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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5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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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主义几乎同样严重。在这里毛提到民主集中制，指责宗派主义者（只点了已被开除出党的张国焘的名，但再次暗指王明）忘记了集中制——现在明显地由毛及其追随者掌握的党中央的最高权威。宗派主义还有种种看来很无聊的圈子，影响着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党员与党外人士之间的关系。有时个别单位或地方组织把他们自身的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别人要调他所属的干部不给，或以坏的送人，‘以邻为壑’，全不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这样的人就叫做本位主义者，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产主义的精神”。①虽然这些问题听起来很平常，但都既严重而又棘手。它们的影响可能有所好转，但是却从未完全清除。
毛进而转向“党八股”这一主题，专门发表一次讲话谈论这个主题。②八股唤起毛的听众对那种结构严密的八股文的回忆。这种文体曾经是旧王朝文官科举制度的核心。虽然他最直接地根据许多党员试图与群众交往的做法（表现于著作、宣传、指示等之中）谈论八股，但他明显地指出这种成规包括教条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全部表现：“如果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予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毛再一次用老百姓，即普通农民的语言，描绘出——或许是有意讥讽——八股形式主义的八种表现方式。它是空话连篇，令人生厌，“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应该“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它又是装腔作势，无的放矢，语言无味，陈词滥调；更坏的是，它造出一种权威的假象，借以吓唬读者和听众。它用了许多外国的词语和结构，对普通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却似乎很有知识。它经常陷于不负责任和悲观主义，给人民、抗战和革命造成损失。毛断言，没有人会理解和倾听用八股形式讲话的党，更没有人会追随或参加这个党。
作家、知识分子、以前的学生及受过教育的干部一般说来显然是毛指责的主要对象。当然，在陕甘宁根据地他们人数比在其他根据地更多，其中许多人正变得难以控制和不满。毛在党校讲演和中央关于干部教育的指示发表后才几个星期，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在《解放日报》①上接二连二地发表了抨击时弊的文章。著名女作家丁玲较为一般地批评了党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以及崇高理想与卑鄙行为之间的差距上所采取的妥协态度。其他如艾青和萧军也参加进来。也许最辛辣的批评是一篇题名为《野百合花》的文章。作者王实味是一个不知名的作家，他使用讽刺性的杂文，这种文体因鲁迅而著称。尽管这些批评者没有一个对党的合法性或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问，但他们认为艺术有一个脱离政治的存在，此外他们还生动地揭露了延安生活的阴暗面。他们通过暗示，坚持个人的意志自由以及知识分子作为社会批评家的作用，恰如他们战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曾经做过的那样——这种做法当时曾得到党的赞许。
然而，那些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上海曾经受到赞赏的做法，10年后在延安成为不可接受的了。这些知识分子肯定已感觉到他们是在冒险，但是他们几乎不可能料到党的反应有多么严厉。他们都受到严厉批判并被迫公开认错，尽管大部分人最后又恢复名誉。与大多数人相比王实味不那么知名，但更具腐蚀性，在群众大会上他被反复批斗，侮辱，监禁，并于1947年被秘密处决。
如果毛的二月讲演和党的其他指示未能恰当地教育知识分子，毛准备走得更远。1942年 5月，毛在长篇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采取了这些步骤。他在这一报告中明确细致地规定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这篇讲话在毛有生之年都具有权威性，而且在他死后还继续产生影响。简而言之，《讲话》否定思想脱离社会阶级的独立和自主。人只能从阶级观点说话或写作；知识分子认为他们能站在某种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是完全错误的。既然如此，艺术就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于是问题就变成它将代表哪个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因为否则他们就是为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阶级服务，甚至他们否认他们在这样做也不行。其结果是，文学和艺术的最终仲裁人和指导者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因为它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集中意志的体现。
