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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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而且只试图进行有节制的改革。（3）在不同程度上受日本控制的地区。与中共核心地区相对应的，是日本人所占领的城市、大集镇和主要的交通线，边上有一些拉锯的边缘地带，在这些地带日军和伪军占上风。
特别在华北，铁路线既限制了也分割了主要根据地。晋察冀位于同蒲路以东和正太路以北。这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被平汉、平绥和北宁铁路隔开。这种模式在其他根据地也大同小异。显示1938年10月华北部分地区极端混乱的图14，生动地展现了战争头几年真实的复杂状况。
根据地建设过程
县以上政府的普遍瓦解与对统一战线内中共的半合法的承认结合在一起，为党的部队创造了许多机会。八路军成员和中共的文职干部自称是合法的当局和抗日的领导者。军事和政治控制齐头并进，但军事优先。八路军的部队每到达一处，最初的任务是与地方党或“进步势力”取得联系，然后与形形色色的地方势力和地方社区接触，从他们中间找到自己的地位。与当地积极分子接触可以得到人力、情报，并接近群众。如薄一波所说，当地人缺乏领导、组织、纪律和经验，这些都可由外来者提供，但如果没有当地人，外来者可能得不到信任；或许可以被容忍，但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并且也不可能在地方上扎根。国民党部队从来没有完全掌握住这一套联系方法。
在晋冀交界山区，宋劭文领导的牺盟会就是聂荣臻部队最先取得联系的组织之一。越过平汉铁路，在冀中北部平原上，他们与吕正操接近。刘少奇估计1937年战争开始后大约有30000余名成员的200个武装团伙一下子冒了出来。①按照刘的说法，他们很容易被争取过来，只要八路军善待他们，帮助维持秩序，不要求他们提供太多的人力，也不去理会他们的某些半土匪的习气。地位牢固的土匪团伙和地方防护性帮会造成更困难的问题。成功地与他们打交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或被迫转移，这一过程可能必须重复。土匪和游民既是地方秩序的威胁，也是八路军组织的民兵的兵源。尽管他们常常“鱼肉”乡民，不得人心，但许多游民仍被招募。彭真回忆说，“绝大部分则积极参加了抗日运动。当时一般群众尚在观望，而大部分游民则因无身家之累，对现社会又少留恋，于是首先奋起与少数积极革命分子一同作了开路先锋”。②但是彭和党的其他干部也知道，他们主要是为了填饱肚子，哪边给的更多，他们就会倒向哪边。他们的口头禅是“有奶便是娘”。刘少奇指示地方干部要以最好的方式对待有组织的土匪团伙：与他们结盟并争取他们，吸收他们的群众并孤立他们的首领，或攻击并粉碎他们。在核心地区，要让土匪团伙就范，否则就给他们机会离开。但是，如刘少奇所说，“如果在敌占区活动的土匪团伙强到足以破坏敌人的秩序，而那里的抗日力量相对弱小，那么我们就应该劝说并团结这些土匪”。③这种与游民的统一战线增加了人力和武器，并逐步减轻了根据地的混乱。
根据刘少奇的说法，地方帮会是一个比土匪更困难的问题，他提到这些帮会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以及因战时条件而得到的动力。红枪会、天门会和联庄会“都是纯粹的自卫组织，共同的目的是抵制过高的赋税和军队或土匪的骚扰”。他们一般由乡绅和“政治上中立的人”所控制，能得到群众支持，因为他们对农民的“落后和狭隘的自身利益”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秘密帮会在其他形式的影响外增加了迷信。他们准备与任何外来者作战，包括抗日游击队。此外，如果一支小部队驻扎在他们附近，尽管并不构成威胁，他们为了获得武器也常加以袭击。帮会没有永久性的军事组织，但只要战斗在当地发生，他们就能召集“很大兵力”作出反应。
