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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5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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袒嵋缶瞬灰缮嬲蔚淖鞣ǎ焉倘吮茸鲆了髟⒀灾械睦鲜螅实溃骸八ジü疑狭孱跄兀俊雹凵倘苏ǖ幕孟胧率瞪虾芸炀拖Я耍�8月起上海总商会又开始和军阀们谈判维持当地和平的问题：民治委员会让位于一个反对浙江与江苏两省之间的战争的协会。
就这样，商人们无力建立新的政权，只好进行谈判——就像他们一向所干的那样——和现有的当权者谈判。不过在黄金时代的那些年里，传统的实用主义取得了新的意义。除了保护某些集团的利益外，它现在还通过不断地解决种种具体“问题”而确保进步。在胡适的鼓吹下，这种主张被中国银行家们采用来处理他们和已经削弱了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他们想借此迫使政府接受他们的观点。“在进步已不可能的局势中，总也需采取某些步骤”。④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又不能向外国贷款（受到1920年新银行团协议的限制），这使中国的银行家们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中国的新式银行被外国银行截断了向对外贸易提供贷款的渠道，又被旧式的钱庄堵死了向国内贸易网提供资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国内借款所提供的机会获利。由于国家财政处境艰难，这种投资比表面上看起来往往更有利可图。利息实际上是按债券的面额计算的，而债券常常是以极高的贴现率取得的。利润与风险成正比：二者都很高，因为在政局混乱的情况下，公款的投资与兑现自然是非常危险的。
大多数从事这种业务的银行不是具有官方的地位，就是和政界有某种关系。它们大都设立在北京或天津，其董事和贷款人中就有不少过去的部长或未来的部长：例如梁士诒、周自齐、王克敏、曹汝霖、叶恭绰。
北京的银行界和政界之间的微妙关系，可以很好地用交通系的活动来加以说明。乍一看人们会以为，1920年以来使银行家们和部长们分裂的对抗，只不过是掌握统治权的军事政治官僚集团内部派系斗争的表现。①这样分析虽然也对，但不全面。这样的分析没有考虑到在银行家之间已经发展起来的团结一致，以及他们对政府的无能与错误的不满。
北京银行家协会体现了当地金融界的团结和力量。它在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中的影响可以和上海旗鼓相当。1920年12月6日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在上海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它警告政府，如果想得到资金，就必须缩减军费开支，调整内债，改革币制。②用张嘉璈的话来说，银行家们的不妥协态度只不过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他们准备为任何有助于国家的公债提供强有力的支持”。① 1921年1月成立中国银行团，这与他们在政府同意为国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帮助政府的意愿是一致的。车辆借款、沪造币厂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银团成立后不久贷与的，都附有严格的条款，强制性地规定改革币制和整理内债。政府同意银团的要求，指派了一个币制改革委员会，并公布了一个偿还长期贷款的计划。
银行界作为对北京政府的具有高度警惕性的批评者，当时似乎已成为代表国家更高利益的发言人。“这是全国人民中一部分人——开始时势必只能是一部分人——对其统治者的主张，这就意味着民主……从财政繁荣和民主的立场来看，近来中国银行家们的发展应该受到赞扬”。②但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建立控制与为私人利益而建立控制这两者之间——在民主与财阀统治之间——界线是非常不明确的。银团在1922年贷款给梁士诒内阁时，就把自己的原则抛在脑后了。在贷款合同中银行家们获得了异常高的利率，他们就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而宁愿为它效劳，并把赌注押在它的命运上。代替不彻底的自由主义的只有效果不佳的实用主义。
于是，资产阶级的政治能力成了问题。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们是不是应该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③、那些外国批评者所指责的那样，被认为是缺乏主动性呢？他们真的“无力作出任何有效的和建设性的集体努力”④吗？真的“总是宁愿花钱而不愿承担起自己的责任”⑤吗？
毫无疑问，失败的原因部分地在于这个反复无常的资产阶级政治上不成熟，它有时仓猝行动而不能坚持到底。“在各商会中不乏远见卓识之士……但不能不令吾人引为焦虑者，即休会之后众人各鸟兽散……谁将为实现此未竟之业者？”①这一失败可以更全面地用所采用的方法、所选择的目标和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些持久不变的标准来加以解释。方法就是妥协和谈判。商人们相信他们的宣言和通电能说服军阀放下武器。“谁会相信军阀们会充耳不闻，一如既往扩充军队呢？”②也有人清楚地认识到这种态度是不现实的。“与军阀政客谈判遣散军队，不啻与虎谋皮”。③但是难道这一方法不是与所要达的目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吗？难道它不正是所要实现的那种自由主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难道它不已经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吗？
在20年代的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如何呢？根据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实例，包含自治与议会程序的复杂形式的自由主义政权，除非是在一个起码能容忍各种不同利益互相对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不致引起永久分裂的社会里，是不能运转的，但是那些想要输出这一模式的人和急于从这种模式吸取灵感的人，如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和哲学家胡适，却不承认这一点。说自由主义无力医治在内战中挣扎、主权正受到威胁的中国的疾病还不够，应该说这些疾病的严重性使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中国生根。
