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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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1952年毛泽东并未在我　在此引述的那些部分上作过根本性的改变。毛泽东的批评可能是针对前注提　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虽然他在1941年曾建议以西洛可夫的这部著　作供干部学习之用（《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89页）。
①　《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64页。
②　《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07页。
③　《辩证唯物论》，第86页；《毛泽东集补卷》第5卷，第258页。这里讨论的　这段话出自苏东坡的名著《前赤壁赋》，原文是这样的：“自其变者而观之，则　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
④　《毛泽东集》第6卷，第275页。
①　原载于1936年2月3—5日上海《大美晚报》；据收入《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19页上的斯诺手稿。
①　《刘少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上卷，第332—337页。
①　《毛泽东集》第6卷，第260—261页。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年10月）》，《毛泽东集》第6卷，第　259页。
②　《毛泽东集》第8卷，第75页。
①　《毛泽东集》第6卷，第260页。雷蒙德·怀利从相似而有些不同的观点论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他更强调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这一哲学问题及其对“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的意义，雷蒙德·怀利：《毛泽东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和对中国理论的探索，1935—1945年》，第55—58、88—95页和各处。
①　关于这个传统，见《剑桥中国史》第11卷，第2章。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15页；《毛　泽东集》第6卷，第250—251页有增补。
②　《致张闻天》（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4—148页。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毛泽东集》第　7卷，第100—101页。
②　虽然在这一点上一直有学术上的争论，但是，直到1973—1974年批林批孔运　动中才成为一个议论纷纷的政治问题。当时提出的那些观点，是与毛泽东在　1939年采取的观点绝对矛盾的。
①　1952年，毛泽东大概为了更符合民族自尊心，在《毛泽东选集》中加入这样的论点，即使没有外国资本主义在侵入，已起作用的变化也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620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100—103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7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99页。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620页；《毛泽　东集》第7卷，第102页。在《毛泽东选集》此处和他处，毛泽东在文字中　用“起义”代替“暴动”。当然，这个细微变异在于“暴动”意味着更为偶然　的事件，而较少作为一种先兆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直接联系起来。
①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0页；《毛泽东　集》第7卷，第153页。
①　《毛泽东集》第7卷，第153—154页（加着重点的文字，已在《毛泽东选　集》中被除去。）
②　《毛泽东集》第7卷，第162页。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9页。《毛泽东集》第　7卷，第126页。
④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4页；《毛泽东集》第10卷，　第305页。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1页；《毛泽东集》第　7卷，第104—105页。
①　《论新阶段》，《毛泽东集》第6卷，第198页。
①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集》第6卷，第243—244页。
②　关于这段情节，见本书第12章（莱曼·范斯莱克著）和宣道华：《毛泽东》，　第170—171页。关于毛泽东的建议，见《毛泽东集》第6卷，第228—229页。
③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集》第7卷，第129页。
①　《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7—598页；《毛泽东　集》第7卷，第74—75页。第三段对买办资产阶级持稍微更乐观的见解，是　在《毛泽东选集》加上的，不见于1939年文本。
①　《毛泽东集》第7卷，第196页。在毛泽东1925年11月填写的少年中国学会　改组委员会的调查表中，有这种三个阶级分析的令人感兴趣的原型（《毛泽　东集补卷》第2卷，第127页）。在调查表上的“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　国究抱何种主义”一栏中，毛泽东填写：“本人信仰共产主义，主张无产阶级　的社会革命。惟目前的内外压迫，非一阶级之力所能推翻，主张用无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
②　《毛泽东集》第7卷，第197—198页。
