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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4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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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运动。不过，如果说新文化把小说这种体裁提高到了雅文化的地位，它做到这一点，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把小说和小说应“为生活服务”的看法结合了起来。中国的新文学从一开始就达到这样的程度，基本上倾向于文学应为社会道德目标服务的看法。当然，这个总倾向并不妨碍一些伟大的作家热中于纯文学事业，但总的目标仍起支配作用。
即使是浪漫派创造社郭沫若、郁达夫等人，表面上采用“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也对一些并非纯属艺术的事情深感兴趣。①如我们所了解的，要摆脱压抑人的传统生活结构的浪漫主义，在1911年以前就出现了，即使在那时，它也是既和探究个人人生的意义有关，同样也和革命的浪漫情调有关。在1911年以后的那个时期，当政治救亡的希望戏剧性地破灭时，在人们很快失去国家和个人两方面的传统价值信念的社会里，年轻知识分子对个人人生意义的关注成了新文化的一个因素。在某种意义上，“个人主义”就其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方面的含义说，似乎这时对个人生活有很大的直接影响；对于先驱者一代，这样说无疑是不正确的，先驱者一代仍然十分安适地生活在传统的儒家家族准则的限度之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对个人主义的关注因而似乎并不完全有助于社会政治目标。载于胡适主编的《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刊的易卜生《玩偶之家》的译文，是这种关注的标志。“创造社”浪漫主义的作家们着迷地热中于他们不能满足的情感上的渴求，这也决不是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关注。用李欧梵的话说，“法国象征主义者的看法是，艺术不仅重建生活，而且建造了艺术家可以在其中逃避生活的新大厦，与此相去甚远，成（仿吾）的论点指向另一个方向”，②指向压倒一切的对生活的关注，不管这种关注表现为郁达夫感伤的自我放纵还是表现为郭沫若飘然的自我陶醉。
另一个与新文化运动有明显联系的发展，可以叫做对传统遗产的“更高层次的批判”，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
关于各种传统和经典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的争执是中国思想长期以来的一个特点。清代考据学派的杰出训诂学者们促进了对一些重要典籍的整理，尽管他们的工作是否具有怀疑主义的反传统观念的含义很值得怀疑，而20世纪推崇他们的人则认为他们的工作具有这种含义。康有为——他决不是一个批判性学者——在20世纪初曾试图利用对某些古文经典的系统性抨击来支持他自己的今文经学看法。
和康有为的学术活动一样，胡适所说的“整理国故”运动也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动机。用劳伦斯·施奈德的话说，“科学”方法可以被用来“削弱传统史学和经典之历史基础的可信性”。①要消除过去传统对现今的影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消除把神话当作事实的做法，这些神话是这种传统的依据。最后，许多其他的“国学”学者——甚至包括“新传统主义”学者，他们未必具有胡适和顾颉刚那种反传统观念的先入之见——都从事这种批判性的工作，使史学研究从尽信经典和沿袭传统这样一种看待历史的方式的重负中解放出来。
甚至就反传统观念的“新文化”学者来说，他们的意图也并不完全是破坏性的。尽管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专心致志于可以在当代西方找到其模式的远景，但他们和中国民族主义者一样，决非完全不希望在中国历史中找到现代文化可以从中发展出来的胡适所说的“正宗”。胡适的导师约翰·杜威提倡的科学观念，以其渐次增进的进化观点，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现在总是由过去发展而来。顾颉刚和胡适两人的确都能满意地找到中国思想中有现代性倾向的组成部分。这里有据认为是清代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伦理学的起源；以及对胡适来说，历代生动的白话文学作品，它们与高贵人物颓废的、形式主义的古典文学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把高贵者那种丧失了信任的、压制人的“雅文化”和民众活力相对比的民粹主义主题，最终导致顾颉刚广泛研究民俗学（见下文）。同等地关心新文学和新学术这两个方面的胡适，后来能够在他对过去白话小说的学术性研究中把这两方面的兴趣结合起来。所有这些努力，不管是文学方面的，学术方面的，或者只是时事评论方面的，都贯串了新文化运动的共同前提。
尽管共同具有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当我们并列地提出这一运动的一些主要倡导者——胡适、陈独秀和鲁迅——的名字时，我们也明明知道他们之间的深刻差别。1911年以前胡适还是青年学生，已经受到严复和梁启超的社会达尔文思想的深刻影响。他作为留美学生的幸运经历，以及他那时和早期杜威哲学的接触，似乎使他相当容易地形成了他自己对陈独秀“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著名提法的看法，陈独秀的提法提出后基本上就保持不变。严复介绍的培根穆勒的科学概念，作为一种简单的归纳主义，有助于理解杜威的实验主义概念，而胡适自己20世纪早期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又给他留下了现行民主的愉快印象，甚至他还热情地接受了杜威关于真正民主的更先进的、批判的看法。
