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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50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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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精卫在6月13日政治会议的第28次会上提名的主席团成员是谭延辏А⒐嗣镶拧⑺锟啤⑿烨退约骸Ｍ籼岬狡渌牖嵴呤俏浜杭诺挠谑鞯拢ㄎㄒ坏墓膊车吃保⑼醴ㄇ凇⒌搜荽锖吞粕且约胺胗裣椤⒙怪喻牒陀谟胰巍９竦车蛋腹荩�005/3。蒋永敬：《鲍罗廷》，第380页又加上了张发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和雷纳·普罗梅同行；斯特朗小姐在一篇生动的报道中说加伦将军（布廖赫尔）也前往，但鲍罗廷因发烧和伤臂不能启程。安娜·路易丝·斯特朗：《中国大众》，第46—48页。
② 张发奎在与夏连荫的一次会晤中，想起了汪精卫报告共产国际决议——即斯大林的电报？——的内容，以及唐生智报告湖南农民动乱的情况。张将军回忆说，于是作出了“让共产党员脱离关系”的决定。谢里登：《中国的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第225—227页，有根据不同史料写的郑州会议的报道。关于讨论共产党问题的报道，见该书第7章的脚注50。可以推测，于树德和布廖赫尔未参加这些会谈。
③ 美国国务院893。00/9106，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1927年6月15日，电报报告了鲍罗廷的沮丧和他的信念：如果他参加，会议的结果本来会更有利。罗赫德补充说：“出现了一种日益强烈的〔意见〕，即从这里的国民党各委员会中，将逐渐地清除俄国人和中国的激进分子。”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393—394页。郭华伦：《中共史论》，1，第235页，有蔡和森的《机会主义的历史》的摘录。
② 争论的热烈可以从罗易6月9日、15日的文件感觉到，载诺思和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第28、31、32号，以及从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对中央委员会政策的批评感觉到，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文献史》，第102—118页有摘要。又蔡和森关于以后几个星期的争论的记述，见他在几个月以后所写的《机会主义的历史》，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255—261页，蒋永敬的《鲍罗廷》，第391—394页有摘要。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47—649页有回顾性的报道。快到5月底，共产国际第八次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在指示中预测对蒋介石的一次征讨：“在蒋介石军队的内部和后方极力进行破坏士气的工作，以图消灭他们；这自然不是说，在适当时机不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进攻蒋介石的军队。”尤廷、诺思：《苏俄与东方》，第275页。可以设想，这些指示已通过无线电传给鲍罗廷。
①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4—245页。南京、上海一方的会议参加者除蒋介石外，有胡汉民、蔡元培、张人杰（张静江）、李石曾、黄郛、钮永建、李烈钧、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和吴稚晖（他主持会议）。冯玉祥一方与会者为李鸣钟和何其巩。《从容共到清党》，第718页，根据转载于《革命文献》，15，第2566页吴稚晖的报告。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页说徐谦和顾孟馀陪冯玉祥去徐州。
②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5页。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6月30日报告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以取得冯支持反对汉口和北京的徐州协定。英国外交部405/254，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第13315号，1927年7—9月，第43号，附件。