①　《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5—596页；《毛泽东　集》第7卷，第72页。
②　《毛泽东集》第7卷，第129页。
①　《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2页；《毛泽东集》第7卷，第79—80页。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41—1949年
当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情况的时候，正如我已谈过的，他主要关心的是使中国共产党的措施适应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毛泽东关于这一主题的思想发展的第二个主要方面，在1941—1943年与他同党内对手的斗争更加直接地联系在一起，他所宣传的观点明显地是要服务于他在这一斗争中的利益。
毛泽东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莫不如此。如果说他的思想的哲学核心，早在1937年就以矛盾论形成了，那么在范围广大的一系列其他领域，从经济工作到文学，从行政原则到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解释，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各种意见的明确阐述，均出现在40年代初期。而在所有这些领域，思想方式与政治的暗中斗争之间的联系，都是显而易见的、直接的。
当然，本章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思想方面，而不在于历史事实。不过，下面的简明的年表可让我们看清楚某些理论表述的具体意义。
1941年5月5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批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他们“只会背诵马、恩、列、斯的成语，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纪律和各级干部绝对服从上级领导的重要性。
1941年7月13日。孙冶方（用笔名宋亮）写信给刘少奇，谈到轻视理论研究和强调经院式研究的两种对立倾向，并希望举出几个把理论与实践正确结合起来的“中国例子”。同一天刘少奇给了答复，强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难，并部分地把这方面进展如此不大的原因归咎于很少党员能读马列原著。
1942年1月23日。毛泽东指示军队干部学习他的1929年12月写的《古田决议》，要求熟读。
1942年2月1日和8日。毛泽东发表两次关于整风的基调演说。在第二次演说中，他抱怨他1938年号召“中国化”的问题没有引起注意。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两次讲话，但是将近一年半以后才发表。
1942年12月。毛泽东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
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三人书记处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1943年4月。审干运动在延安极力进行——实际上，审干运动是在康生的控制下对党内持异议的或反毛泽东的分子进行严厉清洗。
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评论共产国际的解散，宣称虽然莫斯科自1935年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已不干预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但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1943年6月1日。毛泽东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对“群众路线”作出最好的说明。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赞扬毛泽东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并谴责“国际派别”为隐蔽的孟什维克。
1943年10月19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终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
1945年4月。顶峰——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同时刘少奇为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民族化”事业中做出的重大贡献，向毛泽东欢呼。①当然，选择这些事实，并把它们排列起来，是为了好让人们看出，毛泽东在党内绝对支配地位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1942—1943年整风运动的主要目标。虽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会使这一陈述显得尖刻和过于简单化，但是我认为并没有歪曲它的大致轮廓。
诚然，在1943年4月，当整风运动基本上达到了目标时，毛泽东不知是出于真诚的谦虚还是虚假的谦虚，写道，他的思想——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种形式——自觉还没有完全成熟和想透，还没有形成体系。他说，他的思想，或许除了包括在运动时期学习文件中的一些片断，还不是鼓吹的时候。①可是，事实仍然是，从1943年以后，特别是从1945年起，他的思想就十分清楚地被看成是使马克思列宁主义适应中国情况的最权威的范例，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文化的总结和顶峰。②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观点，即认为毛泽东在1932—1934年受辱于“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从1935年到1943年经历长期艰苦的斗争以建立自己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权威之后，终于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达到了这个目标，那么他当时在延安根据地建立起了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呢？这个体系又是建立在什么原则上的呢？曾有人一再争辩说，延安传统的实质在于党与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这并非瞎话，但是事情不能看得过于片面。
