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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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也可查阅刊载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六集（1977年）中的文章：张玉法著《清末民初的山东地方自治》和王树槐著《清末江苏地方自治风潮》。
地方士绅政治化研究应从张朋园著《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和肖邦齐著《中国名流与政治变革：20世纪初期的浙江省》着手。关于地方自治运动，孔斐力著《民国统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与动员问题》整体地对它进行研究，该文收入魏菲德和卡罗林·格兰特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冲突与控制》。近代时期地方名流如何与政府相互影响，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的《远东研究中心论文选》第3集和第4集（1978—1979年）中有所论述。特别是见之于艾恺、苏珊·曼·琼斯和孔斐力的论文（如在书目所列）。有影响的帝国背景研究专著是和田清著《中国地方自治发展史》，该书1939年初版，1975年再版时附山根幸夫所编的重要新书目。萧公权著《农业中国：19世纪的帝国控制》和瞿同祖著《中国清代地方政府》是仍然有价值的清代背景入门书。
关于地方区域政权制度，留有许多卷大多是纲领性的、自吹自擂的资料。不过可以看出这类集子的很多言外之意，如山西村政处编《山西村政汇编》，该汇编编集1916—1927年山西省从省发至县的文件。关于广西，见李友华著《地方和国家：1925—1937年中国政治斗争中的桂系》。
国民党地方行政及其背景，在陈伯心著《中国的地方制度及其改革》和钱端升等著《民国政制史》中得到介绍。关于县政，程方著《中国县政概论》引用和综合很多现有的直到1939年的文献；施养成在1946年就省政写成的综合性著作《中国省行政制度》也是这样做的。民国初期背景研究，有马场锹太郎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之研究》（《支那研究》　1927年第12期，第81—317页）。展示性的制度研究，有吴应銧著《民国初年地方知事的职业：职业的招聘、训练和流动》〔《现代亚洲研究》第8卷第2期（1974年4月）第217—245页〕。董修甲在他所著的《中国地方自治问题》中概述国民党认为的地方自治制度。著名的国民党纲领制订者李宗黄著《新县制之理论与实际》，论述被竭力推荐的“新县制”。
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地方政治，基本著作是艾恺著《最后一位儒家学者：梁漱溟与中国关于现代性的困境》。这方面丰富的中文文献，可涉猎这部著作所附书目和上面引述的余秉权著《关于20世纪中国的研究资料》。查尔斯·M。海福德在他所著的《中国的乡村建设：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中研究定县个案。
8。学术界的成长，1912—1949年
学术界包含个人和机构，其历史记载在各种各样涉及思潮、政治倾向和社会文化环境其他方面的综合文献中。我们在这里只能为本章专就高等教育列出基本资料。
北京、南京和台北以及东京、伦敦、巴黎和华盛顿的政府档案，在这个领域比较而言仍然未被发掘。设在纽约州塔里敦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馆提供美国援助，特别是在医学及其他科学方面的资料。
已出版的文献很多。舒新城早年编集的《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四卷收罗从1898年到1928年国民教育创始期间的史料。舒新城去世后出版的舒新城编三卷《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是一部与前者十分不同的作品，收罗1852—1922年的史料。1976年出版的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四卷转载清末至1948年史料数千页，使该书成为一部包罗最广的资料集。丁致聘著《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提供直到1933年的每周记事。王云五著《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提供1897—1972年（1949年以后关于台湾）的资料和文献。林子勋著《中国留学教育史》也编入大量资料。
在杂志类中，有商务印书馆1909年在上海创刊的《教育杂志》和中华书局1912年创刊的《中华教育界》。江苏省教育共进社主办，最初由蒋梦麟编的《新教育》，1919年创刊。
关于直到1930年的教育的最早一部简明概括的综合评述，是王凤喈著《中国教育史大纲》。关于1930年以后的教育的研究，有一批在各方面赞助下出版的调查研究：其中有蔡元培等著《晚清三十五年来之中国教育（1897—1931）》。《抗战前十年之中国》有若干关于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章节；潘公展编《五十年来的中国》有一流教育界人物撰写的章节。庄泽宣编《抗战十年来中国学校教育总检讨》是《中华教育界》杂志新1卷第1期（1947年）特辑。教育设施的官方统计数字收在教育部统计科刊行的《二十一（二、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内。有两部教育年鉴出版：《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六卷在1934年出版，有教育部长王世杰的前言；《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在1948年出版，有朱家骅的前言。
