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47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几百名中国学生在国外学习时，用这种方法集中他们的收入以养活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伴。
1912年后，这些革命社会主义者的团体对中国激进主义的贡献，更多地是通过教育宣传和社会实践而不是通过学说上的革新。与它们之前的那些团体比较，1911年后的这些团体对社会实践表现出高度的关心，这促使它们更密切地注意其欧洲样板的组织工作。这从而导致除了国内型式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之外，又努力于政治上的建党和大众教育，在上海，还试图组织城市工人。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间的年代里，对无政府主义表示同情，把它当作现代的大同理论，这在具有激进倾向的中国人中是普遍的。1917年以后，这种同情扩展到了蔡元培校长领导下的北京大学，他鼓励思想自由，鼓励复兴进德会和《新世纪》模式的工读计划。相当多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成员，包括毛泽东在内，回忆说，在1920年后改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前，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曾经吸引过他们。甚至“共产主义”这个词，一直到那时，也普遍地被理解为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用语。①因此，在1919年之前，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主要是以无政府主义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而为中国所知。朝向无政府主义使得中国人熟悉欧洲和美洲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的基本轮廓，但只熟悉很少一部分社会主义的原始文献，而且压倒一切地来自克鲁泡特金和他的同伴。在1917年以前曾被改良者、也同样被革命者附带地谈论过的马克思主义，是和不适于中国环境的议会民主和工业生产情况下的欧洲社会民主和劳工运动相联系的。中国的社会乌托邦主义者强调家庭关系的革命，这就提出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把个人生活的改造当作革命过程中其他变革的一个原因，而不只是一个结果。朝向无政府主义，在某些方面仍为后来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做了准备。它使人们知道了与斯宾塞的理论相竞争的马克思主义式的历史阶段论，也使人们知道了通过革命过程而起作用的关于变化的辩证观点。它培育了一种朴素但却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对作为发展动因的普通民众的同情关注。此外，依据中国社会乌托邦主义发生和发展的一种土生土长的激进主义观点，可以更好地理解后来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所坚持的某些组成部分。它们包括毛主义者所强调的文化方面的改造和个性改造，使之作为革命变革的自主的源泉；他们不喜欢城市工业经济的理论解释而赞成农业村社的社会动员；他们怀疑职务上的“界”会产生阶级差别；他们热衷于“自力更生”；以及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他们需要依靠经过教化的人的能力作为变革的动力，这既能导致跃进到太平盛世的乌托邦似努力的势头，也能导致经常发生的无法摆脱的对历史的倒退的恐惧。
新青年
1915年9月，一种由著名的激进主义者、人文学科教授陈独秀主编的杂志《新青年》创刊。①它的出版正式开创了中国新文化运动，它汇集了形成19世纪90年代早期改良运动以来，关于进化宇宙论的思考的第三阶段的种种思想。初期的改良者在1895至1905年间曾赞扬新的进步取向的宇宙观。无政府主义者曾发展改良者的乌托邦想象，强调革命斗争以摧毁社会不平等和儒家的仪式主义，作为达到个人幸福和社会乌托邦的手段。《新青年》的作者们则以自然主义的科学语言来描述进化，而没有儒家道德的含义。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认为“青年”本身的活力推动变革的进程，以一种新的基于活力论的生物学的道德乐观主义来激励全人类。
不过，《新青年》在1915年并不是从直接肯定这种乐观主义的进步哲学着手。更确切地说，它最初是激进分子的工具，他们急于抵制他们所认为的政治和文化中的倒退势力，这股倒退势力在袁世凯当总统时蹒跚而行的共和政体实验中，变得更加强大，而在袁死后又成为相互斗争的军阀的抵押品。但是，受围攻的激进的现代主义者开展来作为防御性反击的这一冒险事业，却取得了势头，因为许许多多在帝国以后的环境中受教育的现实中的“新青年”，聚集在了《新青年》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以及青年和妇女反抗的口号之下。到了1919年，学生运动的战斗性和北京院校领导及其他大学的保守主义者的明显溃败，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新文化正在变为现实。这一年学生领导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的五四示威表明，作为进步政治力量的被动员起来的觉醒了的民众终于出现，成为相互补充的力量。国内这种变化的加快，国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尤其是在俄国革命时，也有相应的情况。到1920年，陈独秀和他在《新青年》的亲密合作者，哲学家、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宣称他们改信马克思主义，并把这一杂志改变成新出现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工具。关于中国和世界历史的理想的希望之火，这时又在一种新思想体系中，重新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本身打下基础，使它能回顾性地认可这样一种意见，新青年运动事实上标志着这个时代另一个伟大的变革。
