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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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府军队停止进攻苏区，红军准备与他们缔结停战协定。③党的政策从而发生了急剧的转变，从既抗日又反蒋的两条战线斗争转变为逼蒋参加统一战线。逼蒋的方法是挑起对日军的战斗，以斗争求团结。这是十足的毛泽东主义。④现在两大政党之间至少有了一个商讨的基础。他们可以施展手段取得最为有利的地位以确保抗日的胜利，并在抗战结束后取得统辖和治理中国的领导权。蒋介石在1936年4月用进攻苏区作为回答，毛泽东和朱德则以激烈的言词还击。一旦蒋放弃了进攻，红军的军事委员会就建议为了团结停止内战。①同时周恩来和其他中共代表正在上海与国民党领导人如张群和陈立夫进行接触，商讨合作的条件。②自1935年底日本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开始，蒋介石在对日关系中寻求缓和的努力已进入死胡同。③张群和日本驻中国大使川越茂的谈判陷入僵局，同时关东军唆使伪蒙军入侵绥远。北平的学生、上海知识界名流和两广的军事领袖，都用更加严厉而刺耳的声调批评蒋对日本的迁就态度。蒋不可能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又不可能消灭中共，这一困境使他准备最终向外国侵略者摊牌。这种可能需要苏联——唯一愿意帮助中国的大国——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根据蒋自己的话，④他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维也纳，试探俄国人的援助意向，而两国政府之间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和军事援助的各种谈判，在1936年整整进行了一年。正是在普遍的抗日情绪、日益恶化的中日关系、不断改善的中俄感情，以及中共对蒋态度较为缓和的环境下，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安事变。⑤西安事变
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密谋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变的发生震惊了世界，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中共。可以理解的是，根据不完整的材料，中共最初的反应表现出恐慌的迹象。从有关的一切抗日力量——苏联、中共和扣留蒋的人——看，蒋如在事变的任一阶段死去，都将使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遭受失败。蒋在被扣的最初几个小时（在12月12日晨的混乱之中）几乎丧生，此后，在羁留西安期间，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既然扣留蒋的张学良没有下令杀蒋，不妨说他从没有想过要暗杀蒋。莫斯科给中共的指示明确要保护蒋。在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和中共的队伍中，可能有强烈的仇恨，要求杀蒋，但是这几乎不反映领导人的明智。实际上，据说毛见到莫斯科的指示后勃然大怒；①这也可能是他安抚追随者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对莫斯科干涉中共内部事务的愤慨的一种表示。随着蒋被扣押，统一战线的建立显然已为期不远了。谈判的问题涉及战略、组织和思想体系，这将长期影响蒋和共产党人的革命前途。（参见第3章）
在南京，以何应钦将军为代表的亲日派主张对西安事变作出强硬反应，讨伐叛乱者和红军，并请回汪精卫以加强与日本和睦相处的可能性。②但是有影响的报刊如《大公报》则要求释放蒋介石，用和平手段解决南京和叛乱者之间的分歧。③在事变发生地，周恩来、叶剑英等与蒋会谈，坚决主张建立一个统一战线。④双方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在既往的敌视和将来的友好、团结和斗争、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取得调和。
