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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5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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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军事形势朝着摊牌的方向发展时，国民党和中共的代表于1940年6月开始谈判。争论的是共产党的作战区域和中共领导的军队的核准的规模。建议与苛刻的反建议你来我往，未能达成协议。国民党认为，除晋南仍留作阎锡山的辖区外，允许中共在1938年前的黄河故道以北自由统治是一个让步。作为回报，八路军和新四军所有部队应撤离华中。实质上，国民党是向中共提供中共已占有的地区，以换取它放弃可能将用武力取得的地区。国民党当局发出了一系列截止日期，但没有明确指出违反这些规定会有什么后果。
表面上，中共似乎部分地照办了。陈毅和江南指挥部的行动可能看上去像是服从，尽管实际上他们是在执行自己上级的命令，而不是国民党人的命令。1940年秋冬之际项英继续拖延和推诿的行为至今仍有点令人不解。或许他已有相当理由感到毛对他已失去信任，一旦抵达长江北岸，他将丧失他的指挥权。此外，延安的指示有时是模棱两可的和矛盾的。或许他还想与国民党的司令官达成关于撤离该地区的行军路线和安全措施的可靠协议。
韩德勤一度在苏北驻有大量部队——估计有7万人，远超过新四军的数量——阻挡着第六支队的扩展和八路军的进一步南侵。但到仲夏，他认识到必须反对新四军在苏中集结，否则他就要冒把苏中奉送给共产党人的危险。随后发生了一连串混战，而以1940年10月初在苏中黄桥镇附近的一场决战达到高潮。在4天里，韩的第89军的几支主力部队被歼，其余部队也被击溃。这也给第六支队一个信号，让他们在苏北更积极地活动。后果是韩的一位主要的司令官与中共建立合作关系，另一个投靠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虽然韩德勤到1943年仍在江苏保有立足之地，但其实权已被粉碎。黄桥之战在中国报纸上没有作多少报导：国民党不想公开其惨败，而共产党人对这段与其正式接受的统一战线相矛盾的插曲也乐于保持沉默。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韩德勤失败之后的秋季，国共谈判每下愈况。12月初，蒋介石本人下令，让所有的新四军部队到12月31日止撤出皖南和苏南；到同一期限，全体八路军应撤至黄河以北，一个月后与新四军会合。在叶挺和顾祝同双方代表之间接着展开一场有关行军路线、安全措施以及——令人难以置信——向新四军提供经费和给养以助转移的讨论。①12月25日，毛泽东命令项英立即撤离，但直到1941年1月4日，叶和项才真正开始转移。顾祝同的部队几乎立即进行骚扰并击溃了新四军军部部队，包括后勤人员、伤兵和家属以及一些作好战斗准备的部队。在一次变更部署中，他们向西南方向转移到茂林，在那里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并在随后的几天中被粉碎。
双方损失都很大。中共方面伤亡约9000人。项英两次试图凭自己的力量冲出包围，均未成功，并被叶挺斥责为擅离职守。叶挺完全接管了这支必败无疑的队伍的指挥权。项英最后成功脱险，但在两个月后因携有新四军的黄金储备而被他的一名卫兵杀害。项英直到最后或者是未能，或者是拒绝前往刘少奇领导的江北地区寻求避难，叶挺不幸被捕并在监狱中度过了这场战争余下的岁月；最后他于1946年获释，但一个月后与其他几个高级党员一起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1月17日，蒋介石以违抗命令的罪名宣布解散新四军。延安与重庆间的直接联系实际上结束了，而且在许多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的中共军事联络处也被封闭。
这就是新四军事变，也被称为皖南事变。显然，这是对韩德勤在苏北和苏中败绩的报复行动，它结束了在江南建立巩固共产党根据地的任何现实机会。然而，从战略意义上讲，这些损失因在更北边取得更大的收获而得到了补偿——事实上，几个月后，经过整编的新四军开始悄悄地重新派遣一些部队进入这一地区，在这里他们进行游击活动，没有安全的根据地。
与围绕黄桥之战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新四军事件成为一个激烈而持久的论战主题。中共控诉这是比第一次“反共高潮”更为严重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殉难的爱国者，而把他们的对手描绘成：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①当然，国民党的回答是，挑衅已有多次并且是严重的，而违反军纪的行为不能宽恕，但他们不愿公布自己败于中共之手的细节，这使全貌含糊不清。中共智胜了这场宣传战，并赢得了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本。“如果被看作民族英雄具有政治价值，那么做个民族殉难者价值更大……在整个中日战争中，没有一件事比新四军军部在‘忠实执行命令’时被消灭更能提高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威望了。”②许多关心这次事件的中国人和其他观察家确实感到“震惊”，担心内战重开。虽然内战并未接踵而来，但是以新四军事变为最高点的各次事件，只有极少例外，已被看作第二次统一战线破裂的标志。这种观点有两个错误。首先，中共把统一战线视为一种战略，可以灵活运用于从中央政府的最高层到最小村落的中国各种政治、军事和社会力量。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从整体上说是重要的，但决不是统一战线的全部。然而即使对蒋和国民政府，惯常的解释也是错误的。整个战争期间，统一战线的主要目标是阻止国民党人与日本讲和。因此，当中共军队和中央政府军队之间发生像黄桥和茂林那样的大规模冲突而能不导致与日媾和及全面重开内战时，这不是统一战线的终结，而是它的根本的证明。③如果蒋介石能多少容忍如此大规模的磨擦，那么对他将来会与日本人和解的担心就能大为减轻。
