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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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旱田农业的发展
从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可分为两大地带——华北和华南；它们是以东流的淮河和西部的秦岭山脉来划分的。这两个地带的气候显著不同。华北平原和西北黄土地区降雨量很少，年均在400—800毫米之间。黄土地区本部被风刮聚的原始黄土所覆盖，平原地区是由黄河冲积的淤泥层所构成的，这是黄河浸蚀黄土高原的结果。这两个地区都非常肥沃，土壤都具有黄土的特有的细毛状结构。但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和四川盆地雨量更加丰富，年均800—1500毫米之间，没有黄土。这两个地带的分界线，是与年均降雨量为800毫米的黄土地区南部边缘和冬温平均为摄氏1度的等温线相一致的。
由于这些自然条件，北方的农业特点是旱田，南方的农业特点是稻田（这个划分也常和象政治上的南北朝的划分一致）。上述的中国社会、经济、农业技术的发展都集中在北方地区，因为这个地区也是秦汉文明的中心地。虽然南方的农业从新石器时代就已存在，并在战国时代的南方列国中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南方的经济状况直到汉末以后还比北方落后。只是到了南北朝时代，南方的农业生产才能和北方的相比，到了大约公元10世纪时，南方的经济才显然超过北方而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在汉代，主要的农业地区还是在北方，所以要讲耕种方法就必须从北方开始。
如通常说的五谷、九谷那样，古代中国的主要农作物多种多样。最普通的是小麦、大麻、豆类和禾，而最重要的一种叫作稷，①可能是散穗状的谷物。稷有粘性的和非粘性的两种，还有不同种类的小麦、大麦、豆类（其中包括大豆）。在汉代，种植最多的谷物是稷，稷在夏季生长，大麦和小麦则是冬季作物，而且种植量较小。水稻常在灌溉的土地上种植，但范围很有限。
关于耕种方法的资料，我们必须依据当时的记述和战国时代开始出现的农业书。《汉书》中题名为农业书的有九种，但除去其中的部分的《氾胜之书》以外都不存在了。幸而写于战国末期秦国宫廷的哲学著作《吕氏春秋》的最后四篇中包含了对当时耕作进程的叙述，虽然它的主要目的在于解释农业的哲学方面的重要性和指导政治家制定农业政策。①从《吕氏春秋》的这几篇里，我们可以推测普遍的做法如下。农夫把土地犁了几次使其松散之后，挖一系列的沟，沟距六尺（1。38米），均宽一锹（8寸或18。4厘米），沟与沟之间起六尺宽的垄（其长度与锹相同），叫作一亩，这个名称后来成为用以计量土地的标准。②种子撒在宽垄上，而不成行，当种子出苗时，站在邻近沟上劳动的农夫，能够整齐地间苗和清除莠草。苗的株距由间苗工具的尺寸所决定，由于这个工具的柄很短，所以间苗是一项艰苦的劳动，总是需要弯着腰干。虽然可用牛来完成初步的犁田，但所有的其它耕种程序都需要密集的人力。这种方法在战国之前就已使用了，可能在秦汉以后还被继续沿用。
前汉快到武帝朝末期，一种新的改进的耕作制大大增加了产量。这个方法是搜粟都尉赵过设计的。这就是“代田法”，③其法是，一亩地开三条沟，沟宽一尺（0。23米），深一尺，那时的一亩是一条狭长地，宽一步（六尺，1。38米），长240步（331米，因此合0。113英亩的地面）。种子直线地播在沟里，而不是播在垄上。在除草过程中，土逐渐从垄上填进沟里，培护苗根，这样，在仲夏时垄和沟相平，作物扎根深，可抗风旱。次年，垄和沟的位置再倒换过来；新方法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与这种改进的耕作法同时出现的是一种有双犁头的犁，它需要用两只牛来拉，三个人带领。由于这些进展，据说是亩产大约增加20公升，如果管理得真有效率还要加倍。