直到这时为止，蒋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是在对付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之前消除中共主张的阶级斗争——这个解决办法与19世纪60年代恭亲王和曾国藩对付太平天国叛乱的政策是一致的。王明的方法是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以达到国家的团结，因为没有团结中国将不能抵抗日本。然而毛泽东认为团结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不可能轻易获得。如果团结来得太容易，它不会持久，不足以支持一场民众抗日战争。西安事变使蒋介石放弃了原来的方式。此后，在中共内部开展了一场辩论，王明主张为了斗争以广泛的合作达到团结，而毛则主张通过斗争以有限的合作达到团结。
由于王明抱有农民缺乏政治觉悟这样一种较为传统的观念，他急于把民族革命带回国民党统辖的城市。他最初计划建立民族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并不意味全面改造南京政府，只是让它容纳其他政党和群众团体的代表。后来他甚至进一步倡导抗日联军统一指挥，统一训练，统一供给，统一装备和统一计划。①按照他的观点，没有真诚合作的团结不能确保抗日的成功。②所以对他来说，一切必须为了抗日，为了团结。的确，在他的党内，他仍然有相当多的追随者，还有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权威的支持。中国需要俄国的帮助，这有助于增强王明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此外，在华中和华南，游击队不久集合在一起组成新四军，由王明的追随者项英领导。王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中的个人声望、他的口才以及他的实权，使他成为能向毛泽东领导地位挑战的重要人物。
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几乎不相信蒋是一个同盟者。战争可能是局部的；它可能会和平解决并迅速转变成日蒋联合反对中共的斗争。在这次意外事件中，放弃红军和苏区完全是蠢事。中共不仅应保持它的自主权和自卫能力以防不测，还应促进毛所称的民主和进步以改善人民生活和发动群众投入战争，把它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战争。为民主和进步的斗争本身就是民族团结的保证。在群众战争中，即使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放弃抗日，中共依然能单独坚持下去，不会重演1927年的历史悲剧。
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的关键在于适当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改革。党的注意力再一次集中到富农身上。1935年王明在他的《新形势和新战略》中提出的土地政策比毛在1931年以前提出的更为温和：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而富农可以保留他们的农具并分到一份相等的土地，不只是坏地。①的确，在这一阶段王明因土地革命的失败而沮丧，但他认为土地革命仅仅是一种武装斗争，极少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②在瓦窑堡会议上这种更温和的土地政策被接受。富农、中农和贫农都能得到数量相等的一份土地，而不触动富农对工商业的投资。他们的牲畜、动产和农具无需重新分配。③到1936年夏，中央调整了他们的土地政策，使它更加接近王明的观点，以促进两个主要政党之间的合作。④中共土地政策的缓和，也有实际原因。陕北的基本土地问题不是高地租和渴望获得土地，而是缺少劳动力以及如何有效地组织劳动力以达到高产，整个华北都是如此。早些时候在那里推行的极左土地政策已证明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⑤1935年12月土地政策发生了变化，它只没收富农出租的土地，消除了土地分配中的极端不平等，并激发了中农和贫农对群众工作的热情。他们的积极性在于结束地主和富农对地方权力的垄断。当时强调的不是重新分配土地，而是更公平地分配粮食。⑥毛泽东的另一种战略并不是一种未经深思熟虑的“既打败日本又打败蒋”的政策，像张国焘所描绘的那样。①他的要点是如何使蒋继续抗战，以及假如蒋介石与日本媾和，中共将如何独立战斗下去并赢得这场革命。由于军事力量处于劣势，只有动员群众建立并保卫和扩大根据地，才能确保胜利，从而加速全国范围革命形势的到来。抗日战争的总战略，与以前内战的总战略一样，必须是农村包围城市，以切断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从而把革命引向城市。与此同时，农村的社会革命仍由共产党的军队加以保护，并由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加以指引，不断地取得进展。1937年初，如1936年夏——当时毛泽东与斯诺正在进行系统的谈话——一样，他的战略可能尚未完全形成。但是基本观点都已经有了。毛泽东的许多同志，特别是王明，不同意他的观点，党内仍在继续辩论。同时，有关民族阵线的事态急剧发展，迫使两个主要政党在1937年4月缔结了正式的联盟，距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三个月了。