关于知识分子，毛就这样改变了形势：他们现在是批判的靶子，不再是独立的批判者。只要知识分子愿意扮演中共所规定的革命的勤务员的角色，他们是需要的，而且是受欢迎的。他们的创造力和他们的技能并没有被否定，但这些才能只能在党所设置的限度内加以估价。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是文学和艺术的主要模式，被赋予自然主义的中国形式，这种形式能马上为群众所理解，并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而不是用上海沙龙的语言。这意味着知识分子必须到农民和工人中去，吸收他们的语言，并体验他们艰难的真实生活。总而言之，毛正在更普遍地号召党的知识分子和党员进行改造。
到1942年4月，中央委员会已经公布了22个文件，做为干部学习和考核的基础。①用来教导他们的手段包括现在为大家所熟悉的小组学习和斗争会，通常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②与同辈的压力相结合的直率的教诲、自我检查以及强制性的劝说都企图造成程度越来越高的精神紧张，直到思想得到净化和皈依。毛将这个过程比喻为治病：“说理〔原文如此——原作者注〕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全部的目的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对付敌人是必要的，但不应用来对付自己的同志。
毛的神化当然不是在整风运动中突然出现的。他本人的爱好权力的天性、他在建立一个有影响的并起作用的联合体中的成就，以及他的政策的成效，是他在长征后的几年中逐渐上升到不受挑战的突出地位的主要原因。如上所述（见前《与国民党的“磨擦”》），蒋介石地位的平行上升也起了作用。随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蒋顷刻间成为具有世界声望的领袖和中国抗日的象征。到1943年晚些时候，蒋在开罗会议上被公认为四巨头之一，而前几个月他那本著名的——或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的发表则是他试图成为国内唯一领袖的大胆努力的一部分。毛和中共有力地抵制了这种要求。①露骨地说，如果有对蒋的崇拜，必然也有对毛的崇拜；一个无名的“党中央”可不行。
政治和组织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党控制地区的政权是通过各级党、政、军以及群众组织的互相连锁的机构行使的。这些机构在陕甘宁比在敌后根据地发展得更好，而且它们上面就是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机关。这些组织比旧王朝或民国的要全面和有效得多。就它们征集——或要求——老百姓的众多成分广泛参与的特定意义而言，而不是就被统治者选举他们的最高领导人或决定政策而言，它们也是民主的。然而政治控制和群众支持的现实，与党本身设置的标准以及它试图表现的公众形象有相当的差距。丁玲和王实味等知识分子敢于以党所不能接受的方式公开暴露的正是这样的一些缺点。然而，在党的机密材料中，党的各级领导人也坦白承认类似的障碍。
问题之一是不断滋长的官僚主义和蔓延的墨守成规。这种迅速扩张的几乎不可避免的后果不仅表现在管理陕甘宁边区本身，而且还表现于指导远离延安的各个根据地的越来越广泛的战争活动。许多干部是“脱产的”，这对面临经济困难的落后地区老百姓说来，是一种沉重的负担。①问题之二是政治结构未能完全深入村一级，通常停留在上一级的乡，乡管辖不定数量的村。党中央对县与乡之间的行政“距离”也很关注。②此外每一级活动的协调也因强调等级制而受阻碍。尽管主要组织机构有相互连锁的性质，但每个机构都有它自己的垂直指挥系统，它主要对该系统负责。③同一级的不同部门相互之间在工作上经常产生困难。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党与军队之间，八路军干部经常瞧不起地方上的干部。如果1942年4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有典型意义的话，士气低落也是个问题：在中央财政厅，被调查的党员中有61％说他们自己对被指派的工作“不安心”①为克服这些困难，实施了两项紧密相关的新政策，它们都明白无误地带有毛泽东的印记。这两项新政策均于1941年12月整风运动前几个月开始。第一项称为“精兵简政”，旨在减少政府和军队中的官僚主义。第二项是“下乡”，即要干部更加深入农村，部分地是把许多从上层精简下来的干部下放。这两项政策结合在一起，把许多政治和经济任务分散下去，从而为垂直的指挥机构与每一级的横向协调之间提供较好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政府和军队的干部被命令回到生产中去；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意味着从事农业、垦荒或原始工业。特别要下放到基层去的是年轻的知识分子，他们既可在农民中经受艰苦条件的磨炼变得坚韧起来（一项矫正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措施），也可贡献他们当地所急需的聪明才智以指导农村事务。