新四军事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中共重新组建华中的政治和军事存在。中共中原局和东南局被合并而重新命名为华中局，由刘少奇负责，反映了这一地区对党中央的重要性。新四军也完全改编，并作了重大的调整。陈毅成为新的代理军长（因叶挺在押），指挥7个师，这些师是这支部队现在分成的。每个师负责一个地区，中共要求在每个地区建立一个根据地（见图15及表22）。实际上，根据地建设是在1940年的磨擦和新四军事变后才开始认真进行的。在以后几年中，第一至四师的作战地区包括不断扩大的被包围的巩固区，在这里，军事统治与党的公开活动、行政控制、群众组织的发展、地方选举以及社会经济改革结合在一起。其他三个地区在半巩固状态和游击状态之间变动。
国共冲突的最坏时期已经过去。当中共文件提到1943年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它们指的是不加掩饰的政治活动。除相当强大的国民党势力持续时间较长的山东外，敌后中国各派武装之间的均势到1941年中期已变得有利于中共。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种优势变得更大，直到1943年年底，共产党人实际上没有受到国内对手的挑战。1943年9月当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讲话时，在他的头脑中或许已经有了这种思想：“我相信首先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问题纯粹是个政治问题，并且应该用政治手段去解决……”①在敌后大部分地区，国民党人再也没有能力去试一试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
① 本节叙述大半根据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1章所载的资料和格雷戈尔·本 顿所提供的情况。
② 冷欣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顾祝同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译者。
① 陈永发：《革命的形成》，第95—97页。
①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72页。
② 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39—140页。
③ 片冈铁哉：《中国的抗战与革命》，第226—228页。
① 美国国务院：《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关于1944—1949年时期》（即《中 国问题白皮书》），第530页。
日本的强化治安
在国民党和中共间出现“磨擦”的同时，日本人正试图控制并开发他们名义上已征服的地区。把磨擦和强化治安分别论述，对中共同时处理两者所面临的问题的真正复杂性和困难有所损害。有时，中共要两面作战。但是，如果说国共磨擦的最糟时期到1941年就结束了，那么日本强化治安的最危险和最痛苦的挑战尚未到来。如果想恢复接近真实的历史，这两个年表必须叠加起来。
表22 1941年2月18日以后的新四军军 部
司令员： 陈 毅
副司令员： 张云逸
政治委员： 刘少奇
参谋长： 赖传珠
政治部主任：邓子恢
来源：查默斯·约翰逊：《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第144—145页，对照陈永发和片冈铁哉的材料校核。地图15由此表而来。
日本人明白强化治安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因为在日军最远的前线后面大部分地区多半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有些地区用很直截了当的手段就能恢复秩序，如恢复当地的行政管理和政策的权威，修复交通和通信线路，招募中国人（往往证明是不可信赖的）充当傀儡政府的警察和保安队员，登记当地人口并要求他们携带良民证。集体安全技术按照由来已久的中国方式被广泛采用。其中之一是众所周知的各种形式的保甲制度。“护路村”就是它的变体。一个村子被指定负责看护附近的一段铁路；如果居民未能把它“保护”好，他们就要集体承担责任。但早期日本人对华北控制的松弛已在1938年夏由三名年轻的外国人生动地作出说明。他们三人在北平任教，外出度假，出于好奇想知道外面的情况，他们带着自行车搭乘南下的火车，在保定车站下车，然后骑车西行，直到碰上八路军的小分队。①在战争初期，指挥官们想采用运动战，但毛坚持要降低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作战规模，并把他们分散成小股部队，作为战斗、扩军、政工和根据地建设的核心。采用这种战略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可能是富有戏剧性或有重大意义的。每次小战斗都须经过仔细筹划，利用当地情报和出其不意，使小分队能在有限的弹药用完以前或敌人援军到达以前打了就跑。为了杀伤敌人，也为了夺取武器和其他物资，小分队可能伏击小股日军巡逻队和伪军。铁杆汉奸或伪政府人员可能遭到暗杀。总之，共产党人的目的是使运输中断：在路上埋设地雷，砍倒电话线杆并偷走电线，切断铁路线并破坏车辆。有时他们取走钢轨，为他们原始的兵工厂提供原料，或试图造成出轨。破坏桥梁或机车是一项主要成就。表23中表明共产党人在华北利用这样的机会是多么有效。