在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时，陈独秀和他的合作者们对于进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持悲观主义态度，在民国初年，悲观主义使正在出现的新传统拥护者和立宪主义者感到气馁。《新青年》并不凭纯粹想象的跃进来想象出无政府主义式的理想的替换物，而是冷静地专注于中国的文化落后及其给当代政治造成的威胁。他们也具有那时常见的关于进化的社会学观点，断定社会风俗、道德和民族心理对政治变化有决定性影响。他们与梁启超和其他“国性”的分析者一样，关心如何克服社会组织各部分之间不相适应的脱节现象。因此，《新青年》反对文化落后的运动，首先是间接地作为在政治上与君主复辟进行斗争的手段而被提出来。这一杂志最著名的对家族主义的批判者吴虞认为，中国历史上无力摆脱专制主义主要是由于宗法习俗，与此同时，陈独秀自己在同康有为的连续论战中，提出了类似的反对儒家道德的论点，在袁世凯的独裁政治下儒家道德成了保守主义者控制政治的工具。①然而，这种工具主义论点——到1915年，这种论点对温和主义者的文化改革主张是重要的——在陈独秀的思考中只起次要的作用。他的出发点是对科学的一种新信仰，不仅相信改革方式是自然主义哲学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且相信改革方式是验证自然和社会真理标准的一种实证主义的验证方法。梁启超在为“国性”进行辩护中，提倡在他视作儒家道德品格理想的参数之内的文化适应，并以一种日益增长的不快来看待对进化的自然主义的解释。但是陈却把科学当作一个实证过程，这个过程强迫人们把自然主义的宇宙既作为事实又作为价值观来接受。陈独秀不像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仍然认为意识与在精神方面反映经验的真“心”有联系，他是在生理学的心理基础之上谈意识，并认为人只是生物学上的和社会的有机组织。否定历史进化与宇宙论的进程相联系，这意味着陈独秀在现世主义和脱离圣人的人格理想方面代表了他这一代人的极端观点。因此，他和《新青年》有拥护“全盘西化”的名声。②当然，陈独秀的科学主义世界观并不像他要使他的读者相信的那样，彻底根除了继承来的信念和道德态度。的确，他是最早以一种几乎摆脱了传统哲学概念的日常用语表达其思想的人之一，因此，避免了频繁改进以及以新理性主义的外衣来表述传统形而上学信条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伎俩。但是，他在1915年向青年提出的人格理想，由于其非常显著的世俗主义，在许多方面仍然是1902年的“新民”的直接派生物。
改良者的“新民”被要求是朝向进步的，坚持己见的，有生气的，独立自主的。康有为曾为独立自主的自我提出一种宇宙论的基础，每个个人都分有几分宇宙的基本本质。谭嗣同曾使斗争成为一种关于道德品格的验证尺度，梁启超也曾经说过，作为进步动因的正在奋斗的个人体现了有关其真正目标的道德，因为被理解为拒绝向他人优势力量屈服的旺盛斗志应当对平等的道德目的作出贡献。这种出于弱者观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对容易地调和了个人和集体的利益，承认重实效的、有成效的努力以求得道德价值。
在陈独秀最重要的论文《敬告青年》中，人的品格中的蓬勃活力被看作青春本身，不是年龄所起的一种作用，而是心理的特质，这种特质使个人真正自觉，从而具有为进步效力的更新的力量。“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①在这一点上，自然主义的隐喻取代宇宙论的隐喻，成为号召采取现代人的态度的论题的框架。“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这些训诫反映了19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革新的基本目标。“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这一训诫体现了从个人礼仪上的关系中获得彻底解放的社会乌托邦要求，而且陈独秀的解释表明，这一训诫也运用了作为独立思考和行动准则的科学理论。在这里，以及在他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和“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号召中，陈按照他自己所主张的实证的试验和社会决断的模式，发展了初期“新民”理想的重实效的、以工作定向的潜在力。
