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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5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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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公立技术学校外，现代教育的倡导者们在私人资助下，偶尔也能建立这样的机构。工业和社区的开发者张謇顺应时代潮流，于1906年在江苏建立了南通大学，试图将课堂教学与实际经验结合起来。该校提供的课程包括农业、纺织技术、工程和医学，并与一个纺织厂、一所医院以及供农业实验用的16000亩土地挂钩。③技术学校的另一资金来源是外国在华现代工业部门内获得的商业利润：1909年一英国公司——河南福中公司——在焦作这一正在发展的现代煤炭工业所在地开办了焦作路矿学堂。在1912年政治动荡中短期关闭后，于1914年恢复，改名福中矿务学堂。1928年后在国民政府管辖下学校又改组为焦作工学院，④声誉日隆，直到1937年中国的学术进展因战争再次中断。上述例证只是加速走向技术和工程教育的一部分，在民国时期这类教育将受到进一步重视。
教会学校：它们大多数是从中学水平开始的，原来的目的是帮助传播基督教。然而，后来它们在人文科学方面作出主要贡献。有记载的最早一所中国境内的教会学校可追溯到1845年。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早期自强运动中，又出现了几所教会学校。19世纪末旧秩序在中国的崩溃不可避免地给教会学校一个机会，在科学和外语等几个非传统教学领域采取主动。这些学校从而展示了新型的学识。1900年后，由于对现代教育的需求增长，一些教会学校通过扩设课程和合并这一复杂过程逐步演变成具有学院水平的学校。1906年新教传教士拥有2000多所小学和近400所中等水平的学校，而到20世纪20年代已有12所（最后是16所）学院或大学逐渐从其中出现。①然而，在中国扩大和深化基督教事业仍一直居优先地位。例如，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学校应保持小规模，这不仅为了保持教员与学生接触的质量，而且因为“不信教学生成份过大会冲淡学校的基督教气氛”。他还把宗教课程和礼拜定为必修，并辩解说，如果学生不想信教，他不必进这所学校。②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区徐家汇（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启的老家）特别设立的耶稣会奖学基金之上建立的。一位富有朝气同时不乏权力的人物马良长期任耶稣会传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员，又是一位改革家。他于1903年建立震旦学院，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天主教大学。1905年他建立复旦公学，这所学校后来成为一所私立大学。这在前面已经提到。①教会学校学术质量参差不齐。②有些大学在教学、计划改革和教员业务成就方面成效卓著。其中有些教员是国内或国际上的知名人士。如北京燕京大学有个新闻系，它从全国各地招生，而这个系的教员包括下列著名学者，如中国史方面的洪业（威廉·洪），顾颉刚（民俗学），徐淑希（政治学），吴文藻（社会学），文学方面的许地山、谢婉莹（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教方面的赵紫宸。燕京由于地处北京，知名度高。当然同时还有其他教会学校，如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前身为广州格致书院），也取得许多真实成就。
然而，无论这些教会学校的学术成就如何，它们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矛盾状态。虽然传教士的最初目的是传教，但有些传教士很早就发现传播世俗学识也是可取的。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使他们的学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并使他们逐渐致力于有利国家发展的一般世俗计划。对于大多数在教会院校注册的学生来说，这些学校仅仅是现代高等教育的中心。学生们改信基督教的为数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③他们也不会让自己脱离横扫全国的“新潮流”。事实上，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④常常站在学生运动的前沿。⑤表3 中国主要学院与大学及其分布，1922年注：37所大学有40个校园。
来源：《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第99—100页；卢茨：《基督教院校》，第531—533页，《中国基督教院校一览表》。
①交通大学属交通部，向不列入国立大学——译者。
②原文如此，疑为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译者。
③系哈同设在爱俪园内规模很小的大学——译者。
④30年代并入岭南大学医学院——译者。
到20年代早期基督教学院和大学曾达到顶峰。如表3所示，1922年它们建成了将近一半的主要高等学府。这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因此甚至在教会学校数目增长时，它们也不得不面临来自中国社会的新的挑战。“五四”运动使中国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改宗发生冲突。1922年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基督教学生联合会，在全中国青年学生中触发了一场反宗教和反基督教运动。如胡适于1925年在燕京讲话时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在华教育面临三种新的困难。