这个新方法比旧方法还有几个其它优点。这就是谷物从播种到收获始终能成直行地生长，土壤中的水分更容易保持。这时用牛耕地，可使同样多的人种更大的面积，风旱给作物造成的损失更易防止，农夫并能用长柄锄除草，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最后，每年垄、沟位置的倒换有助于保持土壤肥沃和稳定年产量。
赵过在首都近郊系统地推行这种耕作制。还特意使属于大司农的奴隶制造新工具，通过郡守把新工具、新技术的用法传授给县、乡、里的主管人。虽然一般平民之间缺少牛，但人们发现有效地使用人力，这种方法仍能推行；多人合在一起，一天可耕30亩（3。4英亩）。赵过首先使长安外面离宫的卫士实行这种方法，当看到增产时，就把它扩大到这些卫士原来派来的地方，即扩大到首都周围三辅地区和边境的国有土地。最后，这种方法终于被这些地区和河东、弘农两郡的农民广泛使用。远至靠近帝国西北极边、国家设置的移民区居延也实行了这种方法。代田耕作技术的采用时间可能是在武帝死后（公元前87年）。①很可能，真正大力支持推行代田法的不是赵过，而是桑弘羊，他在武帝死后还在政府中有很大影响。这个洛阳商人的儿子，在年轻时期作过武帝的近侍，随后负责执行盐铁由国家专控的政策。他以御史大夫的身份，力图在下一个皇帝时期继续执行武帝的财政政策，虽然受到像大将军霍光这样人物的反对，霍光后来以谋叛的罪名对桑弘羊及其追随者进行迫害。公元前81年，霍光召集全国各地的儒者与桑弘羊和其他有关的大臣辩论武帝的盐铁专控政策及其他体制应否继续执行的问题。从后来桓宽为这次辩论编集的《盐铁论》看来，桑弘羊及其追随者保卫专控政策的理由是，它使国家富强并积聚了用来抗击匈奴入侵的资源。批评者反对他们的理由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争利，只能是牺牲后者的利益而使前者获利。虽然它对代田法没有直接影响，但代田法的确说明了产生此法的当时经济条件。
新耕作法首先在国有土地（公田）上实行，从理论上说公田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被人耕种，它的全部利益形成国家岁入的一部分。增产的可能性无疑支持了这个方法的采用，特别是在边境的屯田，它的收获供给了边防军的需要。盐铁争论中的批评者的主张是，在公有土地上，特别是在三辅土地上实行这种方法的实际上不是政府当局，而是承租这些土地的有权势的人们，他们独占了利益，因此这些土地应该给与公众。这样看来，在国有土地上实行代田法的实际受益者可能是权势人家，而不是政府的国库。
代田法在普通人民中推广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由于缺少牛，不得不用人力犁田，因此证明是费力大而效率低。此外，在国家铁专控之下制造出来的铁农具太大而不实用，①所以农民不久又恢复了他们传统的木制农具和用手除草。另一方面，富豪之家有足够的牛和铁器，因此他们从这种新方法中获得很多好处。
到了后汉末期，至少在三辅地区又通行一种比赵过改进的犁更精巧的犁。据崔寔的《政论》所描述，①这种犁有三个犁头，一个播种器，一个把土再翻下的工具，而且只需一个人操纵。用它耕地，一天可超过一顷（11。3英亩）。这种技术上的进步使得代田法更为有利，到了后汉末期代田法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在代田法开始实行以后，中国农业史上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氾胜之作的一部论农业技术操作的书；氾胜之活动于成帝（公元前33—前7年）时期。他的生平不详，但从各种著作间接谈及的情况看来，他作过议郎，负责指导三辅地区农民种植小麦，后来作了尚书台的一名官员。他的著作题为《氾胜之书》，是列于《汉书·艺文志》的各种农学著作的唯一代表作，也是唯一的我们能知其内容的农学书。全书很久以前就不存在了，但从其他书中发现的片断的引文整理出了它的一部分内容，共三千多字。②这部书除去论述犁田、播种、收获等事的一般理论外，还包括详细论述种植以下诸种农作物的方法，如稷、麦、稻、黍、大豆、大麻、瓜、葫芦、芋头以及桑等，还谈到了精耕细作的区田法。
