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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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背景：卜凯著《中国土地的利用》和R。H。托尼著《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具有有价值的统计分析的专著，是刘大中著《中国国民所得，1931—1936年：初步研究》和刘大中、叶孔嘉合著《中国大陆的经济：国民所得与经济发展，1933—1959年》。杨格在1929—1947年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集中研究货币问题，但也在他所著《中国的建国成就，1927—1937年：财政和经济记录》中广泛地提供了对经济的清楚见识。银行和货币市场在弗兰克·M。塔马格纳著《中国银行业和财政》中得到研究。关于现代部门的发展的有用研究专著，有程玉桂著《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和约翰·K。张著《共产党统治前中国的工业发展：定量分析》。
这个时期的研究越来越精深，这在数量日益增多的（有些尚未发表）集中研究国民党统治下中国地方及区域诸方面的专著中得到证明。这类专著的第一部是帕克斯·M。科布尔著《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年》，该书强调上海国民党和企业家阶层关系紧张。科布尔的解释在理查德·克拉伦斯·布什著《国民党中国的棉织品政治》中受到挑战。国民党与地方士绅的关系在两篇博士学位论文中得到研究：诺埃尔·雷·迈纳著《浙江：国民党在农村改革和建设方面的努力，1927—1937年》，和布拉德利·肯特·盖泽特著《权力与社会：国民党与中国江苏省地方名流，1924—1927年》。林振华以一省为焦点进行类似的研究，在所著博士学位论文《国民党在江西：围剿共产党根据地，1930—1934年》中评估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所作的努力。若干类似的南京十年时期研究目前在准备阶段中。
有关南京十年的主要史料往往分散各处，散布很广。读者可在多梅斯、田弘茂、易劳逸和上面提到的其他人的著作中以及在本书其他文章的书目中找到参考信息。
4。共产主义运动
由于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专著已在本书上卷《书目介绍》第10节中提到，我们不拟在此重复。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最重要的唯一档案史料来源是陈诚档案缩微胶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可以容易得到。档案不仅有油印的政府法令和党的决议，而且有许多期刊，如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红军机关报《红星》、共产党和青年团刊物《红旗》、《斗争》、《布尔塞维克》和《实话》——全是研究者必须阅读的史料。1925—1935年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时事通信》仍然是最重要的史料。
按时序，这个时期从1927年夏至1928年夏瞿秋白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始。论瞿秋白的政策及其实施的唯一英文专著是萧作梁著《1927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城市与乡村的对抗》，而在中文著作中，这段历史要复杂得多，触及共产党史的所有问题。在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党的历史的著名决议中，虽然瞿秋白的领导未被说成“路线”，但是被说成“左倾主义”、“冒险主义”、“命令主义”和“宗派主义”，同时又被说成“极端民主”。这种混淆不清的评价在文化革命时期发展成毫不含糊的谴责，终于在1980年发展成了进一步的含糊不清。直到现在，尚没有学者作出认真的尝试来撰写一部关于瞿秋白领导的专著。李立三时期在R。C。桑顿的力作《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1928—1931年》中有论述。李立三也在1945年决议中受到严厉批评，然而关于瞿秋白和李立三的中文学术专著尚告阙如。
关于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建立，萧作梁的两部早一些时候出版的编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和《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仍是最好的专著。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70年代初期，学者兴趣集中在政治制度和政治问题，终于产生三部深入研究的专著——约翰·E。鲁著《居于反对派地位的毛泽东，1927—1935年》，金一平（音）著《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和T。勒特菲特著《中国共产主义，1931—1934年》。对于江西苏维埃的更全面研究，见于曹伯一著《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苏联在这些年及以后年月所起的作用，在查尔斯·B。麦克莱恩著《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年》中得到概括的研究。而对毛泽东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别的观点，由在中国服务的最后一位共产国际顾向奥托·布劳恩（李德）著《中国纪事，1932—1939年》提出。关于这个时期的文献资料集，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编《共匪重要资料汇编》两卷和刘培善编《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历史资料》。