共产党人和日本人都明白，这种战术对战略平衡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但在其他层次上则是有效的。对日本人来说，这些行动像是许多小伤口——疼痛、流血并可能是感染源。在农村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日本资料证明，当野战部队的司令官们试图消灭抵抗力量，恢复行政管理，征税，并准备更有效地从经济上开发占领区时，他们越来越恼怒。抗日游击战不能按赢得多少战役、造成多少伤亡、占领多少土地等传统项目来评估。如毛反复强调的那样，还必须从政治上和心理上去评价。因为中共在战争时期的合法性有赖于其爱国主张，所以有必要采取足够的军事行动以维护其信誉。此外，军事上的胜利对赢得“基本群众”的支持，说服动摇者认清形势，以及使反对派保持中立，都是极为重要的。“并不是人们总是选择胜利的一方，而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加入他们认为正在走向失败的一方。”如一位有经验的干部所观察到的那样：在游击队中……有一种说法“胜利决定一切”。那就是说，补充队伍，提供给养，提高群众抗日热情或赢得群众同情，这些不管曾经多么难办，但在打了一场胜仗之后，群众全都热中于给我们送面粉、馒头、肉和蔬菜。群众的悲观和失败心理烟消云散，许多新的游击战士蜂拥而至。①后来，当日本人开始要他们为每一次不论胜利与否的战斗付出沉重的代价时，这种态度就改变了。
在华北和华中，日本最初的绥靖扫荡对中共并不构成多大问题。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0000人从正规程度不一的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的“谅解”，他们的总兵力约30万人。①当然，这就是中共猛烈抨击的“曲线救国论”。
当1939年晚些时候和1940年日军开始认真进行清剿时，华北日军和华中日军战略上的差异变得明显起来。华北的做法是强调猛烈的军事打击，政治策略主要限于招募伪军。华中当局对使用军事力量并不迟疑，但他们试图通过建立严密控制的“模范和平区”用更全面的政治和经济的解决办法来补充军事力量。虽然这两种战略最后都失败了，但它们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直到1943年日本人由于对美国的太平洋战争的负担，才被迫放松。
当共产党人经受住了日本的强化治安和镇压时，大部分观察家将其归功于群众动员和民众支持，并将这种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主义或社会经济改革和“群众路线”。无疑这两种因素都起了某种作用，但对党内详细文件的周密考察表明，镇压也削弱了农民的支持，并使民众受到恐吓而变得冷漠、勉强默认或积极与日本人合作。而在由巩固区降为游击区的地带，往往缺少能力和意志去实施系统的复杂的改革。在经受这样的风暴时，消极的和防御性的生存战略至少与共产党表现出来的在公众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背后的东西是同等重要的。
华北的强化治安
1939年末和1940年在华北的有计划的清剿从日本人及其傀儡控制比较牢固的地区向外扩展，推进到游击区和争夺区。最终目的是粉碎抵抗力量或使之失效。清剿的步骤是首先在某一地区清除抗日分子，然后建立起一系列能够迅速互相增援的互相联系的强大据点。接着是不断扩大傀儡政府对民事管理和“维持治安”的责任，而日军则到更远的争夺区去重复第一个步骤。有选择地对被指控犯有抵抗行为的个人、团体或村庄施加暴行。这种有选择的暴力行为目的在于阻止居民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活动，使居民不愿掩护共产党军队，并劝诱告密者站出来。至少战略是这样的。虽然远远没有达到日本人的目标，但它足以使八路军极感忧虑。
实际上，这一战略的框架是主要运输线。充分设防保护的铁路和公路将分割抵抗力量，并使他们失去灵活性这一最有效的武器。这些“囚笼”战术有可能用“蚕食”的方法扩大治安区。此外，这一措施的目的还在于更有效地对华北进行经济榨取。为达到这一目的，日本人努力改善和延伸了铁路和公路网。在战争开始时，山西省境内的正太（石家庄太原）①线和同蒲（大同潼关）②线都是窄轨的，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标准轨不一致。这是阎锡山为防止对他的省的渗透所做的安排的一部分（见图9和表14）。到1939年底，日本人用被强迫的劳工把这两条铁路改成标准轨。一个好处是高质量的无烟煤能更方便地从井陉煤矿（在正太铁路上）运到华北和满洲国的工业用户。新建的公路和铁路中最重要的是德石线（从山东东北部的德州到石家庄）；它始建于1940年6月，11月完工，连接津浦、平汉及正太线，从而便利了军队的调动和原棉的运输。随着德石线的建成，在黄河湾最前沿与华北及远至满洲国的所有主要城市之间日本人有了直接的联系。共产党的资料开始提到“运输战”，并担心地注意到濠沟、炮楼以及经常性的护路巡逻。
