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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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锪驮耸湔庑┒鞯暮笄诠ぷ鞯氖帧Ｋ峋鲋髡牛肫渑汕惨恢Т缶叭ビ镁卵沽唇饩瞿烟猓蝗缰概删邢秆≡竦墓僭鼻巴戏街羁と沃啊Ｋ衔灰《ü暮涂泶蟮墓僭保墙嵩谡庑┑厍惺┧堑娜ㄍＳ氪送保傩沼Ω么幽承┑厍菔背吠耍谏移较⒑笤倩乩础Ｗ詈螅ㄒ椋讼镜厥琢烀堑亩钥梗Ω谜心妓牵⒏枋实钡某昀停庋幕埃宦肿咏凰嗲濉＠罟痰囊饧∈ち耍罄粗概傻墓僭背晒Φ鼗指戳酥刃颉５庵晃至撕芏痰氖奔洌槐ǖ赖南乱淮伪┒⑸诠�144年。②⑤　关于中国进入南方的综述，见赫罗尔·威恩斯：《中国向热带进军》（哈姆登，1954）。
①　“Vietnm”是该地区中国人称“南越”的越南对音。
②　《汉书》卷六四上，第2777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36页。关于非中国人诸民族的人类学和民俗学的研究，见埃伯哈德：《古代中国的地方文化》第1卷（莱顿，1942），第2卷（北京，1942）。
③　关于这些问题，见鄂卢梭：《中国第一次对安南地区的征服》，《法国远东学院通报》；23（1923），第137—264页。
④　《汉书》卷四三，第2113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剑桥，1954＇第1卷，第103页）；《史记》卷一一三，第2967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39页）；《汉书》卷九五，第3847页。陆贾的政治理论在《新语》中有所表述，见第12章《董仲舒和天的警告》，第13章《道德的价值和秦朝的失败》。
⑤　《汉书》卷九五，第3851页。
①　《史记》卷一一三，第2970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42页）。《汉书》卷九五，第3953页。关于赵佗继承者第二位“帝”（公元前128—前117年）陵墓的发掘，以及关于他的几个继承者名字的新证据，见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西汉南越王墓发掘初步报告》，《考古》，1984。3，第220—230页。
②　庄助，亦称严助，曾受派遣前去南越谈判，其传记见《汉书》卷六四上，第2775页以下。王子的职责与其说是皇帝的武装侍卫，不如说是文职侍从。见何四维：《秦法律残简》：第154页注＇187＇。
①　九郡名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和日南。见《汉书》卷九五，第3859页；《汉书》卷二八下，第1628页以下。关于海南地区的产品和生活方式，见《汉书》卷二八下，第1670页。关于汉朝进入的考古学证据以及中国人和汉人的墓葬样式，见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州市博物馆：《广州汉墓》（北京，1981）。
②　《汉书》卷九六下，第3928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8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35页以下。关于海南两个郡的放弃，见《汉书》卷七，第22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60页）；《汉书》卷九，第28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310页）。
③　《汉书》卷十二，第352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71页）；《汉书》卷九六上，第4077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14—215页）；《汉书》卷二八下，第1671页；《后汉书》卷八六，第2836页；保罗·惠特利：《公元1500年以前马来半岛历史地理文集》（吉隆坡，　1961），第8页以下。
④　《后汉书》卷八六，第2836页。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66页以下；《后汉书》卷八六，第2863页以下。关于马援，见《后汉书》卷二四，第838页以下；以及马伯乐：《安南史研究：马援远征记》，《法国远东学院通报》，13∶3（1918），第11—28页。