长征紧接在中央苏维埃毁灭之后。关于长征的研究专著，有迪克·威尔逊著《长征，1935年》及乔治·瓦尔特和胡继喜（音）著《他们有十万人（长征，1935年）》。关于长征的中文著作，数量太多以致不能在此提到，可惜大多是有逸事趣味的回忆录，不是严肃的历史。全世界对这个史诗般的事件的战略和战术决定、组织和后勤补给所知甚少。而且，全世界对红军的组织训练、后勤补给、奖惩及其他许多方面也所知甚少。约翰·吉廷斯著《中国红军的任务》和塞缪尔·B。格里菲思著《中国人民解放军》两书应同两部中文书一起阅读，这两部中文书是台北国防部战史局编《剿匪战史》六卷和薛岳著《剿匪纪实》，内容都详尽得多。塞缪尔·B。格里菲思的《毛泽东论游击战》可以同瓦尔特·拉克尔著《游击战：历史的批判的研究》（特别是第6章）一起阅读。
毛泽东的著作及传记在本提要最后一节加以介绍。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传记资料浩如烟海，但分散在中文资料中，而英文传记著作尚失于肤浅。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叙述朱德的生平，韦尔斯在所著《红色尘土》中概略地讲述了其他若干中国共产党领袖。
近年，西方学者已在注意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社会经济根源。让·谢诺著《中国劳工运动，1919—1927年》是一部不朽的开拓性专著，接着有彼得·施兰著《游击经济》和安格斯·麦克唐纳著《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最近出版的专著是黄宗智等人的《中国共产党与农村社会，1927—1934年》和詹姆斯·M。波拉切克的《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两书表现出中国社会动荡不安问题研究中的一种新趋向。1933、1934和1935年《国闻周报》刊载了分别由成昌盛、漆琪生和循实撰写的三组文章，全涉及共产党运动的社会经济方面。
王凡西著《双山回忆录》概括地阐明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托派分子）的政治社会化和党的生活。这部回忆录与盛岳著《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个人经历》成为姊妹篇。
1977年以后，中国历史学者对党史的修正着重史实的核实，以及政治事件和人物，把主要的力量投入编纂和叙述。像唐宝林著《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历史研究》1981年第6期）那样的解释性论文罕见。一个新趋向是把土地革命时期的注意力从江西中央苏区转移到其他苏区，如华中师范学院党史学者编的《鄂豫皖苏区革命史资料选编》第一卷和《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两卷。中国也出版一批关于周恩来、贺龙及其他人，甚至包括向来不闻名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人包惠僧的书籍。这些趋向有助于矫正党史史料中的不平衡状态——除了毛泽东、江西苏区、第一方面军外，别的人也对共产党运动作出了贡献。胡华主编的多卷集《中共党史人物传》已于1981年在西安开始出版，格外值得注意。胡华已修订他所著《中国革命史讲义》（两卷），尚无别的新民主革命时期的通史出现，取而代之。这个问题在阿里夫·德里克著《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年》中得到评述。
5。土地制度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许多著作论述中国日益恶化的土地状况。马若孟著《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年》第2章对若干这类著作作了评介，并试图把大多数这类著作分为各种类型。这部研究专著也含有关于20世纪华北农业的内容广泛的书目。天野元之助著《中国农业之诸问题》附有1952年以前的中国土地状况研究专著的包罗最丰富的书目。这个时期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最近由田中正俊在《亚洲经济》第19卷第1—2期（1978年1—2月）第41—51页上作了最好的评介。1953年以后日本学者的研究状况，可见于蒲地典子、费正清和市古宙三编《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第368—393页。当然，还可参考史坚雅等编《现代中国社会：有分析的书目》三卷。
民国时期可靠的作物收获统计资料的两大来源，是卜凯著《中国土地的利用》和张心一在1929—1931年所作的作物收获统计调查。前者是根据22个省168个县16786块农田的样本，后者是在政府刊物《统计月报》若干期上的报道，请格外注意该刊1932年1—2月号的汇总报告。
最佳的土地租佃调查由1934年8月2日设立的南京政府土地委员会实施。该委员会使用来自各政府部门和大学的人员3000名在22个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次调查在每个省抽选至少20％的县，然后从每个县抽选20％的农户作为对象，按农户土地、收入、支出等项进行调查。这次调查的完整详细数据，除普遍调查结果的汇总表外，因中日战争爆发而未发表出来。1937年在南京发表的初步报告是《全国调查报告》。
南满洲铁道会社调查部在中国各城市设有分部，分部职员展开数百次乡村调查和旅行调查，收集有关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及政治状况的情报。这类报告有许多可见于约翰·扬著《南满洲铁道会社的调查活动，1907—1945年》。南满洲铁道会社从1919年直至1944末印行《满铁调查月报》，该月报载有那数十年数量相当多的原始的和有特色的村庄及乡村地方状况调查，是关于民国时代农业社会的最好史料来源之一。《调查月报》是另一种日文期刊，1939年创刊，继续出版到1944年末。
