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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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和解，由于旧的私人关系和上海商人团体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都督陈其美随从人员当中的私人关系似乎就已经建立起来了。陈其美死后，他在上海总商会和浙江帮里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张人杰（静江），帮助了陈的门徒蒋介石发迹。1920年虞洽卿为了解决孙逸仙所急需的资金，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让蒋介石加入了这一事业。在这里聚集了所有以后在蒋介石的兴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国民党卓越的理论家戴季陶，虞洽卿的朋友、上海总商会董事闻兰亭。
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在1925年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核心中的力量重新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也显示了出来。这个西山会议派引证戴季陶的著作，反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核心。有证据表明虞洽卿和张人杰插手了这一派渗透进上海的事。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却比较难于建立。直到1925年11月他们最后失败为止，温和派商人似乎宁愿投向孙的对手陈炯明。而且直到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为止，国民党政府的激进路线阻碍了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张人杰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首脑筒照南到广州并间歇地参与政府事务，却暗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和企业界之间的接触从来不曾断过。
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超出了这种联盟的范围。特别是在广州，这种种联系反映出1925—1926年间所有政治上含糊不清的状态。对于经过1924年秋严厉镇压检验的商界，国民党政府相继使用引诱——强制性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警告两种手法。其目的在防止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复活。商团的重新组织被禁止，一切社会援助和慈善活动被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①同时，政府设法与那些准备与它合作的商人达成谅解。它鼓励成立新的组织以与已经建立的组织竞争。在等待各商会改变态度的同时，它建立起一个广州商人协会以与它们相对抗。②它还组织了一个市民团来代替商团，由各公司出资，但是其政治与军事机构都由政府当局控制。③任何顽抗者都将被列为“买办型商人”而置于国民党商业部门的直接管制之下。④南洋公司因拒绝向政府提供贷款被指控为压制工会而遭到抵制。⑤这些做法并不只是政治上的操纵。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一位经济现代化和扩大民主的鼓吹者，这时出任政府的商务委员并兼1925年成立的中央银行董事。①他在和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个诚恳而友善的调解人。国民党——即使在它的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或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它置于党的监护之下，并使它为党服务（党化）。蒋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的政变之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的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但是早在6月份已经开始而在7月份北伐军出发后加剧了的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一事，却使资产阶级从中得到了好处。广州根据地成了此后南京政府的战略的试验场。1924年10月广州商团的失败和被消灭；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赤色分子”而出走；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系多，而与现代企业家联系较少这种为时已较久的特点，这些都有助于这一政策的成功。
广州的资产阶级就这样被压服了。上海的资产阶级也正在被争取过来。伊罗生和安德列·马尔罗的著名的解释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受到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起义罢工的威胁而作出的反革命选择。事实上，投靠蒋介石是商人集团核心中进步分子的胜利。1926年夏以来，在北伐胜利进军和此前及同时的起义之后，群众运动已经迫使上海资产阶级居于守势。要么支持群众运动，要么抵制它：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可以选择的只是采取什么方法来抵制。有的建议与浙江孙传芳所代表的本地军事力量结成同盟。另外一些更精明或更了解蒋介石真正动机的人，则设法和国民党内的非共产党分子联合。
1926年6月进行的总商会选举清楚地表明了商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裂。在孙传芳的支持下，1919—1920年间被排斥在外的老亲日派又恢复力量，重新出现。为了对这一不公正的选举表示抗议，前任会长虞洽卿离沪赴日本，150名会员拒绝参加投票。他们的弃权反倒帮助一个清一色的、但代表性不大的董事会取得权力。银行家傅筱庵（宗耀）在执行任务中碰到麻烦，人们对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否适当一直有争议。①商会核心里的多数人就这样被击败，它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担任商会会长的时期（1924—1926年）恰巧和内战开始及大军云集江浙两省同时，他曾想方设法使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维持中立，让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为难民的败兵撤退。他同样努力推进淞沪特区的建立，打算使之成为自治市，摆脱省政府的控制。②虞洽卿信守本地精英的思想与做法，他的行动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的欢迎。
