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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5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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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芄依婧凸倮裘堑乃嚼浯嬖谖璞缀突炻遥獾嚼费Ъ颐堑钠毡榍丛穑床荒芫荽硕庵痔逯葡露ㄒ濉６液�19世纪“官督商办”企业的相似之处也只能说明部分问题。1930年的官僚们和1880年的清代官吏事实上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有些人想在吴鼎昌与清代总督之间寻找相似之处，但发展后面的动力却来自中央，而且只限于少数最高级官员（即使不限于共产党史学至今仍然坚持的宋、孔、蒋、陈四大家族）。他们当中最活跃的人物都曾在外国受过教育，对现代世界及其工业与财政方法的了解，胜过他们的清朝先辈，不可相比。这个官僚集团（至少包括中央政府的上层）由于吸收金融和经济专家，加速了它自身的发展。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与这个官僚集团的现代化是同时发生的。出于政治策略上的原因，共产党的历史家们将这两种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将前者视为后者的直接后果，并号召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政权。
尽管如此，也不能肯定这一双重发展不遵循更普遍的规律：一个巨大的农业国的经济与技术起飞必然会有的规律。资产阶级在其黄金时代已经证明，没有能够维持（或恢复）团结与民族独立的国家机器，这种起飞就不可能。既然中国的历史传统不允许强大的（或相对强大的）政府与多元化社会中的各种自主集团同时并存，因此，和官僚共生似乎就成了资产阶级求生存的唯一可能形式。
在许多方面，这个资产阶级官僚混合体更接近于今天社会主义政权下的“新阶级”，而不像西方的自由资产阶级，因此评价这个混合体时，就既不能根据它和私营企业的关系，也不能根据它道德上的腐败（这在所有的“新阶级”中都以各种形式普遍存在），而是应该根据它是否能够确保国家经济的发展。
它是否要对道格拉斯·S。帕俄和易劳逸①所指责的停滞负责呢？或者相反，是否应该将拉蒙·迈尔斯②和托马斯·G。罗斯基③所描写的扩展归功于它呢？南京十年的经济平衡表含糊不清，这更增加了分析的困难。不过这种模糊不清主要涉及农村的演变，上述作者们对规模不大的现代经济部门的进步，看法是一致的。张长治编写的工业生产指数表明，南京十年的年增长率为8—9％，其发展速度和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年份（1912—1937年）相当。此外，T。罗斯基还坚决认为，在这一时期内，发展中的工业在质量上有进步。
不过在这一普遍发展趋势之下，出现了与20年代相似的周期。在战后的经济奇迹之后是1923—1924年的经济危机，它因三年的革命与内战而延长；至1928年末，现代经济部门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直至1932年的又一次危机。在1935年，1/4的中国工厂都停工了。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才开始复工。
在30年代，也和20年代一样，这些经济波动主要是由外界事件决定的。在世界经济危机期间，白银大幅度跌价，在1928至1931年这段时间内国际市场上银价下降了一半以上，这实际上等于中国货币贬值。其结果是刺激了出口，从而补偿了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并刹住了某些商品的进口，对于不足以保护本国工业的关税也起了补救的作用。
1931年英镑贬值和1934年美元贬值，引起银价急剧回升，物价下跌对中国制造商立即产生影响，但是在条约口岸，进口商极力将价格维持在前一时期的水平上。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不如在外国市场上上升得那样快，这一差距引起白银的大量外流和猛烈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与收缩的浪潮，加上日本入侵满洲和上海，比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更强烈地动摇了30年代各条约口岸的经济。
和这种总是从属于国际市场的现象相比，官僚势力的复起和企业资产阶级的衰落其重要性都是次要的。并不是官僚主义化妨碍了现代经济部门的起飞，并最终妨碍了企业资产阶级的发展：而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太衰弱了。不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使国民党政权带有城市色彩的这种资产阶级与官僚的共生现象，不可能为经济的真正现代化开辟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无论是作为20年代“自由而西化”的古典型资产阶级，或者是作为30年代的官僚化的资产阶级）的失败，源出于一个更加普遍的原因，也就是使得经济起飞失败的同一原因。
如果我们抛弃自由主义者希望把资产阶级看作第三种力量的源泉的幻想，也抛弃马克思主义者把它看作革命发展的必然阶段的夸大了的信条，那么，是否有必要把中国资产阶级的经历看成只不过是历史中的偶发事件——一个不会再次出现的插曲呢？在以后的革命阶段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但是一种传统留存了下来：城市的、现代主义的、民主和世界性的传统。这种传统——向世界其余部分开放的民族发展传统——感召着后世的现代化官僚。中国资产阶级是最先作为一个阶级而接受现代化挑战的；这就是它所奠定的这一传统继续感召那些梦想在它失败了的地方获得成功的人们的原因之所在。
① 琼·切斯诺和弗郎索瓦·勒巴比埃：《中国：从辛亥革命到解放》，第188页。
② 陈伯达：《中国四大家族》。许涤新：《官僚资本论》。
