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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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有了沿海地区的资产阶级，这个国家的命运仍然继续体现在内陆中国以及军事和官僚的政治机构——只有它能控制这个国家——之中。
倒退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开始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倒退时期。经历了几个月混乱之后，商界急于恢复稳定与安全。他们在稍微迟疑之后就拥护袁世凯，这标志着政治转向的开始。与革命的共和派的联系变得松弛了。1912年4月，上海“敢死队”在他们的领袖刘福标①在公共租界被捕时，谴责上海总商会的背叛。资产阶级的依附者被吸引到新的更温和的政党方面，这些党派在1912年5月改组为共和党。在1912月年12至1913年1月的全国选举中，上海的温和派支持这个政党。此外，袁世凯努力向商人们提供补偿和保证：他承担南京政府与上海商界签定的合同的义务，①并答应赔偿汉口商人在1911年10月因商店被毁而蒙受的损失。②他长时间地出席1912年4月29日在北京召开的临时参议院会议，为争取资产阶级的支持而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厘金，减低出口税，统一币制和一项发展实业的政策。
在1912年最初几个月的停滞之后，商业的复苏转移了资产阶级对政治的注意。由于丰收和国际市场银价上涨，对外贸易的数字与1911年相比，减少甚微：1912年是关银8。43亿两，而1911年是8。48亿两。③繁荣扩展到工业。在上海，1912年必须将电力供应增加四倍以满足新厂——特别是苏州河两岸正在建设的碾米厂和正在扩充生产能力的纺织厂——的需要。④同一时期，面粉业经历了一次迅速发展（在上海、满洲和长江沿岸城市于1913年登记的53家中国公司中，有14家是在　1911年以后成立的）。⑤机械厂的数目也增加了，1912—1913年间新建了5家，大多数都在上海。⑥汉阳钢铁厂的高炉在1911年10月起义时被闲置不用，这时又恢复开工，操作人员自此以后全部都是中国人。⑦在采矿业方面，勘探和开采都在发展，有时得到外资的帮助。⑧上海华界的电车路系统（南道）的建设从计划到完工只用了几个月，完全没有依靠外国的帮助。⑨这一全面的努力得到10多个为鼓励实业而于1912年组成的省级或全国性的组织的支持和配合。①在这样的情况下，商界最害怕的就是重新出现政治和军事动乱。1913年3月22日袁总统唆使人暗杀了宋教仁，这在上海的巨商中引起了深刻的不安。②不过，孙逸仙的敌对反应比袁世凯的背叛使他们受到更大的震动。在这样一个新建立的国家体制和自由遭到危险的时候，资产阶级唯一担心的是，新的危机将要给他们带来直接麻烦。革命实验带来的失望，有条有理的政权的吸引力，还有经济发展激发起的希望，这一切都综合在一起把他们推向一种互相勾结的中立。③1913年夏季的危机将逼迫他们作出决定。
1913年7月袁世凯与孙逸仙的冲突爆发以后，南方各省的军事领袖宣布独立。上海被卷入这次运动：陈其美担任叛军司令。商人们在和反叛运动公开敌对与为保护自己利益所必需的机会主义之间迟疑不决。总商会拒不赞成独立宣言，又不向陈其美提供他所要求的资金。商人们压倒一切的希望是避免叛军与重新占据了江南制造局的驻军之间的对抗：“鉴于上海是商埠而非战场……任何一方挑起战端均将被视为人民之公敌。”④一个集团的私利就这样简单明了地被等同于全体人民的利益了。
在广州，都督陈炯明于6月21日宣布独立，他遭到商人们的敌对或漠视。⑤国民党的为数不多的支持者来自海外华侨社区或港澳地区。可是没过多久他们之中最活跃的一位陈席儒就被港英当局取消了居民权。在长江流域的主要港口重庆、长沙、芜湖和南京，商人们同样表现得小心翼翼，同样对叛乱抱着隐藏的敌意。①当地的商会致力于保全他们的城市，贿赂叛军撤离，并为北军的和平归来作好准备，在这些方面他们获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可是南京的商人们的这种努力失败了，他们被迫给南军大量的金钱，而在北军入城以后又遭到抢劫而倾家荡产（1913年9月1至3日）。②资产阶级对“二次革命”的敌视只是极其谨慎小心地表现出来，在那些已宣布独立的省份中尤其如此。各地商会不曾表示公开反对，而只是拒不给与财政上的合作——只要压力不太大。无论如何，斗争的结局主要取决于那些军事领袖和他们部队的人数与质量。在这方面袁世凯占有压倒优势。在1913年，资产阶级的反对或者毋宁说他们的袖手旁观，并没有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在1911年，他们的支持对事件的发展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一样。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革命，资产阶级都不过是次要的力量。
1913年起义的失败带来了沉重的赋税和抢劫，迫使资产阶级保护他们的近期利益。袁世凯鼓励商人回到他们社会孤立和脱离政治的传统中去。一旦获得胜利，袁世凯就不再满足于用迫使反对派领袖流亡，并首先解散国民党（1913年　11月）然后又解散国会（1913年12月）的方法来消灭革命。他还把他的攻击指向在革命前后为了地方精英的利益而建立起来的一切代表机构。1914年2月4日，他解散了1912—1913年冬天在扩大了选民范围的基础上（占成年男性人口的25％）复苏的省和地方的议会。①自革命以后，这些地方议会接管了许多原本属于国家官僚机构的行政、财政和军事职能。②此外，它们还成了当时人数日益增多的新的工业家、教育工作者、手工业者和妇女组织的讲坛和活动舞台。正是通过这些组织，一整个社会阶层——士绅，还包括文人学士和小商人——将自己结合进了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这些议会在中国政治传统之内代表很近似于自由主义的某种东西，起着保护地方利益和保护那些被官僚机构拒之门外或忽略了的社会集团的作用。在袁世凯眼中，它们因此对他个人的权力和国家的统一构成了威胁，因为他把国家的统一等同于一种严厉的行政上的中央集权。
