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4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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豢枷蚵氛吓缘氖勘吨朗槭保褐诔鸷抻⒐酃饕宓那樾鞅簧慷鹄础Ｕ饩偷贾铝耸褂么痰兜暮＞秸蕉雍头吲娜褐谥涞某逋弧�5名中国人和3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受伤，虽然没有人开枪。当有人报告这一危险的形势时，临时联席会议正在开会。它立刻决定设法阻止发生更严重的冲突，使用的办法是说服群众疏散，要求英国当局撤去海军陆战队，而留下由部队支持的华人巡捕来维持秩序。群众响应徐谦和蒋作宾的敦促而散开，徐、蒋二人答应在24小时内把问题解决。英国总领事葛福与海军少将卡梅伦商量后，谨慎地接受了陈友仁的建议（实际上作为最后通牒递交），以避免五卅事件和6月23日事件的重演。商团撤离，海军陆战队返回他们的舰只。华人巡捕在4日代替了他们。
但是事实上路障此时形同虚设。在煽动者的驱策下，群众冲进了租界，总领事不得不要求中国部队维持秩序。次日，租界的华人巡捕和锡克巡捕离开，当暴民向巡捕房投掷石头时，局势趋于紧张。租界的市政当局决定把巡捕房交由国民党当局负责。英、美的妇女和儿童被送上船而去上海，男人则集中在沿江附近的一座建筑物中，一旦情况需要，他们就能够迅速从那里撤离。国民党人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这样，不是通过预谋，而是通过对形势发展的危险性升级作出的反应，英国租界就从英国的控制下被夺了过来。1月6日，九江的一小块英国的飞地也由于群众的行动而被接管，英国人没有抵抗，但发生了许多抢劫和破坏。中国民族主义的这些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国民党的威信。它们也带来了没有预见到的后果。①一个后果是内地来的传教士难民日益增多，他们奉领事之命离开布道地前往安全地点。另一个后果是对上海公共租界安全的担心，那里是外国侨民最集中的地方，又是英国在华经济利益的中心。上海显然是国民党军事讨伐的下一个目标。根据英国远东海军总司令和上海总领事的预测和估计，伦敦的内阁就派一支大为加强的军事力量去保护租界使之免被强行接管，进行了辩论。1月21日，内阁最后决定派一支巡洋舰分队和一个完整的英国师，而不是只派在香港待命的一个印度营。作出这个决定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它给国民党人带来了忧虑，即英国可能试图重新占领汉口和九江的租界，或者英军将协助孙传芳阻止实现夺取上海的计划。实际上英国政府已经很快放弃了用武力重新占领上述任何一个租界的想法。此时在北京的蓝普森派他公使馆的两名工作人员前往汉口，谈判归还租界之事。
参赞欧玛利和汉文参事台克满在1月11日来到汉口，陈友仁和欧玛利之间关于汉口租界问题的谈判持续到2月12日。对国民党一方来说，谈判带来了英国外交承认的表示，并且一次成功的谈判将提高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对英国人来说，谈判被认为是一种考验，看它在处理与国民党人的关系时有没有实利：英国政府所需要的，是在中国挽回面子，以及确保国民党人不企图用武力废除条约的条款。为了提供一个良好的谈判场所，国民党外交部在10月10日宣布，在谈判期间，反英和反基督教的运动将停止。为了报答的确出现的这种暂时的宁静，欧玛利在1月24日说服汉口的英国社区恢复营业。由于可以觉察到的危险，停业已在1月5日开始，但作为一种对已经在为贸易不景气和失业而斗争的城市的经济压力形式，停业仍在继续。140家中国银行中大约30家银行在阴历新年（1月26日）破产。陈友仁还发表了一项声明，大意是国民党政府愿意选择谈判和达成协议来解决它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关于归还租界的问题，双方拟定了一个保留面子方案：中国的委员会将继续治理租界，而英国的工部局则结束未了的财政事务；然后一个纳税人会议将正式批准把权力移交给一个中英联合委员会（由中国人任主席，中国人占多数）；这个安排是根据几年前德国归还汉口租界的先例作出的。协定预定在1月30日签署，但是随着一个印度营于1月27日到达上海，并且得知更多的英国分遣队在来华的途中，新问题出现了。陈友仁这时要求得到保证，上海的英军只打算用于防御；他还威胁说，除非途中的军队停止前往上海，否则他不在协定上签字。妥协的办法是，陈外长正式声明，他的政府的政策是不使用武力去改变租界和公共租界的地位，而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议会声明，如果签订了汉口协定，又不再发生紧急情况，剩下的英军将留在香港。作了这些姿态以后，陈友仁欧玛利协定在2月19日签订，关于九江的一个类似的协定在3月2日签订。中国一方通过谈判赢得了更高的威信，而英国则考验了它的迎合国民党人的新政策。此外，武汉的左派已经赢得了一次加强他们对其南昌政敌的相对地位的胜利。①①　A。I。卡尔图诺娃：《布廖赫尔1926年的“宏大计划”》，简·索尔斯基英译，韦慕庭加注，载《中国季刊》，35（1968年7—9月），第18—39页。1925年10月，俄国驻北京大使馆派A。赫麦列夫去广州调查情况，他报告“加伦”和鲍罗廷之间经常发生冲突，结果布廖赫尔被迫离开广州。《A。赫麦列夫〈广州之行报告〉摘录（第27—30页）》，文件得自1927年4月6日的北京突然搜查。译文藏于加州斯坦福胡佛战争、革命和和平研究所，杰伊·卡尔文·休斯顿藏书。
②　国民党政治会议记录，第131号。奇怪的是，蒋的日记竟未提起这次联席会议，虽然他确实参加了。
③　A。I。卡尔图诺娃：《华西里·布廖赫尔（1880—1938年）》，第62—63页。那一天蒋的“日记”没有提到这类会议，虽然他主持了总司令部政治部的一次会议，讨论战斗开始时应做的工作。
①　两人的传记见包华德：《传记词典》。总政治部及其附属机构的组织系统，载《国军政工史稿》，1，第264—272页。第281页有邓、郭二人的照片。
①　《革命文献》，12，第1780—1789页；《北伐战史》，I，第62—68页；《北伐简史》，图，第46页以下。
①　指挥官和主要政工人员的事迹在包华德的《传记词典》中有简要介绍。说明军、师、团、营指挥官的组织表载《革命文献》，12，第1802—1803页（我采用的）；也载《北伐战史》，2，第322页以下和《北伐简史》，第46页以下。
①　时袁祖铭任黔军总司令——译者。