①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年》。小帕克斯M。科布尔：《上海资本家和国民政府，1927—1937年》（伊利诺斯大学博士论文，1975年）。M。C。白吉尔：《“另一个中国”：1919至1949年的上海》，载C。豪编：《上海：一个亚洲大城市的革命和发展》。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1—2页。
③ 易劳逸：《中华民国研究通信》，1。1（1975年10月），第14页。
① 琼·蒙内特：《回忆录》，第134页。
① 雪莉·加勒特：《商会》，载伊懋可和施坚雅编：《两种社会之间的中国城市》，第227—228页。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23页。
① 费唐：《报告》，1，第243页。
② 《申报》，1927年6月24日，第13页；1927年6月30日，第13页；1927年7月2日，第13页。
③ C。F。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138—140页。
④ 雷默：《关于中国抵制外货的研究》，第269页。
① 贝热尔：《“另一个中国”：1919至1949年的上海》。
② 科布尔：《国民党政权》，第1—2页。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4章。
② 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
① 包华德和里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3，第452页。汪—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418页。
② 包华德和霍华德：《传记辞典》，1，第26页。
③ 同上书，1，第379页。
① 同上书，1，第192页。
② 同上书，2，第316—317页。
③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173页。
① 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第477页。
②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362页。
① 巴克：《中国城市的变化》，第167页。
② 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47页。
① 保罗·T。K。石（音）：《艰辛的十年：中国国家建设的努力、1927—1937年》；阿瑟·N·扬：《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
① 科布尔：《上海资本家》，第267—271页。
① 同上书，第286—301页。
① 道格拦斯·S。帕俄：《国民党与经济停滞，1928—1937年》，《亚洲研究杂志》，16。2（1957年2月），第213—220页；易劳逸：《夭折的革命》，第5章。
② 拉蒙·H。迈尔斯：《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
③ 托马斯·G。罗斯基：《中华民国经济概论》（多伦多约克大学现代东亚联合中心讨论会论文第1集，1978年）。
书目介绍
1导言：整个民国时期
关于1912—1949年的中国，历史研究和著述主要盛行于世界四个地区——中国、日本、大西洋社区和苏联——但是这四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并不那么理想。这无疑是由于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只有一段生活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他们应当尽力考虑用中、日、英、法、德、俄、朝鲜以及其他语文发表的关于中国的著作，正如他们也应当对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种种概念发生兴趣。这是一个并不理想的世界。
1912年王朝结束以后，新闻出版业的兴起有助于中国对种种事件的记载。1949年以后，国民党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台湾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之后的人民共和国，都从事历史的编纂和出版。80年代出版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文献，进行了大量关于民国史的研究和讨论。
同时，日本在大陆的扩张及其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促成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而苏联卷入中国革命所促成的俄文著作则要少一些。战争和革命也使英、法、德、荷、美等国的汉学研究在“区域研究”的名目下与社会科学结合在一起。结果产生了相当多的历史学术著作。
但是，只有少数中国学者精通日语并能利用日本收集的中国资料。能流畅地运用汉语的西方学者并不总能流畅地运用日语或俄语等有关的语言。我们研究民国还远不具有那种在学术上运用多种文字档案的能力，而研究现代和当代欧洲——如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的历史学家则做到了这一点。
对说英语的历史学家来说，可以认为，精通有关中华民国的史实几乎同样需要中文和日文。这是因为日文的参考著作和有助于研究的书籍总的说来至少仍然能够赶上中文的，即使在某些方面没有超过。简单的说明可见于两卷本的概述《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第一卷到1953年为止，费正清、坂野正高和山本澄子编；第二卷从1953年到1969年，蒲地典子等编。这两卷所评述的2000多种日本书和论文引用了这一领域的所有中文文献。
