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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5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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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斗争之初，蒋介石几乎被排除在竞争之外。仅仅在南京政府成立三个月之后，蒋介石的军队当其正着手北伐进军北京时，为军阀孙传芳的军队所击败；在他们溃退中，孙传芳的军队甚至威胁要占领南京。结果蒋介石的威望大损，南京政府内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为首的新联盟，在1927年8月逼蒋介石下野。
与此同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左派国民党，效法蒋介石也清洗自己队伍里的共产党人。随着蒋介石的下野和对共产党人的清除，党内争吵的两个主要原因已经排除，敌对派系和解的道路得以打开。1927年9月，南京政府、武汉政府及西山会议派的代表组成了“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建立起新的、表面上统一的国民党政府。
这个新政府并不比前两个政府更稳定。国民党运动的两个最有实力的领袖——蒋介石和汪精卫——被排除在外。新政府在财政上一筹莫展。到1928年1月，特别委员会的政府垮台。蒋介石在下野五个月（这期间他同美丽的宋美龄结婚）后复职，权力比以前更大。2月，他被提名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0月，他又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于是成为国家的首脑）。他如今控制了国民党三位一体政权的全部三条腿——党、政、军。
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南京政府变成了军事独裁政府。在蒋介石掌握领导权以前，国民党运动（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其前身）从来不是个团结的、思想统一的，或有严格组织纪律的政党。孙逸仙最初在1894年组织兴中会，他的追随者包括具有各种不同意向和动机的人。事实上，孙逸仙似乎未曾拒绝过任何申请人入党。至少有一个例子，孙逸仙甚至接纳军阀陈炯明的全体军人加入国民党。因此，国民党员汤良礼写道，1924年改组前的国民党不是一个政党，只不过是个“各种各样政客组成的集团，他们大多数很少关心孙逸仙所拥护的主义，只是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利用孙逸仙在民众中的崇高威望”。①国民党的凝聚倾向，随着革命运动走向夺取全国权力的关头而变坏了。由于当时各种政治派别的野心家和政客看风使舵，国民党党员数量从1926年的仅15万人增至1929年的63万人。从未受到严格控制的党组织，完全不顾新申请人的背景、品质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标，就接纳他们入党。蒋介石部队的参谋长何应钦在1928年1月抱怨说，“各级党部只关心（新党员）数量，不注意（新党员）质量。因此，党的精神日益衰败”。②这样，国民党党员的构成状况在1927年已混乱不堪，蒋介石因而开始把许多不符合他需要的党员清洗出党。在审查党员过程中，他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运动的性质。
首先受到清洗的是共产党人。如果没有孙逸仙在1923—1924年同中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组成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人十之八九不可能取得全国的政权。国民党借助于共产党人的建议、物资支援和组织技巧，按照俄国共产党的模式改组；一支由党领导和受过政治灌输的军队得以建立起来；青年革命干部到军阀割据地区的农民和工人中去，鼓动和组织农工支持革命。有意义的是，那些曾从事困难而又危险的组织群众工作的人，被认为更接近共产党人而非国民党人。何应钦承认“国民党员不愿做实际的下层工作，结果共产党人很自然地把这项工作担负起来，使我们的党同农工分离”。③那些较少承担革命义务的人避免在群众中工作，从而避免了共产主义的感染。所以，清洗共产党人具有过滤的效果，使得求私利的人可以不受影响；而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出去的，是那些曾在革命期间向国民党灌输活力、纪律和献身精神的人。
然而，甚至在清洗共产党人之后，依然留下了主张采取比蒋介石所赞成的更为激进的解决全国问题办法的广大的国民党员阶层。国民党左派在1928年和1929年间，是蒋介石最难对付的政治对手；只是在经过近两年的残酷斗争之后，蒋介石才把他们镇压下去。左派分子大声指责蒋介石正在建立的“个人军事独裁”，要求国民党恢复1924年孙逸仙领导革命时期激励革命运动的政策和精神。他们主张应由党而不是由军队来控制和提供政权的方向。左派分子同共产党人不同，他们拒绝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和政策；但是他们认为党必须通过农、工及其他群众团体以保持和加强同民众的关系。他们坚持，只有有了这样的群众基础，他们才能阻止革命成为官僚和军阀的玩物。①许多国民党员，也许是大多数党员，支持这些激进观点。但是，身为国民党左派的汤良礼的估计，即这个时期80％的党员属左派，确实是夸大了。②然而，很清楚，许多下层和青年党员（1929年1/3国民党员年龄在25岁以下）是同情左派观点的。