按照杜威的看法，科学和民主是不可分的。依赖试验性的假设、应用于研究“未可预断情况”的科学实验方法，意味着否定所有精神权威和预定的教条——不管是宗教的，政治的，或形而上学的。因而它是维护自由的真正基础。这种科学方法已非常成功地应用于自然，如果人们能互相协作，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问题——这个领域仍然受到教条的绝对统治——的研究，那么，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的目的就终将实现。因而可以想象，科学知识通过教育普及全社会，将使人们有效地分析和处理他们共同的问题，甚至调解他们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尽管杜威尖锐批判了只不过是形式的“政治民主”和立宪主义，但他整个观点的前提似乎无疑是以共同接受立宪民主作为“竞赛规则”。
虽然胡适似乎接受了杜威把科学作为方法论的看法，但他似乎完全疏忽了作为哲学家的杜威提出的精深的认识论问题，而且他觉得完全有可能把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简单的、教条主义的机械论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结合起来。①在这个领域里，他在很大程度上停留于严复和梁启超的传统，尽管他的自然主义不带道佛的色彩。再者，杜威在论述社会政治问题时对“科学调查”和教育的强调，他对“纯政治”的反对，似乎增强了胡适以前就有的倾向，即认为中国混乱的、“荒唐的”政治冲突与中国真正的进步毫不相干。
杜威对科学知识和教育的强调，和整个新文化对改变精神生活的强调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当胡适1917年返回中国时，他必然要和新文化运动发生紧密的联系。他对语言改革的浓厚兴趣和新文化运动普及教育的目的完全一致。他对新文学的兴趣既反映了个人对文学的强烈爱好，也反映了一种确信，即文学具有感染力，是传播新思想的最有效的媒介。当我们回顾地评述他的一生时，我们只能认为，他坚定地关注文学和学术，这反映了他个人的爱好，无疑也反映了他真诚地相信“整理国故”是至关重要的文化任务。这并不是说在那些年里他没有在著作中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但是他在极大的程度上无力影响政治事务的实际进程，因而他觉得把“科学知识”运用于文化遗产的评论更切实可行。
当我们转而研究陈独秀时，我们发现，他最早提出“赛先生和德先生”这一口号时，他对这两个范畴的看法和胡适有微妙的不同。他的性情不像胡适，热情而急躁。他所受的西方影响主要来自法国，而不是来自英美，这一事实并不是没有意义的。他对科学的看法，基本上是一种达尔文主义形而上学的粗浅看法。科学是一种可以用来削弱传统道德价值的基础的腐蚀剂。进化的力量在中国似乎一直完全陷入困境，这一事实使他不时极为沮丧，不过和胡适一样，他基本上能把他的“科学”决定论和对知识精英的能力的强烈信任结合起来。和胡适不同的是，作为一项一项实验的方法论的科学实证原则并没有渗透进陈独秀意识的深处，因而他后来能够把科学一词从达尔文主义转用于马克思主义，而没有丧失其明确表达的任何意义。
胡适关于科学方法的概念似乎使他对全面变革的革命观点的呼吁无动于衷；而极力称赞法国革命是现代民主起源的陈独秀，尽管在1919年以前的那个时期他持彻底反政治的“文化”观点，但他可能本来就更容易受革命性变革呼吁的影响。不过在他们两个密切合作的期间（1917—1919年），他们关于个人和关于民主的种种要素的看法仍有许多相似之处。
鲁迅（周树人）是一个气质很不相同的人，后来成为现代中国最著名的文学巨人。在他主要是作为文学家的一生中，他似乎对“黑暗势力”特别敏感。在他的青年时代，他很容易地改信了进化论的信条，然而甚至在1911以前他就模糊地开始发生怀疑。他的个人家庭经历、他对中国民众的堕落和“奴性”的深刻了解，甚至在1911年以前似乎就已降低了他对进化力量能在中国起作用的信心。他接触了尼采的著作，但这并没有使他转向真正的尼采哲学，而是给他提供了奔放不羁的、英勇的、具有反抗精神的生动形象，也就是反对多数人的“奴性”的形象。他一度沉溺于尼采拜伦式的诗人英雄的幼稚梦想，这样的英雄能够从精神的昏睡状态中唤醒人类。也可能正是尼采和拜伦，使他很早就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欧和美国的平凡的、“资产阶级的”文化缺乏同感。尽管受到严复的影响，鲁迅对于许多西方文学作品的超然的“现实主义”及其对人类道德生活的过分复杂的看法，对于西方专家治国的思想倾向，也仍然很冷淡。
辛亥革命以后的形势使鲁迅碰了绝望之壁。他那种尼采式文学英雄有能力塑造社会的幻想似乎很快消失了。他对中国糟糕的过去和现在的“全盘否定”的形象化描绘，和他的“新文化”同行的描绘相比，如果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更为阴暗。当代中国的残暴、腐化、奴性和虚伪并不表示传统社会准则的衰落，就某种意义而言，实际上倒是这些破坏性的社会准则的表现。在他的《狂人日记》中，他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吃人”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的理想就是“吃人”的理想；甚至1911年以前那个时期的青年革命者也很快屈从于这种梦魇般压迫人的恶毒势力。鲁迅决定再次开始写作，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教育”目的的一种响应，但是似乎是一种有高度怀疑的响应。
尽管鲁迅“全面”抨击传统观念，不过就他的文学创造力来说，中国过去某些“反传统”的方面仍然强烈地吸引了他，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可是，他所注意的历史和胡适从中寻找“正宗”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他所注意的是南朝放荡不羁的“新道家”文人的历史，是民间志怪和传说的历史，甚至是某些涉及个人私事的评价的历史。不过，这些诱人的方面似乎都没有扭转鲁迅在整体上对文化遗产的否定。