在本章的第2节里，我提到过1943年6月1日有关“群众路线”的著名指示，并争辩说这个模糊的概念指向两个方向，即列宁主义的杰出人物统治论和群众真正卷入自己的事务。
认为普通人可能是制定正确政策的思想源泉，他们又能进而理解这些政策，而不是盲目地去执行，这样的想法与传统中国思想的一个主题是背道而驰的。根据《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①这是毛泽东半个世纪以来力图破除的一个孔子的偏见。可是，正如曾强调过的，他这样做时并不怀疑列宁的原理，阶级觉悟只能从外面输入工人阶级，更明白地说，共产党必须给整个社会提供思想指导。
毛泽东既要求下面的参与和一定的主动性，又要求上面的坚定的集中领导，在这样宽广的范围内，着重点的确切表达和细微差别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从延安时代开始，毛泽东在这些主题上就时有变化。不过，至少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一贯地认为集中领导归根结底甚至比民主更为重要。
毛泽东的关于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的思想，是从秋收起义到整风运动，在农村15年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逐步成形的。到40年代初，这一经验教训已经系统地加以总结，并且不仅用于游击战术，而且用于经济工作。
这一时期的主要口号是“集中领导，分散经营”。这样一种方法特别适合的环境，相对来说只是共产党控制的整个地域的一小部分，位于延安主根据地，而经济技术水平又如此低，以致中央严格计划投入和产出既不可能，也不合乎需要。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的也绝不是职责和工作的连续的、完全的分散。毛泽东在他1942年12月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②中，对这一点说得毫不含糊。毛泽东在反问边区的自给工业为什么要分散经营以后，回答道：这主要地是因为劳动力分散在党政军各部门，如若集中起来，则将破坏其积极性的原故。例如，我们奖励三五九旅开办大光纺织厂，而不令其合并于政府的纺织厂，就是因为大光厂的数百职工大部分是从三五九旅的官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为全旅的被服需要而劳动，积极性很大，如若集中起来，则反而破坏了这种积极性……采取“分散经营”的方针是正确的，企图什么也集中的意见是错误的。但在同一地域内的同一性质的企业，应该尽可能的集中起来，无限制的分散是不利的。这种集中，我们也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这种先分散后集中的过程，也许是不可免的……①稍后在同一节里，毛泽东在列举1943年应该实行的经济措施时，把“建立全部自给工业的统一领导，克服严重存在着的无政府状态”②列在第二项（紧接在增加资本之后）。为了取得这一结果，毛泽东要求1943年应由财经办事处建立“统一的领导”，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但是，他又规定：在应该集中领导的那些农工商业里，也不是“全边区都集中一个唯一的机关手里”；而是作出的统一计划，应“交由党政军各系统去分别地经营”。尽管如此，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统一领导问题，为“一九四三年改进公营工业的中心问题”。③刚刚摘引的那句话明白无误地提出了党、政、军关系问题，1949年以后，这一直是个常常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在延安提出来的一个关键性的概念，表达了当时所想到的党的统一的指导作用的实质，用语是“一元化”——字面意思是“to　make　one”，“to　make　monolithic”。它有时被译为“to　coordinate”，这样的翻译只怕是太无力了；也有人用“to　unify”，也难如人意，因为似乎最好还是保留这一英文用语作为“统一”的对应词，正如最好把“centralized”留来翻译“集中”。我建议用的英语对应词是“inte　grate”，不过，这个翻译问题，不像40年代初接受这一中文用语时所关切的事那么重要。由于这个概念至今远不如民主集中制或群众路线受人重视，我愿在总结我对它的意义的理解之前，对它的用法作一些说明。
“一元化”这一用语的出处似乎是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①这个决定明显地、大力地维护的，一方面是党政关系和党军关系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每一单个组织的等级结构。决定的第八段是这样开始的：党的领导的一元化，一方面表现在同级党政民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又一方面则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在这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之严格执行，对于党的统一领导，是有决定意义的……②这难于捉摸的用语“一元化”的意义的比较清楚的定义和解释，见之于毛泽东起草的1943年6月1日的决定，我在前面曾从其中引过一段关于“群众路线”的很著名的话。在这一决定的紧接着的一段话（第七段）里，毛泽东声称：对于任何工作任务（革命战争、生产、教育，或整风学习、检查工作、审查干部，或宣传工作、组织工作、锄奸工作等等）的向下传达，上级领导机关及其个别部门都应当通过有关该项工作的下级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使他们负起责任来，达到分工而又统一的目的（一元化）。不应当只是由上级的个别部门去找下级的个别部门（例如上级组织部只找下级的组织部，上级宣传部只找下级的宣传部，上级锄奸部只找下级的锄奸部），而使下级机关的总负责人（例如书记、主席、主任、校长等）不知道，或不负责。应当使总负责人和分负责人都知道，都负责。这样分工而又统一的一元化的方法，使一件工作经过总负责人推动很多干部，有时甚至是全体人员去做，可以克服各单个部门干部不足的缺点，而使许多人都变为积极参加该项工作的干部。这也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一种形式……①可能已经看出（在英译文中也能同样看出）“一元化”两次用作“分工而又统一”的同位语。很清楚，意思是只要整个体制有以党的形式出现的统一力量渗透进去，并由它来控制，各个机关间必要的分工不会危及活动的统一性。要传达这种功能，英语的对应词“to　integrate”似乎是最合适不过的。
