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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5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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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发现大约50％的家庭收入来自市场销售，不论这些家庭是租入土地，部分拥有，抑或全部拥有耕地。③但是，把这些家庭加以分类，并按耕地规模和财力对它们加以比较时，可以明显看出大农户赚的钱是小农户的二至五倍，同时他们从市场销售赚得的钱也高得多。事实上，一些对丰润县（河北）典型的华北农村的调查表明，富有农民的总收入中，非农业收入来源所占的份额是很小的。④扣除包括消费支出、赋税、折旧和意外费用在内的全部农本后，最富有农户的剩余部分要远远超过其他的农户。虽然这些农户提供该村上市剩余农产品的最大部分，但是与拥有部分耕地的农户和佃农相比，他们对每单位谷物产量的投入也少一些。由一小群富有农户提供全村上市余粮多达一半或更多，这种模式决非罕见。①另有几个其他市场特性与农户的规模有关。农户调查资料表明，小农户为上市农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要占更高比例，同时，这样的专业化——专门生产经济作物或特种粮食——要求农户投入更多的劳动。②另一方面，大农户为上市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劳力比例比小农户要小一些。看来，这一时期农户的数量成倍增加，农户的平均规模继续下降。同时，更多的小农户利用农地价格的上涨，开始从事专业化生产。劳动报酬的提高使小农户能从市场购买粮食，因为他们生产规模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粮食。由于专业化生产和交换的增加，无论大、小农户，单位土地一年中投入的劳力都比过去多。但是，这样的发展使小农户仅能支持下去，不妨说，仅免于遭没顶之灾。如果遇上歉收、意外债务或市场交换价格不利，他们的生活立即就变得悲惨而无保障了。
总之，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是在兴建铁路之后，农业迅速商品化，使得大多数村民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并且支持小的城镇逐步发展。这种土地制度针对新的市场压力，作了许多调整，没有造成农村的严重失业，没有从国外进口大量粮食，也没有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但是这是一种脆弱、复杂和相互严重依赖的农村经济，一旦面临外界的严重打击，就会迅速波及整个农业，从而成为生产和交换严重脱节的牺牲品。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90页。
② 史坚雅：《农业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2部分》，第211—228页。
③ 黄炎培和庞淞编：《中国商战失败史》，后以《中国四十年海关商务统计图表 1876—1915》为书名再版发行。
① 珀金斯：《1368—1968年中国农业的发展》，第155页。
② 林颂河：《统计数字下的北平》，《社会科学杂志》，第2卷第3期（1931年9 月），第385页。
③ 关于在战后菲律宾进行类似的城镇人口构成模式观察，见艾伦·C。凯利： 《需求模式、人口变化和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83卷第1期（1969年 2月），第110—126页。
① R。T。香德：《在原始经济中的买卖和专门化的发展》，《经济纪录》，第41期 （1965年6月），第193页至第206页；见第200页。
② 天野元之助：《中国农村之诸问题》，第1卷，第103页。
③ 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华中农村的社会状况》，第2页。
① 弗里德里希·奥特：《中国谷物产量与谷物进口的相互关系》，《中国经济杂 志》，第15卷第4期（1934年10月），第338—414页。