①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第6页；《红旗飘飘》，第3集，第168—180页。
②　韦尔斯：《红色尘土》，第75页；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处：《中国共产党运动》，　第2355页。
①　萧作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第226页。
②　《红星》，1934年7月20日，第1页。
①　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第263—269页。在毛儿盖会议上，甚至无人提到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无人知道《八一宣言》的发表。张国焘文，《明报月刊》第50期，第85页。
②　关于第二次统一战线各个方面的讨论，见L。P。范斯莱克：《敌与友：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统一战线》，和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共产党与第二次统一战线》。
③　《王明选集》，第1卷，第9—10、11—13、25和53页；范斯莱克：《敌与友》，第　53—54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3页以下。
①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87页。
②　《毛泽东集》，第5卷，第10和13—14页。
③　《瓦窑堡会议决议》，《毛泽东集》第5卷各处。
①　谢尔登：《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第103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　命》，第35—37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第370—378页。
③　范斯莱克：《敌与友》，第60页。
④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302页。
①　同上书，第1卷，第194页；《红色中华》，1936年5月26日。
②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第72—73页。
③　董显光：《蒋总统传》，第2卷，第225页。
④　同上书，第245页。
⑤　查尔斯·麦克莱恩：《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年》，第79—91页；蒋廷黻教授应蒋介石之请于1934年末访问莫斯科；见查尔斯·利利：《蒋廷黻：在两个世界之间，1895—1935年》。
①　斯诺：《红色中国杂记》，第1页以下。
②　重光葵：《日本及其命运》，第222—223页。
③　1936年12月14日《大公报》社论，收入张炽章：《季鸾文存》（1962年台北版），第222—223页。
④　贝特兰：《中国的危机：西安兵变真相》（又名《中国的第一幕》），第170页；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46页。
①　《王明选集》，第1卷，第168—169页。
②　《明报月刊》，第61期，第91页。
①　《王明选集》，第1卷，第97—98页。
②　同上，第81页。
③　何幹之：《中国现代革命史》，第1卷，第191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指示（1935年12月15日）》，《毛泽东集》第5卷，第13页。
④　《毛泽东集》，第5卷，第63—65页。
⑤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8—9、12页。
①　《明报月刊》，第60期，第88页。
第5章　土地制度
