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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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关于余杭事件，参看三件有时说法不一的资料：《浙江二万农民暴动》；美国　国务院档案　893。00PR上海/57（每月报告，1933年4月）和893。00/12371　（克宁翰电报，1933年5月20日）；诺埃尔·雷·迈因纳：《浙江：国民党在　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73年），第221—228页。
①　也是在1933年，（云南）昆阳小地主们在计划穿过他们的土地筑路时骚动。原　始路线并不穿过他们的土地，但土地将被公路穿过的其他地主收买了负责官　员。周荣德：《中国的社会流动》，第151页。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5页。
②　许多抗拒强迫劳动的事例载于《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5—　1028页。
③　戴玄之：《红枪会》，第192页。关于红枪会，参看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　革命者，1845—1945年》，第4章。
①　吕西安·比昂科：《中国省政的败坏（安徽1931年）》，《近代史和现代史杂　志》，第16期（1969年4—6月），第306—307页。
②　关于龙田事件，参看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11815（1932年1月25日），　893。00/11837（1932年2月12日），893。00PR福州/48（1932年1月13　日）和/49（1932年2月10日），中美国驻福州领事（伯克）的官方通信。
①　（其他数十事例中）有一例涉及（山东）平度以东地区，在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8841，韦伯（芝罘），1927年4月2日中有叙述。
②　同上，893。00PR福州/57，1932年10月4日。
③　同上，　893。00/15141（高思，重庆，1943年9月29日）。
④　引自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69页。　关于被征当兵农民的苦难和兵给老百姓造成的苦难，见周锡瑞编：《在中国的　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第35—37页；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雷鸣》，第132—140、143—144页；和吕西安·比昂科：《中国革命的　起源，1915—1949年》，第155—157页。关于后期，见苏珊娜·佩珀：《中国　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163—168页。
①　详细内容：贵州东部和西部（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14991；15095），四川　北部（同上，893。00/14997；15022；15026；15055），特别是甘肃南部临洮　地方（同上，　893。00/15009；15033；15047；15074；15109；15112，刊载于　周锡瑞编：《在中国的失机》，第20—22页）。
②　美国国务院档案　893。00/6。1044（高思，重庆，1944年6月10日），第13页　和注26。
③　张天翼：《仇恨》。
①　萧公权：《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361—366和419—429；哈里·　J。拉姆利：《械斗：中国东南部的暴力病态》，《清史问题》第3卷第7期（1977　年11月），第1—39页；罗伯特·B。马克斯：《海本县在海本农民运动前夕　的社会变迁，1870—1920年》，第17—29页。
①　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1921—1933年》，载J。谢诺编：　《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第221—222页。