因此，在《新青年》关于解放了的个人的解释中，这种唯科学主义的世俗论，促进了进一步通过客观社会实践向着意义明确的自我实现的转变，并且离开了个人解放的早期模式，这种模式被设想来作为道德上自我实现的一个方面。个人主义的品德——独立、自力更生——并不是以社会乌托邦的方式与从所有纠缠不清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这一点相联系，这种解放是激进的，实质上是不可思议的。相反，它们适合于基于婚姻配偶自由选择的核心家庭和所有成年人经济都独立的欧洲模式的家庭体制。更重要的是，这些品德在其所起的作用上被视为与经济的生产能力相联系：“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经济学生产之大则……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相互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①这种心理上的态度和社会结果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同样信念，使《新青年》关于自杀问题的讨论很活跃，当改良时代的许多中国人寻求理解新的人格理想并使之成为个人品格时，自杀问题曾经强烈地吸引了他们。早期的虚无主义者曾谴责逃避现实的自杀而赞成自杀性的暗杀，理由是只有后者不仅要拯救自己也要改进世界。②当新青年运动的支持者们否定自杀行为传统上被承认的道德上肯定或反对的启示时，他们本身便不再被打动，这事实上改变了自杀的实际社会意义。不过，他们的意图还是超过了虚无主义者对被动性的简单否定，从而怀疑以下任何行为的正当性，这些行为的基础是儒家典型的思想上自我克制的道德理想和儒家关于行为要和扩展到道德之外的宇宙统一体协调一致的假定。谭嗣同按照这些信条，选择了殉难，但20年后在《新青年》的世俗社会中，这种对死的选择无论意愿多么高尚也仅仅被看作一种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只有活着才能斗争。①对于《新青年》的信仰进化论的自然主义者来说，生命本身既是人的价值的源泉又是进化的道德目的论的证据。在五四运动期间，法国哲学家享利·柏格森作为西方圣哲吸引了新传统儒家主义者的注意，他的“生命冲动”学说，表明他理解科学推理所达不到的道德体验的直觉的本质。但是，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却使陈独秀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们已建立了一种科学的正确的哲学立场，这种立场重新肯定了人类在充满人道主义目的的发展的宇宙中天然相互依存的进化观。青年，由于比较地说来摆脱了落后的传统环境的拖累，由于对老人统治的“阶级”敌意，是最适合于作为进步性变革的先锋而行动的社会群体。青年也是那种假定能激发整个宇宙力量的生命力的象征。
按照这条路线，新青年运动的科学的、实用主义的现代主义者回到了形而上历史进程的宇宙观理论。关于青春，这份杂志的形而上学家李大钊②吸取了不带儒家道德象征主义的儒道宇宙论的象征主义，赞颂一切自然宇宙运动具有生命本身的固有价值：“大实在的瀑布，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的潮流，随着大实在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转进，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③李选择创造阶段作为形而上历史过程的最初状态。在这个以两种性质相反的成对的定性力量为特征的现象宇宙中，年轻、春天、诞生、创造，其存在只是由于它们对它们的对立面——灭亡、冬天、晚年和毁灭的相对性的依赖。但越过现象，作为整体的宇宙应当在时间本身的状态下予以考虑。这里，时间现象的特征——差别、相对性和变化——应当与它超自然的状态——绝对、一致性和恒定相对照。因此，“年轻”、“春天”、“今”都是超自然的实在：这些发展阶段的活力振荡一切。“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且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①对李大钊来说，这种超验的意象所含有的社会启示是，保守主义者应当被认为是与宇宙的活力不协调的，人对现在唯一真正的利用是去斗争以创造未来。生物学的和感情上的训诫是否定死亡——或者是自我、国家的，或者是有形宇宙的。
对于李大钊的气质来说，对赞美诗的一种欢快的冲动是基本的，这一点，早在1915年，当他在被广泛阅读的书面意见交流中指责他的朋友陈独秀在国家困难面前悲观厌世时，就可看出。②但是，国内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和欧战结束时期世界变化步伐的加快，在两人心中都激起了希望。陈独秀认为这些事件证实了他的信念，即历史中的促进力量是由文化和制度的原因与结果的复杂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程度乃愈高。”③他们对当代事务的注意变得非常专注，以致李和陈在1918年创办了第二种杂志《每周评论》，专用于国家和世界政治的讨论。
最初，协约国在世界大战中的胜利看来似乎是绝大的事件，标示了时代的伟大转折点。不仅曾经把历史的目标与西方民主和科学进步等同起来的《新青年》，而且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威尔逊总统的民族自决的方案，指望协约国的胜利完全改变帝国主义者侵害中国主权的近代进程。不过，李大钊于1918年向布尔什维克革命致敬却证明具有更重大的意义。当他迎接1919年的新年，利用年号的改变所包含的更新的历史象征主义把它当作新纪元的开端时，他使人明白，他现在预知进步的模式将由马克思所预示的经济生产制度形成：从今以后，大家都晓得生产制度如能改良，国家界线如能打破，人类都得到一个机会同去作工，那些种种的悲情、穷困、疾疫、争夺，自然都可以消灭……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这是新世纪的曙光！在这曙光中，（多少个性的屈枉，人生的悲惨，人类的罪恶）都可望像春冰遇烈日一般，消灭渐净。（多少历史上遗留的偶像，如那皇帝、军阀、贵族、资本家、军国主义）也都像枯叶经了秋风一样，飞落在地。①1919年和1920年，在许多激进的中国人当中迅速传播开来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同样是由这种对胜利的自由民主大失所望激发出来的；对自由民主的失望促使新传统主义者在战后抨击“唯物质主义的西方”中团结起来。