汪精卫是左派公认的领袖，但是他1928年和1929年寄居欧洲，并且至少在表面上与反蒋运动无关。所以，左派组织的幕后策动者是陈公博，汪精卫的忠实伙伴，一度曾是共产党人；1928年5月他创办《革命评论》周刊作为左派喉舌。虽然该刊发行量从未超过1。5万份，但声望和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南京政府在该刊创刊仅四个半月以后，就在9月勒令其停刊。
面对政府镇压的前景，陈公博决定，左派——它至今依然是一群无组织的汪精卫的支持者——应当组织起来。虽然，汪精卫把自己视为国民党全党的领袖，而不只是派系领袖，他本人对这项计划摇摆不定，但是，陈公博在1928年末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这个名称象征该会拥护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时通过的革命原则。改组派正如它的名称所示，是一个有书面党章的正式组织，在上海设有总部，在全国许多地方设有分部。1928年，陈公博又在上海组织大陆大学，建校宗旨是向青年灌输左派的政治观点，并为改组派培训干部。
左派分子虽然都承认汪精卫是他们的领袖，但并不团结一致。在改组派内，顾孟馀派显然不如陈公博派激进。顾孟馀在他本人主办的刊物《前进》上发表他的观点，不赞成陈公博强调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国民革命的核心。顾孟馀还对群众运动表示更大的疑惑。其他左派分子如何炳贤，不喜欢陈公博，而置身于改组派之外，虽然他们仍忠实于汪精卫。这样，国民党左派也一如蒋介石所领导的右派，同样受到内部分裂之苦。①国民党左派反蒋和反南京当局，不限于意识形态的理论讨论和宣传，因为这些往往在地方党部和省党部占主导地位的激进分子，狂热地工作以求实现革命。例如，在浙江，左派分子组织抵制洋货，领导民众游行示威反对外国教会和医院。他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和惩办反革命分子。他们也开始实行减租的方案，激起了地主阶级的敌视，从而损害了南京当局从那一群体筹款的工作。同样，在江苏，激进分子组织民众，并没收寺庙，改为本地人的福利中心，也引起南京当局的不满。②激进分子的活动及汪精卫含蓄的政治挑战，使国民党右派深为不安。所以，紧接着蒋介石于1928年1月重新掌权之后，南京当局开始大力镇压国民党左派，尽管一般没有流血。例如，在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所有“不为党带来荣誉的”省党部都奉命解散，命令党员重新进行登记；要求全体党员必须按党的领导“精神”行事。重新登记党员的措施，显然是为了清除有激进思想表现的分子，保证党员能顺从地接受当权者的命令。民众运动事实上也已中止。此后，民众团体将充当南京当局进行控制的工具，而不是表达民意或创制的喉舌。在浙江，地主反对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极为凶残，至少有一个左派领袖被暗杀，另一些被打伤和刺伤。地主可能对这种暴行负有责任。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蒋介石的亲密支持者张人杰（张静江）的主持下，通过逮捕不服从的左派分子，并勒令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党报《民国日报》停刊，①以此来袒护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影响，他们明确地受到告诫要远离政治。四中全会宣言（1928年2月）称：“最不幸的事实是，如今未成熟的学生参加我们的政治社会斗争。准许这些尚未成熟和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的少男少女自由参加国家事务，不仅会牺牲我们民族未来的生命，而且也会使他们视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为儿戏。”②国民党右派的最高权力的地位，终于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确立。蒋介石派注意到党的下层组织充满左派的支持者，采取特别措施保证右派对大会的控制。以党员重新登记尚未完成和地方党组织尚处于混乱状态为由，大会代表只有1/4是由党员选举的，其余代表全由中央党部指定。①左派分子强烈谴责这一破坏党内民主原则的行为，宣布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非法。然而，这些指责终归徒然，因为蒋介石已经安置好他的支持者控制国民党，把他本人的革命观念强加给党和政府。左派领袖因不服从而受到处分，陈公博和甘乃光被‘永远开除’出党；顾孟馀被停止党籍三年；汪精卫因‘跨党’错误受到警告。②其后，左派的论点，革命建设时期政府应该只是党的行政部门，党应该是最高的机关，最后被拒绝。相反，在1929—1931年间，党被剥夺了大多数权力，不论在制订政策上，还是在充当监督机关上，都不再有所作为。更早一些时候，蒋介石已废止了军队内的党代表制度。③无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压制，而党的地位也相应降低。