刘少奇总结了几种最有效的方法。（1）不要轻率行动。（2）严格遵守纪律；不要提出需求，也不要触犯他们，但要非常警觉。（3）小心避免触犯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的领袖；要尊重他们。（4）当他们受到日本人或伪军骚扰时，帮助他们赶跑敌人。（5）以模范行动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尊敬，并用各种方式援助他们。（6）最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耐心的教育、宣传和劝说，以提高他们的民族意识，引导他们投身抗日斗争，并自愿向游击武装提供物资。（7）努力分化为日本人服务的帮会。（8）不要帮助帮会成长，尤其在根据地或游击区。（9）在敌占区，帮助推动帮会从自卫斗争向抗日运动的方向发展。最后，刘指出迷信有时也能转为好事。有些秘密帮会相信，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准是他们的保护神和明朝缔造者朱元璋的后代。这些秘密帮会和当地八路军之间的关系就特别好。简言之，刘说，“在华北的许多地区，乡村里的抗日统一战线主要依赖于我们与帮会之间的关系和工作处理得如何”。①因此，共产党势力进入敌后，首先并不依靠民族主义、社会经济计划或意识形态。事实上，对拥有兵权的人来说，以不同的意识形态或根本没有意识形态而以中国乡村为生，是很方便的，下面一段对孙殿英的描述说得很清楚：孙的一位副官对我说，“我们要有一支军队的原因是每个人都要吃饭”，意思是说，他们打不打仗无关紧要。从这场战争开始到结束，孙在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周旋，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投向日本人……当战争爆发时，他招集旧部与日本打仗。中央政府任命他的部队为新五军，总部设在河南林县……由于与秘密帮会有联络，他到处都有关系，因此经商办事都不在话下。虽然林县是个偏僻的小地方，但即便来自上海的商品也能买来享用。①中共到处都把军事和政治控制视为优先于一切其他工作的基本条件。巩固区、半巩固区与游击区之间的差别标志着这种控制程度的不同。早期的形势可以描绘为“开放的”，这就是说社会中的个人与团体可以有多种选择，中共无法阻止他们尝试。在这种环境下，统一战线认识到党相对软弱，于是主要依靠劝说、妥协、渗透和教育。
另一极端是“封闭的”形势，其中中共的力量已足以限制选择，并使选择的动机和代价向产生所要求的行为方向发展。对那些持反对态度的人，必要时党可能施加强制性的制裁，甚至使用暴力。当这种控制取得成功并深化时，某种政治革命就发生了，尽管在社会和经济结构上还没有任何变化。党及其追随者正从传统的农村权力占有者手中夺取权力，但控制权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不平坦的过程，受地形、当地社会及存在竞争或敌对势力的影响。即使在最成功的晋察冀根据地，进展也是困难的。群众并不会自发地团结到共产党一边。彭真写道：“在建立根据地时，中农、贫农和其他劳苦群众的政治和组织的自立能力并未真正显示出来……在这些农民确实经过一些斗争（开始主要是自上而下发动的），逐渐真正觉悟起来之后，才胆敢反抗了。”　1941年末，他终于可以说：“关于这一地区的阶级关系，我们在军事上与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基本群众已经站过来了，并占了优势。但在经济上，地主资产阶级仍然明显地占有优势。”①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多次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某些地区是否存在某种条件，使它们比其他地区更易接受共产党人的渗透、组织和控制。尤其是，贫穷、剥削和社会混乱的环境是否比更富裕、社会更协调的地区更能为共产党的活动创造有利条件？答案似乎是，“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成功或权力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模式……在任何地区与任何时候，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和其他社会现象相比，似乎更与共产党在附近地区的＇长期＇存在有关”。②事实上毛、刘和其他领导人从不接受下列观点，即特定的社会与经济条件使某些地区适合建立根据地，而其他地区则否。反之，毛相信，原则上根据地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只要党有机会在那里坚持活动。