这部书除去实践的指示之外，还包含有以充满整个汉代思想界的阴阳五行说为基础的论述算命的篇章。但总的说来，《氾胜之书》内容主要是重视实践和经验的，和《吕氏春秋》最后四篇强调全面的农业政策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它的作者被看作是中国农业科学的奠基人。
这部书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对称之为区田法的增产方法的论述。它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在沟里播种，一是在坑里播种。前者以30步（41。4米）长、八步（11米）宽的土地为一标准亩，横分为15块，块与块之间留一窄小的人行道。每块地又横分为24个小沟，种子就播种在沟里。如果种的是穗状的和粘性的稷，每个沟就种成两行，行距五寸（11。5厘米），这表示一亩可生长15000棵苗，①苗距和每亩的总苗数，自然按照谷物的种类而有所不同。
在采用浅坑播种的地方，一个标准土地单位被分为若干个一尺（23厘米）和五寸（11。5厘米）的方格，每格中挖一个六寸（13。8厘米）深、六寸宽的小坑，叫作一区，一亩有3840个小坑。每坑撒种20颗，上面浇上一升（0。2公升）用土拌匀的粪。每亩撒上两升种子，每坑可生产三升（0。6公升）谷物，每亩（0。113英亩）可生产100石（2000公升）谷物，十亩年产1000石（20000公升）谷物，可供耕种者26年食用。这个数字是指上好的土地说的，对中、下等级的土地来说，坑就要大一些，间隔就要远一些，其产量也就按比例地降低。②这种方法的好处不止一端。只需对坑里播下的种子供水、肥，土地的肥沃不是主要的；甚至可用于供水有问题的高地和坡地。不像代田法，区田法不需要牛耕，产量却非常高。氾胜之与政府合作，发明并推广这种方法，甚至实际上是为了贫农，政府总是迫切地把农民作为国力主要基础来加以供养，并且要保护他们不受大地主的不断蚕食。
尽管为了提倡区田法在当时和以后作了种种努力（尤其是在后汉、三国、北魏、晋、元、明、清等朝），但这种方法从没有被真正地建立起来，而足以促使中国北方农业发生持久的变化。其主要缺点始终是需要投入很密集的劳动力，同时不可能大量提高人均产量。这样，氾胜之的著作对华北旱田的基本耕作方法的论述虽然很有价值（在这方面，它给作于6世纪的《齐民要术》以很大影响），但区田法仍有许多尚待改进之处。
与氾胜之书有关而应该提出的另外一点，是关于小麦的种植。在他的时代之前，已有人提倡在京畿地区种植小麦，其根据是种小麦被认为与种其他作物稍有不同。①氾胜之提到麦田必须和其他作物的田完全隔开。麦田要在五、六两月犁两次。这样，在夏天其他作物就不可能生长在麦田里。同样的种麦方法也见于《齐民要术》，并表明一年种两次或两年种三次的方法还没有普遍实行。只是到了唐代后半叶以后，这种改进的耕作才变得普遍了。
由于后汉的优秀农业著作已不存在，所以我们几乎不知道这一时代的旱田农业发展情况。唯一存在的有关著作也是残缺不全的，这就是生活在近于后汉末的崔寔作的《四民月令》。这部书不只限于论述农业技术，因此就提供了当时影响农业状况的总的思想。
崔寔生于现在北京地区的一个权势之家，在桓帝（公元146—168年）、灵帝（公元168—189年）时期任过多种官职，包括郡守（在这个职位上，他很有成绩）和尚书。他也是一部讨论当时政治问题的书——《政论》——的作者，该书的一些残篇仍被保留下来。当我们读《四民月令》时，记住以下的背景是重要的，即它的作者不仅是一个权势之家的成员，继承了他祖父、父亲的家学，而且他生活的时代正当后汉王朝式微，社会也因迫害士人和黄巾造反而快要崩溃之际。
《四民月令》的全文已不存在，我们只能从它的残篇中整理出它的部分文字。②“月令”这个词是表示一年之中每个月份中的事情，取自《礼记》中一篇的题名，但《礼记》这一篇说的是学者或国家官员阶级的活动，而《四民月令》的范围则包括四个主要社会集团（土、农、工、商），虽然它没有描写它们各自的活动。实际上大概只有权势之家才能举行《四民月令》中所说的各种活动，从而可以有把握地推想，这部书基本上是给它们写的。它对维护家庭团结的节日和礼仪的指示，对进行农活、家务、防卫、交易等适当时间的指示，为权势人家的生活和当时的农业状况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概念。
