反抗两者结合起来的情况，不过，其形式比江西更加变化无常。安徽有一个国民党员担任省的首脑，他也参预了密谋。反袁的密谋者还寄希望于福建、四川等地的响应。
革命党人的地位在1913年春天时还不是没有潜力的。但参加同袁的抗争并不是出于对结局具有充分的信心。相反，这是被总统逼出来的。在国民党选举胜利以前，他已决定不退却，转入了进攻。
在暗杀了宋（3月20日）并在军事上包围了湖北（始自4月初）之后，袁的下一步重要行动就是大借外债。辛亥革命结束以来，外国银行团在它们各自国家（英、法、德、美，不久又有日、俄参加）的政府指导下，就给予北京政府一笔巨额贷款事一直在进行谈判。公开宣称的目的，主要是提供资金：用于偿付拖欠的和即将到期的中国继承下来的债务，包括偿付外国因在辛亥革命中受到损失而提出的赔偿要求；还用于负担急需的政府开支。以英国为首的银行团各国政府，把在中国政府内安插更多的外国人员作为一个条件。最引人注目的是，外国职员首次进驻并“改组”盐务官营的管理机构，因为盐税是贷款的抵押。同时，银行团各国政府还作出努力颇有成效地阻止中国从银行团外取得大量贷款。北京当局面对中国半殖民地处境最不愉快的一面：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坚固阵线要求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起更大的作用，作为高价贷款的交换。甚至在伍德罗·威尔逊1913年3月宣布美国退出银行团之后，美国仍然尊重银行团强加的、不给中国大量贷款的联合抵制，直到银行团的贷款签订为止。
不必是国民党员也能看出贷款一事的危险性，并会就此对北京予以谴责。1898年改良运动的领袖、孙逸仙的宿敌康有为，在1913年初把签贷款协定比为“食毒脯以止饥”。康争辩说，总可以找到某种办法来避免银行团的致命的施舍。用盐务管理权换取2500万英磅的贷款，这笔钱在扣除了欠的旧债和筹集贷款的费用后，中国政府实际上只能得到1000万英磅，作了这笔交易后，下一步又是什么呢？康问道：为了外国再注入一笔钱，是否就不会献上另外的政府机构，或者土地税呢？“诚不待外兵之瓜分而已自亡也。”他写道，向此时此刻正在为蒙古和西藏同北京争论的俄国和英国借款，是多么令人难以理解：“政府是谁委托，而敢以五千年之中国，万里之土地，分赠于他人乎？”签订外国贷款所引起的愤怒，促成了清朝的覆亡。在指出这一点时，康暗示，尽管对借外债的必要有一种普遍的听之任之的常见气氛，但是重新燃起的愤怒，有可能在民国重复上次的表演。①然而，袁却于1913年4月27日凌晨②悍然签订了所谓“善后大借款”。他预料到要同革命党人摊牌，为此他需要筹措资金。北京政府从各省收进的税款不多，故而对资金的需要十分迫切。康有为提出的补救办法是建立统一的、全国的财政结构。袁同意了。但各省和国民党反对中央集权的倡议，意味着财政统一只有靠武力才能办到，而武力是要花钱的。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外国贷款。袁行动进程的逻辑正是如此。
在签订借款之前，袁就决定不将此案提交国会批准。袁曾同意按照《临时约法》治理国家，而《临时约法》明确要求这类协定须经国会同意。暗杀宋引起的愤怒以及借款条件的不得人心表明，得到批准是困难的。同时，外国缔约国事先就接受了不合法的程序。签订协定的意图一败露，国会就大吵大闹起来。
袁向英国驻北京公使透露，他认为按国会程序办事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他“有一个对付他们的计划，如果他们再这样下去的话”。①下月即5月，这个计划至少部分地被泄露出去了。自去年秋天以来，袁就鼓励把国民党以外的所有政党联合在一起，为此而作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建立了进步党。梁启超就是这个联盟的领袖人物。还花费了许多钱去贿赂国会议员。结果是，弹劾政府失败，国民党在国会的势力削弱。后来，袁就要对国会议员采用人身强制和恫吓的手段了。
到了6月，袁的准备工作差不多完成了。他首先下令将那些最敌视其计划的省首脑免职。李烈钧在江西的部队3月已处于开战的边缘，他是第一个被免职的。然后，袁又接着下令撤换广东和安徽的国民党都督。7月8日，就近调遣驻扎在湖北的北洋军队进驻江西的长江沿岸地区。李烈钧同其他人一样，从策略考虑表面上同意解职，大约就在同时他返回江西结集部队。1913年7月12日，江西正式宣布脱离北京独立，省议会推选李烈钧指挥讨伐袁世凯罪行的战役。
革命领导人的反弹计划随即得到实施。为了反袁事业，革命军军官夺取了南京，尽管都督程德全不情愿，他后来离开了南京。黄兴从上海赶来领导。一次为时不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