这样，凡尔赛和约在所有方面都成了激发对西方改革模式重新评价的催化剂，这一模式曾强烈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对中国和世界进步的观点。共和政治的创伤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在和会上被出卖，使梁启超抛弃了进化道德目的论的信仰。陈独秀（在这次战争中）曾把协约国的目标与公正的理想等同起来，1919年因凡尔赛和约而感到震惊，并由于他在反对和约的五四示威中的作用而入狱五个月。到了1920年年中，陈已完全委身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革命的社会科学。许多人从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追随梁启超或陈独秀的方向，发泄对自由的西方的批评，并由于长期以来未能表露而更加猛烈。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按照世界进步的一种模式委身于他们自己国家复兴的中国人，一直倾向于掩盖西方对中国表露出的两面神的两副面目中的一副面目。他们或者把他们对侵犯中国主权的愤怒分成各不相干的部分，完全就事论事地对待这些侵犯行为，或者把中国弱小归咎于他们自己，以此为代价而继续相信文明与强权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的前景和新传统主义的前景一样，作为转回去相信外患应对中国许多问题承担责任的一种对照，可以解除没有说出来的屈辱的辛酸。
自由主义的西方改革模式再也没有恢复它昔日的光彩。在紧接五四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氛围中，在激进主义者的团体中，最受攻击的自由主义的改革信念是渐进主义。换言之，进化的和革命的变革方式越来越被认为是不能共存的选择。早期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认为，长期的历史前景以一种互补的辩证法把这两者合成一体，在这一点上，青年毛泽东作为省城长沙的一名学生激进主义者，是他称之为相信进化的“大同”信徒的反对者。相反，他提倡“民众大联合”的动员，他断言这种动员能够很快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①胡适，一个知名的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美国留学期间已成为约翰·杜威的追随者，在1919年秋发现他所主张的唯科学主义的、以问题为方向的改革方法这时受到了尖锐的挑战。在一场叫做“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他的“一点一滴”改革主张遭到李大钊的反击，李回答说，每一时代都具有从其经济关系体制导出的时代基本方向的特征。李说，按照这一道理，该时代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证明是相互联系的，人民的觉悟能够达成一种共同基础，而且能够为全部改革确定方向。双方都了解，赞成“问题”方法的论点是向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挑战的一种尝试。①到五四时期结束时，在激进主义者的团体中，大同的概念已日益与前一代人的改良思想体系，也与一种对于改革的消极的、不关心政治的、具有高人一等优越感的态度联系起来。不过，如前面所表明的，这时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的思想上的吸引力中，至少有一个因素是，和布尔什维克革命所提供的政治行动模式相并列，有可能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和社会的解释中领悟到一种对进化宇宙论的决定性的修正。虽然中国人对自由主义的民主的幻灭感证明是无法改变的，中国人对改革理想家最初解释的“民主”和“科学”的信仰，却能够从当代欧洲和美洲的土壤中连根拔出而继续存在，再现于世界遥远的未来。李大钊，作为第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毛的早期导师，不但坚信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科学和民主传统的真正载体，而且吸收个人解放的社会乌托邦主旨和互助自然伦理观作为他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组成部分。②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把阶级制度描述为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使劳动人民成为世界进步的动力，并使他们的斗争成为自然和社会事件发展的必然表现形式。而且他相信，普通民众进行革命的力量是源自他们的自主意识：源自他们对自己力量的自我觉悟和他们那种谁属于他们自己谁就能成长而有益于社会的认识。李在劳动大众中看到了一种改革的人的动因，这种动因很有力，足以弥补不受个人影响的生产力而不被其压服。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甚至没有发展一种关于社会实践的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建立了进化宇宙论者曾经寻求的人内在意识活动的“唯意志论”和外在超历史进程的“决定论”之间的某种平衡。最后，正如进化宇宙论者曾经寻求调和达尔文的竞争斗争手段与儒家道德共性的目的，李认为互助是对阶级斗争的一种补充：他认为，作为社会主义的道德目标，互助不能与达到这一目标的阶级斗争过程割裂开来。
在整个改良时代中，那些接受从进化宇宙论而来的思想倾向性——无论是以其较神圣的或较世俗的形式——的人，一直信赖一些基本的理想。他们假定，传统的儒道宇宙观范畴与其说同西方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