②　关于广州谈判的一份有趣的报告见1926年6月3日根据鲍罗廷报告的文件。韦慕庭和夏连荫：《文献集》，第269页。唐纳德·A。乔丹：《北伐：1926—1928年中国的国民革命》，第276—286页。高级指挥将领之一回忆北伐的有趣报道，载唐德刚、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
①　这些战斗在《革命文献》（12，第1904—1931页）和《北伐战史》（2，第355—431页）有详细论述；两者都列有伤亡、战俘和战利品的数字；《北伐简史》，第55—59页；乔丹：《北伐》，第75—79页；A。I。切列帕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在华军事顾问的手记》，第158—164页，此书根据俄国人的观点写成。
①　一份日期为1926年12月5日，根据布廖赫尔指挥部情报的报道，为11月24至30日在南昌的A。赫麦列夫所写。存于俄国档案馆内的他的这份报告，引了11月15日“加伦”发来的电报，电报中提供了这些伤亡数字，同时又加上了以前几次战役伤亡的10000人。布廖赫尔显然只计算已在广东组织起来的军（原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损失。他贬低第7军和贺耀组的独立第2师在江西战役中的实际战斗，虽然这些部队缴获了敌人的大部分武器。布廖赫尔的关于在广东以外作战的部队的数字如下（11月中）：广东的军/外省的军第1：超过3000/第7：约7000在福建8000/第8：25000—30000（15000适合战斗）第2：6000，战斗力差/第9和第10：不详第3：3000左右/第14：约500第4：原有3500，新来2500/第15：5000至6000，素质差第6：超过3000/第17：8000《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载《历史档案》，4（1959年），第113—126页，文件3，116。其他江西战役的报道有：《革命文献》，13，第2047—2179页（附多份电报）；《北伐战史》，2，第499—564页；《北伐简史》，第69—90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189—201页（对蒋介石抱有敌意的偏见）；乔丹：《北伐》，第83—92页。
①　我使用陈训正的关于福建战役的记载作为基本史料。《革命文献》，14，第2187—2212页，有关文献见2212—2220页。A。I。切列帕诺夫是何应钦的军事顾问，但是他的关于战役的记载由于他缺乏文献，是简略的，而且不都是准确的。《手记》，第172—178页。其他记载载《北伐战史》，2，第575—596页；《北伐简史》，第91—98页；乔丹：《北伐》，第93—96页。国民党档案馆所藏《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465/30，提供了大量的详细情况。
①　乔治·鲍勃科克·克雷西：《中国的地理基础：土地及其人民概述》，第55页，根据1926年的中国邮政局的估计数。
①　赫麦列夫的报告，载《根据国民革命军北伐史的材料》，第125页。切列帕诺夫：《手记》，第124—169页，和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两年》，第242—243、247页。三份来自前线的俄国顾问所写报告的译文，发表于韦慕庭和夏连荫合编：《文献集》，第43、44和49号。其他的报告在即将出版的《文献集》修订本中有摘录。陈训正在夺取武昌和南昌的记载中称赞“我空军”的活动，而不提飞行员是俄国人。《革命文献》，13，第1991—1992、2163—2164页。
②　两份关于给推进的军队特殊形式援助的报道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93—297页（1926年9月14日）和第298—301页（1926年11月4日）。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的早期报道是H。欧文·查普曼：《1926—1927年的中国革命：从国民党首都汉口所见的一份共产党控制时期的记载》，第21—27页。在乔丹：《北伐》第75—79和241—246页，可见到几个例子和一种评价。安格斯·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它的城市根源》，载《近代中国》，1。2（1975年4月），第188—189页，以及他的著作《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4—270页；此书不承认农民支援部队的作用，认为城市工人更为重要。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16—374页有有关湖南工会化的文件。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22页。
①　同上书，第321—322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32—550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97—601页。
②　关于罢工、工商界的反应和调解委员会的情况，见上书，第612—622页。美国国务院893。504/40，汉口总领事罗赫德致国务卿，1926年12月28日，第15页，谈到罢工和银行无力结算的情况。《中华年鉴，1928年》，第984页论纠察队的蛮横行为。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400—404页，全面地论述了湖北共产党组织劳工的情况。
①　吸收的人数根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关于1926年6月3日的数字；第257—262页关于湖南11月份的数字；第395页关于12月末的数字。李锐断言，在北伐开始前4万多名农民在湖南已被组织起来，但他没有证实。同上书，第267页。
①　后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有关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的材料。关于早期的发展，见《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0—275、281—284、293—301、322—325页的报道；霍夫海因兹：《中断的浪潮》，第130—134页。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第190—195页，文中坚持对立的协会的多样性。