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人的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对列强的恐惧消失了，而自我意识已逐渐增强”，因此出现了恢复主权的运动，同时相信“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侵略上采用的方法是传播宗教和开办学校”。第二，青年知识分子的“新认识的理性主义”会向基督教信条本身提出挑战，要求“拿证据来！”①最后，胡适认为整个传教事业充满内在弱点。（中国的爱国者们注意到，从学院的历史发展中看，它们是由一批有时主要资格是在宗教方面而不是在学术方面的人员创办的。）因此胡适极力主张教会的教育家要有办法回答两个问题：他们是否不能集中人力和物力发展少数真正优秀的高质量的院校，而不是发展大量平庸的或低劣的院校？他认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一个杰出的范例。其次，教会学校能否放弃传道，用全力办好教育？胡适认为宗教和教育二者不可得兼。②胡适和与他气味相投的其他学者直言不讳地反对传统的教会教育，他们认为宗教宣传危险地缺乏理性，并为之困扰。在这方面，他们与西方理性主义以科学的名义对天启教的攻击相一致，并且也与儒家不可知论的学术传统相一致。然而，与此同时，那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视之为新“社会科学”的中国人，也参加了爱国反基督教运动，把它作为一般反对帝国主义活动的一部分。到1920年，在某些教会的圈子里，仍将排外和反基督教情绪的增长归咎于孙逸仙和他在广东的“激进分子的温床”。①科学与研究的开端
1900年前后的几十年，中国开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多种现代科学机构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也大步前进。参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的中外人士于是参加到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中去，这个过程需要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1916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建立，无疑是一个里程碑（见后）。开始强调科学知识则是另一个里程碑。1918年12月蔡元培宣称：“我们所说的‘大学’并非仅仅是个按照课程表授课，培养出大学毕业生的地方；它实际上是在共同关心的知识领域里从事研究……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以便提供给国内外学者的地方。”②一般都同意，新知识要通过科学方法取得。到20年代这已成为一种信仰，即视科学观点为粉碎传统秩序，并为中国达到现代国家开辟道路的利器。青年知识分子有感于中国在国际上缺乏成就，开始相信科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这一信仰如此深刻而广泛，以致几十年后他们仍然真诚地说：“科学是西方文明的源泉”。③如果我们真地希望发展新文化，我们就应该特别注意发展科学”。①民国初年科学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大多认为是由于许多教师在日本接受的训练不充分。除了少数例外，总体条件直至20年代早期才有所改进。②20年代中期，有几个因素导致了比较大的进步：一些大学，如南开、清华和交通，开设了较有分量的科学课程，由欧美留学生任教；其他组织形式也促进了科学，并随之建立起高级的研究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海外的中国学生中出现了许多组织，其中最积极或最有影响的莫过于科学社。它是由为数不多的中国学生于1914年在康奈尔建立的。③它的英文全称为“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Achievement of Science”，以便与类似的美国组织相应，但其中文名称为“中国科学社”。“社”是一种志愿的组合，一种由活动家、精英分子领导的团体。过去士绅们常常组织这样的团体以建立地方学校或灌溉工程，或征集民兵抵抗太平军或广州的美国侵略军，后来着手“自治政府”的各项计划。科学社的目标不仅在于“促进科学，鼓励工业，统一翻译术语，传播知识”，而且它希望用十字军的热情通过科学最终再造中国的整个社会和文化。④科学社在美国草创时期有成员55人，1918年随主要创建人回国而迁至上海，到1930年成员曾增加到千人以上。社员包括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归国学生和在中国培养的青年科学家。科学社的活动范围也扩大了：除1915年创办刊物《科学》外，科学社还召开会议宣读研究论文，出版科学译著，并建立科学图书馆；1931年这家图书馆从初址南京迁至上海，它一直是那里的一份主要财富。同时在1922年，科学社曾在南京建立生物实验室。
促进科学在中国面临着两线作战：既要复制和扩大从国外获得的知识，又要让它适合中国的现状。中国青年科学家不可避免地要依赖国际学术界，他们也试图对国际学术界作出贡献。同时，他们又面临将科学思想与实践引入中国人民生活的任务，以减轻中国的落后程度。依赖和落后二者后来都有可能被污蔑为殖民地的症状。①提供基金与美国的影响：清华
考虑到中国古代强调高等教育要为国家服务，1916—1928年军阀混战时期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美国，当时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还微不足道（农学例外，它受到拨土地给各州立农学院的补助），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美国高等教育当时仍由私立大学而不是由州立大学领导，实际上新英格兰和中西部的教派学院曾经是在华传教士主办的教会学校的样本。但美国的影响是通过一些不寻常事件的结合而形成的，远远超过了基督教会的努力。
1901年自清政府强索的庚子赔款中，美国要求从中分到2500万美元，当时美国负责官员私下认为数量过大，可能比正当数目高出一倍。然而它只占整个赔款33000万美元的一小部分。②这是一个使中国政府一蹶不振的过高的数目，而且几乎从任何角度看，这个数目都可以被视为帝国主义掠夺顶峰的可耻标志。1908年美国国会对中国减免了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那一部分，计11961121。76美元。这笔款子将被用于在美国教育中国人，而且它创造了一个支持中国高等教育的有效机制。1909年中国政府向美国派送了第一批庚子赔款学生47名，1910年70名。到1929年总数达1268名。①领取庚子赔款奖学金的学生名单中不乏才华洋溢的青年。