孙传芳急于恢复对上海和它的财源的控制，在1926年提出了他自己特殊的大上海市计划。他把这个计划交给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去组织实施，但一开始他即限制它的管辖权限，将其置于省政府之下。③商界的一个大派系反对这一政策，他们聚集在虞洽卿周围，开始鼓动自治。这一运动在1926年秋变得特别强大。④但自此以后孙传芳得到了商会的支持。商会不反对重开江南制造局，会长傅筱庵还将他担任董事的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给孙传芳运送军队。⑤但是，1927年2月17日起义者的罢工虽然被孙传芳的军警野蛮而有效地镇压下去了，却仍不足以将资产阶级吸引到他这一边来，因为此时他在战场上败局已定。
1927年3月尾4月初和蒋介石结成联盟、帮助他在上海取得权力的，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右翼，而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最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最民主的分子。
如同1924年在广州，1927年春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普遍重新组合。20年代初原有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继续为争取工部局中的华人代表权、废除会审公廨和反对军阀的侵犯而斗争。但是它在政治棋局中的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在一群买办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种套话的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现实：由于社会政治紧张关系的全面变化改变了资产阶级与其他集团及政治人物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已经变质为保守主义了。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很像卡尔·曼海姆所下定义的那一种：基本上是作为对进步政见的自觉否定而存在的一种动态运动。①研究一下1927年春商界各种组织内发生的改组与重新站队现象，即可证实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1926年改选后产生的总商会失去了领导地位，让位于虞洽卿倡导建立的商业联合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之际和他取得联系，并立即按照他为恢复秩序而索取的代价向他提供了300万元的贷款：换句话说，让他去摧毁共产党工会的力量。这个联合会是上海各主要商业组织的政治代言人，它在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又加入了沪商协会。这个沪商协会也和所有1926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协会一样，是隶属于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的商民部的一个国民党组织。在1927年3月20日沪商协会公开以前，人们对它知道得很少。但它好像和马路联合会的关系很密切，在1927年4月发生的事件中，为了加速沪商协会的发展，它就将马路联合会的各个分会接收过来了。①这就不难看出为蒋介石起家而建立的商业联合会与马路联合会的融合与混合，后者从五四运动时期出现时起，就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与资产阶级合作得到大多数商业团体的支持，因而对蒋介石是至关重要的。商人拒绝参加3月29日在共产党工会领导下成立的临时市政府，从而成功地使工人组织的政治主动性陷于瘫痪。②借给蒋介石的钱使他能招募卫队，他们大多数是青帮分子，于4月12日晨攻击工人纠察队并将他们解除武装。
本来是合作的关系，几乎马上就变成了从属与被剥削的关系。4月12日的政变刚一结束，蒋介石马上就又勒索了700万元，强行借贷3000万元，他不放过任何敲诈勒索的机会，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③和任何省商会头面人物被雇佣军头子们勒索时一样，上海资产阶级也一筹莫展。在这一事件中，店主和金融家们在拿枪杆子的人面前所固有的弱点，因内部分裂引起的分歧而更加重了。商会已经失去了以前所拥有的政治威信。蒋介石和这些组织一个一个地分别谈判，使它们不可能进行什么反抗而逐个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中。另一方面，蒋介石在1927年4月下半月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却又好像是资产阶级内部派系自相火并的继续。向傅筱庵发出了逮捕令，没收了他的大部分货物，取消了他当选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务并将总商会置于管制之下，这一切都令虞洽卿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很满意。这一派在1926年被剥夺了对商会的领导权，1927年4月底，当他们当中的三人虞洽卿、王震（一亭）和冯小山（培熺）奉命参加负责监督商会活动的政府委员会时，又重新控制了商会。
以前每当政府滥用职权时，资产阶级总是极力加以谴责并起而斗争，这次他们却没有反抗，因为这一次符合他们中最大一个派别的利益。1927年，资产阶级不只是背叛了无产阶级，也背叛了它自己。资产阶级由于交出了全部政治自主权，很容易受到他们自己帮助复兴的国家权力的打击。
①　《远东商业公报》，1922年1月。
②　玛丽·克莱尔·贝热尔：《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年中国纺织业的危机》。
①　之一：《华商纱厂资金问题与棉业前途之关系》，《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2（1923年10月），第2—8页。