但是，1920—1923年期间的自由主义努力却不只是思想史的一种表现。它与一个勉强够格的城市社会的兴起同时，其基础是大企业和现代工业，而且集中在条约口岸。这一社会虽然和巨大的内地农业地区相比，享有较多的自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却都不能离开内地而生存。但是它又无力确保内地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更不能控制它。事实上，要将有数不清的小市镇、村庄和农民的中国统一起来并使之发展，依靠自由主义，即使是中国化了的自由主义，也是不可能的；需要自由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起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黄金时代虽然在经济上逐渐繁荣，仍然无力克服这一矛盾。
② 《北华捷报》，1916年2月19日，第467页。
① 《中国经济公报》，1922年12月23日，第2页。
② 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银行月刊》，2。5（1922年5月）。
③ 《北华捷报》，1921年10月15日，第151页。
①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12月23日，第140—141页。
② 此书原用英文写成，后来成为《建国方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译者。
③ R。W。克洛普顿和吴群真（音）编译：《杜威在华演说集，1919—1920年》。
① 孙逸仙：《中国的国际发展》第2版，第158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3月26日，第176页。
① 参看1921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商教联席会议提出的要求。《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年10月）。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2年12月16日，第86页。
③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议记》，《银行月刊》，1。6（1921年6月）。
④ 工业高级官员叶恭绰对北京商会的报告，《北京政治》，特刊，1920年1月，第21—22页；1920年1月29日，第147页。
① 穆藕初语，转引自《北华捷报》，1923年1月23日，第95页。
② 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第三次决议案，《远东商业公报》，1921年10月，第17—18页。
③ 穆藕初语，转引自《北华捷报》，1923年1月13日，第95页。
④ 《北京政治》，特刊，1920年1月。
① 《五四时期期刊介绍》，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3，第292—294页。
② 《宁波工厂周刊》，《期刊介绍》，3，第289页。
③ 《工界》，《期刊介绍》，3，第301页。
④ 胡适，《密勒氏评论报》，1920年7月10日，第324页。
① 《期刊介绍》，3，第303页。
② 周秀鸾：《工业的发展》，第80页。
① 《五四运动》，第243—244页。
② 《北京时报》，1919年11月21日。
③ 《五四运动》，第172—173页。
④ 同上书，第386页。
⑤ 同上书，第389页。
① 桑福德：《商业的组织和状况》，第342、361页。
② 《北华捷报》，1920年4月24日，第185页。
① 《北华捷报》，1920年6月12日，第660页；1920年12月11日，第745页。
② 《北京时报》，1919年11月21日。
① 日本外务省外交档案：《中国抵制日货，杂件M。T。3。3。8。5—1》（1919年）。从烟台致领事的急件，1919年8月29日（编号740856—740873）。
② 《提倡国货之我见》，《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年5月），《言论》栏。
③ 文汉：《由工业见地上论维持国货与抵制日货》，《实业杂志》，71（1923年9月）。
④ 《提倡国货》，《上海总商会月报》，4·5（1924年5月）。
⑤ 聂云台（聂其杰）：《为日兵枪杀市民事警告国民》，《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年6月），《言论》栏。法文译文见M。克莱尔·贝热尔、张福瑞：《救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第103—114页。
① 峙冰：《国权回复与经济绝交》，《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年4月），《言论》栏。
② 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1919年的五四运动：经济局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历史评论》，241（1969年4—6月），第309—326页。
③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3年》，第674页。
④ 《张嘉璈访问记》，《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月29日，第470页。
① 茹玄：《新银行团与经济瓜分》，《上海总商会月报》，1。6（1921年12月），《言论》栏。
② 《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未记》，《上海总商会月报》，1。4（1921年10月），《纪事》栏。
① W。S。A。波特：《参加太平洋会议的人民代表》，《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0月22日。
② 《北华捷报》，1922年2月18日，第420页。
③ 《麻克类爵士与中国商人》，《北华捷报》，1923年2月17日，第446—447页。
④ 《北华捷报》，1923年3月10日，第664—665页。
⑤ 《北华捷报》，1923年5月19日，第471—472页；1923年6月23日，第818页。
① 《向商人们说的老实话》，《北华捷报》，1923年4月14日，第77页。
② 《北华捷报》，1923年6月23日，第818页。
③ 《北华捷报》，1922年12月16日，第711—712页；雪莉·加勒特：《中国城市里的改革者：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895—1926年》，第171页。
④ （蔡）和森：《外国帝国主义者对华的新旧方法》，《向导周报》，22（1923年4月25日），第158—160页。