①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室：《都市发展影响下的一个农村的变化》，第44— 45页。
②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第 18卷第3期（1965年），第614—632页；见第619页。
③ 布鲁斯·L。雷诺兹：《纬线：中国手纺纱线的技术禁区》，《清史问题》，第3 卷第2期（1974年12月），第1—19页；见第1页。
① 马若孟：《棉纺织手工业与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第621—624页。
② 满铁太平洋问题调查准备会：《从农家之经营和经济状态所见满洲农家和华 中农家的比较》，第60页。
③ 卜凯：《中国农家经济》，第65—80页。
④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昭和12年度农家经济调查报告：丰润县宣庄镇，米 厂村》，见附录。
① 马若孟：《近代中国农业的商业化》，载W。E。威尔莫特编：《中国社会的经 济组织》，第173—191页；见第186页。
② 同上书，第184—185页。
农业危机
在1920年以前，观察农村情况的人，几乎没有谁对农业即将发生的灾难发出过警报。不论是查阅中国知识界的非官方的印象，还是查阅海关特派员——他们每年都热心地记录下他们供职的周围地区的情况——的官方报告，农业情况都在逐步向前发展，只是有时因歉收而减慢下来。就是在地方这一级上——偶有农村长期情况的仅有记录——也看不到农业生产或收入持续地有过较大下降。江苏省以租佃关系普遍、地租沉重以及佃户与地主间暴力冲突频繁而闻名，该省为财务管理做的土地记录表明，只是在1920年以后才发生收租和交纳土地税的大幅度波动，而在1890年到1920年期间一直是相对稳定的。①可是在1920年以后，文字记录普遍显示，实际的困难困扰着农业。海关官员一直提到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运输和市场销售混乱，以及遍及全国广泛失控的水旱灾害。W。R。迈尔斯1931年从山东胶州报导，“回顾这10年（20世纪20年代），山东省经历了一系列自然的和政治的灾难；多数乡绅逃往城市寻找临时的避难处，而较穷苦的阶级则迁徙到满洲”。②到1931年，农业形势已变得十分严峻。一项关于14个省，包括大约2。8亿人口和全国主要农业区的粮食问题的研究报告说，就需求而言，供应短缺5％。③危机的确定与叙述
这不仅仅是个农村人口暂时性的生存危机，而是一系列持续发生的混乱，结果产生了两种新现象。一方面，城市与农村发生了周期性的经济分离，因而城市得不到从农村来的粮食和纤维时，更加依赖对外贸易。另一方面，农村的苦难急速加重。大批人群从一个省迁徙到另一个省；饥荒，农民逃入城镇乞讨，妇女沦落，父母被逼卖儿鬻女，大量农村人口失业，农村普遍欠债和被迫出售土地，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上述论断。这些事从前是很少的，现在则是司空见惯。的确，粮食和棉麻的供应中断波及市场，进而波及城市和别的地区，在清朝也时有发生，但并非持续不断，不像1920年至1949年期间那样。尽管统计材料贫乏，谨提供我们现有的材料如下。
首先，在1921年至1941年间，中国变得更加依赖进口粮食。事实上，在这20年间进口粮食之多是空前的，因为农业生产和农村集市销售均遭到破坏，使大城市的粮价相对于其他物价上涨了，从而使得外国粮食第一次变得反而便宜一些。由表1可看出，在1886年至1920年间，每年净进口粮食在20万公吨至35万公吨之间。1906—1910年间进口粮食的增加，可以追溯到1907年超过80万公吨这一极高的进口量。在1880年以前，粮食进口有波动，但一直较低，可能每年在2。5万公吨以下。1886年以后粮食进口突然上升，是由于条约口岸城市的成长，以及华北铁路沿线内地新城市的建设。粮食逐渐从外国购买，直到农民能把更多的资源用于专业化生产为止。1920年以后，粮食进口急剧增加，在那10年里，每年进口接近100万公吨；然后，在1931—1935年间跳到200万公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粮食进口再一次跳跃；但1941年后下降，当时中国被封锁于国际贸易之外，国内的农业资源也由纤维和特种作物转到粮食生产。在饱受战争创伤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仅能自给。总之，我们的外贸统计表明，1920年以后，中国比先前任何时期更加依赖外国的粮食。