例如，1938年5月，他坚持根据地不仅可以在交通比较困难的地域建立，也可以在平原建立。③当这些领导人提到地方条件（租佃、高利贷等）时，他们是在提供可在其他地区灵活运用的具体例证，并不是表明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建立根据地。虽然租佃率在华北许多地区相当低——因此减租政策的吸引力也有限——但共产党领导人争辩说，还有其他的问题、其他的剥削形式可以代替。这就需要当地的干部分析他们所在地区的社会与经济条件，根据一般的指示精神去着手工作。一个特定地区的条件是否使农民受更多剥削，生活更为悲惨，或者生活大致如前，甚至稍有改善，这样的问题并不使共产党领导人或地方干部感兴趣。他们深信，乡村中每个地方都不乏悲惨与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变革。
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能在各处都成功地创立根据地，也不经常能保持曾建立的根据地。最成功的根据地确实位于较为贫穷的地区：山区、沼泽地以及其他边远地区——总之，在传统的匪区，像传奇小说《水浒传》中的宋江和他的弟兄们所占的那些地区。原因也相同。这些周边地区远离居民点和国家控制，常跨越省界，比靠近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人口稠密的平原更安全，有更好的机会可以不受干扰地工作。①简言之，要一个特定根据地取得成功，地理因素（甚至不妨说军事地理因素）可能比社会和经济结构更重要。
共产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是军事政治控制与人民支持的结合，两者表现在互相连锁的直到村一级的组织结构中（至少在巩固的根据地是这样）。首先是控制，但共产党人在控制上的做法与他们的对手不一样。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变革随控制的扩大和加深分阶段进行，交互作用。从观念上讲，在党自信有能力取得成功前，不应进行改革。反之，每一次变革都应进一步加强党和“基本群众”的控制。因此，只要处理得当，每一次变革都既加强了党的控制也加强了群众的支持，并为下次变革铺平道路。
当要求进行一项特定的改革（一次选举、一次生产运动、一次斗争会）时，人们通常知道这是指巩固区，或许还有半巩固区，但不涉及太“开放”的游击区。而且，即便是在巩固的根据地，许多政策也并非立刻全部执行，代替的做法是先在精心准备的“示范区”推行这些政策，在那里深入的预备工作和集中的人力使政策可能取得成功。当众羞辱一个特别臭名昭彰的地主并剥夺他的部分或全部财产的场面，对别处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其他尚未如此痛苦地被挑选出来的地主则被“劝说”进行合作，尤其是保证他们的财产不会被没收，而且他们可以继续收取地租与利息（虽然要减租减息）。更为重要的是，让农民大胆确定自己的阶级地位，克服根深蒂固的宿命主义、消极屈从以及社会调和——总之，要行动。每一次行动都使下一次行动更容易，并且断绝了退路。一个佃户由于害怕报复或者为了保持社会融洽，可能一时偷偷地付给地主原先未减的租金。但是，一旦他在斗争会上大声训斥了这个地主之后，他或许再也没有退路了。
有些农民生平第一次开始思考自身——经常是迟疑地或勉强地——为自己本身的权利做政治和社会的行动者，而不是受他人驱使的被动的行为对象。党的目标是一种受指导的但也是自愿的参与，党称之为“民主”。阿历克斯·德·托克威尔阐明了一个普遍的原则，他这样写道：“冤情只要看上去还无力解除，就一直耐心地忍受着；一旦消除冤情的可能性在人们的头脑中出现，它便显得无法忍受。”①彭真描述了那些过去谋划交付全部地租的佃户现在怎样开始向地主清算，并拒绝缴纳任何地租或要求赔偿。有的农民在街上故意撞犯地主。“总之，一切都翻过来了……这种情形在我们接到中央“七七”三周年指示，颁布了“双十纲领”以后（1940年中期）便开始纠正，使双方的斗争约束在一定的范围内。”50000446＿0747＿0①在控制权正在建立时；有三种关系会发生争论，可以着手组织和动员。（1）地主与佃户的关系，集中在地租上；（2）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集中在利息上；（3）政府与被统治者的关系，集中在赋税上。②这些争论被用来加剧阶级斗争，反对“封建分子”。为了更深的渗透和更广的组织，共产党采取一步一步的措施打开当地社会之门，但在每一步上那些正在被组织起来的人们必须看到他们的实际利益，而不担过分的风险，不然他们就不会响应。必须找到有立竿见影或近期收益的具体措施，并用农民习惯的、生动的乡土语言表达出来，而把阶级斗争的话留待以后再说。