英国和美国的中国研究得益于可以广泛接触其政府的领事和外交使团的通信，以及传教士和其他在中国的侨民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可以利用的苏联文件和回忆录数量较少，只为苏联的中华民国研究工作留下较小基础。但是，20年代和50年代苏联插手中国的种种变化，以及关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外交关系的种种问题，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导致苏联对中国的研究不断加强。大西洋社区关于中国学识的最大不足在于它不能充分考虑苏联研究中国的这些著作，即使外国与苏联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的接触，不用说，也为苏联当局所禁止。
由于《剑桥中国史》第10和11卷①的《书目介绍》已经提供了相当数量，我们尽力使这篇综合评述限于涉及课题的重要著作，再加上有价值的条目。对中国传统学识提供最有启发性看法的作品是邓嗣禹和奈特·比格斯塔夫合编的《注释精选中文参考著作书目》，1971年第3版。这部作品说明了民国学识产生的背境。关于共和国继承的清代档案和其他档案，最有启发、了如指掌的看法见于魏斐德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范围非常广泛的项目，计划出版多卷本的记叙体《中华民国史》，约1905—1949年；以及几种多卷本的原始资料集，包括年表、传记和第一手资料，安排了大约600个题目！见巴里基南的报导，载《中华民国研究通讯》，6。1（1980—年10月），第18—19页。
安德鲁·内森的《近代中国，1840—1972年：资料和研究辅助手段概论》是对中国和西方资料的有用的书目指南。次要的文献可参阅袁同礼：《西方文献中的中国》；施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3卷，此书极其强调20世纪。对本书所论述时期的1000种中国著作的有注释的入门书，是1950年出版的费正清和刘广京的《近代中国：中文著作书目指南，1898—1937年》，修订重印，1961年。新近的编目见于亚洲研究学会主办的年刊《亚洲研究书目》。对事件的最有用的英文综合评述是柯乐博所著《20世纪中国》。
以外国地图和丁文江、翁文灏领导的中国地质调查所指导的实地测量为基础的民国时期的两本地图集是《中国分省新图》（1933年）和《中华民国新地图》（1934年）。关于沿海各省，可以在20年代编纂的县志中找到常常是用从日本得来的制图知识绘制的更精密的地图。
在年表方面，最新的中文著作是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创办人郭廷以所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2—1925年，在他死后于1979年出版。
这里要特别提到某些早期的著作，虽然它们后来已经过时。例如，紧接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一批受过现代训练的中国学者开始进行一个大项目，对此前30年划时代的变革进行一系列的历史评述。在上海太平洋书店赞助下出的这套书中，最有声望的著作是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1931年出版；1947年出增补本《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956年出邓嗣禹和英戈尔斯的英文节译本《中国政治史，1840—1928年》。“三十年历史”这个项目的另一著作是文公直（文砥）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2卷；这部书比丁文江出版较早的《民国军事近纪》更全面，但不那么细致。刘馥的《现代中国军事史，1924—1949年》增补了上书。
本书论述了在中国派系政治斗争中、军阀集团中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内的权力关系中起作用的亲属关系和其他种种私人关系。过去的王朝史的绝大部分自然是由官员的传记组成的。现代的传记研究也可能使中国人生活中的私人关系这个重要方面得到充分研究。
赵尔巽等编的536卷的《清史稿》，在大量传记中包含了有关民国早期的有用知识。张其昀、萧一山等编的修订本，取名《清史》，添补了更多的传记资料，还增加了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民国史的庞大汇编项目的第一部作品，是李新等编的《民国人物传》，第1卷，北京，1978年。这部书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和实业方面领袖人物的传记条目。
许多英文的综合传记词典已编辑出版。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2卷，下迄民国初年。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5卷，集中于这一时期。唐纳德·W。克莱因和安·B。克拉克编的《中国共产主义传记词典，1921—1965年》，2卷，续作。范围更广的是桥川时雄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
在现代体裁的大型传记方面，胡适的《丁文江的传记》，用了20年的时间才完成，下笔审慎，明晰、准确、完整，是典范之作。关于金融家实业家的另一部里程碑似的传记是《周止庵先生别传》，他的女儿周叔媜所作，燕京大学硕士论文。晚清和民国初期错综复杂的私人和派系关系方面的专家沈云龙写了两位民国早期总统的传记：《黎元洪评传》和《徐世昌评传》。
年谱，个人经历的年表或编年记载，是传记编纂的传统形式，可以用来探索民国早期领袖人物错综复杂的私人关系。关于政治史，特别提出《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关于思想史和民国早期的政治，研究者们得益于1958年出版的不朽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篇初稿》，3卷，丁文江等编。其他编纂的年谱涉及的范围很广：段祺瑞、谭延辏А⑼豕Ｋ心昶字凶钕昃〉氖撬镆菹傻哪昶住Ｒ约钢纸显绲闹魑。ū惫竦车牡蛋腹萑涡薅┖驮龆豆改昶住罚�1958、1965、1969年）。在广州，一个大项目是于1979年开始编纂甚至更为全面的孙逸仙一生的编年史。关于蒋介石，有审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20册，30年代早期毛思诚编，曾在香港重印。为了尊崇他，一部最详尽的年谱已于80年代完成，在台北出版，名为《总统蒋公大事长编》。