表1 中国年平均粮食进口和出口（公吨）
1867—1949年①
虽然中国在1920年到1930年间的出口，比1890年到1920年间有更快的增长率，但这却不是农业出口的情况。在出口总额中，农产品和主要由农业原料制成的手工艺品的价值份额，在1920年、1925年和1930年，与1913年相比要低一些，并且下降了。①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出口贸易中手工艺品、粮食和纤维的数量与前20年相比，是停滞和下降的。
与前10年相比，20世纪20年代价格结构上也开始变化。在1913年至1920年间，南开大学44种粮食商品的价格指数上升了，但是与同期综合物价指数上升的比率相同。此外，粮食与纤维、金属、燃料和建筑材料之间的相对价格没有变化。然而在1925年至1930年间，粮食的价格比综合物价指数上升得更为迅速。②在20世纪20年代，相对价格的类似变化在上海和广州也能看到。③价格变化的这种趋势，深刻地反映了20年代主要城市粮食短缺的状况，比前几十年更为严重，这也证实在这10年间从农村运往大城市的粮食和纤维下降了。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的农作物统计不可靠，因为作物播种面积明显少报，而产量测算来自很小的样本，可能完全不能代表全国。假定在20世纪20年代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转向出口贸易，可以想象粮食和纤维的综合农业产量，在这10年里围绕固定的趋向线波动，但是除了贸易趋势以外，确证是不存在的。然而在1929年至1937年期间，情况更为清楚，粮食和纤维的产量是停滞的，仅围绕稳定增长的趋向线波动。④在1937年至1949年间，农业总产量，包括牲畜和特种作物下降了，但是在这期间粮食的产量可能很好地保持了稳定。①原因在于农民把他们的资源从生产特种产品和牲畜，转向维持生活必需的粮食产量。
尽管我们掌握的资料不完整，看来似乎有一个明确的趋向，1920年以后供应外贸和大城市的粮食和纤维，与1920年以前相比要少一些。而且1929年以后粮食的生产全然停滞不前。有大量的资料记述了农村经济状况长期内普遍恶化，短暂地恢复后又进一步恶化，据推测总的模式是大多数人的社会经济福利下降了。在这30年间造成农村市场更为不稳定有四个主要原因。
第一，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需求结构的变化是迅速的，常常是不可逆转的，能迫使经济组织把土地和劳力资源分配到其他用途。如果资源所有者不能像需求变化前那样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农户的收入就会下降，土地和劳力就会闲置，资金就会从农业抽走。
第二，农户的资源或收入无偿地或以低于现行交换价值的价格被占用，使得农民不得不减少其开销和积蓄，因而影响到下一轮的生产和交换。这种情况发生在国家或军阀的军队征收新税、没收农民资财，或征集农民劳力从事非农业活动的时候。
第三，是市场对农村经济组织的产品总需求的突然下降。这种总的市场需求下降可能来源自白银出口，和随之而来的货币供应短缺。通常这会很快地伴随货币周转率下降，而后者又对所有商品和劳务的支出产生不利影响。市场需求下降也由于因军事行动而丧失重要市场，或破坏了贸易和运输。经济组织于是被迫举债或出卖财产，以支付生产费用。清理财产常常带来对财富重新分配的要求，这又使收入和土地所有权分配模式更不平等。
最后一个原因，是市场活动因经济组织对自然灾害不能预防，或无法自卫而遭到破坏。洪水和干旱，迫使农民降低销售，使下一季庄稼的种子退化，驱使许多人到别处寻找工作，甚至引起饥馑。一个地区余粮的最终下降，严重影响与正常贸易地区的交换，以致农产品的价格以及粮食和纤维的分配都受到不利的影响。
造成市场不稳定的这四个因素发生在1920年后的不同时期，强度也不尽相同。使它们的冲击不同于前几十年的原因，是国家和私人的经济组织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充足的时间，从前一次爆发的市场不稳定中摆脱出来，就被另一次市场不稳定所压倒。正是由于农村市场的不稳定更加频繁，农民在这30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折磨。我们不妨查阅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对造成市场不稳定的原因及其后果作一简要的考查。
20世纪20年代