正当蒋介石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分子清洗出国民党运动时，他也越来越依赖旧式官僚和军队。革命一旦成功在望，过去各个军阀政权的官僚纷纷南下南京，谋求有利可图的新职。蒋介石面临管理一个全国性政府的挑战，欢迎他们投入他的阵营。到1929年，十个部中至少有四个部长由这些新归顺革命事业的旧官僚担任。他们还塞满了官僚政治的许多其他职位，以致国民党老党员郭泰祺愤怒地辞去外交部次长职务，指责说，“党在去年被共产党人篡夺，现在差不多被旧官僚势力所篡夺，实无二致”。①旧官僚势力对新政权的影响深远。这些旧官僚带来在他们先前职位中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人生观，同样的权力贪欲而不顾公益。官僚政治变得程序化了；官僚写出数不清的公文，倒腾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实际贯彻；贪污腐败迅速浸透了行政机关。这样，旧军阀政权的价值观、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甚至18年后，在1946年，一些想革新国民党的党员调查了他们政府的腐败，并把腐败归因于当时涌进国民党的政治投机分子和旧官僚。②或许，确定国民党运动未来方向的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军人的普遍影响。孙逸仙在世时，军人在国民党运动中比较受到轻视。然而，在蒋介石领导下，孙逸仙的排列顺序——首先是党，其次是政府，最后是军队——已被颠倒了过来，军队如今成为首要的组成部分。在下列事实中可以看出这种状况：1929年，在国内国民党一半以上的党员是军人，而不是平民。在党的领导人——中央执行委员——中，在1935年有43％是军官。在1927到1937年间，国民党人控制的33个省份的省主席，有25个是将军。③在这10年间，政府支出的大约2/3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款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事费用）。④然而，军人统治的真正程度，还不完全表现在这些统计数字上，它更表现在蒋介石这个军人的巨大存在上——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权10年的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①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0页。
② 《晨报》，1928年1月11日。
③ 何应钦：《今后之中国国民党》，《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10月），第 102页。
① 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133—199页；汤良礼：《中国革命秘 史》，第331—333页；阿里夫·德里克：《群众运动与国民党左派》，《现代中 国》，第1卷第1期（1975年1月），第57—59页。
② 汤良礼：《中国革命秘史》，第334页。这时这个主要左派组织（改组派）的 实际成员约1万人。见江上清：《政海秘闻》，第72页。
① 江上清：《政海秘闻》，第68—73页；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 第140—152页；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178—190页。
② 诺埃尔·雷·迈纳：《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 1937年》，第64—79页；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载杰克·格雷编：《现代中国对政治形式的探求》，第158—159页；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37年》，第96—131页。
① 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27—29页；《中华年鉴，1929— 1930年》，伍德海编，第1163—1173页；迈纳：《浙江》，第64—79页；卡文 迪什：《国民党的“新中国”》，第158—159页；盖泽特：《权力与社会》，第 144—166页。
② 《中华年鉴，1929—1930年》，第1170页。
① 于尔根·多梅斯：《推迟的革命：中国国民党的政治，1923—1937年》，第325 页。大多数选举的代表是海外华侨。所以，事实上只有1/10的选出的代表是 代表国内各地党部的。
② 《益世报》，1929年3月21日；《反蒋运动史》，第46—47页。
③ 政治委员制度在1932年初重新设立。见小约瑟夫·H。海因莱恩：《政治战： 中国国民党模式》，第268—330页。
① 《北华捷报》，1928年4月14日，第48页。
② 例如，见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 （1946年8月24日），第3—5页；和李达（音）：《革新运动的伟大精神》， 《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月31日），第5页。
③ 罗伯特·C。诺思；《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精英》，第53页；多梅斯：《推迟的 革命》，第572页；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年》，第 140页。
④ 杨格：《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第75、147页。
各省的斗争
随着对付左派取得了胜利，蒋介石在南京政府各委员会内的权力也稳固起来。然而，这时互相冲突的主要舞台转移到了各省。
时至1929年，国民政府的旗帜已在中国本土全境和满洲飘扬。国民党军已于1928年6月占领北京，北京改名为北平。1928年 12月 29日，满洲四省军阀张学良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随着国家这时自1916年以来第一次名义上实现统一，南京当局可以为和平建国谋划了。