同时，政府也拟订了训练计划，为学生赴美学习作准备。1909年一个配备外国人员的大学预科被建立起来，1910年举行了入学考试，后来成为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堂于1911年正式开学。②它成功的秘诀在于每年的预算有保证，当时其他院校则依赖军阀政权，毫无保障，此外，直至1929年它一直强调要为在美国大学学习做好专门的准备。一个通过入学考试的11至13岁的小学生必须学习五年初级部课程和三年高级部课程，以后才会被送往美国院校学习。第一批学生是1912年入校的，经学习八年标准现代中学课程（如英语、法语、德语、历史、地理、生理、物理、化学以及一些音乐、美术和体育课）后于1920年毕业。③1926年清华的预科地位结束，改组为达到学士学位的四年制的清华大学。
至此美国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已达到顶峰，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渠道实现的。许多有能力的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经在那里与约翰·杜威教授以及其他人一起工作。杜威在华讲学的两年（1919年5月—1921年7月）恰与英国数学哲学家和社会主义者罗素的访问（1920年10月—1921年7月）重合。杜威在11个省讲演大约70场，由胡适翻译，但是他提倡的实验主义对狂热的中国爱国者来说并不是政治上的灵丹妙药。后来他的同事孟禄教授也访问了中国，而主要大学的校长们——北大的蒋梦麟，国立东南大学（后为中央大学）的郭秉文——都自称是杜威的信徒。然而杜威的通过教育自我完善的典型美国式的教谕，很少提供在寻找中国教育道路的过程中能立竿见影的东西。留美归国学者从1919年到1924年领导了一场教育改革运动，他们既利用最初由蒋梦麟主编的《新教育》等主要刊物，也利用中国国家教育促进会；但这些计划和希望不久即在政治动荡中烟消云散。郭秉文被夹在反杜威保守派的民族主义浪潮与国民党在江苏与军阀的对抗之间，他被迫于1925年1月辞职。独立于执政者的自主的高等教育尚难预见。在军阀时代，高等教育只能在当地军阀的支配下发挥作用。①然而，就清华而言，这株美国移植的植物生了根。1928年北伐胜利结束后，国民政府将清华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②罗家伦——北大校友，曾留学英国和美国——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1928年9月他在就职演说中，赞扬清华取得国立大学地位是国民政府“在华北建立新的文化力量”的结果。①他提出在文、理、法三院上增加工学院，并加强研究生学习和高等研究。他还建议从国外邀请有成绩的学者担任较长时期的客座教授，“不要一时轰动，而要教学”；不要“像前几年那样，将国外著名学者（显然是指杜威和罗素）请来只讲课几个月或一年”，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②在罗家伦和他的继任者梅贻琦的管理下，清华在规模和实质上都稳步发展，成为以后十年中杰出的高等学校之一。
美国影响的另一方面是以1925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华基金会）的出现为序幕的，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1924年美国国会根据联合决议，将庚子赔款余额归还在中国使用。于是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将这笔大约12545000美元的款项交给一个基金会掌管，用于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几个月内中国政府任命了由10名③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第一任董事会，中华基金会于1925年6月正式成立。④10名中国董事中有3人是高级外交官（颜惠庆，顾维钧和施肇基），其余的是著名的科学家或现代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范源濂（范静生），黄炎培（江苏省教育界领袖），蒋梦麟（北大校长），张伯苓（南开校长），周贻春（清华校长）和丁文江（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主任）。5个美国董事是与中国教育界有关的著名人士：杜威，孟禄（两人都是哥伦比亚的），顾临（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代理院长），贝克（中国华洋义赈会）和贝纳德（花旗银行）。①董事会任命范源濂为基金会第一任干事长，他邀请中国科学的热情倡导者任鸿隽担任行政秘书。②中华基金会执掌的不仅有1924年归还的庚子赔款，还有1908年归还的供奖学金和清华大学使用的款项。它又被授权掌管静生生物调查所的基金以及其他学术捐款。它的主要任务第一是资助学术机构的高质量活动，如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其次，支持公私机构的新项目，如合作事业；第三，基金会本身开发新项目，③所有申请项目必须按现代方式得到董事会或专门委员会的批准。④范源濂和任鸿隽意识到中华基金会的革新任务，认为它不应仅仅是基金管理办公室，也应是现代科学的强有力的推动者。⑤基金会坐落在北京一所以前的亲王府内，1926—1927年批准把研究补助金给予13所院校、3所研究所、5个文化教育组织以及一个未归类的领款单位，总金额达419906元。⑥当有人责备基金会不通过政府当局而由少数几个人处理大宗款项时，任回答说，这正是中华基金会的力量所在：它杜绝了政府滥用基金去打内战。⑦总有一天，当日、英、加、法、德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华教育活动经过较为充分的研究时，①人们可能在较为宽阔的范围内评价美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将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医学和其他科学的支持。英、法、意退还的庚子赔款部分也用于教育。