③ 蒋介石6月6日的报告，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718—719页有引文。
① 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56页，他引了1927年7月2日《密勒氏评论报》的电文的一部分。中文电文见《国闻周报》，7月3日；《从容共到清党》，第719—720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82—383页。
② 诺思、尤廷：《罗易之使华》，文件35，第361—365页。据罗易，书记处把有这些指示的信送到上海，但是政治局经过漫长的讨论后，以一个反帝斗争的决议代替它。罗易没有引用，而是引述自己的话，政治局推测，他是反对给上海同志们这个蛮干命令的。同上，第366—369页。
③ 中共第五次大会以后，政治局由陈独秀、张国焘、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化名罗迈）、谭平山和蔡和森组成，据李又宁：《瞿秋白传：从青年到党的领导（1899—1922年）》，1967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第197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545页以下有会议和几个决议的报道；斯特朗：《中国大众》，第74—88页有会议的描述。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731页，有蔡和森后来对政治局紧急会议的报道；又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649页。蒋永敬：《鲍罗廷》，第397页，有汪精卫对突然搜查的描述；美国国务院893。00/9159，电报，汉口，罗赫德致国务卿，6月29日，描述了占领的情况。斯特朗小姐观察了把全国总工会总部还给苏兆征的情况，并讥讽地描述了联欢会。她的报道是在莫斯科写的。见《中国大众》，第87—88页。显然是汉口驻军司令李品仙下令进行这次突然搜查。
① 何键的宣言载《国闻周报》，4。29（1927年7月21日），该周报转载了八篇关于两党分裂的重要的武汉文件。这些文件连续刊登在以后的几期上。蒋永敬：《鲍罗廷》，第399页引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11项决议中的4项。郭华伦：《中共史论》，第259—260页，列了同一材料的7项决议。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9128，电报，北京，马克谟致国务卿，6月23日，转6月22日汉口电报，报告了俄国飞行员在早期离去。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第326页报道了她在6月20日以后不久，遵照鲍罗廷的命令与几名军事顾问离开。其他人在7月份也成批随之离开，根据卡萨宁：《20年代的中国》，第291—292页，布廖赫尔将军在8月11日离开。亨利·弗朗西斯·米塞尔维茨：《龙在活动：中国国民党革命概述，1927—1929年》；和文森特·希恩：《个人史》，第240—241页，两书都有对鲍罗廷的采访。希恩详细地叙述了鲍罗廷夫人的逃亡，他大约在这次逃亡中发挥了作用（第255—258页），前引卡萨宁著作第295—296页补充了希恩的报道。
① 美国国务院893。00/9165/9194/9213，北京发给国务卿的电报传送了7月5、11、13日汉口和南京的情报；乔治·索科尔斯基论国民党，载《中华年鉴，1928年》，第1371页，里面有私下会谈的报道，材料可能是宋子文供给的。
② 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02页；以及《从容共到清党》，第736—740页。两者都引了会议记录。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735—736页引华岗：《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史，1925—1927年》。艾萨克斯：《中国革命的悲剧》，第266—267页从《国际新闻通讯》7月28日引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目前情况的决议》，其中有指示，但是它把通讯日期注为7月14日。