然而，一个主要障碍依然存在。革命的军事阶段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许多省的军阀在战场上战败，而是因为他们归附了革命运动。虽然这些军阀获得了国民党党籍，并接受了南京政府等级制中的显赫职位，但是他们不相信蒋介石，妒忌他日益扩大的权力，而且大多对国民党运动的思想意识漠不关心。致力于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蒋介石及南京当局，在北伐期间，有必要容忍地方军阀的自主权力。他们事实上甚至设立了一些当地的政治分会，使各省军阀的地位合法化。这些在1928年设立的政治分会，名义上隶属南京中央政治会议；然而，事实上它们是自治的行政机关，至少是暂时使大军阀集团的地方统治合法化。于是，控制甘肃、陕西和河南三省的冯玉祥，主持开封的政治分会；阎锡山的山西政府，因太原政治分会而得以合法化；所谓的桂系控制着汉口、北平和广州的政治分会，分别由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主持。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之后，第六个政治分会在沈阳成立。①蒋介石把在各地设立政治分会看作权宜之计，因为他一心想把所有行政的和军队的权力都集中在南京政府的控制下。因此，不久以后，他向地方军阀的自治权力挑战。首先，在1928年末，南京宣布各地政治分会将在1929年3月撤销。然后，在1929年1月，全国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中央政府当局在会议上提出裁减中国军队的方案。
编遣军队的必要性普遍得到承认。自清朝覆亡以来，中国军队已经惊人地膨胀。1929年，大约为200万人（而清朝约为40万人；1922年约为120万人）。如今革命的军事阶段已经结束，庞大的军队已无必要，并且也是国家财力无法支持的负担。例如，在1928年，南京嫡系军队约为24万人，年需军费约3。6亿元。而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清偿债务后）仅为3亿元。①此外，虽然地方军阀的军队不构成南京的直接财政负担，但是，他们却截留本来可以纳入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税款。人们因此认为，除非裁减军队，政府将无法进行国家的社会和经济重建工作。
在编遣会议上，中国大军阀——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其他的人——同意全国军队裁减至 80万人，限制军事支出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1％，并设立统一指挥机构。然而，编遣会议是一个失败的会议，因为军阀们对蒋介石的疑虑在会议期间加剧了。蒋介石的黄埔系军队事实上是中国训练和指挥得最好的军队，蒋介石利用战斗力差的军队应予首先复员的原则，要求地方军阀比他本人作出更大的牺牲。因为军队是地方军阀政治权力的主要泉源，地方军阀认为蒋介石不过是利用军队编遣问题来建立对他们的政治优势。不管地方军阀多么可能愿为国家的利益作出贡献——这当然是可争辩的——他们可不想放弃自己的野心，而让蒋介石增强他的实力。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蒋介石比他们更有权利来要求掌握国家权力和充当领导。所以，他们在1929年1月末鼓掌赞成军队编遣原则之后，离开了编遣会议，却决心为保持他们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而进行反蒋。至于蒋介石，他同样决心建立中央政府对各省的统治。结果是连续不断、损失惨重的内战。
编遣会议闭幕仅两个月后，第一次内战即在1929年3月爆发，当时桂系——危机表面上是蒋介石挑起的——反叛南京政府。这是一次很难对付的挑战，因为桂系领袖是很有才能的战术家，指挥军队约23万人。冯玉祥——他指挥22万人，大概是蒋介石最有能量的军事对手——也有可能加入叛军一方。这次挑战可能毁灭一位次要的人物，但它却适合蒋介石发挥他的天才。因为蒋介石收买了冯玉祥，据说花了200万元和答应他控制山东省。然后，蒋介石以他的优势部队在不到两个月内击败桂系军队。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河北、湖南湖北的绝对统治随即瓦解。他们仓皇退回广西省老家，怀着屈辱，以待来日。
1929年5月，仅一个月后，蒋介石违背把山东交给冯玉祥控制的诺言，激起了冯玉祥的反叛。在这次较量中，冯玉祥一半的军队——全部最精锐的部队10万人——突然投奔中央政府，这又是一次由大宗贿赂引起的突然变节。在这场角逐中，冯玉祥残部被逐出山东和河南，阎锡山在山西消极观望。
随着冯玉祥军队受到中央军的重创，华北的力量均势显然转向有利于南京政府。阎锡山因此感到威胁，于1930年2月和3月，与大为削弱的冯玉祥共同组成新的反蒋运动。这就是北方联盟，对蒋介石权力迄今最严重的一次挑战。因为阎锡山和冯玉祥如今已形成一个广泛的反蒋力量联盟，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允诺从华南配合他们的进攻。蒋介石的许多文职对手——包括形形色色的集团诸如汪精卫及其改组派和极右的西山会议派——为反蒋运动提供行政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力量。不久，这些根本不相同的成分开始创立一个独立而永久的政权所需要的组织机构。“国民党扩大会议”——在职能上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相当——于1930年7月在北平召开。同年9月，一个新国民政府成立，阎锡山任国民政府主席。新政权颁布约法，包含保证各项人身自由的条款，也吸引了相当普遍的支持，特别是开始感到受南京政治压制刺痛的全国知识分子的支持。
然而，早在同年7月，蒋介石就命令他的军队对付北方联盟。在这次内战中，作战不同于军阀老一套的战斗方式。南京军队和北方军队战斗十分激烈。物资损失巨大；在四个月的战斗中，双方伤亡约25万人。截至同年9月，正当北方联盟宣告组成新政府时，南京方面即将在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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