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0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提前。他们匆忙地把叶挺将军从香港召至广州。不利的是，他只是在暴动开始前几个小时才来到进行指挥。此外，提前两天的做法也许使几支已经征募的农民部队不可能到达广州城。据报道，只有500人从近郊前来参加起义。
起义者拥有突然性的有利条件。12月11日星期日凌晨3时30分，工人赤卫队攻打公安局——警察总部——并很快得到大部分教导团学生的增援，教导团已经叛变，并且抢杀了它的15名军官，这时它由叶剑英指挥。攻下了公安局后，攻打者释放了在前两天搜捕时被抓的约700名犯人。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共产党控制的工会，这时也参加了战斗。到中午，广州城的大部分警察局已被拿下，几个（但不是全部）战地部队在广州的总部也已被攻占。造反者控制了火车站和邮电局，接管了政府机关和国民党省党部。他们夺取了中央银行，但无法打开储藏银元和钞票的金库。他们还抢劫了其他银行和钱庄。公安局成了新苏维埃政府的中心。夜幕来临时，已经发生了许多单独的抢劫、放火和枪杀可疑敌人（其中包括约300名警察）的事件。但是河南岛幸免于难，因为它受到炮艇和李福林的卫队的保护，而且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和其他忠于国民党的人在星期日清晨就逃到了那里。沙面仍是一个外国的庇护地，英国的总领事为忠于国民党的人拍发调回西江地区部队的电报，以帮助他们。①进攻的上午，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印了几千份传单，宣告广州苏维埃的成立及其政治纲领，并吁请群众支持。《红旗》也印发了列有新政权官员名单的相似的传单，新政权将以海员工会的受人欢迎的领导人苏兆征为首，他此时还在外国。他的职务暂由张太雷代理。其他9人在工农兵苏维埃中担任其他11个职务，他们大部分，也可能全部是共产党员。除苏兆征外，其他4人也是劳工领袖。②根据警察的估计，虽然约有3000名工人参加了战斗和掠夺，但他们只是广州参加工会的工人（估计有29万人）的一小部分。其他的人或是被前八个月的镇压吓得不敢动弹，或是已经对共产党的工会领导十分敌视，以致他们不是袖手旁观，就是反对起义。几乎没有对苏维埃的民间支持。店主们采取了政变时的传统策略：关门以防抢劫。他们的学徒和店员仍持消极态度。很少武装的士兵参加叛乱，而民众对两次为显示民众支持而举行的集会敬而远之。③要是在起义前号召举行一次总罢工，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革命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不打算号召罢工，因为共产党在劳工中的地位太弱了；但后来政治局因为这一错误而加以指责。
第二天，张太雷在战斗中被杀，年29岁。张太雷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缔造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他是这两个组织的一个主要人物，特别是在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方面。他是1925年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之一，曾担任鲍罗廷的广州办事处的主要秘书，后来是鲍罗廷在武汉时的中文秘书。由于他的死亡，叶挺将军负起了指挥之职，但叶在此以前有18个月不在广　州，对当地情况、党员和支持的来源都不熟悉。他的仓促集结起来的部队很快碰上了占压倒优势的敌人。
张发奎将军和李福林将军从西江地区召回他们的部队，他们在12月12/13日晚到达河南岛和广州郊外，薛岳师的一个团和莫雄率领的独立团也同时到达。13日清晨，炮舰以机枪扫射沿江的马路，为从河南岛渡江登陆的士兵扫清障碍。其他部队从西、北、东三面逼近。急于算老帐的机器工会工人的战斗队参加进攻。收复公安局（苏维埃所在地）的战斗持续四个小时。到黄昏时，一切战斗都已停止。许多参加叛乱的工人和士兵阵亡，其他人躲藏了起来，有的人朝西北方向逃走。实际上所有叛乱的计划者和领导人都成功地从这条或那条路逃走了。共产国际驻穗的代理人及协助制订计划和提供经费的牛曼也溜走了。
两名俄国人在与薛岳部队战斗时被杀，参加防卫工农兵苏维埃总部的其他两名俄国人被俘。副领事M。哈西斯带着手榴弹乘领事馆车试图到苏维埃总部时被捕。搜捕者还俘获藏在领事馆附近的其他两名俄国人。这五人游街后被枪决。在搜查俄国领事馆时，领事鲍里斯·波克瓦利斯基连同他的妻子以及几名俄国妇女和儿童一起被捕，但使馆团干预并说服愤怒的当局饶他们一死。广州的新政权在年底把他们驱逐出境。①据说在领事馆发现的文件说明领事馆与密谋有牵连。俄国外交部则否认领事馆与起义有任何关系。
三天的战斗、纵火和抢劫使广州受到很大的破坏。战斗结束时到处是尸体，根据警察后来的报告，46条街上将近900座建筑物被烧光。共产党广东省委在事后几个星期估计，200多名共产党同志和2000多名赤卫队和红军被杀，但是敌人一方死亡不超过100人。在起义中被杀的人，很可能少于平息起义后被屠杀的人。行刑队围捕了几千名嫌疑者，在肆意报复中把他们处死。美国领事馆当时估计，被处决的男女在3000至4000人之间，其中许多人是无辜的，与起义毫不相干，而当局则承认杀了2000人。后来，共产党史料报道的损失甚至更大。①由于苏联领事馆对广州起义所负的责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命令关闭国民党辖区内所有的俄国领事馆和其他机构，并将其人员驱逐出境。在汉口，驻军司令胡宗铎下令搜查苏联领事馆及其他一切被认为隐藏有共产党员的机构。12月16日，士兵、警察和便衣警察突袭和搜查领事馆及其他机构，在法租界和以前的三个租界围捕了200多名被怀疑的中外人士。士兵们包围了武昌的武汉大学及其他学校，抓走了数百名学生。随之而来的是处决劳工领袖和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妇女。12月17日，两个有名的左派在日租界被捕，立即处死：一个是李汉俊，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之一，但不再是党员；一个是詹大悲，他是著名的反清革命者、孙逸仙的同事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①汪精卫成立的政府的大部分成员不体面地离开广州，有的人还在省的金库中取走了经费。张发奎和黄琪翔形式上对广州起义负责，交出了他们的指挥权。他们调自己的部队去东江地区，在那里被陈铭枢的部队打败。李济深的部队在12月29日收复广州，他也在1月初回城。