②　在公元100、　116、　137、　144、　157、　178和184年，见《后汉书》卷八六，第2837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八六，第2838页。
②　《后汉书》卷八六，第2839页。
东南（闽越）
在现代福建的沿海地区，从结果看，汉朝与地方领袖们之间的关系和汉朝与较远的南方部落之间的关系是有些不同的。山岭将这一地区与内地隔开，海滨兴起了被称呼为王的首领，他们的世系追溯到前帝国时期著名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6—前465年）。在汉帝国的创立的同时，闽越国和东海国在汉帝国的默许下分别于公元前202年和前192年建立了起来；东海通常以东瓯一名为人所知。当反对帝国政府的七国之乱发生时（前154年），③东瓯王首先支持叛乱的领袖吴王，但后来接受贿赂杀死了他。随之而来的是东瓯与闽越之间的深仇；东瓯面对后者的攻击，于是请求汉朝的援助（前138年）。太尉田汀ㄒ榉牌械厍胫喾矗髡哦庇Φ玫桨镏恢Ь蛹笆钡乇慌沙隽恕Ｔ诰拥酱镆郧埃鲈街兄沽怂慕ィ辉诙蓖醯那肭笙拢比嗣褚频侥诘兀幼≡诔そ牖春又洹＂俳艚幼藕撼谇�135年阻止闽越进攻南越的干预，两个王国再次在该地区成立。一个是闽越国，现在由汉政府指定的傀儡国王统治；另一个是东越国，它是由新近被汉军击败的闽越王的兄弟统治的，前112年，东越袭击并杀死了一些孤立的汉朝官员，而且国王采用了“帝”的称号，这便迫使帝国朝廷采取坚决的行动。从陆路和海道派出了远征军，讨伐以国王之死和人民向汉朝统帅投降告终。此后政府回到了前138年提出的未实行的建议，考虑到闽越和东越地区的多山地形和居民的不可靠，决定将该地区全部加以放弃。历史记载中简洁地叙述说：“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居江、淮间，东越地遂虚。”②这一简短的叙述需要作某些修正，③从该地区迁出全部居民是很难实行的，它与汉朝政府设置郡县按照地方政府的一般方式来管理该地区一样行不通。没有证据足以说明到公元1年有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移民进入福建，很可能在那时只存在一个较大的居民点。这是东冶镇或县，可能是武帝时期或稍后建立的。它位于闽江口的海滨，至少从公元83年起便成为从遥远南方带来贡赋的远洋船只的一个补给点。①到公元2世纪末，又有一些县可能在该地区建立了起来，也许从公元300年开始，县的数量显著增加；据推测，移民的某些措施是在较早的几十年进行的，当时中国分裂成为魏、蜀汉和吴三国。
③　见第2章《文、景两帝治下诸王国的减少》。
①　《史记》卷一一四，第2979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51页以下）；《汉书》卷九五，第3859页以下。
②　《史记》卷一一四，第2984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56页）；《汉书》卷九四，第3863页。
③　见毕汉斯：《唐末以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收在《高本汉纪念文集》，埃盖尔德、格应赫恩合编（哥本哈根，　1959），第98—122页。
①　《后汉书》卷三三，第1156页；毕汉斯的《福建的移民活动》第102页已引征。
西南
在汉朝建立时，帝国在西方以陇西、广汉和蜀诸郡为界。边界——如果可能确定这样一条线的话——此后急转向东，把巴郡、武陵郡和长沙国包括在内。边界之外，向西去，在今天的云南省和贵州省境内，有若干河道流过，包括今天的红河和黑河。其中一些从内地通航，并可使船舶顺流而下直抵靠近海防或广州的大海。
这些西部地区居住着一大批部落，大部分是小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夜郎、滇和邛都。有些部落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方式，另一些位于离内地更远的部落据记载则是牧民，他们过着游牧的生活，没有明确的各级首领统治。②公元前339年到328年之间，楚王向这些部分发起了一次流产的军事远征，其结果是一名中国官员庄成为滇国（今云南）的独立的国王。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由于秦帝国向南挺进，这个王国被隔绝了，随着秦帝国的崩溃，新的汉朝政府循着滇国的东部边界（包括巴郡和蜀郡）建立自己的疆域。