⑤ 蔡和森：《反对“敦清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向导周报》，19（1923年2月7日），第150页。（这是蔡和森引用的商界的话——译者。）
⑥ 《和平统一宣言》，载张其昀编：《国父全书》，第755页。
① 胡适：《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2（1922年5月14日）。杰罗姆·B。格里德英译，见其《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191页。
② 《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始末记》。
① 丁文江：《少数人的责任》，《努力周报》，67（1923年8月26日）。武堉幹：《联省自治与职业主义》，《太平洋》，3。7（1922年9月）。
① 《北华捷报》，1920年10月28日，第223页。
② （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年2月），《言论》栏。
③ 谢瀛洲：《中国的联邦主义，对部分省宪法的研究》，第83、204页。
④ 孔飞力：《民国时期的地方自治：控制、自主和动员问题》，载魏斐德、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第257—298页。
⑤ 《“清合呈政府特许全国商会自练商团案”：四川成都总商会代表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年4月）。
⑥ 14—15世纪北欧商业城市的政治和商业同盟——译者。
⑦ 《“保护商埠安全议案”：汉口总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年5月）。
① 《北华捷报》，1923年1月6日，第8页。
② 茹玄：《关于国是会议之片言》，《上海总商会月报》，1。5（1921年11月），《言论》栏。
① 《上海总商会月报》，3。7（1923年7月），《会务记载》栏；美国国家档案馆，驻上海总领事克宁翰电，1923年6月26日，89300/5095。
① 《“商人政府”的批评》，《东方杂志》，20。11（1923年6月20日）。
② 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向导周报》，1923年7月11日，第31—32页。
③ 《字林西报》，1923年6月26日。
④ 蔼庐：《金融界今后之觉悟如何》，《银行月刊》，2。5（1922年5月），《评谈》栏。
① 参看本书第5章；并参看安德鲁·J。内森：《北京1918至1923年的政治斗争：派别活动和宪政的失败》，第74—90页。
② 《全国银行公会之建议案》，《东方杂志》，18。3（1921年2月10日）；英译文载《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月22日，第412—414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月29日，第470页。
② 厄普顿·克洛斯（约瑟夫·W。霍尔的笔名）：《中国银行家坚持自己的权利》，《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2月19日。
③ 希腊神话人物，塞普路斯国王，他迷恋上自己雕刻的美女像——译者。
④ 《京津时报》，1923年4月19日。
⑤ 《密勒氏评论报》，1921年10月8日，社论。
① 《“请维持全国商会联合会通过议案力争实行案”：湖北宜都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年4月）。
② 《请分呈各巡阅使各督军息争保民力谋统一案》，《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年6月）。
③ （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年2月）。
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位，1923—1927年1923年以后，经济奇迹的结束和革命运动的勃兴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孤立。和外国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润时本来就已经很困难，到经济危机袭来时更变成了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退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不足以使它和激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他们的革命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社会要求对于雇主阶级来说，和外国的竞争一样危险。资产阶级一方面不肯在其外国伙伴甚至已不再装出合作样子的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其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它宁愿鼓励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复辟，也就是官僚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能够既保证民族解放，又保证社会秩序。
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恢复侵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经济危机又打破了和外国进行合作的迷梦。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1923年，西方列强在谴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政策的同时，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团结。帝国主义侵略的恢复粉碎了中国资产阶级建立在外国人“明智”和“善意”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业的危机