这样，到了年底，汪精卫一派已经丧失了他的权力基础。汪精卫正在前往法国的途中，他的大部分重要支持者都黯然失色。由于八个月的镇压和几次未遂的起义，中国共产党遭到很大的破坏。20多名最优秀的领导人和数千名党员及追随者被杀。将要花多年的殊死斗争，才能把残破的党重新建立起来。
①　本书对南昌起义的描述主要根据这次反叛的计划者和参与者——张太雷、李立三、周逸群和张国焘——在战败后不久的1927年10初到11月初所写的报道，这些报道发表在10月30日和11月30日的中国共产党的新刊物《中央通信》上。韦慕庭在他的《战败的废墟》中把它们译成英文，载《中国季刊》，18（1964年4—6月），第3—54页。王健民的《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34—552页的精采论述的依据，也是这些文件以及一些国民党的史料。他提供了有用的战斗序列表。萧祚良的《从南昌到汕头》，载他的《1927年的共产主义：城市与农村之对抗》，是另一篇根据这些原始材料以及张国焘和龚楚的回忆录整理而成的有价值的论文。张国焘的《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672—677页和2，第3—55页，部分地根据他当时的报告提供了带感情的回忆报导。又见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0—123页；和雅克·吉勒马兹：《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年》，第150—156页。
②　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1066页列出了40名已知的参加制订计划和行动的人。朱德给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提供了回忆性的报道，发表在《伟大的道路》，第200—209页。
③　汪精卫在8月5日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中，提供了起义消息如何报告给这次会议、张发奎想前往南昌而没有成功和汪精卫对这件事大发雷霆等有趣的内容，根据国民党档案馆所藏的会议记录，转载于《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485—488页。
①　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31页。
②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第205页。在回忆1937年的这件事时，朱德似乎仍有深刻印象，他说，“在这所外国医院中的傅医生和英国医生竟照顾我们的伤员！”
①　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第247页。
①　这些叙述根据李又宁的慎审的研究《瞿秋白传》，第232—248页。李博士确定了14名会议参加者，并指出以下的人为新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罗亦农、彭湃（缺席）、苏兆征和蔡和森；候补委员4人为张国焘（缺席）、张太雷、毛泽东和彭公达。萧祚良根据未参加会的张国焘的回忆，提出了一张不同的名单，并认为会议地点在九江。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39—46页。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03页，和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第123页，都肯定会议地点在汉口。
②　八七会议的文件发表在《中央通讯》，2，1927年8月23日。有几篇转载或摘登在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04—528页，和《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445—484页（两者都避讳而去掉了蒋介石的有关材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和策略决议案》，在朴的《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有英文译文；布兰特、许华茨、费正清的《文献史》，第102—123页有《告全党党员书》和各项决议案的摘要。在这次会议上成为政治局领导的瞿秋白，约在一年后在莫斯科作了长篇报告，内容是会议前的时期和他领导的时期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几个问题。他报告的后半部被译成英文，发表在《中国的历史研究》，5。1（1971年秋），第4—72页。