自1981年以来，台湾陆续出版《学府纪闻》丛书，由一流大学的单卷校史组成。第一批出版的，有《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私立燕京大学》。内容包括各种各样资料，从正式大事记、同时代人的文章、报告和演讲直到纪念文章和个人回忆，回忆大多是逸事趣闻。台北《传记文学》月刊和传记文学社出版《传记文学》丛书，收民国时期人物传记，包括许多教育界人物传记：王文田著《张伯苓与南开》（丛书第26种，　1968年）；梁实秋著《谈闻一多》（丛书第3种，1967年）；罗家伦著《逝者如斯集》（丛书第14种，1967年）；《蔡元培自述》（丛书第22种，1978年）；胡适等著《丁文江这个人》（丛书第21种，1979年）；杨亮功著《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丛书第98种，　1980年）。
关于蔡元培对近代中国教育界生活的特殊贡献，见陶英惠著《蔡元培年谱》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和第7集（1978年）刊载的两篇详细文章。除广为人知的《蔡元培全集》外，还有1980年出版的集中蔡氏有关教育论述的专集，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文选》。若干校友会刊物如《清华校友通讯》载有有用的校史资料。英文的教育界人物的第一手记述有蒋梦麟著《来自西方的潮流》。
在华教会大学的历史及其与中国环境的相互影响，在杰西·G。卢兹著《中国和基督教院校，1850—1950年》有论述，也见于安东尼·C。李：《中华民国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各教会大学校史，已由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理事会刊行，虽然在质量上参差不齐，但这类出版物有两种用途，一是提供主要根据差会档案和私人文件撰写而成的19世纪以来在华教会教育事业概要，二是展示教会大学教育家和他们的年谱编写者之中普遍存在的态度分歧。这类出版物有：查尔斯·霍奇·科贝特著《齐鲁大学》（1955年），克拉伦斯·戴著《之江大学》（1955年），艾德敷著《燕京大学》（1959年），玛丽·兰伯顿著《上海圣约翰大学，　1879—1951年》（1955年），德本康夫人和鲁思·M。切斯特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55年），L。埃塞尔·华莱士著《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956年）和刘易斯·C。沃姆斯利著《华西协合大学》（1974年）。也参见鲁本·霍尔登著《1901—1951年中国大陆的雅礼和湘雅》。关于最近出版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影响的分析专著，有彼得·巴克著《美国科学与近代中国，1876—1936年》和菲利普·韦斯特著《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
日本对中国文化教育的影响的全领域，已由日本大学者实藤惠秀全面开拓，他的1939—1945年早期著作（见费正清等著《日本的近代中国研究》条目6。8。1—6。8。5）在他1960年出版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中达到其巅峰。这方面的中文著作，有黄福庆著《清末留日学生》。实藤惠秀在东京的藏书仍然是这个研究领域的主要资料来源，在任何其他国家无类似的富源。汪一驹著《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1872—1949年》是一部导引研究的专著，而中国留学生的回忆录仍然是一个未被发掘的富源。萨利·博思威克著《中国的教育与社会变迁》在第200—201页列出这类回忆录约50种的书目。
在近来的出版物中，这个研究领域最有用的起始著作，除菲利普·韦斯特著《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外，还有北京1965年编成，1981年出版的详细清华校史《清华大学校史稿》（约翰·伊斯雷尔选刊了其中一部分）和贾祖麟在1981年出版的研究专著《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国家：叙事史》。
9。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般状况已在本书上卷《文学的趋势I：对现代性的追求》的书目介绍中加以讨论，本书目提要提供那一章和本章撰写时未获得的更多资料信息。
自1976年“四人帮”垮台以来，学术活动的复苏导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丰收。（按照中国史学界年代分期，“现代”指1917—1949年，“当代”指1949年至现在。）在迅速增加的刊物中，至少有六种是现代文学史料和研究刊物，最值得注意的有：《新文学史料》，重点登载了茅盾的回忆录及其他重要史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和《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此外还有若干专门的鲁迅研究刊物（1981年为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大部头《中国文学家词典》正由北京语言学院刊行：现代篇第一卷在1978年以初稿形式出版，载有405位文学家的传记；第二卷在1982年出版，载有582人的传记。本章提到的公认为优秀的文学史著作，包括李何林、王瑶和刘缓松所著的文学史著作，已经再版印行，一批新专著也已出版。
一个新的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服务的全国档案中心正在建立中；未来的档案中心将设在北京附近16世纪建成的一个古庙内。据《中国文学》（1983年2月）提供的信息，馆藏“将包罗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作家、理论家、翻译家和文学活动家的手稿、照片、肖像、参考影片、录音带和录象带，以及他们各种版本的作品、刊物和其他重要资料”（第137页）。现在已经开始实施的也许是最具雄心的计划，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丛书，该丛书将收有关于文学运动、社团、争论以及关于作家及其作品的资料，附刊载在报刊的作品和文章的索引。这个大项目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下十余所名牌大学的学者的一项共同研究计划。这套丛书完成时（计划在1985年完成），数量可达数百卷，将成为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中国及西方学者和研究者的最有价值的资料宝库。