② 宣言转载于《国闻周报》，4。29（1927年7月21日），部分英文译文载T。C。武：《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未来》，第323—333页。陈独秀的立场在《告全党同志书》中有叙述。维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大概根据俄国人的档案，提供了会议的谨慎的报道。《在革命的中国的两年》，第331页。李又宁：《瞿秋白传》，第221—222页。7月1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的英文译文载朴孝范（音）：《中国共产党文献集，1927—1930年》，第21—29页。
① 上引《国闻周报》有不同方面的文件，少数几件载《革命文献》，16，第2828—2840页。邓演达声明的节录收于美国国务院893。00/9216，罗赫德7月15日电报。蒋永敬：《鲍罗廷》，第409页提供了邓演达到7月18日在郑州时的证据。孙逸仙夫人的声明转载于T。C。武：《国民党》，第270—273页。根据国民党文献的关于分裂的一般叙述，见蒋永敬：《鲍罗廷》，第401—412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41—743页。艾萨克斯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有《武汉：它的垮台》一章。
① 汪起草的日期为1927年7月25日的信的原件，存国民党档案馆，445/35。
② 斯特朗的《中国大众》有旅途的报道。到达日期根据1927年10月7日《真理报》。鲍罗廷生于1884年7月9日。他在莫斯科担任过劳工副人民委员、塔斯社社长助理、纸张工业的经理，1932年起任英文《莫斯科新闻》的编辑。路易斯·费希尔在1929年2月26日至6月29日期间采访过他10次，据他的《人和政治：一份自传》第138页的材料。在《世界事务中的苏联人》，2，第632—679页的一章中，费希尔间接地叙述了鲍罗廷告诉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情况。鲍罗廷在1949年与其他许多犹太知识分子一起被捕，被送往拘禁营地，在1951年约67岁时死在那里。《纽约时报》，1953年9月3日和1964年7月1日。到最近时期，鲍罗廷的名誉在苏联已被恢复，已有关于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的学术著作。
共产党人转向造反
共产党反叛的开始
7月份的下半月，在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鼓励下和在布廖赫尔将军及其几个参谋人员的建议下，中共领导集团就四省总起义的计划展开了争论。计划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争取控制张发奎第2前线军团中的一些成员，这个军团已调到江西省北部，其中有一批共产党指挥官和许多共产党政工人员。反叛的细节由南昌和九江的一批共产党员制定，并于7月26日，经尚在汉口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带计划回来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和张国焘——在一次会议上进行讨论，罗明纳兹、布廖赫尔与其他几名俄国人一起参加。密谋者希望能够说服张发奎参加，并带领他的部队回广东；但如果不能说服，那么共产党党员将策划一场叛乱，不论以什么方式去接管部队。莫斯科已得到通知，但在这次会议上共产国际的代表报告了电报指示的内容，即俄国人不参加起义；他还说不提供经费。刚与张将军在前一天进行讨论的布廖赫尔预言，如果张参加起义，将有3万士兵，这足以一路打到广东东部，到那时共产党党员能够把张排挤掉；但如果共产党人在南昌分化他的部队，起义只能争取到5000至8000名士兵。莫斯科的一份电报提出警告，除非有把握取得胜利，否则不要起义。因此，罗明纳兹派张国焘当夜去南昌，把共产国际的含糊其词的指示通知密谋者。①南昌起义的主要设计师是谭平山、邓中夏、郓代英、李立三、彭湃、叶挺和后来中央派来监督这次行动的周恩来。中国共产党把起义的8月1日定为红军的建军日，以示庆祝。参加起义的几名指挥将领——叶挺、贺龙、刘伯承、朱德、聂荣臻、罗瑞卿、陈毅、萧克和林彪——在红军中继续其辉煌的戎马生涯。②计划已经进行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当张国焘前来，试图制止这个行动时，它已处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第24师师长叶挺将军准备接管第11军，而第20军军长、尚未成为共产党员的贺龙渴望采取行动，以期取代当时正在避暑胜地庐山与汪精卫、唐生智、朱培德、孙科以及其他将领和权贵人物一起开会的张发奎。③起义在军事上迅速地取得胜利。叶挺、贺龙两位将军的士兵于破晓前在城内解除了对立部队的武装，朱德带来他的教导团的残部，成为一个新的师的骨干。密谋者取得大量武器和弹药，从城内各银行和省的金库中得到巨额的现洋和钞票。