这些措施在军事和经济两方面沉重地压在华北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及其控制下的居民身上，特别在冀中和冀东平原。它们的效果表现在1939年和1940年上半年华北铁路的“破坏活动”急剧减少（见表23；但“运输事故”几乎必然包括隐蔽的破坏）。晋察冀的一个干部报告，在1940年中，“敌人采取像＇江西苏区＇那样的碉堡政策。这些碉堡星罗棋布。仅在冀中就约有500个，相隔一至三英里”。①正常的贸易模式遭到破坏，因为日本人或傀儡占据了行政商业中心，而农民们则被夹在共产党人所加的规定和另一方强加的规定之间。最后，地主、高利贷者、二流子、土匪——感到在根据地受新秩序虐待的所有人——可以利用清剿计划试图恢复失去的权势，或者只是报仇。有些人变成了告密者。在八路军和地方部队被赶走后，他们可能杀害留下来的干部或积极分子，并向支持这些人的农民算帐。直到“第一次反共高潮”被击退前，乡绅和其他不满分子也可能寻求国民党的支持。一支武装匪徒甚至可能在晋察冀根据地的巩固区内活动几个月，到处杀害干部。②关于这段时期，彭德怀后来回忆道：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甚至有动摇或投敌者，从一九四○年二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即百团大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既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③华北的形势还没有达到危机，但确实是严重的。需要采取行动以恢复主动。
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对日本发起了最大规模的持久的攻击战。22个团的兵力（约40000人）在高秆作物形成的“青纱帐”的掩护下，尽量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华北的运输网，他们挑选了在防御上相当薄弱的正太线给予特别沉重的打击。所有主要的铁路和公路都处于攻击之下，并被反复切断。路基、桥梁、编组站和有关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重要的井陉煤矿设备被破坏，停产近一年。大约持续了三个星期的战役的这个第一阶段让位给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中主要目标是碉堡和日军推进到争夺区的其他据点。这种转移相当于更换易受攻击的弱点：当日军积极利用据点体系时，运输网的防守较欠安全；相反，当派出的小分队撤回来阻挡对铁路和公路的袭击时，碉堡成为更具诱惑力的目标。实际上，这次战役的目的是迫使日军放弃囚笼和蚕食战略，退回防守巩固的驻地，再次把农村让给共产党人。在战役的第二阶段，更多部队参加了战斗，总数达到104个团。几年后，百团大战直接指挥者彭德怀隐晦地说，他们是“自发”参战的，没有得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①到10月初，第二阶段接近尾声，而第三阶段正在开始，这时得到增援的日军纵队寻求与八路军交战以消灭他们。几次激烈的反攻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两个月，此后百团大战被认为是结束了。
百团大战的背景——谁批准并计划的，原因何在——至今仍不清楚。日本人对这次战役的反应是如此残酷，以致回顾时它像是一个错误，而有些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可能曾经希望否定这次战役。在以后的岁月里，毛在他的著作中间接暗示他对这次战役持批评观点，而且他可能一直感到不安。这不是他的那种军事战略。20多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指责说毛甚至事先并不知道这个计划，因为彭蓄意欺骗，这时彭正在被批斗。虽然这似乎不可信，但这或许有一点实质性的东西。彭在反对这种指控的辩护材料中写道，在位于晋察冀而不是在延安的八路军总部拟定作战计划后，总部向每个地区指挥部下达了动员令，并通报毛领导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按原计划，这次行动应于9月初开始。但彭写道：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十天，即在八月下旬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①此外还有个问题，那就是多个团自发行动，未经八路军总部批准，更不说延安了。
如果彭德怀的叙述——写于1970年他死前不久——是实情，那么毛和党中央确实未参与百团大战的构思或计划，而进行这场大战的“主要战略”动机，除彭和他的同事们可能已经考虑到的以外，也就不存在了。所提到的这些动机之一是反击蒋介石和重庆政府方面的投降倾向：如果战争升级，中共投身斗争之中，那么蒋和日本人之间的任何和解都像是怯懦的投降。与这一解释有关的是，外界指责共产党避开日军而把大多数真正的战斗留给国民党军队，他们只是利用战争扩大自己的势力，共产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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