《四民月令》中最重要的指示是关于每月的节日和礼仪，特别是祭祖。从大年初一开始，接着是二月、六月、八月，十一月、十二月，这些月里都有节日和礼仪。祭祖之外还祭家神和农神，前者包括门神、户神、灶神、井神。应注意的是，祭祖和扫墓是在二月和八月里的特定日子举行，这和里中一年两次的节日相冲突，因为按照传统，里的这两种节日也在这些天里举行，但《四民月令》里没有提到此事。这表明那时的地方势族不常与作为共同体的社会秩序基础的里的体制合作。
《四民月令》特别注意族属团结这件事。除去在新年时亲戚之间互相祝贺之外，还规定了对同族和姻戚的实际帮助方式。这包括在谷物生长之前的三月份给穷亲戚送捐助和在九月份帮助孤寡病残者过冬。这表明扩大了的家庭是由很多富裕程度不同的父系家长家庭组成的，每一个家庭有自己的土地，各自耕种。
据《四民月令》给父系家长家庭下的界说，除去家庭成员之外，还包括从事纺织、洗涤、酿造、养蚕等活动的各种家务奴隶和仆人。它宣称：“遂合耦田器，养耕牛，选任田者，以俟农事之起”。①这表明生产和经营主要由家庭担任，而不是由奴隶或佃农担任。不仅如此，它还对农田作业的所有阶段给予诸如自给自足和大规模农业的详细说明。一户之中年长的男孩都要干农活这件事，证明他们的学习（学习五经）只是在农闲季节，而年幼的男孩是全时制学习。大规模的农业不可能都由家长和家人干，所以可能使用奴隶和雇工。《四民月令》虽然没有提到租佃，但这种事可能存在于富裕的庄园周围的贫农中。
靠近富裕的庄园有贫农存在的这件事，从《四民月令》对买卖商品的一系列指示中得到证实，有些商品是既卖又买，而且其中有草鞋和麦种，这表明它是一个农村集市而不是都市的市场。因此买卖这类产品的目的（它不是为了大规模生产者的消费）只是从农民身上赚钱。由于这一时期的农民必须以现金交纳他们的日益沉重的赋税（不算土地税），他们被迫在收获季节出卖他们的谷物以便得到所需的货币，而在农闲季节当他们需要粮食和种子时再买回来。①华中华南稻田农业的发展
讨论这个主题，必须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情况，因为虽然农业在四川盆地从战国末期起和华南的珠江流域自秦以来都已有了发展，但这些地区除去石雕和殉葬物之外没有留下历史材料。在汉代，长江流域的农业生产仍远比华北落后。前汉时期这个地区的种稻方法据《汉书》所述为“火耕水耨”，而且据说种稻地区人少地多，盛产蔬果鱼贝。由于这样的优越自然条件和不虞匮乏，所以几乎没有促使讲求精耕细作的动力。社会组织还处于原始状态，也几乎不存在货币经济。
理解这种落后的线索，在于知道称之为“火耕水耨”的性质。①由于原始资料没有对这个名词给以精确的说明，所以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对这名词的各种解释，其中最可靠的是应劭（大约死于公元204年）②的解释，其说如下：烧草下水种稻，草与稻并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复下水灌之，草死，稻独长，所谓火耕水耨。
显然，这是一种直接把种子播在稻田的方法，而不是插秧。在两个阶段的程序中，头一次浇水是为了促使生苗；而在成长期间的第二次浇水是为了除草。种子一定要播成行列，以便在成长阶段早期易于除草。应劭没有解释清楚的是，田地是接着种还是在下一次播种前休耕？烧的草是在休耕期前长出的还是收获后立即长出的？甚至是旧茬？
幸而郑玄在他的《周礼注》中提出了关于种稻的补充资料，其文如下：③玄谓将以泽地为稼者，必于夏六月之时大雨时，行以水，病绝草之后生者。至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
这里没有谈到烧草，但表明了田地休耕一年。其它的资料证明，当应劭和郑玄著书时，“火耕水耨”法还在实行；他们所描写的肯定是向一事，更可能的是，应劭所说还包含有休耕的方法。