但是，政治上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周密地制订出来。领导集团仍然打着国民党的旗号行动，他们宣布了一个31人的国民党中央革命委员会，提名诸如邓演达、孙逸仙夫人、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陈友仁、张发奎及其两名被取代的军长这些不在场的国民党领导人和17名共产党员为委员。出席的仅有的几名“主席团”成员是谭平山、贺龙、郭沫若和恽代英，所有成立的各种名目的委员会的领导都是共产党员，只有贺龙和郭沫若除外，据报道，两人在征途中入了党。①在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领导人声称它有合法性，但是后来他们自己承认，他们在土地革命、对地方权势者的态度和理财方法等问题上没有一贯的政策；他们甚至就前往广州还是前往广东省的东江区的问题，以及就进军的路线发生了争论。
军队在灼热的4日开始进军，沿途损失了很多装备。由于开小差、痢疾和战斗伤亡，部队的力量削弱了。蔡廷锴将军带了他的第10师逃到浙江，只留下第11军的第24和第25两个师。在瑞金和会昌附近的战斗中遭到严重的伤亡后，进军者把伤员留在福建西部汀州的一所英国教会医院中接受治疗。②军队在途中得不到支持，因为在多山的江西东部和福建几乎没有农民运动。经过一个多月行军到达福建广东边境地带后，行进的部队短暂地控制了潮州和汕头（9月24—30日），但不能获得群众支持，虽然仅在一年前，香港的罢工和抵制运动在那里曾经非常活跃。到9月底，已被击溃的部队已完全失败。第24师和第20军的残部设法向沿海的陆丰前进，彭湃组织的农民运动在那里仍有力量；但在那里，贺龙的几个师的师长倒向敌人一边。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于是乘小船逃往香港，有的则乘船前去上海。周士第指挥的第25师残部和朱德率领的充当后卫的部队逃进山区。后来周士第、朱德率领他们的部队穿过江西南部，然后分开，朱德带领600名左右装备很差的士兵于1928年春季在湖南南部与毛泽东会师。①南昌起义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九江和武汉地区大规模逮捕共产党嫌疑分子，许多人被处死。但是，大部分没有南征的共产党领导人已经躲藏起来，逃过了清洗。他们正在秘密地制订计划，准备在秋收季节发动一系列农村起义——一般地说，当必须交租时，农村就处于非常紧张的时期。
秋收起义
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罗明纳兹在8月7日召集当时还在的党中央委员开会，以改组领导结构，同时批判了过去的错误——错误归咎于中国的而不是共产国际的战略家——和批准新的政策路线。约22名中共党员在罗明纳兹的“指导”下，在武汉开了一天会；其中15人是中央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不足总数的一半。他们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政治局，在新的大会召开前处理党的事务。党这时将保持严格的集中和高度的秘密。①8月7日的会议参加者还发了四份文件。据报道，一份文件是罗明纳兹口授的，它指责过去中国领导集团的机会主义，特别指名批评谭平山，还批评了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其他文件制定了一条造反的路线：共产党将设法推翻武汉和南京的两个政权，将在客观情况许可的省组织起义，期待在将来成立苏维埃。起义将在“革命的左派国民党”的旗号下进行。②原来的计划号召秋收季节在湖北、湖南、江西和广西进行农村起义，但大部分江西的领导人在南昌起义后向南方进军而离开，使该省不可能再举行另一次起义。新的政治局派张太雷作为共产党南方局和省党委的书记坐镇广东。他们把湖北分成七个区，把湖南分成三个区，希望在这两个省发动广泛的农民起义，但由于缺乏指导人员，活动区缩小到武汉以南的湖北省部分和长沙以东的湖南省地区。密谋者命毛泽东负责湖南的行动，与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工作。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也参与制订计划，但不执行湖北南部的任务，这项工作由匆忙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指导。预定两省爆发起义的日期为9月10日。①农民起义将进行土地革命，推翻武汉政府和唐生智政权，进而成立人民政府。起义必须在组织、技术和政治方面作精心准备，一旦发动，决不能退缩或后退。农民必须组成主力部队，虽然现存的部队和股匪如果改弦更张而为革命事业服务，能够用为辅助部队。“耕者有其田！”“抗税抗租！”“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消灭土豪劣绅和一切反革命！”——这些应该是唤起农村群众的口号。杀阶级敌人和地方官员将促使农民投入广泛的农村起义和夺取县城。然后，武汉和长沙将随之起义。这就是逃亡的政治局的理论。要加以贯彻就更困难了。