① 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M。詹森著第6章，引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这是这位研究中日教育关系的日本第一号专家的主要著作。
① 汪一驹著《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综述的主要内容，实际包括晚清努力向日本学习以及关于这个题目的以后许多方面的大量资料。中日学术关系各个方面在入江昭编《中国人与日本人：关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响的文集》中得到研究。
② 有多少人毕业不明。见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第119—120、167、185页引用华美协进社的资料。
③ 刘子健：《宋初改革家：范仲淹》，载费正清编：《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第111页。
① 这种矛盾心理已由李文森特别加以说明。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革命与世界主义：西方阶段和中国阶段》。
② 为获得民国革命一代的教育家所受训练的形式的印象，我们考察了75人的经历如下： 上述资料根据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词典》和《辛亥革命回忆录》（全8卷）中名人的代表性抽样。不可避免在分类时有重复。对《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参加过各种自由维新运动的全部名人的社会背景的进一步调查，表明1/3以上是学者官僚阶级出身，弗吉尼亚·E。雷诺兹：《社会运动：中国领导阶层分析，1895—1927年》（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3年，部分VB：数量综合。
① 为获得1912—1949年学术界名人事业活动的印象，我们统计了173人所从事的工作的类型。大约1/3的人从事一种以上的活动。此表根据《中华民国传记词典》中173人的传略，他们的专业活动范围从部分从事（如仅短期从事高等院校教学）到毕生从事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诸方面工作。人们公认这群人是有选择的，但它包括那些最积极地影响近代教育界发展的人物。
① 王风喈：《中国教育史大纲》，第5页。王是时在长沙晨光大学任教。
② 关于新文化运动中对“科学”的各种见解，见史华慈在《剑桥中国史》第12卷第8章的概括；又见郭颖颐：《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
①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清代轶闻》卷5，第1－2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159—160页。关于同文馆，见毕乃德：《中国最初的官办洋学堂》。在1901年签订《辛丑各国和约》后清政府试图在各省设立大学堂，如谷如墉领导下的山西大学堂：见周邦道：《近代教育先进传略》第1部，第295页。然而，H。S。布伦纳特和V。V。哈格尔斯特罗姆1910年在所著《今日中国政治组织》一书中记载，只有一所新大学设在北京（第223页）。在20世纪20年代，年鉴列举6所省立农科大学或工科大学。例如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6年》列举这些大学设在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苏和山东（第434b页）。
② 邱玉麟（音）：《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2页；喻长霖：《京师大学堂沿革略》，第160页。
③ 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载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第268页。
① 我一：《临时教育会日记》，载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296—297页。
② 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第647页。在《大学令》中，“宗旨”在1917年修订时只抹去一个逗号，所以新版本为“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同上，第671页。
① 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颁布的《大学令》，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 第647页；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1页。
② 陶英惠：《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第270—271页。中国共产党对北 京大学校史的看法见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年》。
③ 陶英惠：《蔡元培年谱》（上），第473—474页。蔡元培担任校长时，与一些友人 的忠告相反，引用德国统一的历史。他相信普鲁士“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培 养出优秀的小学教师，这些小学教师又以使他们成为现代爱国公民的品质教 导学生，终于导致在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据说孙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 北京大学校长任命的人之列；见罗家伦：《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载《逝者如 斯集》第55页。
④ 陶英惠：《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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