②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4（1922年10月20日），第2—6页；朱仙舫；《整理棉业新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年5月），第1—12页。
③　振德：《民国十一年度各纱厂营业报告》，《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年5月）。
④　B。Y。李：《中国棉纺厂的现状》，《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10月6日。
⑤　海外贸易局：《中国1923年6月工业和经济状况报告》，H。G。布雷特，上海。
⑥　潜园：《青岛纺绩业之状况与希望》，《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1（1923年1月），第29—32页。
①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2（1922年3月20日），第9—14页。
②　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卷，1，第6—7页；《北华捷报》，1922年2月25日，第518页。
③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
④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年第3版，第180—185页。
⑤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
⑥　子明：《世界棉花之需给与中日棉业之关系》，《银行周报》，7。10（1923年3月20日），7。11（1923年3月27日）。
⑦　沧水：《禁棉出口与今后中日纱市之感想》，《银行周报》，7。6（1923年2月6日），第14—15页；方宗鳌：《禁止棉花出口之我见》，《商学季刊》，1。1（1923年2月），第1—3页。
①　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附录5。
②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年2月）。
③　《远东商业公报》，1923年3月，第41—42页；《北华捷报》，1923年2月17日，第426页。
④　《使团与禁棉出口令之取消》，《银行月刊》，3。7（1923年7月）。
①　《北华捷报》，1923年5月19日，第471—472页。
②　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4年》，第819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7月7日，第172页。
①　《北华捷报》，1923年6月30日，第859页。
②　《为外人干预护路事致符领袖公使函》，《上海总商会月报》，3。9（1923年9月），《会务记载》栏。
③　（蔡）和森：《商人感觉到外国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的第一声》，《向导周报》，44（1923年10月27日），第333页。
①　《银行界请孙文维持内债基金》，《银行月刊》，3。12（1923年12月），《银行界消息汇闻》栏。
①　（蔡）和森：《为收回海关主权事告全国国民》，《向导周报》，48（1923年12月12日），第365页。
②　《北华捷报》，1924年1月5日，第1页。并参阅本书第11章。
①　《南华早报》，1923年7月24日。
②　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49—264页。《密勒氏评论报》，1923年11月24日，第534—535页；1923年12月22日，第130页。关于商团可参阅本书第11章。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4年6月21日，第82页。
①　尼戈尔·杜里乌斯：《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中国报刊的一些情况》，《中国研究手册》，1（1980年）。
①　《北华捷报》，1925年7月18日，第20页。
①　《北华捷报》，1925年7月25日，第54页。
②　《北华捷报》，1925年9月12日，第348页。
③　《血痕》，2，1925年6月19日；3，1925年7月12日。《救亡》，2，1925年6月16日。
①　《北华捷报》，1925年11月14日，第294页。
②　《北华捷报》，1925年8月1日，第78页。
③　《北华捷报》，1925年8月29日，第251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6页。
④　《北华捷报》，1925年3月21日，第478页；1925年4月25日，第140页；1925年6月13日，第440页。
①　《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7月24日，第188—190页。
②　《北华捷报》，1925年8月15日，第167页。
③　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第119页。
①　赫尔曼·马斯特第三和威廉·G。塞韦尔：《出自传统的革命：戴季陶的政治思想》，《亚洲研究学报》，34。1（1974年11月），第73—98页。
①　《北华捷报》，1925年1月17日，第91页；1925年10月31日，第194页。
②　《密勒氏评论报》，1925年3月7日，第21页；1925年11月21日，第228页。
③　《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4月17日，第179页。
④　《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2月13日，第316页。
⑤　《北华捷报》，1925年6月24日，第146页。
①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中央银行成立于1928年——译者。
①　《中国商会的权力与政治》，《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7月24日，第190页；《密勒氏评论报》，1926年7月17日，第176页。
②　《北华捷报》，1925年3月21日，第478页；1925年4月25日，第140页；1925年6月13日，第409页。蒋慎吾：《上海市政机关变迁史略》，载《上海资料研究》，1926年第1版，第78—82页。
③　《北华捷报》，1926年5月8日，第252页。
④　《向导周报》，177（1926年），第1832页。
⑤　《北华捷报》，1926年11月20日。
①　卡尔·曼海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论文集》，第2章。
①　约瑟夫·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的建立》，（向1978年3月31日至4月2日亚洲研究学会芝加哥年会提交的论文）。