据报道，汉朝对这些遥远地区的兴趣是由那里的商业活动激发的。滇以西地区的居民据说是通过马匹、奴隶和牦牛的贸易获得财富的。公元前135年，一个名叫唐蒙的中国官员向长安报告，来自蜀的货物——主要是柑桔类水果制品——经由夜郎道在牂柯江顺流而下直抵南越。①唐蒙成功地说服中央政府允许他着手组织一次远途考察，此事导致在同年（前135年）建立犍为郡。居民为汉的丝绸所诱惑而被争取过来，从巴郡和蜀郡招募的军队用来开辟交通和运输的路线。与此同时，汉朝官员在司马相如的劝说下略微向北渗入，邻近蜀郡的大片地区归属汉朝管理。司马相如是蜀人；他在历史上因对中国诗歌作出的贡献而闻名。②由于地方的不顺从，维持中国存在所引起的费用，以及有意识地决心集中全部可用的力量去处理北方的匈奴问题，因而随之而来的是一个间隙期，在此期间中国的前进暂时中止了。然而，张骞在前122年左右从中亚回来所作的报告，立刻重新激发了对南方的兴趣。50000439＿0494＿2③他说，他注意到在大夏出售的货物是商人们从蜀带到那里去的。他的描述促使中央政府派遣一队探险者前往西南，为的是开辟一条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可是，他们的旅行为滇王所阻，他将他们扣留在昆明可能达四年之久。
汉朝权威在西南的真正提高是在南越平定以后发生的，依靠的是参与那次战役的包括有来自巴、蜀罪人的军队。前111年，建立了牂柯郡，后来的记载认为这个地区盛行鬼神崇拜，农业和畜产都很稀少。④与此同时，一个据认为毫无疑问的效忠于皇室的夜郎地方首领被立为夜郎王；象其他地方一样，汉朝当局准备将建立地区政府正规机构的直接统治和确认本土统治者的地位及其权力两者结合在一起。不久以后，越帯そ⒘似鹄矗送饬礁鼋闲〉目ず罄床⑷胧窨ぃ还愫嚎さ囊徊糠纸ǔ闪硕懒⒌奈涠伎ぁ�
当汉朝的权威伸向云南时，政府再次将两种管理方式结合起来。除了建立益州郡（前109年）外，滇王的地位和他的名号都得到确认。最幸运的是，文献记载的史实由一枚皇家印章的发现而得到确证，这枚印章是中国当局及时刻制的，推测是授予国王的。①在石寨山遗址发现的其他文物包括种类繁多的物品。其中有饰牌和源自斯基泰或鄂尔多斯样式的武器；具有南方东山文化崇拜特征的大铜鼓；还有若干正规中国样式的、知名的而且广泛分布在北方的物品。②后来的记载提到滇时，把它说成是一个具有盐、贵金属和家畜的特别富裕的地区。③据报道，前86年和前83年发生了反对汉朝权威的叛乱。在第一次事变中据说参加的部落成员多达3万人；记载告诉我们，前82年叛乱结束时，5万名本地居民被处死或当了俘虏，10万头家畜被中国人拿走。④前28年至25年出现了更多的麻烦，由此而引起的全部问题是，为了保持这些遥远的地区而耗尽中国的物力，并驱使中国军队进行艰巨的战役是否正确，是不是应该放弃。结果，汉朝由于被任命为牂柯太守的陈立的强有力的行动而得以重新在那里行施权力。①在王莽当政时（公元9—23年），西南有相当多的骚乱，有一次战役持续了三年，仅仅由于疾病便遭受了70％的损失。第二次远征也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一次据说包括10万人，装备所需在数量上是以前的两倍。
后汉时期有报告说在南郡和巴郡的土著居民中爆发了骚动和叛乱。牂柯郡的地方首领们很快便向光武帝提交贡品，显然是从水路把它们送到番禺（广东）的；桓帝朝（公元146—168年）采取了有意识的步骤，将各部落融合于中国的生活方式之中，主要的办法是用中国的礼俗进行教育。②在益州，王莽统治时期因若干骚动而引人注目，但由于灌溉工程的成果，大片土地可以耕作。据报道，公元42年至45年进一步爆发了叛乱，然后是176年有叛乱。在此期间，相当数量的部落在公元51年和69年投奔中国人，明帝统治时期（57—75年）在益州西部建立了有六个属县的永昌郡。③依照协议，居民得到允许用纺织品和盐来交税；在郡境以外的一些部落则以犀牛、象和宝石作为他们的贡赋；作为交换他们从汉朝接受封号（94—120年）。来自其他地方的贡品包括地方的乐师和艺人，他们中某些人自称来自东地中海世界。④公元114年，越帯ひ晕鞯牟柯涑稍辈簧儆�167620人向汉朝民政官员表示归附，但两年以后爆发了反对苛重租税的一次起义，得到永昌、益州和巴郡的响应。20余县因随之而来的暴力事件遭受损失。它被镇压以后，接着是一个据说民政管理促进了居民文化水平的时期。①在再远一点的北方，明帝时期一个有事业心的官员将来自蜀郡疆域之外的多少有点不寻常的贡品献到洛阳。按照非中国起源的音乐和舞蹈在帝国宫廷表演的传统，他送去若干土著效忠者所作歌曲的歌词，这些歌词赞扬汉帝国的仁慈的统治和文明。②此后我们交替地读到叛乱（107、123、156和159年）或它们被镇压、反对归顺或呈献稀有珍品（108、161年）的记载。