带给当地居民的最初利益将取决于环境，并必须与进入这一地区的中共军政人员的后勤需求相协调。彭德怀这样描述：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给养自筹。建设了根据地，有了政权区，可征收救国公粮；没有建设根据地政权以前，即捐、借、指派、没收汉奸财物，不靠国民党发饷、发给养。③虽然减租减息是既定政策，但在对较先进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已树立控制权前，没有一项能系统地实行。减租被说成是实现孙逸仙的二五减租的诺言（从平均50％的地租收获比降至37。5％），作为“耕者有其田”方案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国民党思想体系的法定的但被忽视的成分。这使包括地主在内的国民党支持者很难对中共正在做的事情提出批评。从外界看来，中共的地租政策相当温和。然而土地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党能随当地形势和干部情绪的需要而行动，或克制或严厉。地主的阻挠被指责为破坏抗战事业以及实际上与敌人勾结。①这可能导致严厉的惩罚，甚至没收财产。总之，地主的选择受到限制：“地主在乡村的土地不可能带进城市。”彭真继续写道：总之，晋察冀边区地主是在基本群众已经起来，民主政治已经确立，封建专政已被打破之后，才开明起来的。事实证明，不经过农民对地主的必要的斗争，地主阶级的开明是不可能的，地主与农民关系的调整也是不可能的。②减息是难以贯彻的，如果这涉及取消本金或陈债的自然增长的利息，那末减息也可能比看上去更激烈。这些损失加上新贷款的低利率常使潜在的借主把他们的钱束之高阁。农村信贷的收缩引起了苦难，因为许多贫苦农民需要贷款活命，特别在华北和华中北部的春荒季节，那时头年的存谷已所剩无几，而越冬作物要到五、六月才有收成，还有几个星期要等。而且，并非所有的借主都是富商或地主。贫农和中农或许有点现金，但由于数额太小，不足以投资于土地或商业，他们把这点钱借出去以谋取额外收入。缺乏劳力的家庭——寡妇或无儿女的夫妇——可能卖掉他们无力耕种的土地，换成钱出借。因此，只有根据地政府自身有充分的财力，使得按规定利率的信用贷款可以借到时，减息才能成功。
税收也只能缓慢地改变。不像陕甘宁边区，敌后根据地得不到外来的补助，如彭德怀指出的那样，必须依靠自身的努力。在战争的头两年，即使晋察冀也只能在税收制度上进行有节制的结构调整，方法是废除许多杂税和附加税，但不是全部——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它们在20世纪头几十年间已经激增，多于和超过基本土地税——并对与敌占区的贸易征收关税。其他改革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征收土地税，方法是登记“黑田”（以前未征税的土地，因为它们不在土地册上），并制止贪污，使征到的税款真正进入国库。剩下的赤字由内部公债和其他特别措施弥补。
在1939年，行政控制已经进展到足以允许较为正规化的税收制度，即“合理负担”计划在晋察冀根据地的核心地区实行。在这一计划下，每个县分配个税收定额，这个定额根据估计的总资产和支付能力依次分到乡和村。村的定额按照过高累进的算法再在居民家庭间分摊。此外，对非常富裕的家庭另行估产。①减租减息的目的在于防止地主和富农把他们的税款转嫁给佃户和债户，使税收制度更为有效。显然，除非这一制度的设计者们对那些将在县和村级贯彻该制度的人满怀信心，这项制度是不能执行的。彭真的报告提到，进入1939年后很久，晋察冀才能任命或更换村长，建立村代表会议；并创立统一的行政体系——即使在那时，也只在巩固区才能做到。②稍后，合理负担税收制度，作为第二种主要改革，以类似的形式在其他根据地运用，这种改革是把财政计算的主要单位从货币转为谷物。在晋察冀，政府的主要帐目是以小米或其等同物为单位。于是薪金和税额与币值波动隔断。干部和其他职能人员享受供给制，零用钱极为菲薄。对军队或其他因公出差的人发给粮票，他们可以在根据地辖区内的任何地方用粮票换到粮食。