① 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第17页。
② 这将导致他支持辫子军阀张勋1917年的复辟尝试。
① 严复等：《孔教会章程》，《庸言》，1。14（1913年6月），第1—8页。
② 许华茨：《寻求富强》，第234页。
③ 劳伦斯·A。施奈德：《国粹和新知识界》，载费侠莉编：《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第71页。
① 陈独秀：《敬告青年》，《新青年》，1。1（1915年9月），第7页。
② 同上书，第1—2页。
① 见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章。
①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有论述；又见戴维·罗伊：《郭沫若：早年》。
② 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第22页。
① 劳伦斯·施奈德：《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
① 胡适坚定地支持这种形而上学似乎遮住了他的眼睛，因而未对杜威后来关于宗教和审美经验的精深论述作出任何反应。
五四及其影响
在论述1919年5月一连串事件的影响时，我们在此将不详述无数新期刊中表达出来的多种学说。在新文化的种种论题——尤其是对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的读者面扩大（已经在进行）的时期，五四只是标志了一个极易引起争论的阶段。可是，很明显，其中大多数学说并不是新的。
就我们这里的论题来说，这一连串事件的主要影响之一，是它们牵涉到对中国种种弊病作纯文化的分析判断。五四是一次政治行动，一次表面上有效的政治上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行动。它甚至一度导致了一场群众运动（虽然只有学生和城市一些阶层参加）。新文化的领袖们过去一直主要关注中国国内的弊病。他们思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使他们基本上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行为不作道德评价，也不把中国的种种弊病主要归因于外国。可是学生的民族主义的急切希望和紧迫感，却迫使他们思想上的一些前辈把注意力暂时从他们长期的文化努力转向当代中国政治的可悲状况。
甚至反政治的胡适也为五四事件所推动而重新评价他的态度。直接的影响是增强了他的信心，令他高兴的是，似乎已在青年知识分子中进行的文化改革或许不会向政治方面发展，而是发展成为“社会运动”。杜威本人于1919年来到中国，他自己注意到“学生”团体已在从事民众教育、社会服务、慈善事业和活泼的思想讨论；①杜威鼓舞了胡适的信心。胡适曾谈到“民众要教育，妇女要解放，学校要改革”。②似乎从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假定，只要避开1919年中国存在政治军事势力这一难以对付的现实，上述所有目标都有可能实现。不过到了1922年夏季，胡适在他的友人丁文江的推动下，说服自己帮助创办了《努力周报》，这一刊物明显地致力于政治活动。
丁文江是一个有才干的地质学家，在新文化的“从事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当中，他是少数真正科学家之一；他不是在美国而是在苏格兰受的训练。③他在那里学到了地道的英国经验主义对科学的看法（和胡适一样，他也是清代“经验论者”的推崇者），但是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经验主义，不像杜威的实验主义看法那样受到民主主义的影响。因此对军阀和政客的道德评价丁文江不那么热情，而这在胡适的看法中却很突出。他对现存势力的态度似乎是——它与我们的论题有关吗？胡适在过渡时期已痛苦地注意到，政治势力的权势妨碍知识分子言论和行动自由的权利。他也注意到新的权力主义这样一些“主义”的兴起——准备抢先登上政治活动的舞台。因此，他政治活动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公民权利”的自由主义要求，反对独断专行。这是此后他一直信守的主张。
胡适政治建议的另一个方面——他提倡“好人”政府和“有计划的政府”——已经指向如何在中国把“科学”和“民主”联系起来的重大问题。如果说杜威关于科学的定义是“常识”性的，他便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科学调查的方法通过新式教育迅速普及整个美国社会，使科学成为文明人的一种武器。根据中国的情况；胡适只能希望有科学知识的人（人数很少的“好人”）能对现有的权力中心施加影响。胡适与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样，感到自己只能相信进步的优秀分子。能对吴佩孚政府起作用的希望当然只能是短暂的，胡适很快回到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文化观点。
五四时期的青年普遍都有民族主义的政治热情（这是一种压倒所有意识形态差别的热情），孙逸仙及其追随者是能更好利用这种热情的集团之一。不管人们对孙逸仙作为思想家或政治家的优点会有什么看法，事实是，在1911至1919年的整个惨淡时期里，他始终没有改变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政治目标，尽管他的方法不能奏效。“新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疾患所困扰，而孙逸仙并没有被这种困扰压倒。相反，甚至在1911年以前，他和“国粹”思想的接触就使他确信，必须扶植对历史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他甚至提出了应当珍视什么的明确看法。