关于学者尚知道甚少的抗战时期（1937—1945年），可参考成都金陵大学农业经济学系收集的并在期刊《经济事实》（1936年9月至1946年1月，第1—53期）发表的有价值的原始资料。《经济事实》是重庆战时政府印行的经济统计月刊，该刊提供了研究战时条件下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学者几乎尚未触及的丰富资料。该刊载有诸如谷物销售、作物生产费用、按农田大小的劳力和资本分配、土地使用模式、运输费用和各社会阶级的生活水平之类主题的调查以及卜凯的许多在别处不能得到的文章。
中国农村社会的契约方面，已由陈张富美和马若孟在《清史问题》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和第3卷第10期（1978年11月）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加以探讨。由这两位作者译成英文的约50宗契约，展示了农户之间在其生活周期的过程中种类繁多的资源交换。罗伯特·阿什著《中国革命前的土地租佃：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江苏省》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土地租佃和农村收入变化的一部有用的概要著作。这部研究专著描述了世界经济萧条和国内通货紧缩严重打击农村经济结构时江苏省不断恶化的农村状况。
通过对全国土地委员会1937年调查报告进行的有创造性的分析，小查尔斯·罗伯特·罗尔估计出16个省170万农户收入的分配（《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的比较》）。罗尔也估计出1952年收入分配，并且发现由于实行共产党土地分配纲领的结果，收入结构中的不均衡比1937年低1/3左右。属罗尔所认为的造成30年代非常不均衡的收入分配的因素之列的，是不均衡的土地所有与耕作和其他获取收入副业间劳力配置的弹性。然而，在农户可把更多劳力配置到非耕作活动的地区，收入分配比较均衡。
按区域研究1949年以前的农业，是日本研究中国农业的主要学者在最近的大作中采用的方式：天野元之助著《中国农业之区域发展》。关于满洲农村，参考中兼胜义著《旧满洲农村社会经济结构之分析》。根据1944年进行的调查，今崛诚二著《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其历史与革命前夕的现实》非常详细地描述了华北农村。
一批新获得的关于中国土地状况的原始资料是原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的200卷论文（包括实地调查笔记），这些论文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就各种各样农村行政和乡村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的硕士学位生撰写的。这些论文由萧铮主编，1977年由成文书局以《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丛书形式在台湾出版。也可查阅台北土地管理研究所根据剪报编成的有价值的索引：《民国二○三○年代中国经济农业土地水利问题资料》。
6。农民运动
虽然邓嗣禹著《抗议和犯罪在中国：秘密结社、民众起义、农民造反的书目》包括中国历史所有时期，但是，所有近4000条书目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涉及20世纪上半期的事件。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除本书第6章脚注（《自发的抗租抗税》节）涉及的档案外，仅藏与地方农民斗争有关的少量档案。主要见档1/2/999：《江苏安徽湖南等省农民抗租斗争》（1929—1941年）和档1/2/1000：《苏皖湘等省农民抗租斗争》（1929年11月—1930年1月）。虽然比档1/2/1000多得多，但档1/2/999几乎不含关于风潮或其他集体暴力行动的资料。然而，该档提供很多关于争端、控诉或请求的资料（如佃农请求官员阻止地主提高佃租，或控诉军队把出租给他们的土地收回）。美国档案馆提供不太详细的报告，但颇多提到特别是在美国领事馆驻地附近的农民骚乱。特别有用的资料是领事馆每月报告（国务院档：893。00PR），以及档893。43（秘密会社），893。48（灾难、饥荒状况），893。108（犯罪，匪患）。珍贵的资料也零星分散在档893。00（政治事务）和893。00B（布尔什维主义）的大量资料中。
另外，不容易得到的中国报刊报道的摘要可见于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三辑，1927—1937》（见第1012—1033页）和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以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更详细一些的农民风潮的报道有时出现在和以上三部资料集一样具有左倾观点的上海刊物《中国农村》，以及《东方杂志》上。两种有用的调查是：蔡树邦著《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和自鸣编《一九三四年中国农村中的各种骚动风潮一览表》。这些资料大多具有报纸报道的性质。它们一般提供关于每次事件参加人数的概约数字，几乎没有提到领导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务，或参加者的社会成分。学者希望，利用包括警方报告或司法案卷在内的省级或县级档案将会使研究更深入得多。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2/2/1130的资料记录1930年12月至1933年10月浙江、福建及湖南三省告地主、土豪或地痞的讼案，但这些案件无一明显地涉及风潮乃至小骚乱。