这些工作在1941年、1942年和1943年冬被积极地推动，时间安排与农闲季节一致。军队被命令以中世纪“屯田”制的现代形式尽可能多地生产出自己的口粮和其他给养。位于延安东南约30英里处的南泥湾是实施这一计划的模范。八路军的第359旅被指派在这里专门从事农业和基本工业的生产达数年之久。到1943年，该旅声称所需之物的80％左右已能自给。甚至烟瘾极大的毛泽东也在延安他住的窑洞外面象征性地开辟了一小块土地种植烟叶。
虽然没有过硬的证据，但这些政策无疑收到了某些实效，特别在组织和动员方面。“然而并未报导总的成绩，而是强调像南泥湾计划那样的示范性成就，并且〔反复〕宣传‘精兵简政’政策……也暗示了进展或许并非那么显著”。 1943年初，在第三轮“简政”期间，一位高级领导人承认，专职干部的数量已由1941年的7900人增加到8200人。①考虑到陕甘宁这些改革的总的基调以及强调“群众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令人惊讶的是群众组织本身似乎并未起重要作用。我们手头只有1938年陕甘宁这些组织的资料，据说当时人口的30％（1400000人中的421000人）参加了农民协会；与此同时，大约25％的妇女和32％的男子分别是妇女组织成员和兼职民兵。“人们怀疑这些组织大部分徒有虚名，他们的功能基本上被政府和党所接替……在活动频繁时期（像1942年减租运动）之间，它们的成员和组织大量存在于纸面上。”②统一战线。与国民党日趋恶化的关系及受日本强化治安的打击，使党更注意统一战线的工作，而不是更少。自1940年中期起，中共首脑机关一再发布秘密指示，强调对待“友军”、对待除最亲日或最反共的组织以外的一切组织以及对待社会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统一战线工作部是在1937年在中央委员会之下成立的，在下级组织中也同时成立。这项工作的重要地位可由下列事实看出：从1939年末（当时王明被调离）直到1945年或1946年，周恩来的主要职务是中央统战部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敌占区工作部部长。他确认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并暗示在他的前任的领导下这被严重地忽略了，因此他反复号召要积极发展和恢复各级统战部。①由此可见，统一战线并非只是一项战术措施，而是处于弱小和危机时期的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总战略的一部分。从地方事务到国家政策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可以分析为有三个组成部分：党及其坚定的支持者，占大多数的中间阶层，以及“死硬”的敌人。目标是通过赢得尽可能多的中间分子的支持或保持中立来孤立“死硬”派。然后孤立之敌就可能被各个击破。早在1939年10月，毛就断言：“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②然而这项战略的运用则是战术性的和极为灵活的，目标是经过仔细限定的团体或组织。正是因为统一战线是为革命的长远目标服务的，它避免了意识形态上的公式化，在各种情况下试图发现和利用那些可能推动党的事业的人物、问题、诱因或压力：过去，通常的做法是进行政治性的交往；极少人去做交朋友的工作，甚至达到冷淡不愿意与人合作的程度。今后，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家庭、同乡、同学、同事等等）和社会习俗（送礼、过节、分担困难、互助等），不仅与人建立政治上的友好关系，而且要与他们成为私人朋友，这样，他们才能对我们完全坦诚相待，说心里话。③按照这种精神，1940年春中共公布了“三三制”。根据这个方案，政权的民众机关——但不是党或军队——如有可能，都应由1/3共产党， 1/3非党的左翼进步人士和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组成。如毛所解释的那样：必须使党外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为他们联系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我们这样做，对于争取小资产阶级将有很大的影响。给中间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目前我们决不能不顾到这些阶层的力量，我们必须谨慎地对待他们。①因此，这项政策的目的在于使根据地政权更能被农村人口中的上层人士所接受，但它也表明共产党并未放弃领导。在实践中，这一代表制的变化是很大的。毛的指示本身已指出“上述人员数目的分配是一种大体上的规定，各地须依当地实际情况施行，不要机械地凑足数目字”。
在陕甘宁，1941年后党员在民众机关中的比例一直相当好地遵守为中共党员规定的1/3的指标。在少数情况下，当选的党员从代表大会的席位上退出——加以公开的鼓吹——以便更符合要求的比率。边区领导觉得这项政策相当有助于减轻由于大量增税受到沉重打击的中上层农民的恐惧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较为贫苦的农民担忧以前的地主和土豪劣绅会逐渐恢复他们的权势。他们的政治命运的这种部分真实、部分象征性的改善与其产品增长的份额结合在一起，使这些社会阶层规规矩矩——特别是因为他们几乎别无选择。
那时把1940年至1944年间陕甘宁在经济上、意识形态上以及组织上/政治上所采取的措施加在一起，可能还没有完全达到中共试图在群众中树立的形象，也没有达到外界观察家有时所做的评价。然而他们的效率却是令人难忘的，特别在与同一时期国民党政权的作为相比时，更是如此。
敌后根据地的新政策