②　《史记》卷一一六，第2991页以下（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90页），《汉书》卷九五，第2837页以下。
①　关于唐蒙，见《汉书》卷五七下，第2577页以下；《汉书》卷二四下，第1157页（期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币》，第242页）。
②　关于司马相如，见《史记》卷一一七，第2999页以下（吴德明：《〈史记〉司马相如传译注》（巴黎，1972）；《汉书》卷五七上——五七下，第2529页以下。关于他前往西南以前扮演的角色，见吴德明：《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巴黎，1964），第69页以下。
③　他回来的时间是有疑问的。前122年之说根据《史记》卷一一七，第2995页（沃森：《英译《〈史记〉》第2卷，第293页）；《汉书》卷九九，第3841页；见吴德明：《宫廷诗人》第102页注6；《汉书》卷六一，第2689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21页以下）。
④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5页。
①　见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北京，1959），第113页和图107之3。关于云南的发现，见云南省博物馆编：《云南青铜器》（北京，1981）；汪宁生：《云南考古》（昆明，1980）。
②　见埃玛·邦克：《滇文化以及它与东山文化关系的某些特征》，收在《早期中国艺术和它在太平洋海洋盆地的潜在影响》，埃尔·巴纳德编（台湾，　1974），第291—328页；马达兰·冯·杜瓦尔：《滇的青铜艺术中的装饰观念和风格原则》，同上书，第329—372页。
③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6页。
④　《汉书》卷七，第223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60页）提供的数字，与《汉书》卷九五第3843页所载有些不同。
①　《汉书》卷九五，第3845页。
②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0页以下、第2845页。
③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9页提供了部落成员的准确数字。公元51年，2770户，17659人，（b）公元69年，51890户，553711人。这些数字的清晰性表明，它们得自真实的计算，不可能是一种估计。关于一户6或10口的比例，见以上第3章《边境和邻邦》。
④　《后汉书》卷八六，第2851页。
①　《后汉书》卷八六，第2853页以下。
②　关于中文和另一种语言的歌词，见《后汉书》卷八六，第2856页以下。
和东地中海世界的接触
一次据报道在公元166年发生的事件有时引起了误解。据《后汉书》说，③在那一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节从日南以外向汉朝呈献象牙、犀牛角和玳瑁等礼物，这样便标志着中国与大秦交往的开始。后一个名称可能指地中海地区的罗马世界的东部；安敦可能与马可·奥勒留·安敦尼皇帝是同一人。《后汉书》的作者认为应当说明，这个传统的记事可能是错误的，因为在贡品的清单上缺乏珍品。
该事件决不应该当作东地中海世界一个统治者和一个中国皇帝之间正式外交关系开始的证据。若干世纪以来旅行家已经由陆道来往于两个世界之间，关于公元166年的报道可能是罗马商人寻求海上通往东方之路的最早的有记载的事件。紧接着张骞时代之后，中国的使者已被派往西方勘探，他们报告中的一个结果是，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安息波斯以及更远的西边的某些地方的情况。①但到此时为止在罗马世界商人和中国人之间没有直接的接触被记录下来；据《后汉书》说，这是由于波斯人故意阻挠接触的发生。而且，据说波斯人阻止甘英前往大秦的旅行，他是于公元97年被派前往该处的。②但不论用何种方式进行贸易，贸易留下了物证，其形式是遗弃在中亚或者东地中海地区目的地的中国丝绸。此外，有已到达东方的罗马实物，如装饰物和贵金属的迹象。③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丝在帝国初期是罗马的一种奢侈的服饰。