前面几章记述了到1931年为止的中国国际关系，以及直到1937年在南京掌权的国民党政府和其对手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但是，正如本丛书前几卷已阐明的那样，中国的近代史很难只通过叙事来把握；太多的特殊情况（虽然往往鲜为人知）影响了事件的进程，如体制运行、经济和社会条件、领导人及其追随者的思想和抱负等。所以下面几章将讨论农业经济、农民运动、地方政府、高等教育和文学倾向——这些是影响1937年到1949年的戏剧性事件的相关因素。我们从估价这一国土上的普通人的生计入手。
到1912年旧制度结束，中国的农业供养着庞大的农业人口，他们辛勤劳动，必须用精耕细作的方法才得以靠为数不足的土地维持生计。由于缺乏综合统计材料，本章只作定性说明，以勾划出不为大多数欧美人士所熟悉的情景。
费迪南德·冯·列区荷芬于1869年1月旅行到南京时记录了以下情景：像蜜蜂一样辛勤地耕作，是中国人特有的品质。我了解到一件极令人惊讶的事例……在一座矿井后面，矿工曾把大块的煤矸石倾倒在地里……附近村民筑起阶梯，直达石山顶部，并背来泥土和肥料……用这样的方法，在那块土地上开垦了小块土地。这些地块大小只有几平方米。从下面往上看，只能见到锯齿状的煤矸石向上突出，但是从上面往下看，就只看到构成复杂图案的绿色田野。冬季，农民在上面种小麦，夏季种稻谷。
中国农民掌握了补充土地养份的秘诀，甚至一些地区一年两熟，而另一些地区两年三熟。用美国农学家金在1909年的话说，他们的复种技术使“最充分地利用生长期的每一分钟，和最充分地利用家庭成员的时间来照料庄稼”成为可能。②但是种植技术和勤劳并不足以使所有家庭都能得到温饱。有些家庭——不知他们占农业人口的几分之一——生活困难，甚至难以忍受。下面的报告记述了19世纪70年代江苏、浙江两省一些农民的困境：昔日男耕女织，一个农业劳力可种地百亩（6。6公顷），八口之家无虞饥饿。一家有地五亩（0。3公顷），由一位妇女养蚕；七十老妪不难自食其力。今日农家男耕女织，家庭人口一如往昔，拥有土地亦然，却难令一家大小温饱。昔者，鳏、寡、孤、独之人因无家庭供养，诚难免不期而卒；而今日虽父母犹存，亦处于死亡边缘，实无以为生也。今之情景比之昨日何如？③叙述者没有说明粮食产量是否下降，税收是否增加，或者商品的售价和劳务费用与收入的市价相比是否下降。农村的贫富状况在地区之间，甚至在区域之间有很大不同，随收成的好坏而波动。
然而放在一起看，外国观察者，甚至本国专家关于清朝最后几年农村情况的著作，既未表达产量下降的意见，也没有一次表达粮食或布匹短缺的情况。日本的来访者可能是农业的最为严厉的批评家，他们经常把中国的农业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农业加以比较。1911年在华中和东南部旅行过的益子呈辅的下列评论堪称典型：在中国的各个产业部门中，农业生产占国家财富的50％，雇佣了大约70％的人口。此外，各种农业技术已长期发展。尽管在这些方面有广泛的知识，但是在山冈之间有不少地块未加开垦，大量的荒地未加种植。这些改进的可能性完全被忽略了。由于没有结余，农民不能逃脱赤贫的水平。一遇坏年景，他们就陷于饥馑。①为什么农民没有结余，逃脱不了靠天吃饭的不安定的命运，从未得到说明。这一困难是否起源于土地贫瘠、人口过多，或者农民是否无力缩小潜在产量与实际产量之间的距离，从对这一时期农业的描述看，也从不清楚。
但是有一点似乎是清楚的，那就是有些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因丧失优先使农业现代化的机会而蒙受越来越多的损失。所谓农业现代化，就是采用有效的现代技术以增加土地和劳动的生产率。葛敬中在1921年为上海主要的报纸《申报》创刊50周年撰文，评价了半个世纪以来国家的粮食状况，发现成绩很差。
稻、麦和其他五种杂粮是我国农业的基本产品。但因为人口持续增长，没有开拓耕地，农业技术未能改进，收成一直不够丰裕。有荒地，人们却不知道怎样去开发。有河流，我们却不知道怎样去治理。多年来生产的粮食不敷国家之需。多年来，我们面对洪水和干旱而束手无策。读者会注意到海关关于粮食进出口的统计资料，会看到出口量仅占进口量的三分之一。我只能说农业史上的近五十年，是令人极其失望的五十年。①农业现代化方面的失败也不是绝对的。在铁路和新的条约口岸城市中心出现之后，农业逐渐更加商品化。这一过程在北方比南方更快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当许多地区的农村市场体系受到来自外界的供需急剧变化的干扰时，农业状况随之改变。在人口稠密地区这种供求关系的变化，要求重新分配资源，以避免大规模的失业和农村收入的下降。由于国家和地方管理部门未能维护法律和秩序，或提供经济资助，这种市场再调节付出很高的社会代价。但在描述这些农业危机状况之前，概述和阐明这一时期的土地制度是必要的。
①　费迪南德·保罗·威廉·冯·列区荷芬：《中国旅行日记》；老原正雄译，第1卷，第139页。
②　F。H。金：《四千年的农人：中国、朝鲜和日本的不变的农业》，第233—234页。
③　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910页。