在湖北南部，起义在9月8日晚过早地开始，同时出现了一连串的抢劫，特别委员会还夺取了运送的钱和少量武器。但是当地方的共产党领导人按计划最后攻打两座防守严密的有城墙的县城时，他们后退了，因为他们缺乏军事才能，不能以他们的武器很差和从未受过训练的农民军攻占这两座县城。中央已经禁止特别委员会与仍有共产党军官的部队接触。这是一场农民运动。因此，委员会被迫于9月12日在山区的一个小镇成立革命政府。不久，他们开始转到一个市镇——新店——期望得到一支地方自卫队（一支有38支枪的前股匪）的支持，准备联合攻打另一个县城。如果证明不可能做到，他们就越过省界向岳州转移，这样他们就可以与湖南东部的起义连接起来。对委员会来说不幸的是，已经与他们在谈判并且参加抢劫列车的自卫队的首领背叛了他们。他解除了他们小部队的武装，虽然让委员会的委员逃走。这样，经过不到10天的分散的骚乱和杀戮，湖北南部的起义归于失败。①毛泽东承担指导任务的湖南起义在一开始比较成功，但也以失败告终。在组织阶段，毛泽东与武汉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问题上发生冲突。他意识到，如果没有组织起来的军事部队，起义不可能继续，而不论军队是不是所谓的辅助部队。他还坚持，现有的领导集团不应过于分散，而且他不顾中央的意见，把他的努力限制在长沙附近的湘江几县。他还希望在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战斗，同时主张完全没收土地和立刻成立苏维埃。中央严厉地批评毛泽东，并派一名俄国顾问到长沙协助他指导工作；从这位马克夫同志的报告，我们才得到了关于起义和毛泽东“错误”的某些有用的情况。①到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毛泽东有四支可以投入战斗的部队。第一支是由张发奎卫队的逃兵组成的未满员的团，它错过了南昌起义，因士兵开小差而减弱了力量。它的正副指挥官是共产党员，部队驻扎在江西省内靠近湖南边境的修水。第二支是乌合之众的部队，由夏斗寅部队的逃兵组成。带兵的是一个土匪，曾与所谓的第1团发生冲突而被赶出修水。第三支部队称平江浏阳自卫队，它的一部分是5月底曾试图袭击长沙的农民，一部分是地方的民团和土匪。一名国民党军事学校武汉分校的毕业生指挥这支部队，它驻于长沙以东的山区。第四团为萍乡醴陵自卫军，由安源的失业矿工——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很有战斗力的集体——组成。湖南省委把这四个“团”——分布在150公里范围内的三个地方，其中两个互相敌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并授予它们党旗。②最后的战斗计划要求前两个团进攻长沙东北的平江，其他两个团攻打省城正东面的浏阳。9月11日或以前，在长沙周围农村的预备性骚乱是为了转移对这些有城墙的市镇的进攻的注意，而游击队应当袭扰出来镇压进攻者的部队。应当在北面和南面切断通向长沙的铁路。在夺得平江和浏阳以后，所有部队将在15日直趋长沙，而长沙城将在城内发动群众起义来响应进攻。但是在5月21日事件的前些日子，执行这个计划的共产党员的人数已大为减少——全省从约20000人减少到5000人，在长沙只有约1000名共产党员。此外，进攻部队的武器比较少。
安源的第4团按时间表在9月10日开始进军。它不能攻占萍乡，就在12日转而攻下了位于通往长沙的铁路边的醴陵县县城。它在县城守了一天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宣布了没收土地的纲领。一支只有60多条枪的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部队在13日竟能占领离长沙只有50公里的株州，使省城惊慌失措。根据马同志的报道，这个地区数千名以刀枪武装起来的农民参加了冲突，夺得了许多枪支。但是在更远的北方，应当去攻占平江的两个团竟火并起来，第1团的残部在15日退到了江西省的山区。面临这一灾难，湖南省委取消了预定在那一天举行的长沙起义。第3团由于其北面被出卖而丧失了右翼；就在第4团于16日晚设法夺取浏阳城之前，放弃了对它的进攻。第二天，共产党几个团中最精锐的团被包围，几乎全部被消灭，主要是农民部队的第3团也落了同样的下场。马同志责备领导集团胆怯，要求重新发起进攻，但未奏效。
毛泽东在浏阳县的部队之间移动时差一点遭难。他被民团俘获，如果不是成功地逃脱和躲藏起来，多半会被枪毙。不清楚发生这件事的准确日子和毛泽东当了多长时间的俘虏，但他逃脱后，徒步前往第3团残部集结的一个山区市镇，在那里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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