它常常提醒人们，为这些进口物的支出对罗马经济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④同样有理由表明，有些汉朝政治家了解输出剩余的丝绸到中国同盟者或远方买主那里的潜在价值。⑤这些主张的含义已由一个主要根据西方资料进行工作的学者修正，他根据西方的而不是东方的观点进行探讨。曼弗雷德·拉施克博士认为，⑥丝绸从中国运送到中亚诸国，是亚细亚诸同盟者的主动行动，而不是出于中国促进出口贸易的愿望。拥有丝绸是高级地位的一种标志，它使较强大的首领们有别于较弱小的首领们，并增加了较强大首领们的威望。他提出，丝绸被带到西方，可能比中国资料所证明的时间要早得多，甚至可能在公元前6世纪便到达了多瑙河河岸。
拉施克还指出，匈奴帝国的力量不应低估。匈奴熟习铁器，这是帕米尔以西制造的；他们从事一些农业，使用中国工匠，这些人是俘虏来的或是投奔他们而来的。匈奴得到相当大的力量支持，并有比通常所赞扬的更为强大的组织，有可能迫使汉初的皇帝依从他们的愿望和要求，缔结一项保全面子的中国的所谓“和亲”的协定。没有确切的证据足以表明，中国在这一阶段从输出丝绸中获得财富，而且在中国明显地没有大量发现罗马货币或制成品的情况。拉施克认为，这不能假定丝绸贸易是由像波斯人这样的中间人控制的，也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相信中国丝绸的进口耗尽了罗马的财富。
③　《后汉书》卷七，第318页；《后汉书》卷八八，第2919—2920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1卷，第197页）。关于和罗马世界的接触的全部问题见余英时：《贸易和扩张》，第153页以下；何四维：《汉代丝绸贸易考》，载《戴密微汉学纪念文集》（巴黎，　1974年），第2卷，第117—136页。
①　《汉书》卷九六上，第3890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17页）；《汉书》卷六一，第2689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1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41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八八，第2918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1卷，第196页）；又见《后汉书》卷八八，第2910页、2920页。
③　关于丝绸发现物的梗概，见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第625，713页以下，注219、220。关于罗马珍寄品的情况，见布尔诺埃：《丝绸之路》，张伯伦英译（伦敦，　1966年），第71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1卷，第179页。
④　见余英时：《贸易与扩张》，第159页；鲁惟一：《香料与丝绸：公元头7个世纪世界贸易概观》，《皇家亚洲学会会刊》，1971。2，第173页。
⑤　关于《盐铁论》中的陈述，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97页。
⑥　拉施克：《罗马与东方贸易新探》。
第7章　政府的机构与活动
文官职务
秦汉时期帝国政府推行的制度以责任分工、部分官署的职能重复交叉和文官的等级结构为特征。帝国希望利用这些手段避免把权力过分集中在任何特殊人物之手，并吸引相当数量的候选人充实政府机构。①有几道诏令体现出寻找众多适当人选的需要。从理论上讲，仕途对所有的人都开放，但事实上对商人和巫师有限制，有时还限定商人入仕所必需的财产额。另外，作为一种惩罚或作为防止发展政治小集团的手段，有时可以禁止某些人当官。②长期以来，各王国的居民不得在中央政府任职，以防止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在京城开展对朝廷不忠或分裂的活动。
仕途可以使一个人从吏员的卑贱身份变成某官署的高官，从而成为制订国家政策和作出重大决定的政治家，因此，这同一个人在仕途中可能被要求贯彻上级的指令，提出政策以供考虑，和充当司法官。官署的正式候选人并不需掌握专门技能，但是元帝时期（公元前49—前33年）有所例外，他要求候选人精通阴阳祸福的学说；精于数学或善于经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