对于上海的商人来说，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经历的结束。在革命以后，华界的市政当局重新命名为“市政厅”，称为“绅商”的城市士绅曾经有机会证明他们的管理能力、现代化才干、对民主程序的理解和他们对重大国家问题的兴趣。③现在，上海商界再也不能恢复这种行政上和政治上的自治了。袁世凯用来代替原来市政厅的“工巡局”（负责管理公共工程、巡警、捐税），被置于地方官的严格管辖之下。1914年制定的法律加强了对商会的控制，剥夺了商人表达政治意见的手段。
商人们就这样被剥夺了主动权，他们好像已经失去了过去10余年中曾经鼓舞过他们的那些伟大的理想。由于不能使全国都接受他们自己在中国所开创的现代化，他们就转而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短期利益了。面对这样一个虽然非其所求但也并不难接受的军事官僚政权，他们只得在外国势力的荫庇下努力去加强自己的地理和社会基础之上的自治。因此，他们要求在南京的英国领事将租界①扩展到下关的码头和商业区，以便得到更好的保护。在上海，华界闸北的一些显要人物请求公共租界的巡捕进行干预，并且，用一外国居民具讽刺意味的话来说，寻求“我们专制的市政权的保护”。
不过，袁世凯接掌权力并不是简单的旧政权的复辟。他在担任总统的时期内表现出一种新的进一步发展经济的决心，完成了商业的立法，稳定了财政与货币制度，鼓励私人企业。②自1913年10月至1915年12月担任农商总长的张謇促使关于商业企业和公司注册以及关于开设公司的法令获得通过。他建立了棉花和甘蔗的模范生产基地；并计划统一度量标准。1914年　2月，在梁士诒的创议下，作为统一货币制度的第一个步骤，铸造了袁世凯银元。这种鼓励商业的意愿，与拒绝给予资产阶级最微小的权利形成奇特的对比。这里，袁世凯又回到现代官僚主义的传统，他本人在清朝末年就是这一传统的主要代表之一。作为一个独裁者，袁世凯权力的支柱是军队和官僚集团，他没有必要去讨好商人。因此，如果把他的经济政策视为对资产阶级的支持，那就完全错了。同时，把袁世凯统治时期各大商埠的繁荣归因于他的这一政策，也是错误的。把中国资产阶级推向它的黄金时代的决定性的动力来自别的地方：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改变了的国际局势。
①　M。克莱尔·贝热尔：《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历史评论》，230（1963年10—12月），第403—436页。
②　M。克莱尔·贝热尔：《资产阶级的作用》，载芮玛丽编：《革命中的中国：第一阶段，1900—1913年》，第229—295页。
①　《北华捷报》，1913年11月1日，第352页。
②　参看周策纵：《五四运动：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革命》，第380页。
③　张仲礼：《中国士绅：对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之研究》，第117—120页。
④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367、64、73页。
⑤　参阅本页注3。
①　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第53页。
①　陈锦江：《中国晚清的商人、官吏和近代企业》，第131、164、168、183页。
②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59—60页。
①　伊懋可：《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67年），第230—246页。
②　1911年末出现的上海商会的短命的竞争者，也许正如J。桑福德所说的那样，反映了商人集团内部的政治分歧。即使确实存在矛盾，也很快解决了，因为这两个商会在1912年初就合并了。詹姆斯·桑福德：《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中国商业的组织和状况》（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6年），第259页。
③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62页。
①　爱德华·J。M。罗兹：《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的情况，1895—1913年》，第222—223页。
①　董必武：《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
②　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41—42、125—126页。
③　周锡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辛亥革命在湖南和湖北》，第237—250页。
④　《北华捷报》，1913年11月1日，第352页。
①　窦季良：《同乡组织之研究》，第2章（转引自伊懋可：《中国昔日的模式》，第337页，注18）。
②　《北华捷报》，1913年11月1日，第352页，关于商人在各省城行政中的作用，参看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69—80页。
①　让·罗德：《中国革命生活的状况，1911—1914年》，第301、117页。
②　小岛淑男：《辛亥革命时的上海独立与绅商阶层》，《东洋史学论集》，6（1960年8月），第113—134页（《中国近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特辑）。
①　《北华捷报》，1912年7月13日，第109页；1913年3月1日，第650页。贝热尔：《中国的资产阶级》，第82—85页。
②　宣言译文，载F。麦考密克：《中华民国》，第457页。（原文见1912年1月5日《孙大总统对外宣言》——译者。）