然而，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解释质量不一定配得上极大的数量，虽然1976年以后的著作表现毛泽东思想意识少些，但是没有放弃过去30年连续不断的思想运动形成的基本马列主义框架。近来出版的大多数专著仍然往往会着重研究30年代文学论争和党领导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在延安文学界的重要作用。因此，左翼作家文学思潮和作品比非左翼作家或有美感的作品，特别是在战时重庆和沦陷区上海的作品，受到更广泛的研究。在现代时期的作家中，鲁迅仍然是占据政治上奉为神圣的地位的杰出伟人，虽然少数研究专著（如刘再复和林非著的一部令人爱读的传记《鲁迅传》）试图从人的角度更客观地描绘鲁迅。
近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著大多突出六大作家，排列次序是：（1）鲁迅，（2）郭沫若，（3）茅盾，（4）巴金，（5）老舍，（6）曹禺。在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受到高度评价的作家——张天翼、吴组湘、沈从文、钱锺书和张爱玲——似乎在中国文学史中默默无闻。30年代初一度发展起来的诗的现代派潮流，在先前的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注意，如今才开始在中国吸引学者兴趣，部分地是近来集中在“朦胧诗”的年轻实践者的争论的结果。
可是，如徐志摩和郁达夫那些非左翼作家的诗和作品仍然是五四文学更大的遗产的一部分，这部分文学遗产在台湾准许阅读，而其他大多数作家，包括鲁迅，被目为“共产党”，作品受到查禁。一部颇为大胆的学术丛书，周锦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为数约30卷，是机智地避过官方禁令的初次尝试，虽然各卷的学术质量参差不齐。
因此，在推进作为社会文化史格局中的文学，而不是主要作为政治意识和政策反映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人数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正在迎接这种挑战，他们近年已能同他们正在研究的作家有私人直接接触。从这类接触中得到好处的近年（出版或准备出版）的研究专著中，最值得注意的有：梅仪慈著《丁玲的小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思想意识和叙事》；葛浩文著《萧红评传》（据作者英文专著《萧红》扩充和修订）；杰弗里·金克利即将出版的一部关于沈从文的著作（作者在哈佛大学的学位论文《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的修订稿）和胡志德著《钱钟书》。这些学者不是访问过研究对象本人，就是在研究对象生活所在地点进行研究，或两者兼而有之。继这些学者之后，一些美国大学研究生，已就吴组湘、老舍、萧军、艾芜和丁玲这样一些人物和就自传文学和象征派诗这类一般论题，在中国进行研究或访问。
然而，在西方学者中，集中的一般领域仍然是30年代文学。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由于尽管社会政治环境令人窒息，这个时期的作家却多产，并且艺术上成熟。反之，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论战和活动已不为西方学者广泛研究，保罗·皮茨科维奇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瞿秋白的影响》和安东尼·凯恩最近发表的博士学位论文《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国的文学政策》是显著例外。40年代时期，当时中国现代文学卷入战争和革命中，在西方学术研究中不甚受到注意。茅盾和巴金的战时作品有待进一步研究和翻译。茅盾的小说，如《蚀》和《腐蚀》，尚未翻译成英文；巴金最佳小说《寒夜》最近才由内森·毛翻译成英文。重庆战时戏剧尚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极重要课题。沦陷区上海文学界在爱德华·冈恩的主要著作《不受欢迎的缪斯：上海和北京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中，在学术上初次得到论述。延安文艺界成为戴维·霍尔姆的研究课题，此人曾就延安秧歌运动和鲁迅遗产写过论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邦尼·麦克杜格尔根据较早的1943年文本的审慎的新译本。本章概括地探讨的战后电影业，已由保罗·皮茨科维奇、保罗·克拉克和其他人作为社会史的一种资料加以研究，电影艺术价值和文学价值仍然有待评估。（杰伊·莱达著《电影》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电影的著作，有严重缺点。）总之，这整个时期为继续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的领域。
一个新领域的发展也可由研讨会和会议之类集体学术活动判断。自1974年在哈佛大学举行开拓领域的研讨会和会议——成果为《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默尔·戈德曼编）——以来，已举行过六次国际会议，其中三次直接和本章涉及的时期有关。这些会议的第一次是1980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研讨会，由罗伯特·鲁尔曼组织。1982年以《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文学（1937—1945年）》为题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专门题献给丁玲和艾青（后者亲自参加了会议），载有欧洲、美国及中国学者写的论文29篇。第二次国际会议专门讨论“鲁迅及其遗产”，1981年8月在加利福尼亚州阿西洛马尔举行。由李欧梵编集的会议论文集目前在准备中，收论文12篇，评价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政治和思想的范围广阔的影响及其在世界文学中受接纳的程度。最近的学术会议是1982年12月在檀香山举行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批判探讨”研讨会。约20位学者讨论运用西方批判理论分析五四时代早期至现在的有特色的中国短篇小说的可行性。研讨会标志了首次把精选小说的内在结构作为文学文本而不是作为历史文件或作者的传记资料来进行持续的探讨。