①　益子呈辅：《中国中部》，第29页。
①　葛敬中：《五十年来中国农业史》，载梁启超等：《晚清五十年来之中国》，第210页。
土地制度的状况
到1887年中国大约有87％的土地归私人所有。其余的属于满族朝廷、满洲八旗、学校和军事组织，不然就是村里的公地。②在私有土地上，典型的农村家庭并不仅仅务农，它的成员有的修缮房屋和农具，纺线织布，用草缏编织装饰品或日用品，贩运货物，或兜售小商品。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调查表明，每10户中可能只有6户——常常更少一些——的收入有50％以上来自农业。根据这一定义——我将采用这个定义——例如，在泰安县（山东）的老王庄，4户中仅有3户能被称为农民。③同样，在彰德（河南）①的宋庄，10户中有6户是农民。②在华南真正的农民甚至更少一些。哪一种土地制度起了作用而使农村农户的这种变化成为可能呢？
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
我们从设想农村家庭或农户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市场（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从事经济活动开始。产品市场是农户为取得现金而出售自己的货物，或是用它们换别的货物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交易场所。它们的位置散布于从大城市，通过小城镇，直到沿方便道路的村庄或居民点。从农村上市的绝大部分货物进入定期集市或正规市场，通常这类集市或市场为周围20到30个村服务。③也有例外，但是这种格局直到19世纪后期是普遍的，因为当时城镇人口较少集中于少数大的中心城市，较多在于有定期集市的地方。④大多数农户居住在离集市半天路程的范围之内，在阴历规定的日子里，大批商人、掮客和小贩轮流到这些集市上来。众多的买主和卖主为价格争执不休，这表明价格竞争是激烈的。一个外国观察者评论说：“没有别的国家依然完全如此依赖自由竞争和供求法则去进行价格调整。”⑤在有些市场上，有势力的商业行会可能对交易起抑制作用，但是“为了避免不测和减少风险，大多数商人都把自己的买卖委托给掮客”，这些掮客在集市上不得不互相竞争。①同样重要的是，每一个县有许多商人在竞争，以致没有哪一个买主能垄断市场。例如在浙江建德县（位于桐江畔，在杭州以南100公里），1930年有大约190家大商号，他们全用掮客，并“对他们的生意保密，以致我们对他们的情况知之甚少”。②最后，考虑一下1913年至1914年汉口稻米的上市情况：汉口的稻米交易与上海无异，是通过稻米经纪人的商号进行的。汉口的主要稻米市场在陈家嘴码头。有20家稻米经纪人商号，都与同一个稻米商会有联系，它控制着汉口稻米交易的利润。但是这些商号无一例在某个固定时间买进大宗稻米，或派出代理人去产地以便垄断稻米供应，也无一例说明他们采用狡猾的手段与购进稻米的各种商店勾结。不妨说此等现象每年均不曾出现；就中国商人而言，这一特点十分显著。③一般说来，这些竞争的产品市场似乎让农村家庭得到公平的价格，因为买方和卖方都不掌握足够的经济实力长期固定价格。此外，这些竞争的市场还鼓励每个家庭参与某种市场活动。
“生产要素市场”这一用语，是指农村农户之间就劳力、土地和可贷出的资金，在经过协商达成契约的基础上，进行交换所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种种安排，其支付方式可以用现金，也可以用实物。拟租出或租入土地的家庭通过中间人找到顾主。拟雇用劳动力的农户去城镇市场的特定地区，在那里每天很早就有一些年轻人和老年人聚集着，等待受雇去干一天工作。需要贷款的家庭去店铺找商人，或找亲戚朋友商讨贷款。需要现金的家庭，用土地来借钱。对于小笔贷款，几个月内偿还本息的，可抵押土地作为担保。对于数额较大的贷款，一年左右无息偿还的，可能实际上是把产权转让给了债权人。在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可以使用这块土地，也可以出租给借款人或别的家庭，以收取地租。贷款偿还时，产权又转归原先的所有者。
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在一起，通过对某些家庭表示收入而对另一些家庭表示支出的交换行为，把村与城镇联系起来，把农户与农户联系起来。当农民收获并出卖部分粮食时，那些有仓贮设备又不急需现金的家庭，将粮食贮存起来以后再卖。首先卖粮的农民获得现金来还债和购物。所以，在收获季节，现金已正在流回城镇，有些现金则在农村家庭之间周转。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一些农民出售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