1924年以后，至少有七种主要的出口手工产品开始在数量和价值上下降了；另外六种既没有增长，也没有下降。①最重要的手工业——养蚕业和织布业——在这10年中下降了；其他农村工业如刺绣、地毯编织、草编、高档花边、榨油、造纸、茶和糖生产，也下降或停滞。影响养蚕业和织布业需求的变化，有必要评论一下。首先，合成纤维开始取代中国丝，而中国丝曾长期用于生产在西方主要市场出售的服装。1923年至1930年间，中国丝在纽约的价格下降了67％。②这一更替迅速减少了浙江、福建、广东外贸公司对丝线和绸缎的需求。①此外，合成纤维大量输入中国，以致逐渐把国产丝从杭州这样的市场排挤出去。②西田伯太郎，一个丝织业的日本考察者指出，20世纪20年代后期，增长的合成纤维对中国的出口，是“最近期间”对萧条的中国丝织业的又一个严重打击。依他看来，这已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主要的丝生产国。③中国的棉纺业也未能逃脱困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棉布价格上升给新的农村织布中心带来了繁荣，商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织机和棉纱以扩大布匹的生产。但是1920年以后，外国棉织品重新开始与手工布（土布）竞争。④在天津和青岛的日本纱厂，以前把他们大部棉纱卖给中国商人，由他们提供给织布中心。但在1920年至1924年间，这些纱厂里的机械化织布机增加了三倍多。到1924年—1925年，这些纱厂已开始生产优于土布的机制布。当日本纱厂在口岸城市扩大生产时，中国纱厂仅能维持，受困于工人罢工、经营困难和缺少周转资金。少数像潍县（山东）那样的织布中心，设法获得了便宜的机纺棉纱供手工织布的需要，还能继续经营下去。但是这损害了别的像高阳（河北）那样的织布中心，它们廉价销售。⑤1926年高阳仅生产了544125匹布，而1921年却超过100万匹。⑥其他织布中心也受到同样的影响。⑦这一时期引起市场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可能是内战。1924年至1927年发生了恐怖的暴行，使千百万农民遭难。明争暗斗的军阀们向农民征收各种新税和派款——这一负担又由于铁路阻塞和贮藏设备减少造成销售下降而加重。①就是在1916年，22省中也只有9个省断断续续地爆发战争，但是在1925年至1928年间，暴力看来严重影响了大约15个省。②山东遭到特别沉重的打击，每年有几十万农民由于害怕丧命而逃往别的省份。一份日本人对这一时期军事活动和农民自卫组织的研究报告，描绘出一幅各阶层遭受恐怖和苦难的情景。
不仅到处有纵火、偷窃、强奸，犹如野兽在肆虐，而且谋杀和绑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干的。此外，征集的军粮被匪帮们抢走之后，各种军阀部队又强夺更多的粮食。就这样，同一个地方的农民遭到外来者接二连三抢劫。土匪和军阀的队伍逃走时鸡犬不留。人民流离失所，无以果腹，处境极为悲惨。他们离弃自己的家园；老人、青年和妇女都在向满洲和南方逃去。移民潮水般向外涌去；不管时光怎样流逝，同样的情况仍在继续。③频仍的自然灾害袭击各个省份，其严重与频繁即使在古时的中国也是不平常的。1918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个省，50万人丧生，317个县的庄稼严重受损。同年2月，陕西和甘肃发生大地震。1921年，六个省遭受大水侵袭。④次年，台风袭击汕头；第三年，12个省份经受水旱两种灾害。到1924年和1925年，自然灾害的范围更大，冲击加重，因为大量劳力被投入战争，不能动员起来准备自救。云南在遭受严重地震后又遇洪水。另有六个省的庄稼遭受虫灾，洪水在黄河流域泛滥。⑤这些灾害，加上暴力与战乱，造成一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逃亡运动，几百万人从北方各省逃往满洲。①国内的许多地方农田荒芜。灾难的受益者是军阀的军队，他们的队伍由于增加了很多年轻人和老年人而膨胀起来。这些军队里的乌合之众和歹徒，像成群的蝗虫一样麇集在一起，掠过乡村，破坏沿途的一切。这个国家的主要粮仓之一的湖南，实际上停止了向长江下游的城市运送粮食。②所有这些发展造成了普遍的农村失业。粮食进口突然增加，以供养大口岸城市。尽管政府的就业统计是极不可靠的，但它提供了灾难的一些征兆。据报导，1925年失业人口超过1。68亿，估计其中8700万是农民和乡村劳动者。③稻米、小麦、面粉、烟叶和原棉的进口自19世纪70年代即有增加，但是速度很慢。然而1921年以后，它们的进口量达到空前的水平。在1921年和1922年间，稻米的进口量一度增加一倍；而在1925年至1926年间几乎又增加一倍。更令人吃惊的是，1923年至1924年间小麦进口增加一倍，而在1925年至1926年间增加七倍。面粉和原棉的进口也出现类似的猛增。④南京十年