“一元化”有很强的动词的力量，这一用语的使用，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言，反映了对40年代初期根据地普遍存在的形势的认识，当时根据地是分割的，常常是孤立的，并且暴露在敌人的攻击之下。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行政和控制机构几乎不能有效地统一起来。因此，他们强调使那些机构成为一体（一元化）的必要性，因为事实上普遍存在极为分散的情况。
人们可能以为，一旦中国共产党人在全国树立了他们的权威，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分散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威胁。事实上由于复杂的历史的和实际的原因，在1949年，分割和各自为政的问题绝没有烟消云散，因此，即使随着夺取政权整个情况当然已有了巨大的变化，“一元化领导”的概念也不是毫不相干的。
①　这些大事大多数是众所周知的，而且由于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思想而不是实情，我不一一详细地作脚注。刘少奇的文章《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90—301页。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698—700页。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都可见于《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集》。刘少奇答宋亮同志的信久已为人所知是存在的，见我在《中国共产党思想方式的政党》一文对这封信的探讨，此文载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力量》，第177页。现在刘少奇的这封信已被重新刊载，宋亮已被判明是孙冶方（《红旗》1980年第7期，第2—4页），但是，宋亮的原信没有被刊载。关于宋亮的信，见刘少奇：《论党》，第345—346页。关于1945年4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的主要节段，见《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337页。关于从1943年3月起毛泽东在党内的正式职位，见《党史研究》　1980年第2期，第77—78页。
①　《致何凯丰》（1943年4月22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12—213页。
②　关于这一点，据我的看法，雷·怀利的《毛泽东主义的出现》（第273—274　页）所作关于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和在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解释是正确的，而　弗朗兹·舒尔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中的解释是错误的。不　管怎样，在50年代初，中国人在“纯粹的”思想意识和“实际的”思想意识　之间划出界线，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我在本章不论述。
①　《论语·泰伯篇第八》第九章。
②　这一篇很长的著作只有第一部分在《毛泽东选集》载出。下面的节段引自第　七部分，《关于发展自给工业》，见《毛泽东集》第8卷，第263—264页。
①　这一段的英译文，见安德鲁·沃森编《毛泽东与边区政治经济》（英文），第　149—150页。
②　《毛泽东集》第8卷，第273页。
③　《毛泽东集》第8卷，第265、273页。
①　这是整风学习文件之一。这个决定没有被正式证实是毛泽东起草的，但中文　本已被收入在东京出版的《毛泽东集》第8卷，第155—163页。
②　《毛泽东集》第8卷，第161页。
①　《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903页。考虑到正式文本同1943年文本比较起来有（不太广泛的）改变，据《毛泽东集》第9卷，第29页修正。
结论：走向人民民主的现代化的独裁国家？
本章第3节已指出，毛泽东在1939—1940年就说过，战后建立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性质，并且说得相当清楚，这专政将是在无产阶级，或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控制之下。1944—1945年，毛泽东曾设想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政府”，作为一个策略上有用的权宜之计，当1946年这一前景最终消失，并为公开的内战所代替的时候，已不再有任何理由对党当前的政治目标稍稍含糊其词了。因此，在1949年6月30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毛泽东阐明了他建议在三个月之后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确切的性质。
至于新国家的阶级性质，毛泽东以常常称之为同心圆的比喻说法来解释权力的所在。施行专政的“人民”由工人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构成。在这四个阶级中，工人是领导，农民是他们的最可靠的同盟军。小资产阶级大多是追随者，而民族资产阶级有双重性，他们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同时又是剥削者。因此，其中表现得不好的分子可能被重新划在“人民”之外，而发现自己处于接受专政的一端，是革命的改革的对象，而不是主体。
毛泽东丝毫没有把代表这四个阶级的国家形式搞得神秘化。在回答想象中的抱怨共产党人“独裁”的批评者时，他宣称：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