②　关于处决的情况，见英国外交部报告405/252，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3，1927年1—3月，第44、74和91号；《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62页；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第139—140页，一名国民党官员的报告的译文。共产党强调处决的恶霸为数很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1、312、381页；第282—283、329页有关于杀害农村领袖的报道。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0页）倾向于这种解释。显然杀戮在进入1927年以后增加了。关于11月份的会员数和阶级成分，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7—262页，以及横山英：《湖南农民运动》，载《近代中国》，1。2，第204—238页，第217页之图，但可能根据不同的材料来源。
①　关于李锐的大会的记载和毛的讲话，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5—278页；关于共产党的宣言（横山英译成英文，见其前引著作第220—222页），见第322—325页；关于大会通过的宣言的决议，见326—380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有6月份的数字；关于湖北省的情况，见第395页；关于江西省的情况，见第420页。晚至1927年5月份，据报道江西省只有82617名会员。霍夫海因茨的《中断的浪潮》（第104页）提供了组织者声称的1924至1927年四个省（但没有江西省）的数字。
①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335—401页），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和中国公布的史料提供了谈判解决的审慎的报道。国民党政治会议1926年前半年的会议记录中，有许多关于罢工委员会或纠察队员行动的事例，政治会议发现这些事是不服管制的，并试图进行约束。罢工委员会的邓中夏和苏兆征，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常常出席这些会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8—194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44—546、551—556、583—590页中有关于结束罢工和抵制行动的各方面的中国人的报道。
①　大部分反基督教活动的材料载戴遂良：《现代中国》，第5、6和7页报道了1924至1927年的情况；《美国外交关系》论述了那几年的中国。又，杰西·G。卢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基督教运动》，载《近代亚洲研究》，10。3（1976年），第394—416页；叶家策（音）：《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1922—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1970年博士论文，出版的书名为《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学生》，1980年。
①　共产党的决议，载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299—300页。蒋的声明，载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参看1926年8月20日条；法译文载戴遂良：《现代中国》，7，第113—115页（日期为8月19日）。《现代中国》的下一个内容是第4军政治部发表的一篇反基督教的声明，日期为8月25日。关于拔牙齿的事，见鲁思·奥尔特曼·格林：《湘雅杂志》，第45—47页；鲁本·霍尔登：《1901—1951年大陆的雅礼和湘雅》，第157页，书中声称蒋“保持他部队的良好纪律，并答应不侵犯外国人”。
①　蒋介石的声明载《北华捷报》，1927年2月12日，第230页；但与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51）中的摘要迥然不同，凯瑟琳·M。麦圭尔：《1926—1927年湖南的工会运动及其对美国社区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7年历史硕士论文，文中引了驻长沙美国领事馆的档案和湖南各布道站发出的通讯。
②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34—441页；多萝西·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第228—230页。
①　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464—467页的叙述，根据蓝普森的电报。作者也在伦敦档案局见到此电报。陈友仁在1927年3月13日呈送给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报道，载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89—90页。蒋教授的研究根据国民党档案馆的原始文件。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93—98页。鲍罗廷概括他对圣诞节备忘录的想法如下：“我们当前的政策是要使英国与日本、日本与奉天的冲突日益加剧。”在12月20日对数千名代表——可能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委员会的代表——的一次讲话中，鲍罗廷声称：蓝普森“带着甜言蜜语来到这里，但是他内心是含有敌意的。英国人在我们的背后活动，企图消灭我们。与之斗争的唯一的方式是首先抵制一切英国货”。载《北华捷报》，1926年12月24，转引于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68页。12月26日反英集会的一份报道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3—384页。