正当农业危机看起来似乎没有尽头的时候，国民党和它的军队打败了北方军阀。1928年和平降临到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方。与此同时，气候也变好了，带来了丰收。但是新的困难又摆在前面。虽然零星的战争还在一些省份继续进行，农民交纳的税收也较重，但是这些对农业人口不像1932年至1934年间某些事件那么令人不堪。从1921年到1931年，当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的经济萧条的打击下而步履维艰时，中国却受益于它的银元贬值，从而在出口的数量上和总值上都有提高。①第一次打击随1932年失去满洲市场而来。第二次打击在1933年至1934年接踵而来，因为美国提高银价之后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出口下降，银根激烈紧缩，商品价格暴跌。结果农村经济大规模萧条。
丝织和棉纺手工业原已深深陷入困境，在1932年至1935年间又遭到特别严重的打击。“失掉东北市场对于绍兴（浙江）丝绸的销售有极大的影响：1931年丝绸的产量是156000匹，每匹价32元，总值为5075200元。这与1929年相比减少了43000多匹，损失超过2000000元”。②日本人占领满洲后，他们提高了进口税。这一行动，根据同一资料来源，“有效地阻断了从烟台（山东）进口丝绸”。③大连和整个南满的棉布进口商不再从中国市场购进棉布。对河北的饶阳、定县、玉田、灵寿县和江苏的通州、常德④县，后果极为严重，足以使整个棉纺织业受到很不利的影响。⑤村民对纱厂的棉纱需求锐减。
在1931年和1932年，当世界贸易开始紧缩时，中国手工制品出口也是如此，其中包括丝、特种丝织品、棉布、草编、纸、瓷器、毛竹、油料和麻布；这些品种一起构成了出口总额的大约50％。农村劳力大量用于提供这些产品，手工业品收入下降使农户不得不改变他们的消费。至1936—1937年，这些手工业品的出口，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总值上，仍远低于1930—1931年的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它们的价格比粮食价格下降得更快。①在1931年至1934年间，天津和上海的茶、烟、酒、牲畜、粮食、棉制品和油料的价格指数持续下降。不久产地的价格也下降了，农民们很快发现较低的销售价格不敷他们的单位生产成本。1934年陈翰笙的报告说，广东农民毁掉桑园，以致桑园面积下降30％以上。②一项研究茶业的报告表明，该作物面积的下降相似。③棉花生产的经济状况对农业人口来说，也同样令人沮丧。
近来，（1932年左右）世界经济崩溃更为广泛，已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中国主要的棉花市场遭到世界棉花市场状况的严重打击，以致在我国各个棉花市场上生产成本都得不到补偿，因为在市场上买方已经下降。④同一资料来源，继续描述了陕西的棉花生产成本如何超过了市场价格的三倍。湖北和浙江棉花价格暴跌，也榨干了处于居高不下的成本和市场销售下降之中的农民。
但并不只是世界贸易的收缩摧毁了农村经济。1932年大量的银元开始从内地流向沿海城市，这是一个由美国银价上涨引起的金融资本流出农业的前所未有的动向。这正好发生在农村经济亟需贷款的时候。伴随着白银的外流，农业投资利润率急剧下降。1932年至1933年，上海的银行存款增加了一倍多。②农民们还得忍受另一个打击。过去中国不同地区因为旱涝灾害而遭受周期性的歉收时，地方官员有责任开仓放粮，或从外省购进粮食。但在这一时期，行政权能受到削弱，已不能像过去那样成功地采取这样的措施。有些地区甚至开始出现饥馑。1933年一个中国农村调查团来到陕西，在日志中描绘了乡村的悲惨情景。
7月4日（1933年）。我们调查了西碴磨村。西碴磨村有水浇地，水来自一条小河。当干旱发生时，小河干涸，水浇地变成了旱地。在这片水浇地上常种植鸦片，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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