②　罗伯特·B。马克斯：《海丰县在海丰农民运动前夕的社会变迁，1870—1920　年》，第18—19和24—29页。
①　若干移民确实是外国人：在辽宁东部万宝山，500名中国农民在1931年7月　破坏朝鲜移民建造的坝和灌渠。日本人在沈阳事变前两个月把这件事制造成　外交事件。
②　贝克：《与中国的饥荒斗争》（未刊文稿，1943年），第147页。
①　长乐事件在下列材料中有详细叙述：美国国务院档案893。00PR福州/47（1931年12月4日）；/48（1932年1月13日）；/49（1932年2月10日）；/　50（1932年3月7日）；/51（1932年4月4日）；/52（1932年5月4日）。与　此相反，四年后受到指责的长乐放债人的做法并未引起骚动：《东方杂志》，第　33卷第10期（1936年5月16日），第111—112页。
①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32页。
②　《中华日报》，1934年9月12日，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　1031—1032页。
③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3页。
④　涉及河南和湖南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1030页。
⑤　涉及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　1033页；涉及四川的事例载《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1029页。
①　关于四川东部事例，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029—1030页　（军阀杨森的军队派去镇压沦为土匪的饥饿农民）。
②　参看1932年6月无锡的一个事例（《新创造》，第2卷第1—2期（1932年7　月），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8页）。
③　我保留我在以前的一项研究中识别出来的六个特点中的三个：吕西安·比昂　科：《农民与革命：中国，1919—1949年》，《外交政策》，第2期（1968年），　第124—129页。
①　乔启明在1925年前后参观过的一个关押佃农的特牢有15个犯人，其中5个　是女人，她们因丈夫出逃而被逮捕。每个犯人平均欠佃租不到30元，乔启明：　《江苏昆山南通安徽宿县农佃制度之比较以及改良农佃问题之建议》，引自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109页。
②　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第31页。
③　参看刘广京：《世界观与农民造反：对毛泽东以后的编史学的看法》，《亚洲研　究杂志》，第　40卷第　2期（1981年　2月），第　311页。
①　《新无锡》，1932年6月4日，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5页。
②　范长江：《饥饿线上的人》，《汗血月刊》，第9卷第4期（1937年7月），第125　页。
③　同上，第131页。
④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第1卷，第426页。
⑤　陈登原：《中国田赋史》，第17页和《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1934年　7月16日），第110页。
①　只提两个事例，请回忆农作物歉收（本身反映气候状况）和佃农风潮多的时　期的一致性（本章《佃农与地主之间纠纷》节最后三条注文）；很像18世纪　新西班牙农业危机与农民运动的一致性（参看皮埃尔·维拉尔：《拉丁美洲的　农民运动》，载第13次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当代世界农民运动调查，总报　告》，第82—83页）。第二个事例：反抗军队的次数，在中日战争期间比1937　年以前多得多（见前《与租税无关的骚乱及其类型》）。引起风潮的是当时的　问题或灾害（而不是要求进步的欲望和希望）。