更进一步的证明是《齐民要术》提出来的，它在6世纪时给种稻作的描述基本上和应劭说的相同：①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选地欲近上流。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中旬为下时。先放水，十日后，曳陆轴十遍。地既熟，净淘种子浮者不去，秋则生稗。渍，经三宿，漉出，内草篅中■之。复经三宿，芽生，长二分，一亩三升，掷。三日之中，令人驱鸟。稻苗长七八寸，陈草复起，以镰浸水芟之，草悉脓死。稻苗渐长，复需薅，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量时水旱而溉之，将熟，又去水，霜降获之（早刈，米青而不坚；晚刈，零落而损收）。
稻田之所以要休耕一年，主要原因是插秧法还不通行，因而除草极为困难；如郑玄所说的那样，在休耕期间必须除草二或三次。用这种方法种稻的产量显然比华北种谷类的产量少。
淮河北部的条件虽然不适于用水田种稻，但这决不是说从来没有在那里种过稻。考古调查表明，种稻是龙山文化遗址的特点，而且《诗经》的确提到过一次稻。②汉代华北在灌溉的田地上种稻这一事已从《氾胜之书》和《四民月令》两书中得到证实。
这两部书中的有关项目，表明了淮河南北种稻方法的不同。《氾胜之书》的意见是：③《氾胜之书》曰：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稻地美用种亩四升。始种稻欲湿，湿者缺其畻，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大热，令水道错。
这里没有提到除草，但可以设想，这是把种子直接播在田里，而不是插秧。在《四民月令》里，有一个很清楚的种稻方法。①崔寔曰：三月可种稉稻，美田欲稀，薄田欲稠。五月可别种稻及蓝，尽夏至后二十日止。
为了“别种”，只能进行插秧，由此看来，插秧法首先在快到后汉末期的华北实行，后来才为那时还远为落后的华中所采用。
除去这些简单的描写之外，没有其它关于华北稻田种稻的记载，直到6世纪的《齐民要术》才谈到。它在叙述了淮河南部的水稻收成后，接着说：②北土高原，本无陂泽。随逐限曲而田者，二月冰解地干，烧而耕之，仍即下水。十日，块既散液，持木斫平之，内种如前法。既生七八寸，拔而栽之。灌溉收刈，一如前法。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播种的方法虽然和淮河南部的完全相同，但水田种稻只在沿河弯曲处实行，而且等苗长到七、八寸（16—18。5厘米）高时才移苗。最后一点显然是华北稻田农业的特色，它表明了这个地区在使用移植法上是更为进步的。
稻秧移植的真正理由是：能够更精心地培育苗圃中的幼苗；通过分蘖而使苗增多；主要的田地得以保持肥沃，并在育苗期间可用于种植其他的冬季作物。但是这些优点在《齐民要术》中都没有谈到，这暗示移植的目的与上述的不同，而只是为了便于除草。
此外，北方的播种方法实际上与南方的相同，而南方还没有实行插秧法，这暗示没有为种稻而专设的苗圃，播种田与插秧田之间实际上没有区别。北方在6世纪前实行了插秧法，仅仅这个事实不一定表示它事实上优于淮河南部用的方法；插秧法的应用实际上是北方自然条件限制的结果。
从《四民月令》的指导中可以看出，华北的插秧法在这时远不及后来的方法精细。因此在发展稻田耕作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华中而不是种稻的规模很小的华北。虽然事实上华中实行的“火耕水耨”法一般地被认为落后于华北的旱田农业，但总的说来，汉代华中的农业生产一定有了很大的发展以支持其日益增长的人口。把公元2年的人口调查和公元140年的人口调查作一个比较，就可看出后一时期华中户口的数字多于华北。①虽然对这些数字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看来应该是，户口的增多需要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进展，更要考虑这个进展是怎么来的。
应劭和郑玄在后汉末所说的“火耕水耨”方法不一定和前汉时代的完全相同，但是由于其原始性质，两个时期不会大不相同。更引人注意的是，应劭所说的方法和作于6世纪的《齐民要术》所说的几乎相同，这似乎表示在前汉和南北朝之间淮河南部的水田种稻技术没有什么进步。只在唐代中叶，即公元8至9世纪采用的插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