在西方，与在中国不同（关于毛泽东时期及毛泽东以后的中国编史学，见詹姆斯·P。哈里森著《共产党与中国农民造反》和刘广京著《世界观与农民造反》），研究自发的地方农民运动是最近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个领域在迅速发展中，这点由《现代中国》季刊许多期的内容加以证实，该刊是各种西方文字期刊中刊载这个课题的论文的唯一最有用的期刊。一种研究分析法强调农民的社会觉悟和自发斗争的革命潜力：诸家论著合集《中国的民众运动与秘密会社，1840—1950年》的许多撰稿者和编者（让·谢诺）也采用这种研究分析法。拉尔夫·撒克斯顿最近的一部研究论著《中国揭示正确面：农民社会中的革命合法性》也断定中国农民在受到共产党动员之前就独立自主地转向革命。与上述观点不同的见解，由裴宜理在《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年》和吕西安·比昂科在克洛德·奥贝尔等《在中国问题上的冷静考虑》以及在本书第6章所引用的文章中表达出来。关于推动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德经济》）和塞缪尔·I。波普金（《有理性的农民》）所展开的讨论的专题论集，见《亚洲社会中的农民战略：道德的和理性的经济途径——专题论集》（《亚洲研究杂志》第42卷第4期）。最后，三部专著研究民国初期在华北活动的一个著名的土匪首领（白朗）和一个也颇著名的会社，进展颇大：菲利普·比林斯利著《1911—1928年的中国盗匪活动，特别论述河南省》，戴玄之著《红枪会》和罗曼·斯拉文斯基著《红枪会与1926—1927年中国的农民运动》。
研究海陆丰苏维埃的开拓性专著是卫藤沈吉著《海陆丰：中国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更多的详情可见于罗伊·霍夫海因茨著《大浪潮》。深入研究彭湃革命经历和海陆丰苏维埃的权威专著，是费尔南多·加尔维亚蒂著《中国第一个苏维埃领袖彭湃（1896—1929）：中国广东海陆丰》。这部不朽的三卷论著将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以节略本形式出版。彭湃本人的报告（《海丰农民运动》）生动易懂。他对组织农民的问题和方法的许多见识，可在唐纳德·霍洛奇《农民革命的种子》的译文中得到。关于以后发展（1928—1949年）的史料和研究，可见于本书第4、12和13章的书目提要。让我们在这里只提两部有独到见解的著作：查默斯·约翰逊著《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和韩丁著《翻身：一个中国村庄革命的记录》。像《农民爱国心与共产党政权》那样最近20年来受到那么多作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那么多讨论和批评的“中国问题著作”不多，但是，引起无限的讨论是真正有创见的著作的特权。最近的研究成果大多着重指出，在共产党动员农民中经济因素高于爱国因素。动员农民是并不容易的工作，这点为韩丁著《翻身》所动人地说明，《翻身》是一部叙述中国北方村庄革命的材料丰富的第一手写实作品。尽管著者持明显的同情态度，这部著作仍然展示了一部优秀著作的极度又爱又憎的矛盾心理。
7。地方政府的发展
20世纪地方政府研究的档案基础尚未建立起来。清代行政的背景有朝一日将通过顺天府（直隶）档案加以研究。顺天府档案逾12000卷，涉及职官制度、民政、立宪维新、司法制度、金融货币及其他10个主题，时期从18世纪20年代到1911年。这批由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丰富史料等待编目和保管，如何利用这批资料尚不明。关于四川巴县档案，总类目尚得不到，可是研究者已开始利用这批资料。关于国立台湾大学所藏清代淡水厅和新竹县档案，戴维·C。巴克斯鲍姆著《1789—1895年淡水和新竹审判层次上的民事诉讼程序和实务的若干方面》〔《亚洲研究杂志》第30卷第2期（1971年2月）第255—279页〕有所涉及。近代地方行政的发展可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开始研究，该馆藏有1911—1949年的资料，但利用那类馆藏资料尚有限。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都已开始按某些主题大批出版馆藏资料。例如，晚清立宪制度的地方自治部分可以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进行研究。
晚清以来地方政府研究的规范性基础，可在如《大清光绪新法令》之类汇编和在费正清和刘广京著《近代中国》书目3。2下所列的类似书籍找到。问题是发现这些法令应用于实际到什么程度。就这一用途来说，政府机关的公报特别是地方行政机关的公报，表明政府如何反映地方具体情况。《江苏省政府公报》之类出版物，在余秉权等编《关于20世纪中国的研究资料：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物注释目录》第71页以下各页中述及。政府年鉴往往可用于相同用途。
扩大的地方社会调查包含地方政府如何运作的丰富资料。日文的地方实地调查成果在约翰·扬著《南满洲铁道会社调查活动，1907—1945年》中有介绍。最好的第一手资料大概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在河北和山东某些地方进行的逐村调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刊行会编《中国农村习惯调查》。除访问记录外，编入晚清以后关于地方政府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的政治方面，已由普拉森吉特·杜阿拉著《乡村社会中的权力：华北农村，1900—1940年》加以研究。这个主题的日文研究著作，也在杜阿拉的著作中被广泛研究。30年代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所编实地调查报告简编包含很多地方政府资料：《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的主要共同研究计划项目（已在上面提到），揭示清末民初许多地方行政发展的环境。也可查阅刊载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集（1977年）中的文章：张玉法著《清末民初的山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