①　我从分析17世纪法国类似过程的法国历史学家伊夫—玛丽·贝尔塞借用这种　说法：“在敌人、抢掠的士兵或盗匪面前联合起来的低地民众的任务能轻而易　举地变为向国王的军人造反”（《起义农民与赤脚农民》，第84－85页）。关　于中国，参看吕西安·比昂科：《秘密会社与农民自卫》，第215—218页（和　第222—224页，后者涉及群众防卫），尤其是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　者，1845—1945年》，第5章，这一章题为《保护者变成叛乱者》。
②　罗兰·穆尼耶：《农民的暴烈行动：17世纪造反中的农民（法国、俄国和中　国）》。
①　乔尔·S。米格代尔已一般地对这种与传统的农民阶级有关系的看法作出很　好的分析：《农民、政治和革命：第三世界中对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第　47页。
农民与共产党人：不相称的联盟
“完全是空想”，这是一位学者对毛于1926—1927年冬在家乡进行的一次考察后所写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评论。①正当中国共产党准备进行他们的农村变革运动时，毛根据愿望的想法使他倾向于北伐军抵达湖南引起骚动的能动的观点。他对现实的描述是与他那种创造者能用农民人材造就干练革命领袖的想象分不开的。事实上1926—1927年湖南农民的行动（或者，更为确切地说，少数农民——其中有些人仍由他们传统的主人所操纵——的各种分散活动）既没有在事后证实毛在《报告》中所说的那种热情，也没有证实毛事先所抱的那种希望。被派往湖南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们在北伐军到达前发动群众并不成功。相反，农民协会的数量、成员和活动的增加，是军事力量的进展和胜利的直接结果。尽管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编纂学所充分赞颂，农民实际参加战斗的罕见事例，除少数例外，完全没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这些战斗只是主力战的外围战。”②随后，1927年秋收暴动的可悲的失败证实了农民武装没有准备的状况和缺乏战斗力。①1928年3月，20多万造反的农民未能攻下湖南东部的平江县城。②再后一些（　1928年　8月），在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于一次战斗中完全溃散后，毛在井冈山遭受了一次失败。组成这个团的农民思念家乡，决定返回他们在湖南南部的宜章老家。③这些少量的例子表明，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民英雄故事的前夕和早期，他们极少能信赖农民士兵，但正是由于有这些士兵，20年后，他们征服了整个中国。
彭湃与海陆丰农民（1922—1928年）
职业革命家与村民在广东东部两个县初次相遇，是由共产主义农民运动的先驱彭湃领导的。④他最初取得的成功是令人瞩目的。他早在1922年创建的农民协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几年以后，他在海丰和陆丰（合在一起称海陆丰）这两个人口稠密的县保持了苏维埃统治达数月之久（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这时毛泽东仍在尝试在人口稀少的井冈山立住脚根。但是共产主义者发动海陆丰农民所面临的困难预示着他们以后还将继续碰到这些困难。而他们所采取的方法预示着以后从江西到陕北他们将继续完善这些方法。为了把海陆丰的尝试与随后20年的“农民”革命联系起来，我们现在总结一下这第一次的实验，它有10个显著的（中国式的）特点。
1。最初的怀疑。彭湃最初的尝试是令人沮丧的，它显示出把村民与革命家隔开的一条鸿沟——农民们十分正确地把他看成上层社会的一员。①家家户户当着他的面关上了门，狗对着这个闯入者狂吠，而村民们惊恐地离去。他们怀疑这个从城里来的衣冠楚楚的先生是来收税的，或是来讨债的。当彭湃回答，现在是地主向受剥削的佃户还债的时候了，开始没有人相信（“不欠别人什么已经够好的了；怎么可能有人欠我什么呢？”）接着向他提问的人表现出惊恐，匆匆辩解了一下就离去了。村民们根据长期的经验，对这个陌生人最初的反应是害怕和怀疑。这个陌生人正在力劝农民们把自己从锁链中解放出来，这完全不起作用——仿佛命运并不只此一次就定下来谁应种田，谁来收租！如果彭建议的事不可能实现，他准是疯了，事实上他的家庭散布的谣言就是这么说的，而许多农民也相信。