在战争中期，华北和华中敌后根据地面临的危机不仅更加严重，而且与陕甘宁有所不同。例如，陕甘宁不必应付军事进攻，也没有被迫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陕甘宁的行政机构比其他根据地更健全，并且战前社会经济的变化已经大有进展。因为中共控制的敌后地区很不相同，而有关资料又很零散，想在这有限的篇幅里，一个根据地一个根据地论述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限于相当一般地描述事件和政策，用取自一个或几个根据地的例子对它们加以说明。如果让它们看起来比较一致而不是实际情况，那就会歪曲复杂的现实。
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所有根据地机关都采取广泛的主动和被动的防御措施。村民、存粮、牲畜及其他财产撤到安全地区或隐蔽起来。有价值的东西被埋藏起来。军队在埋下简易的地雷和设下陷阱后就分散了，并与农民融为一体，尽管当日军试图杀害所有落入他们手中的人，或者当他们可能被汉奸或急于清算的心怀不满的当地士绅认出时，这是缺乏保障的。
许多根据地，尤其是华北平原上的根据地，差不多都转入地下工作，进入那令人惊奇的洞穴和地道的网络，这种网络通常有两层或多层，把许多村庄连结在一起。它们有多个隐蔽的出入口、走不通的小巷和地下的伏击点，使日军追踪者屡屡受挫。当日军想水淹地道或往里灌毒气来对付时，中国人用岔道和简单的空气闸来应付。
幸存下来所依靠的是党和军队有组织的领导和农民的不屈不挠精神。但是在根据地不得不撤退或其活动不得不降到游击状态的地方，能使他们受到掩护的其他根据地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论是干部还是普通农民，都受到鼓励要做到“白皮红心”，即在别无选择时要默认。尽管中国农民有机智与勇敢去迎接这些挑战，但大部分由党领导的机关和主力部队从特定地点撤离，有时使地方自卫力量的负担过于沉重。间或当他们溃败时，村子又恢复到由地方士绅控制，这些人往往要反攻倒算。与此同时，在比较安全的环境里，有组织的活动在继续，因为逃亡者准备恢复他们的家乡成为永久性基地。跨越华北和华中的根据地网络，给共产党领导的运动提供了中国其他力量所不具备的韧性和复原能力。
幸存的核心地区能在这样的条件下继续追求他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标，实在是了不起的。而且他们是很积极地去干的，尽管成功的程度有所不同。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某些地区进行了十分广泛而且卓有成效的改革。华中根据地进展不大，它的大部分地区约两年后进入持久战。山东甚至更落后些。
从经济上看，这些根据地从战争的第一阶段转到第二阶段不像陕甘宁那样突然，因为他们一直在困难的条件下工作，而且没有任何外来的财政援助。但他们也有一段时期依靠捐献——“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公债和某些征用。当政治控制和行政机器变得更有效时，转为“合理负担”，最后转为统一的累进税制。在晋察冀，合理负担制是1939年采用的，1941年让位给统一累进税计划。然而，事实上，几种税制齐头并进，取决于该地区是巩固的核心区，新建立的根据地，还是游击区。其他敌后根据地没有一个能采用统一的税制。既然土地税是岁入的主要来源，许多旧的附加税不得不继续做为一种补充，特别是在部分巩固的地区或游击区。在争夺的地区，征税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受实际情况的限制，因为那里的农民承受双重的负担——日伪政权和共产党人都向他们征税。如果共产党的资料是准确的，在晋绥根据地，土地税负担要比陕甘宁重得多；而在晋察冀的巩固区北岳，则大体相同（1941年以后；在此以前更重得多）。与陕甘宁一样，税在1941年达到高峰，此后缓慢下降。在巩固地区每户的负担是其他地区的两倍。
表27 土地税占全部收成的百分比
来源：李成瑞：《抗日战争时期几个人民根据地的农业税收制度与农民负担》，《经济研究》1956年第2期，第108—109页。
像陕甘宁一样，敌后根据地通过发行自己的地区货币、建立银行以及征收进出根据地的贸易税以求达到经济上自给。这些税提高了一点岁入，但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贸易：如果没有〔来自陕甘宁的）相反的理由，区域自给是目标。要把日本人困在城里，使他们得不到周围农村出产的粮食和原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阻止而不是促进贸易。根据地不得不尽量回到极端的生存经济，以抵制敌人的意图和积极干预。①当然，这样的政策在双方争夺的地区是难以或不可能推行的。像在陕甘宁那样，合作社、简单工业、手工业及其他生产活动都受到鼓励，而且大部分免税。
表28 晋察冀35个村的阶级组成
来源：赵国俊：《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1921—1959年》，第64页。见哈特福德：《一步一步来》，第169—228页各处，据以计算晋察冀核心区域的不断变化的收入差距。
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征税还伴随着减租减息。晋察冀再一次处于领先地位，但迟至1943年10月，一份指示提到：“在许多地区减租一直没有实现”，并要求干部“组织农民实行地租不得超过主要收成的37。5％的规定”。①华中根据地要晚得多。在淮北根据地（安徽北部），到1941年仅有9000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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