③　《近代史资料》专刊，《辛亥革命资料》，1（1961年），第58、201页。
①　《辛亥革命资料》，第96页。参看沈云荪：《中华实业银行始末》，载《近代史资料》，6（1957年），第120—139页。
②　《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年1月13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国内政治，中国革命。
③　《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年1月13、17、18日，法国外交部档案：中国国内政治，中国革命。
④　《北华捷报》，1912年2月10日，第356页；1912年8月10日，第405页；1912年8月17日，第458页。《上海法国总领事的报告》，1912年3月2日。
①　《北华捷报》，1912年4月27日，第217页。
①　《北华捷报》，1912年3月1日，第650页。
②　《北华捷报》，1913年11月9日，第40页。
③　萧亮林（音）：《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
④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1895—1914年》（此后简称《工业史资料》），2，第848页。
⑤　同上书，2，第908页。
⑥　同上书，2，第920页。
⑦　《北华捷报》，1912年11月16日，第479页。
⑧　《北华捷报》，1912年12月7日，第665页。
⑨　《北华捷报》，1913年8月13日，第558页。
①　汪敬虞：《工业史资料》，2，第860—867页。
②　《北华捷报》，1913年4月26日，第226、252页；1913年5月10日，第427页；1913年5月24日，第531页。
③　参看上海钱业公会通电，《北华捷报》，1913年5月17日，第495页。
④　《北华捷报》，1913年7月26日，第283页。
⑤　《南华早报》，1913年7月27日、7月29日、7月30日、8月1日。
①　外交部驻华大使与领事档案，书信，F。O。228：2499，卷277，革命，北方与南方，1919年7月24—31日。F。O。228：2500，卷278，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年8月16—31日。F。O。228：2501，卷279，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年8月16—31日。特别参考发自镇江、南京、重庆、芜湖的书信。
②　南京通讯，1913年8月29日，F。O。228：2502，卷280，革命，北方与南方，1913年9月。
①　参看本书第4章欧内斯特·P扬：《革命后的政治风云：袁世凯时期，1912—1916年》。
②　1911至1913年之间为地方精英的利益而缩小官僚机构的权力，以及地方精英与私商的结盟，参看周锡瑞：《中国的维新和革命》，第246—255页。
③　伊懋可：《上海的士绅民主制，1905—1914年》，第73页：《上海市制进化史略》，载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第75—78页。
①　南京无租界，下关江边地带划有外国人居留地——译者。
②　关于袁世凯的经济政策，参考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的基本结构——关于排外性联合抵制的研究》，第154—178页。
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1917—1923年不过，资产阶级对革命运动的有限参与和它对社会动乱的保守反应，还不足以驳倒资产阶级革命这一概念，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所产生的影响。虽然引入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对弄清1911—1913年所发生的事件没有多少用处，但是也许对较长时期的社会经济分析是有用的。这样，演变的观念（从“封建的生产方式”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和从官僚主义社会到阶级社会的演变）就应该代替革命性的决裂的观念。这种变化产生于漫长的过程。在中国，这一过程始于16至18世纪在传统经济中出现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一演变后来在19世纪变得十分明显。在1911年以后，它仍在继续，成为20世纪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把像资产阶级的兴起这样一个发展包括进一次单一的革命事件。
但是，在10至15年这样的一个不长也不算短的期间内，辛亥革命是否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是否改变了社会内部的力量对比和促进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兴起呢？一些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在提到“野蛮的资本主义”以及据认为是由它所释放出来的各种力量的时候，曾经强调指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多么迟缓。①在中国，情形却截然相反，革命后10年，在20年代初，民族资本主义就开足了马力，新一代的企业家就已经出现，他们直接与工业生产和对工资劳动大军的剥削相联系。但是这一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更多地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经济奇迹，而较少地受惠于一场早已被军人接管了的革命。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逻辑受制于外部的国际关系的演变。