2。适应和实际利益。彭很快适应了这种形势。②在开始对农民演讲之前他换了装束和说话方式，通过一个村民介绍，一直等到傍晚（这时田里工作已结束），他还注意不冒犯他们的神灵。他像一个变戏法的人和魔术师那样去诱导他们，使他们开心，教孩子们唱他自己谱写的歌，让他们听他带去的留声机和演木偶戏。③成年人也开始喜欢这些娱乐了，与此同时，也服下了彭湃为他们准备的政治药剂。在早期建立农民协会是困难的。但一旦起步，成员们便纷至沓来，从协会提供的服务中得到好处：免费医疗，实际指导，以及进行仲裁以调解他们的纠纷。由协会管理的药房和小诊所很快受到欢迎，以至必须检验会员证——它们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农民们学会了写农具和农产品的名称，学会了检查简单的计算而以前全由地主和粮商们计算，无从监督。协会不满足于单纯地调解婚姻、债务和土地所有权方面的纠纷，也对它的成员提供人身保护，就像秘密会社那样。一个童养媳——按照习惯住在她未来的公公家，后者是农会会员——意外地溺水而死。彭和别的会员成功地胁迫多名为淹死者报仇的寻衅者（女孩的家属）折回，从而增强了协会的权威。
对第二段的总结：这位革命家使自己适应农民社会，有时要以让步为代价，如对他们的迷信妥协，给一群受惠者（协会的会员们）某些适合他们日常需要和急需的实际利益，以赢得支持者参加他的组织——且不说他的事业。发动大多数被争取过去的人参加的实际利益的象征，可能就是彭湃借给两个最初追随者的三块银元。这两个人的父母看到他们不在地里干活，却跟着一个说漂亮话的人跑很是生气，于是他们就在父母耳边把这三块银元敲得叮当作响。
3。激起阶级斗争。看到这银元使最早的一位战士的母亲怒气平息，甚至高兴起来。但事实上这个战士和少数别的人是因相信澎湃而追随他的，不是出于个人的利益。他们团结在彭湃周围，要保卫和增进的是他们的阶级利益（不仅是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对于彭湃来说，他认识到这一点，并立刻称这些由于社会原因第一批改变信仰的人为“同志”。至于别的群众，彭湃努力以他们自己不能自发地想到的目标来动员他们，从而吸引农民投入名副其实的社会革命。
农民协会首先向头面人物对商务的控制挑战。在上面提到的实际利益方面，农会在公共集市上设立了自己的秤，以防止商人们在称收获物时进行欺骗。协会还帮助一个拒绝交纳增租的佃户在法庭上得以被宣叛无罪。另有五个农民曾声称与这个佃户一致行动，也获得释放。这种团结是阶级觉悟的第一个里程碑，受到农会的积极鼓励——若不说是由农会激发的。农会终于得以禁止其成员租种被地主夺佃的任何土地。这一纪律性的措施扭转了佃户之间为租种一块土地相互竞争的通常情况。
这样的团结首先是执行进攻战略的一种手段，目的在于把农民卷入新的冲突。为了这一目的，阶级关系的实际状态被故意抹黑。协会散布一种过分简单的图表，夸大地主对农民的剥削。①最微小的冲突都被立即抓住，并被故意加剧，以导致少数剥削者与被剥削的农民群众的对抗。农民的贫困和痛苦用启示录式的词汇加以描绘。1926年7月一场台风造成的破坏被夸大，要求减少地租70％。大多数佃农本可满足于接受传统的做法：减租与所受损失和减产程度成正比。一些地主同样准备协商，但是控制农会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和农民故意制造对抗。②地主中的一个强硬分子也断定农民协会的过分要求已无法容忍。彭湃可以庆贺自己已经把海丰县的整个民众分成两个阶级了：一边是农民，另一边是地主。
农民协会失败后，由1925年2月和10月的两次东征引起的战争风云维持着紧张状态，并最后把这两个阶级转变成两个敌对的阵营。每一次反复都要处决一些人，有时是必然会遭报复的屠杀。在1927这一年，4月和9月的两次起义为11月建立苏维埃政府铺平了道路。很清楚，在这个政府的统治下——实际上是专政——农民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的问题，已不再用同样的措词。即使我们考虑到有强迫的成分，考虑到有超过50000的居民从这两个县逃到香港、汕头和广州（并非全是有钱人，远非如此），也考虑到有许多农民确实主要出于狭隘的原因参加了叛乱，③事实依然是，大量的农民支持这个取销了他们的债务，废除了他们的地租的政权（虽然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从积极到被动的同路）。即使他们并非有意识地寻求革命，他们发现自己登上了革命之舟，并且与其说他们是集体化的支持者，还不如说他们是恢复旧秩序的支持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这一变革中获利非浅，而害怕地主统治复辟。