传记的合集有：《革命人物志》，丛书；吴相湘编的《民国百人传》，4卷。闵尔昌编的《碑传集补》，24册，其中的传统体裁的传记在1912—1927年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著作中常被引用。关于实业方面的人物，可参看徐盈编的《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关于地方史，新近的典范是周开庆编的《民国四川人物传记》。还要特别提到两种杂志：《国史馆馆刊》和台北的《传记文学》。
关于中国近现代的出版事业，可参看张静庐编注的一套重要著作：《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1953年；二编，1954年。《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1954年；乙编，1955年；丙编，1956年；丁编，1959年，2卷。《中国出版史料》，补编，1957年。对第一第二两种书的补编的出版早于第二种书的丁编两卷，均为中华书局（北京）出版。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15—1924年：研究指南》（1963年出版），记述了1915—1923年这个时期的大约600种期刊。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3卷，也很重要。
比单一的书目介绍涉及更多题目的中文文献汇编中，最重要的有：北京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资料》，50年代开始出版；国史馆馆刊主办的《革命文献》，50年代开始出版（第1—3、5—23、42—卷涉及1912—1927年这一时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外交史资料》，丛书，根据外交部的档案，至1925年。
英文译文的文件集中，可参阅狄百瑞等编的《中国传统资料集》；邓嗣禹和费正清编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米尔顿·J。T。谢的《国民党：历史文献选编，1894—1949年》。
关于重印的政府公报和学术期刊，可参阅华盛顿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的《通讯》；关于在台湾重印的非共产党杂志，可参阅旧金山中国资料中心的图书目录。
英文的学术期刊有：《亚洲研究杂志》、《中国季刊》、《现代中国》、《近代亚洲研究》和《太平洋事务》等；中文的学术期刊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集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新《近代史研究》；日文的有《东洋文库》中的《近代中国研究》等。当然，还有许多扎扎实实的论文，是在日本、台湾、香港的大学的学报和中国大陆的大学的学报中发表的。偶尔也有专题论集的特刊，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1979年，即为《郭沫若研究专刊》。大西洋社区的许多中国研究中心通常通过它们的大学出版社出版丛书或小丛书，数量很大，这里难以论列。
2经济趋势，1912—1949年
甚至就20世纪的中国来说，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完整的或可靠的全国经济统计资料。北京政府的农商部确曾发表一系列年度统计表（农商部：《农商统计表》，上海，1914—1919年；北京，1920—1924年）。1914和1918年的统计表相对来说比其他年份好；从整体来看，这种资料是估计而不是核实的调查的产量。例如，全国铁路的统计报表也公布了（交通部：《政府铁路统计表，1915—1936年》，北京，1916—1928年；南京，1931—1936年）。当然，外国管理的中国海关每年都发表通常是极好的对外贸易统计资料。在萧亮林（音）的《中国的对外贸易统计，1864—1949年》中，海关统计资料直接用原始资料有效地核对过。但是一般来说，中央政府在1928年以前太弱，太无效力，不能做出有组织的全国性努力去收集经济资料。
随着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建立，统计情况多少有所改善。财政部1928—1934年的年度报告是仅有的曾经发布的中国全国财政的真实报告（财政部：《第17、18、19、21、22、23财政年度的年度报告》，南京，1930—1936年）。关于30年代的农业统计资料，包括土地面积和产量，由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编制，并见于其月刊《农情报告》（1933—1939年）。这些估计，连同20和30年代卜凯个人在中央大学农学院主持的著作，大概就是可以得到的中国农业的最好资料（卜凯：《中国土地利用：中国22省，168地区，16786田场及38256农家之研究，（1929—1933）》，其第2卷是卜凯的475张统计资料）。我们能得到详细工业统计资料的唯一一年是1933年。这些资料是刘大钧为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所作一项大规模调查的成果（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3卷）。刘大钧的资料不包括满洲和满洲以外的外国在华工厂。不过，可以得到日本对满洲工业的调查资料（约翰·扬：《南满铁路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历史和书目》）。对在华的外国工业也有许多估计，但没有一种赶得上刘大钧的调查。除了政府主持收集的统计资料外，还有可靠但却零散的私人收集的资料，从事这项工作的，在天津有南开经济研究所（主要是物价资料，见《1913年—1952年南开指数资料汇编》）；在上海有中国经济统计研究所（出版两种文字的月刊《经济统计月志》，1934—1941年）。收集的上海物价指数见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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