在1920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危机中，中国的情况比较良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受到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1919年的关银6。3亿两降到了1920年的5。4亿两。但是巨大国内市场的活力阻止了危机的扩大和价格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①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他们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下跌导致银两相应贬值），但和19世纪以来的多次投机风潮一样，条约口岸的市场受到震动却并没有引起崩溃。基本情况仍然是，中国工业还在蓬勃发展并继续获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在1923年正当西方和日本市场开始出现转机的时候，中国却受到了打击。
困难在1920年秋季开始，当时棉价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波动，原棉价格上涨，棉纱价格下跌。1920—1921年由于气候恶劣，棉花歉收，这时，正在全速生产中的中国纺纱厂的原棉消耗量，却从1918年的270万担增至1922年的630万担。②中国纱厂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棉（1922年达110万担，几乎占其总消耗量的1/3），因而感受到世界范围价格上涨的影响。1920—1922年华北各省的饥荒，1922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战都减少了棉纱的销售量，1921年，纱厂每包棉纱尚可获利25两，到1923年每包要亏本15两。许多纱厂都减产。安装一两年前订购的纱锭增加了生产能力，但停工的机器数目也随之而增加。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的纱厂却继续日夜开工，付给股东们30％的红利。大多数英国纱厂也避开了这次危机。
竞争与控制
中国的实业家们对这次危机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他们责怪“市场不利”、“资金不足”、“固定资本比例太高”①、“长期负债”②、“经营缺乏远见”③、“红利过度膨胀”④。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同意英国商务参赞的意见，他认为“日本和英国的纱厂较好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是由于管理较好和融资健全”。⑤中国企业家们说：即使我们的技术和管理和外国人的一样好，我们也无法避开他们的竞争。⑥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明显的弱点在于它的总的环境，即一种受人主宰的经济；而外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强有力的联系。根据这一论点，民族工业的危机主要该由日本负责，日本经济战略被认为是十足的殖民主义政策。
“我们的纺织业有一个敌人，也只有一个敌人：日本”。①这一指控不仅仅反映了日本在中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攫取政治权利的野心在中国资产阶级中所引起的敌意。日本商人对中国市场的非比寻常的进攻也引起了焦虑。自1918至1924年，日本在华纱厂纱锭增加了388％。②“他们（日本人）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向中国。”③伴随这些工业投资的还有对中国纱厂的财政卷入。在1917至1922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19项外国贷款中，有14项是由日本公司提供的。当1922年中国的实业家们不再能偿还债务时，日本的参与就变成了控制，例如1923年的华丰纱厂和1925年的宝成纱厂就是例子。④使中国实业家们惊恐的还不只是这一经济攻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一攻势所采取的那种集中而系统的形式。他们从中觉察到一种不折不扣的“纺织政策”⑤，一种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⑥他们谴责日本主宰和独占中国的野心。
1923年春天实行的原棉禁运表明，这是中日实业家之间的一场力量较量。原棉价格上涨使中国纱厂主遇到了困难，致使他们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口。⑦那时，中国出口的全部棉花几乎全由日本纱厂主收买（1923年出口的974000担中的803000担）。①这些出口的原棉只占中国全部产量的10－13％，但这取自商品棉（约一半），其结果是中国纱厂失去了传统的纺线、絮衣剩下的通常供应它们的原棉的1/4。
虽然中国的分析家们并非不知道棉花生产不足、工业化加速进行和世界棉价演变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仍然认为禁止出口是解决原棉价格上涨问题的关键。②毫无疑问他们是正确的。即令禁止出口不能解决保持农业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平衡问题；即令这并不能阻止日本设在中国的纱厂从本地市场购买棉花，它仍然能在短期内减轻纱厂主们的困难。中国人自己也说，这是“暂时解救燃眉之急”，但容易实施并可收速效。
华商纱厂主联合会在1922年底提出的禁止棉花出口的请求，得到了北京政府的批准，并正式颁布。③日本提出抗议，并得到外交团的支持。他们援引和中国所签订的条约。面对“受惠国”的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只得在1923年5月取消这一禁令。④就这样，这次为解救中国工业的燃眉之急而禁止棉花出口的努力，导致了列强共同阵线的再度出现。当警报响起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的团结战胜了它们之间的分歧。美国也为日本保卫“条约权利”而帮腔。
危机加剧了经济竞争，使政治上的合作越来越不可能。在1923年，许多外国观察家和侨民感到他们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恶化——他们认为这种关系太弱也太死板——要求修改在华盛顿会议上制定的外交路线。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有一次事件引起了这一政策的转变。
合作进入了死胡同：1923年的临城事件
1923年5月6日，一列快车在山东省临城被土匪拦截，并绑架了许多乘客，其中有24名外国人。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并触怒了外侨，他们要求恢复武装干涉的老政策。对于那些一直都在谴责他们所谓的“华盛顿错觉”的老中国通，这次事件提供了一次大举报复的机会：他们觉得必须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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