①　起义的基本材料载《中央通讯》，4—7期和11期，8月30日，9月12、20和30日，10月30日（1927年11月后期也有可能）。这个材料中选出的文献由朴在其《中国共产党文献集》中译成英文：第9号（第59—66页），《湖南湖北起义计划决议案》；第12—18号（第87—113页），关于湖南的文件；第30—32号（第201—215页），关于湖北的文件；第23号（第133—145页），起义后的文件。计划决议案的摘要及其他内容戴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533—560页。这个决议和1927年11月14日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未提对失败的责备）在郭华伦的《中共史论》，1，第462—467页有译文。广泛详尽的《湖北秋收暴动报告》，载《中央通讯》，第11期，在日本有错误百出的文本，由三上谛听、石川忠雄和芝田稔译成日文，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资料集刊》，大阪，1916年。第二手整理的学术著作有小罗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载《中国季刊》，32（1967年10—12月），第37—87页，附地图；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39—80页，附地图；李又宁：《瞿秋白传》，第249—260页。
①　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51—57页；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62—67页。
①　关于毛与政治局冲突的权威性的讨论见斯图尔特·施拉姆：《论1927年毛泽东“异端”的性质》，载《中国季刊》，18（1964年4—6月），第55—66页，讨论根据当时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文件。霍夫海因茨：《秋收起义》，第61—66页，和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46—53页也讨论了分歧。
②　这里的叙述根据前面所引的霍夫海因茨和萧祚良的著作以及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20世纪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第120—125页）对毛的作用的令人注意的推想。它们都根据《中央通讯》的文件，但细节颇不相同。
①　1936年，毛泽东生动地向斯诺谈了他逃脱的情况，在《西行漫记》中成了不朽之说。
①　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239—248页；卫藤沈吉：《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2，《中国季刊》，9（1962年1—3月），第165—170页；韦慕庭：《战败的废墟》，第21、36和43页。
①　李云汉教授根据国民党的档案材料，在他的《从容共到清党》，第756—812页探讨了统一的复杂过程。关于南京和汉口从8月8日至9月20日交换的电报，见《革命文献》，17，第3104—3109页。
①　对蒋介石在这个关键时刻引退有不同的解释。他的引退声明载《革命文献》，15，第2567—2573页和《中华年鉴，1928年》，第1380—1385页。关于蒋介石代理人勒索性的筹款，见小帕克斯·M。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载《中国季刊》，77（1979年3月），第1—24页。又见科布尔博士同一论题的著作。
①　《北伐战史》，3，第851—916页；《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战史纪略》，第94—105页；乔丹：《北伐》，第138—141页。在采访中，李、白两位将军回忆龙潭之战，认为它对北伐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
②　姓名和细节，见《从容共到清党》，第766—769页。又见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68—269页。
①　汪的辞职电报载《革命文献》，17，第3105—3106页，以及《中华年鉴，1928年》，第1391页。
②　关于名单，见《中华年鉴，1928年》，第1390—1397页。
③　《从容共到清党》，第775—777页，以及《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1—32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3页。
①　《从容共到清党》，第780—782页，部分地根据《革命文献》，17，第2996—3064页陈训正关于反唐战役的报道和文件。乔丹：《北伐》，第145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6—37页。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69—273页。《从容共到清党》，第777页说汪在10月28日抵达广州。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10月14日、11月1日和8日。又S。伯纳德·托马斯：《1927年的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1页。
③　董显光：《蒋介石》，第100—101页。结婚日期是在12月1日，采用民间和基督教的仪式。后来蒋介石皈依基督教。
①　入江昭：《帝国主义：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57—158页，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记录。
②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4页。英国外交部405/255，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第13448号，1927年10—12月，第116号，附件，广州总领事璧约翰致北京蓝普森，1927年11月22日，描述了前几周广州的政治，包括宋子文的来访。