各村交纳税收定额的时候，既可以交粮食，也可以交粮票，或者两者兼有。由于各村要负责将税粮运到粮站，他们更喜欢方便的粮票。①如果共产党干部与村长认为合适，他们可以采取没收、征税、捐献和合理负担赋税的办法使当地居民中特定的个人或阶层的经济地位遭受明显变化。这对佃户、贫农和中农有利，而对富农和地主不利，尤其是对地主不利。一位学者声称，“中共的减租减税方案是革命性的。它相当于分期没收”。②虽然这种估价可能对晋察冀核心地区的某些村庄是正确的，但对晋察冀的其他地方和其他根据地就言过其实了。中共自己也承认，它缺乏在整个根据地执行这些政策的能力。即便在某些地区这种激进的变革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共产党人通常还是满足于有所保留，只要能深化他们的控制并有助于动员农民支持就行。一则，地主和富农是农村最有活力，在经济上最有成效的经营者，即使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直接劳动，那么也是由于他们拥有资本、役畜、农具、技能和熟悉市场情况。况且，中共用来作为便捷手段的阶级划分只能非常粗糙地反映更为复杂的现实，而农民是在这个现实中看到自己的。③尽管有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观念，尽管农村中穷人对那些剥削他们的人的怨恨确实存在，但社区团结的牢固传统、社会调和的习俗以及宿命论的对现实的接受都阻碍着激进行动。对共产党人定为“地主”、“富农”或干脆就是“封建分子”的那些人采取任性的措施很可能吓倒普通农民，他们或许害怕下次会轮到他们，尽管保证不会。识字的和受过教育的人也群集在这些下层农村精英中，如果党想补充能够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地方干部，许多就得来自这些人群。最后，共产党人认识到，粗暴待遇的消息会传播到其他地区，使他们的渗透以及与乡绅的统一战线更加困难。
到卢沟桥事变两周年时，中国共产党人处于前所未有的地位。这一运动以前曾两次迅速发展，又两次濒临绝境。这两次是1927年第一次统一战线的血腥解体和1934—1935年长征的艰辛，幸存者们精心照料着革命的火种，并耐心地使它们恢复活力。现在，由于战争，共产党人更强大了，分布更广了，军队、地区和追随者遍布华北和华中。领导层比过去更团结，不再只有一个像上海或江西苏区那样的统治中心，在那里共产党人可能受到致命的打击。
从1927年和1935年的情景观察，中共力量的成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与国民党人及其追随者的力量比、或与日军和伪军比，也与这些新区的广大空间和社会复杂性比，中共力量的这种成长显得更为有限。它能经受住第三次大挑战吗？
共产党人很知道这个分类与五花八门的土地租佃方式不符合（见本书第5章）。一些很贫穷的农民因年老或不健康不能耕种土地而把全部自有土地出租。佃农有时也是地主，不拥有自己名下的土地，但靠转租土地地租为生。因此，在划分农民成分时，地方干部也强调收入/消费水平、生活方式以及与共产党政策合作的程度。
①　彼得·施兰：《游击经济：陕甘宁边区的发展，1937—1945年》，第99页。另　有8。6万名移民在1941—1945年间到达。
②　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W。克莱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国一二九运动参　加者》，第179页。
①　这种补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每月补助的总额60万元在1937年中期相当　于18万美元（近似汇率为3。35∶1），即每年215万美元。“这笔补助在1938　年足以支付1936年政府全部开支有余。这表明国共合作解除了陕甘宁边区政　府前两年的全部财政困难。”见施兰：《游击经济》，第183页。
②　雷蒙德·F。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　索，1935—1945年》，第　2—4章。
①　唐纳德·G。吉林：《军阀：1911—1949年在山西省的阎锡山》，特别是第9—　12章。
①　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