应受珍视的一种传统道德价值是历来强调“民生”，孙逸仙很久以前就（像梁启超那样）把“民生”和对西方社会中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联系起来。和梁启超一样，他不断强调，他所界定的那种阶级对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在1911年以后苦难日增的年代里，他还热中于如何在中国创建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先锋政党的问题。总的来说，他对西方式的立宪民主政体的信念逐渐减弱。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孙逸仙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追随者在十月革命以后，对列宁关于政党组建的看法和对待军事力量的布尔什维克提法表现出迫切而强烈的关注。孙的追随者中的一些年轻人——如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等——事实证明的确很善于接受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当作对西方所作所为的一种分析。①① 杰罗姆·B。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79页。
② 同上书，第177页。
③ 关于丁文江，见费侠莉的研究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
① 他们的看法见《建设》杂志，1920年。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
布尔什维克革命学说是五四时期汇集的学说中新近增加的一种，否则五四时期就只有较老的论题。在“凡尔赛出卖”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的用语很快在许多集团当中流行开来，但是，把苏维埃共产主义当作一种完整的主义来接受却是一个缓慢得多的过程，随即改信这一主义的人很少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论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吸引力时，我们决不应以共产主义运动早期的开端为限。
十月革命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于革命这一事实本身。渐进进化宇宙论曾是革命以前那个时期的主要信条，这种强烈的信念已经失去其活力。仍持今天的西方便是中国的未来这种看法的新文化领袖们，感到作为教育者不能不依靠他们自己的才智。甚至那些已经接受西方反资本主义概念而准备自称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在似乎越来越稳定的西方也看不出多少有历史意义的戏剧性变化的迹象。
李大钊鲜明地代表了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这样一种反应，即把这场革命当作世界历史再次正在发展的证据。①李大钊是新文化集团中更具特色的成员之一，甚至在暗淡的年代里，他也总是设法在他自己对历史进步的诗一样的看法中保持一种令人振奋的信念。他特有的看法和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信条不同。他受到多种多样来源如爱默生、柏格森、黑格尔和一种道佛思想的启发，把历史想象为一种统一的、永远年轻的世界精神，总能冲破它所造成的静态结构。他为解放的大举行动作好了准备，这使他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启示非常敏感，把它当作新的有历史意义的变化的预兆，这种新的变化将扫除“所有国界、全部阶级差别、一切障碍”。如莫里斯·迈斯纳所指出的，在李大钊的思想中，这种更带普遍性的想象与极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中国民族主义似乎设想了一种可能性，中国总会作为一个“人民国家”参加世界的重大事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学说及其对“落后”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民族主义的暂时作用所持的肯定态度，为李大钊的想象提供了余地，尽管李大钊是否真的接受了民族主义的暂时性质还一点也不清楚。不过，如李文逊所指出的，这种对历史的新的想象——即使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力理论还没有任何深入的了解——现在就要把中国置于历史变化的前锋地位，这种历史变化将超越腐朽的现代西方。可以从更高的但是是反传统观念的角度，拒斥西方。
如已多次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对我们前面已经遇到并描述为列宁主义困境的这一问题很敏感。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即深信历史“在我们一方”，又深深怀疑从现在到未来的变化能否倚靠非个人的力量。列宁曾面临自觉的先驱这一问题——不仅过去严复和梁启超，而且孙逸仙，甚至胡适和丁文江在五四时期也都面临这个问题。但是列宁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待这个问题。共产党作为产业无产阶级总意志集中体现的典型；党作为有高度纪律性的、坚如盘石般团结的“职业革命者”的总参谋部这种军事比喻（正如将领们能够说明他们作战地区的空间地形，这个总参谋部能够分析正在出现的客观历史情况的时间“地形”）——这些观点将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不过，回顾起来，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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