①　中国一方的报道载于蒋永敬：《鲍罗廷》，第99—104页，报道根据临时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国闻周报》，4。2和1月3、9日（有徐谦和蒋作宾的照片），以及1927年1月16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4—393页，转载了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62—566页，有一份回忆的报道。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84—497页，此文使用了英国档案和国民党文件，有说服力地断定，国民党领导集团没有计划去夺取租界。一篇英国目击者的报道由E。S。威尔金森所写，载《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46—47页；关于1月份的事态，见《自由西报》。
①　这一论述主要根据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98—530页，此文以双方的文件和报道为基础，考察了演变中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对汉口事件的反应。关于这个事件的国民党的文件载《革命文献》，14，第2343—2378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01—103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04—109页。蒋先生认为鲍罗廷在订协定时图谋拖延。
关于革命目标的冲突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
被派别活动搞得四分五裂的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成分中存在着不团结，而具有与众不同的哲学和独立的目标的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指导国民革命的工作的状况也带来了不团结。关于“国民革命”应包括什么活动形式，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到1927年初期，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军事讨伐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什么——矛头指向上海，还是指向北京？权力机关应设在哪里——武汉还是在南昌？在这个问题后面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国民党内部哪一方的领导人应作出重大的决定？在权力问题后面存在着一个更加造成不和的问题——对社会革命应鼓励到什么程度？应容许它以什么速度进行？一个类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是，应推动还是限制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那一年头三个月在这些问题上的冲突，造成了国民党领导中间的分裂、4月份的再组合，以及在大部分革命地区内对共产党员的一次清洗。
当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启程北上，到武汉去成立国民党政府时，他们分两批从陆路前往蒋介石已在那里设立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南昌。经过为时一周的几次会议后，第一批人前往汉口，于12月10日抵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这个集团成立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组成的临时联席会议。他们选举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顾问。这个属于约法之外的小团体很快成了武汉的主要决策集团，实际上篡夺了国民党政治会议的权力。左派占优势，联席会议成了鲍罗廷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工具。①它开始行使的权力很快受到另一个在南昌的有威望的集团的挑战，这个集团不但包括蒋介石，而且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委员会代主席谭延辏В撬娴诙舜庸阒莩龇⒍�12月31日抵达，中央党部和几名部长也一起来到。
在1月份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的南昌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几支日趋庞大的军队的财政和改编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战役制订计划。蒋介石的企图是分两路向上海猛攻，一路沿长江而下，另一路经浙江朝东北方向前进。布廖赫尔将军反对这个战略，唐生智和有实力的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反对。双方的理由既是战略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对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来说，胜利意味着控制富饶而比较工业化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有潜力成为首都的南京。对汉口集团来说，北伐可能意味着与俄国援助的冯玉祥的军队会师，然后可能取得北京这个巨大的政治战利品。会议采纳的战略符合蒋介石的意愿，虽然它的确也把唐生智的部队集结在京汉铁路北段的防御阵地上。①南昌的集团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那里的大部分中央委员会委员主张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应暂时设在军事指挥部所在地南昌。相反，徐谦及其同事要求立刻搬到武汉。两个派别，一个声称拥有联席会议的权力，另一个则利用政治会议的名义，都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