①　李云汉提供了生动的报道，他引了黄绍竑和李济深对张发奎的尖锐指责：《从容共到清党》，第790—794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5页。《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5—36页。总领事璧约翰在前面所引的报道中推测，李济深并非受骗，而是知道自己在广州地位不稳才去上海，由黄绍竑来“背包袱”：根据掌握的证据，这似乎不可能。
②　《从容共到清党》，第792—794页；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5—276页。关于有关的文件，见《革命文献》，17，第3113—3122页。
①　高荫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76—278页；《中华年鉴，1928年》，第1400页；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1928年1—3月，第154号，附件。上海总领事巴尔敦致北京蓝普森，1927年12月11日，这是一份关于准备会议的消息灵通的报告。巴尔敦爵士列举了35名参加会议的人，胡汉民因未参加而最惹人注目。巴尔敦举出以下数人为反对汪精卫一派的“南京死硬派”：谭延辏А⒉淘唷⒗钍⒗钭谌省⒗罴蒙睢⑽槌嗪臀馓牵桓龊苡腥さ慕岷稀９赜诮槭曰嵋椴渭诱叩暮粲酰陡锩南住罚�16，第2875—2879页。关于讨伐张、黄的命令，见《革命文献》，17，第3122—3124页。
①　汪精卫的自辩书和引退声明载《革命文献》，17，第3134—3145页。
①　几乎所有的中共党史都描述了广州起义，起义在全世界的报纸上都有详细报道。以下是观察者的报道：J。卡尔文·休斯顿：《1927年12月11—13日中国广州的农、工、兵的叛乱》。致美国驻北京公使马克谟第699号快信，1927年12月30日，藏于胡佛研究所，斯坦福，加州，J。卡尔文·休斯顿藏件，第2袋第2部分第5夹第20件。（第12件是1927年12月11日的中文传单原件，它宣布成立苏维埃和一份官员名单。）总领事休斯顿电报报告的要点可见于《关于美国外交关系的文件，1927年》，2，第39—40页；美国国立档案馆有它们的缩微胶卷。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583，第71号，附件1，1927年12月15日广州詹姆斯·布雷南致北京蓝普森，记事；附件3，12月11日广州散发的传单英文译文；同上，第80号，附件4，香港总督金文泰致伦敦殖民大臣，12月15日，记事；附件5，12月11日《红旗》的英文译文，宣布广州苏维埃成立和官员名单。英国外交部371/13199中有许多金文泰总督发出的快信，提供了12月至1928年2月广州和广东形势的情报。斯威舍伯爵在起义进行时至粉碎后在广州，他提供了目击者的生动报道，报道载肯尼思·W。雷亚编：《革命中的广州，斯威舍伯爵文集，1925—1928年》，第89—125页收了文件的译文和景象可怕的照片。《共匪祸国史料汇编》，1，第510—565页转载了12月13—15日中文报纸的报道，以及一份有价值的文件，1928年1月3日中共政治局决议《广州起义的意义和教训》。广泛使用回顾性文献的有学术性和详尽注释的著作有：S。伯纳德·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34—156页；和《从容共到清党》，第794—799页。
②　计划以11月18日《中央通告第十六号》形式出现，载《中央通信》，13（1927年11月30日），第1—6页。
①　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1—22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①　《革命文献》，17，第3124—3125页。
①　12月15日总领事璧约翰报告所言，载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13583，第71号，附件1，见本小节第1条脚注。
②　英文译文同上，附件3，和第80号，附件5。照片和斯威舍的英文译文，载雷亚编：《革命中的广州》，第99—102页。苏兆征、张太雷、陈郁、彭湃（未在）、杨殷、叶挺和恽代英的传记见克莱因、克拉克：《传记辞典》。名单的其他数人是周文雍、黄平、何来和徐光英。
③　叶挺后来雄辩地描述了广州人对起义的敌视和厌恶；引于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41—142页。
①　休斯敦：《广州的农、工、兵的叛乱》，第36—38页。被杀的人的照片藏于胡佛研究所，J。卡尔文·休斯敦藏品，第2袋，第2部分，第3夹，第11号。收藏品中还有副领事哈西斯的私人文件。
①　萧祚良：《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第142页引了广东省委1928年1月1—5日通过的《广州起义决议案》；休斯敦：《广州的农、工、兵叛乱》，第28页；和托马斯：《中国革命和广州公社中的“无产阶级霸权”》，第27页引了载于L。P。杰柳辛编：《广州公社》第207页的1928年1月《布尔什维克》第12期的材料。
①　英国外交部405/256，机密……13853，第144号，附件1—6，代理总领事哈罗德·波特，汉口，1927年12月1日致北京蓝普森，附1927年12月17—21日《汉口论坛报》关于突然搜查的报道摘录，它报告有70O多名中国涉嫌者和17名俄国人被捕，提供了20名被处死人的姓名，其中5名是女学生，年龄从20至26岁。李汉俊传记见克莱因和克拉克编：《传记辞典》，詹大悲传记见包华德和霍华德编：《传记辞典》。奇怪的是，突然搜查显然未能抓住12月14和15日在汉口参加湖北省党代表大会的39名共产党领导人，萧祚良的《关于1927年武汉起义的争论》有叙述，载《中国季刊》，33（1968年1—3月），第108—122、133页。
最后的冲刺——占领北京和南京成为新首都
重新向北京进军的准备工作
为了在军事上统一中国，此时国民党内最有影响的党员蒋介石必须获得足够的财力，重新集结广为分散的军队，并努力把党的领导集团重新团结起来。他说服宋子文重新出任财政部长，在广州时期，宋在这一方面已经表现出非凡的能力；宋子文计划以各种方式增加收入；此时把收入解往政府的只有江、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