学者也可利用载于温斯顿·L。Y。杨和内森·K。毛编的《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和欣赏指南》的书目提要；唐纳德·吉布斯和李云晨（音）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书目，1918—1942年》。
包罗最丰富的现代中国小说的英译样本是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编《现代中国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年》，现代中国诗的样本是许芥昱译编《20世纪中国诗集》，现代中国戏剧的样本是爱德华·冈恩编《20世纪中国戏剧选集》。
第10章书目提要，见前书目提要2和10。
11。中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尽管紧张并明显重要，抗日战争时期仍然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未开发的部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最佳的全面写照，大概仍然是当时在中国采访的两个美国记者写的著作：白修德和贾安娜著《中国雷鸣》。这部著作批评国民党，但作出的总评价正在得到最近更多学术研究著作证实。关于这一时期的包罗最丰富的著作是，现代中国著作最丰的史学家吴相湘撰写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两卷。虽然披露的资料有用，但是吴著在批判解释或分析上显著不足。分析较充分并有有关国民党战时努力的有价值史料、特别研究军队派系倾轧和政治败坏的影响的一部著作是，齐锡生著《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年》。易劳逸在他所著《失败的根源：国民党中国在战争和革命中1917—1949年》中也持批判态度看待国民党。质量上和对国民党评价上各异的论文专题集，有薛光前编《中日战争期间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5年》。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在当地曾对国民党作过一些最锐利的分析，他的战时文电稿已由周锡瑞编成《在中国的失机》一书出版。另一个美国人，格雷厄姆·佩克，从普通人的有利地位评价战时中国；他的著作《两种局势》是一部罕见和令人爱读的作品，充满讽刺幽默和与中国老百姓的同感。
关于抗日战争的军事方面，刘馥著《现代中国军事史》提供良好的概括研究。迪克·威尔逊著《两虎相斗之时：中日战争史实，1937—1945年》是一部普通读者爱读的著作。叙述各次战役颇详细的一部国民党官方著作是许朗轩和张明凯编《中日战争史，1937—1945年》；这部作品是胡璞玉（音）主编的国民党国防部出版的多达101卷的中文《抗日战史》的要略。若干较短的中文军事史可以利用，其中有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和国防部战史局编《中日战争史略》。
美国在华的军事作用，已在美国陆军部战史处主持下由查尔斯·F。罗曼努斯和赖利·森德兰执笔写成的三卷史给予接近定论的论述。这部充分研究英文文件后写成三卷史的书名是：《史迪威赴华使命》、《史迪威指挥问题》和《中缅印战区的时机消失》。史迪威将军是战时在中国的主要美军将领，是巴巴拉·W。塔奇曼荣获普利策奖的传记著作《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年》的传主。在广阔的政治格局中研究美国在华作用的著作，有邹谠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和更近出版的迈克尔·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关于中日战争日本一方的著作在本书第1章和第10章书目提要中提到。
抗日时期国民党中国国内政治史甚少受到学者注意。政治制度有三部在40年代出版的著作研究：林百克著《蒋介石的中国：政治研究》，钱端升著《中国的政府与政治》和劳伦斯·K。罗辛格著《中国的危机》，后者是一部面宽而不太详细的著作。
抗日战争的经济方面，特别是通货膨胀，在三部研究专著中得到熟练的处理。张嘉璈著《恶性通膨胀，1937—1945年中国的经验》，周舜莘著《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年》，和杨格《中国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1937—1945年》。杨格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也写过一部有关美国与战时国民党中国的经济牵连的极佳历史著作，《中国与援助者，1937—1945年》，广泛地提供很多关于中国经济的资料。程玉桂著《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1948年的历史综合分析》，是一部研究现代经济部门的简明而资料充实的著作。
日本在控制区域的经济政策及其激起的反应，是浅田乔二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之中国——中国被占地区经济之研究》的研究课题。我们对抗战时期的了解仍有很大空白。例如，文化和社会方面，几乎没有被触及，而大有希望用来阐明南京十年的地方史的详细研究，40年代尚未在国民党区域开始。
12。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5年本章书目提要不拟重复在本书第4章书目提要或在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