4。由恐怖而极化。还有更紧迫的理由害怕复辟：许多人可能已没有逃避报复的希望，因为他们曾卷入抢劫、放火和杀人，总之，他们实施了“红色恐怖”。①苏维埃当局曾有计划地采取恐怖活动——像往常一样，着眼于动员农民。农民既需要鼓励，从心理上摆脱屈从的枷锁（通过变得确信旧秩序已经被摧毁，决不可能恢复），也需要使之参加破坏和屠杀的行动，使他们不可能后退或开小差。总之，这个计划是从海陆丰消除一切中立和一切保留：“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因此，在一大群被邀去喝彩和提出意见的人中，出现了公开的、甚至戏剧性的处决反革命的场面：“这些罪犯该不该杀？”甚至被邀积极参加屠杀。从而也有了组织“人头会”的习惯，它预示着（通常这是从相反的方向）诗人普雷韦尔所描绘的“人头宴”。②但是在海丰没有宴会；只是把新近砍下的头穿在讲坛上方的一根绳上，为演说者激烈的言词提供一个恰如其分的布景。
不过，在海陆丰实际上也有宴会。有时（例如在捷胜）甚至出现拒绝吃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为“假兄弟”。但首创这种人肉宴的是农民自己，而不是苏维埃当局。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有怜悯和饶恕的问题，因为那意味着对革命者的冷漠和残忍）使人联想到圣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①但这与农民恐怖主义的虐待狂式的欢庆、丰富和巧妙发挥无关。公开行刑吗？公开行刑比示众好；是许多农民参加，不应错过的节日，由于高喊“杀，杀，杀”而嗓音嘶哑。至于（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一种恩典。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折磨这些受害者的农民们感到是在报仇。那个捷胜的官员曾处决100多位农民，并在处决捷胜农会主席时强迫他的父亲和兄弟亲临刑场。一不做二不休，有时亲兄弟被迫处死亲兄弟，偶尔还要让亲兄弟和儿子吃一块父亲的肉，让还没有死的父亲看着。
5。地方主义的动机。复仇者们就这样对官员和地主以牙还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彭湃和他的共产主义同志们煽起的行动不可否认成功地激起了阶级仇恨。但是，正如1927年至1928年冬在海陆丰所表现的那样，这种复仇需要被压迫阶级报复的气味少于不久前氏族或村庄血仇的气味。它使曾挑起红旗会和乌旗会之间冲突的敌对和报复的传统永远存在下去。精心安排的折磨和吃人肉只是以相似的方式，重复这些冲突的记录所一再证明的做法。①这样的记录决没有被“现代的”农民运动所打断；恰恰相反。宗族和社区的领导人通过恢复他们传统的组织，作为对共产主义者到来的反应。他们甚至利用这个机会来和对手或可恨的邻居算旧帐。但是这些自觉的反应和蓄意的考虑，与自发的对共产主义斗争的评价相比，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他们所熟悉的唯一冲突（或者说最熟悉的冲突之一）——红旗会和乌旗会之间的地方战争——的一段新的插曲。　1928年1月当革命军打着它的红旗从海丰出发，经过陆丰的一些村庄时，受到包括地主在内的所有人的热情欢迎。这些村庄是属于红旗会的，他们款待自己的伙伴，确信这是来帮助他们反对依靠乌旗会的敌对的村庄的。
在这种环境下社会斗争的情况怎样呢？的确，有时地方上的冲突和相邻社区间长期的对立实际上掩盖了社会的对抗。让我们考虑一下1926年1月发生在广东东部普宁的战斗，它使一边为强大的方氏家族与另一边为邻村农民相互对立。两个阵营的地方主义动机都是强烈的；但方氏一姓就占县里这个主要市镇20000居民中的半数，他们控制了全县大部分经济活动。②当地方主义使城镇与农村对立时（上面提到的捷胜的情况也是这样），它自然带有一种社会性色彩。当整个村庄，不论贫富反对其他村庄时，上述说法就是不真实的。坚持当地的地方主义实际上从传统上由乌旗会控制的陆丰县某些村庄排除了共产主义农民运动，只能被农民协会和当地积极分子的地方主义所强化，甚至当他们实际上在发泄私愤时，还声称他们是以苏维埃政权的名义在行动。两个强大的宗族（侯姓在捷胜，林姓在梅陇）特别为他们所剥削和虐待的农民所痛恨。对他们的报仇没有什么可挑选的：不管他或她的社会地位多么低下，只要姓侯，在这个地方，或姓林，在另一个地方，必然会被杀害。集中在某些地方的中国基督徒在1927年圣诞节被害，也是地方主义的牺牲品，或者——换一种说法——是排斥“异类”的牺牲品，宛如麻风病人逃跑时会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