战时与战后的繁荣，1914—1923年
大战把19世纪被“不平等条约”所剥夺了的一部分市场归还中国，致力于他们自己之间的斗争的参战国，无暇顾及中国。欧洲的衰落有利于恢复民族工业的发展，也助长了日本和美国势力的扩张——这就为新的困难和未来的冲突播下了种子。
同时，战争显著地增大了世界对食品和原料的需求（有色金属、植物油）。作为初级产品的一个主要供应者的中国，正处于满足这一需要的有利地位。再者，西方列强增加了他们在中国和印度等采用银本位币制的国家的采购，刺激了1913年墨西哥关闭它的银矿以后已经开始上升的国际银价。这样，中国的货币单位“两”变得坚挺，数年之内，它在西方市场上的购买力提高了三倍。可是，虽然外债的负担因此而减轻了，进口，特别是工业设备的进口却并没有受益；因为尽管战争为中国经济提供了发展的机会，对这一机会的掌握和利用，却受到其“不发达”的经济框架的限制，而且当时中国经济所依赖的那种半殖民体系的活力又正受到波及全球的战争的损害。
由于交战国征用商船，用于商业性海运的吨位减少，其结果是运费上升，从而妨碍了国际贸易。外汇管制以及法国和英国在1917年实施对丝绸和茶叶的的禁运，使一些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口失去了市场。欧洲列强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又对中国采购工业设备产生了不利影响。正当外国竞争减少而刺激民族工业增长时，这些工业要获得所需机器却变得十分困难。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发展水平不能使它从外国势力相对的撤退中获得充分的利益。不过由战争引起的各种困难只是降低了好处而不是造成直接的损失。对于中国经济中的现代部门，战争年代是一个繁荣时期，但只是到和平恢复以后，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方才到来。
迟至1919年，现代经济部门才开始收获世界大战和重新恢复的和平所提供的利益。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不但没有减退，反而加剧了。战争的需要被建设的需要所取代。1919年上海的出口值较前一年提高了30％。由于银价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两”的汇率的升高，出口的这种猛增尤其惹人注目。但是需求紧急的欧洲买主宁愿出高价。由于海运能力增加和战时工业转入平时，中国的实业家们能够回到西方市场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购买纺织设备所花费的钱，从1918年的180万两增加到了1919年的390万两。①由于各种条件异乎寻常的配合，中国企业能够从以前由外国进口货所开拓的国内市场需求得到好处，并从外国竞争的减弱、从购自欧美市场的设备，以及从有利的汇率得到好处。
对外贸易经历了直至1917年的中等程度的增长之后，其价值又由1918年的10。4亿两增至1923年的16。7亿两。出口量和品种两方面都有进展。②进口的增加不那么快，但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变：消费品，特别是棉纺织品（中国的纺织工业正在发展）的进口下降，耐用商品则上升了，1920年占中国在国外采购总值的28。5％。③进口与出口增长的差异促成了贸易的平衡。1919年的逆差不超过1600万两。④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仍然属于“不发达”经济的类型；但这种贸易已经不再是附属型经济的了；它大致相当于现代国民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
由于受到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生产增加了。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相互配合以满足各种需要。缺乏海运能力和设备，1919年以前妨碍了现代工业的增长，但并没有影响手工业。在1915—1916年期间，华北和华中各省织布机的数量都在增加。生产是面向国内市场的。城市的作坊有所发展，商业资本主义扩展到与主要城市邻近的农村。纺织、成衣、针织、玻璃、火柴、制油各业的进展并不只限于原有生产方法的复苏。相反，这时的手工业常采用改进了的技术和来源于工业的原材料（绵纱、化工产品），表现出力图适应的能动性，这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过渡性的现代化的一个特别合适的例子。因此我们不能同意H。H。福克斯那种为他许多同代人所接受的意见，说“工业的进步只限于最主要的条约口岸”。①沿海城市中现代企业的增长只是更加普遍的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毫无疑问，它是最显著的一个方面。从1912年到1920年，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②（这样迅速的增长率只是到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首屈一指的例子是绵纱。全国的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增到1922年的1506634，其中63％属于中国厂主。③1928年所登记的120家纱厂中，有47家是在1920年到1922年这段时间里建立的。自1917年至1922年，开办了26家面粉厂，④还购进了一些原来由外商拥有的榨油厂，证明了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这一黄金时代的热情很少扩展到重工业。南方各省有色金属（特别是锑和锡）采炼的短暂繁荣，完全是由国际投机引起的，也随其消失而消逝。现代煤矿和铁矿仍然是75％至100％都掌握在外资手中。机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