②　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修定版第2次印刷，第166页。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年》，《中国季刊》，77（1979年3月），第1—24页。
官僚主义的恢复与资产阶级的衰落，1927—1937年长期以来，南京政府治下的十年（1927—1937年）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极盛时期。30年代的观察家和新闻工作者同意的这一论点，也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接受。迟至1975年，琼·切斯诺还写道：它的（国民党的）权力是建立在保守的管理人阶级和亲西方的企业家阶级的联盟基础之上。①按照这种理解，商业资产阶级，特别是上海的资本家，和地主是这一政权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们一般采用相似的解释。②他们在修辞上谨慎地满足于谴责买办和官僚资本家，但是事实上很清楚，整个资产阶级都被牵连进了所假定的对蒋介石政权的支持。在共产党的历史学家眼里，的确，正是对这一政权的支持，赋予了这个或那个企业家以买办或官僚的特性。谁也不知道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可思议地从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消失了。
最近的研究①已经开始重新考察国民党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个困难的问题。这种修正后的论点的极端形式认为，“城市经济势力并没有控制或有效地影响过南京政权”，并认为，蒋介石政府只关心“从政治上削弱城市精英和榨取国民经济中的现代化部门”。②如果这种修正后的理论，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是有充分根据的，那么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这种看法为什么会如此长期地被广泛接受呢？解释的困难显然证明了这个难以分析和描述的政权确实有其模糊不清之处。当一位历史学家失去信心时，他很可能会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在论述一个没有阶级基础的政权。③但是这种误解似乎是中国人自己故意促成的。急于把中国的发展描述为符合马克思主义客观规律的中国理论家们，试图证实存在一个资产阶级阶段，无论是买办的、官僚的还是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蒋介石政府很高明地创造了一个对它自己最有利的形象，一个最可能吸引西方的同情和财政援助的形象。正像毛泽东的中国宣扬节俭和友爱，试图使西方的激进派和左派人士眼花缭乱一样，蒋介石的中国也热衷于夸大其词地宣扬其城市化、现代化和自由化的特点，一句话，它的资产阶级特点，以说服和争取欧美民主国家。他们双方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这说明我们对中国是多么无知。因为外国人与中国的接触毕竟是有限的，他们不得不依赖一个中介人或翻译。对于国民党中国，宋子文是担任这种角色的最有名的人物。他在哈佛大学受过教育，精通英语。他主持记者招待会，接待企业家和外国顾问。琼·蒙内特说，“我和宋子文打交道很容易，他的文化是欧洲式的”。①但是，要明白南京政府并不像宋子文那样关怀中国资本家，这对蒙内特或其他像他那样的人来说就困难得多了。在宋子文为说给他的外国友人听而制造的神话后面，人们今天开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资产阶级从属于并被结合进国家机器；官僚机构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其目的和手段都不稳定；现代经济部门总是处在国际舞台各种风险的支配之下。
资产阶级的异化
资产阶级自辛亥革命以来所享有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得到加强的政治主动权，被1927年后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特权和权威的政府剥夺了。这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朝政府来，在其目标方面更加野心勃勃，成功地取消了一部分上一个世纪使商人阶级得到好处的自主权。面对民国当局的侵犯，外国租界只能提供越来越脆弱和虚幻的保护。资产阶级别无选择，不管是福是祸，只好让自己被卷入国家机器中去。
资产阶级的组织依附国民党政权
南京政府为使商人组织从属于它，在1927—1932年间采取多种多样和互相补充的战略，发动了攻势：建立平行机构，改组或取消原有组织，逐渐减少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上海是资本主义的堡垒和国民党的总部，为这一攻势的开展与成功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第一阶段，成立于1927年的上海商民协会成倍地增加了它的分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传统法人团体的统一。从事同种职业活动的行会——如丝织和养蚕业，或豆类和稻米贸易业——被要求改组。采用统一的组织结构往往和管理机构的深刻变化是一致的。老的执事者因被指责为精英统治论和买办主义而威信扫地，被迫让位于因追随国民党而被信任的继承者。
政府一旦建立起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就开始攻击各商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9年3月）上，曾要求压服商会，但没有成功。在上海，从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以虞洽卿为首的一个委员会改组了总商会。在统一商业利益的代表这一借口下，总商会和南道分会（电车系统——译者）及闸北的分会合并，并给商民协会的代表保留了1/3的席位。公共租界里的大多数领袖人物都被撤职：正是他们在20年代初使商会成为有威信和有影响的组织。自此以后，商界受华界小企业主和商民协会的控制，他们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反对当权的政府。新的大上海市商会只不过是当地政府的一个齿轮罢了。①根据1927年7月和1930年5月颁布的法令，上海市政府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下享有极其广泛和重要的政权及司法权。所有的商业组织都要受它的社会局的监督。自19世纪以来使这些组织得以管理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