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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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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正像我们从前文关于《论人民民主专政》研究中所看到的）对新政权构成严峻的问题，他在1951年所划的界限没有重大变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方式来解决；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1937年设想的是通过“农业社会主义化”解决，现在他提出要用“农业集体化与机械化”的办法，这确实比以前具体多了。③1950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该讲话已收入《毛泽东选集》），他在当时的这个讲话中坚定了他基本温和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同时与很多阶级进行斗争。在总结党在目前对于中间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他指出：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①以毛的观点，到1952年6月，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因此再把民族资产阶级界定为“中间阶级”就不合时宜了。②然而，他在1952年9月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在整个“一五”计划时期（到1957年止），要求一大部分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思想，那是不合理的。他们必须接受工人阶级指导，但要求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放弃赚钱的念头，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③1955年夏，毛泽东又进一步推动农村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区别“上”中农和“下”中农，把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界限当作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分界线。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正式认可了他的农村路线。在这次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毛总结了当时的形势，再次提到共产党人的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另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都“很必要”。但在这两个联盟中，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而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在强调这两个联盟间的相互关系时，他说：195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在头三个五年计划的15年期间内（其中三年已经过去），“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他解释说。①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像上文刚引述的，毛在他的讲话中说，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而实际上到1956年底就全部完成了（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2章）。到1956年早期，毛泽东对未来充满信心，并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日益巩固。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对阶级斗争采取了更加温和、更加稳健的方针，尤其是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还强调了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性。
另一件能够反映这一倾向的事情是，不再像先前那样，在接纳新党员时歧视非无产阶级成分。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为了改变党的阶级成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党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吸收更多的工人入党。然后，1956年，新党章取消了以前对于非工人成分的较为严格的审查。其理由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以前的社会成份的划分已经而且正在失去其意义”。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邓小平观点的详细内容，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毛在他生命最后20年间关于阶级观点发展的背景材料：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贫农和中农现在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快就只有历史的意义；……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在家庭出身上也正在迅速改变着；……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士兵；……把这些社会成份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①邓在这里更加注重为革命工作的主观态度与愿望，而不是家庭出身，在这方面，他的观点与毛的思想持续（虽然并不完全一致）发展的趋向是协调的。但是他指出，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正迅速消失，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显然与后来兴起而且将党冲垮的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当时不同意他的观点。甚至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高潮期间，当康生抱怨八大政治报告含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毛还承认他在1956年也持有这种观点：“报告我读过，而且是经大会通过的。我们不能让刘、邓两人单独承担责任”。②毛是怎样又是为什么开始戏剧性地改变他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态度，而在10年后把刘少奇打成“头号走资派”呢？一般的情况众所周知。值得强调的一个方面是中国知识精英关键性的更新换代，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但1957年的事件却加速了这一进程。在194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间，中国所必需的技术干部与管理干部，大多数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他们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在西方，或在从欧美或日本留学回来的人执教的大学中受过教育。毛认为这些人的忠诚是可以得到的，他们是专家，也可以变红。毛在1956年春天提出的“百花齐放”政策，主要是考虑到这样一个目的，在提高他们的修养、改造他们的过程中，把1949年以前的知识分子拉进来，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他在1956年4月25日最初向党阐述《论十大关系》时，重申“党内的原则上的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同时，强调了交流思想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科技领域与国内外人们的交流。①在政治局讨论他的报告的过程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在4月28日的进一步讨论中，毛指出，只要一个人的观点正确，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它。他又补充说，党在文学领域里的方针应该是“让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的方针是“让百家争鸣”。②在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论十大关系》文稿中，毛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思想。他作了高度的概括，宣布春天已经到来，应该允许百花齐放，而不只是放那么几朵。他回忆说，百家争鸣的提法来自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有百家主要的哲学家们，他们各树一帜，自由争论。他说，目前我们也需要百家争鸣。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各种学术派别都可以在互不干涉的情况下争论他们思想的对错。他说，我们仍未弄清李森科的思想是对还是错，所以让每个学派在报刊上各抒己见。③人们不仅在报纸上讨论李森科的思想，而且在1956年8月，又以“百家争鸣”为口号，在青岛召开了为期两周的大型学术会议，就遗传学中的不同观点进行辩论。④有一个与会者随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毛泽东个人决定应该在《人民日报》转载，并亲自补加了一个副标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①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既相互关联又互相区别的思想，在1956年秋天首次出现，那是在苏联反斯大林主义和波匈事件之后。1956年11月15日，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已基本得到解决，然而他也坚决支持阶级斗争、支持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反对赫鲁晓夫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的思想。②根据现有资料，毛在1956年12月4日致黄炎培的信中首次使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确定概念。黄是民主党派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在这封信中，毛指出，虽然阶级斗争在中国（如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在将来，人民内部的问题将“不断涌现”。③显然，这意味着人民内部矛盾将日益增多。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社论，④这是毛关于这一问题思想的第一次公开解释。⑤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与由波匈事件所引起的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过分否定进行论战，文章以稍微强烈的观点评论说，谁也不能采取“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的立场，并指出，“否定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⑥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关于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经验还不充分。这是一门科学，我们必须很好地研究它”。①一个月之后，毛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著名讲话，用大量篇幅精辟阐述了这门学说。在这篇讲话的原文中，毛表示对12月社论持保留态度（即使是他亲自修改过）。②他说，社论未明确阐述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尚未说清楚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确，在特定的环境下，这种矛盾可以转变为对抗性矛盾，但是我们不能错将善意的批评当作恶意中伤。列宁没有来得及正确地分析这一问题，而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作这一区分的努力：你只能赞同，不能反对；你只能为他的功绩和美德唱赞歌，而不能批评；如果你批评了，他就会把你当作敌人，你就会有被送进集中营或处死的危险。 左倾机会主义者，也就是所谓“左派”，他们打着左的旗号，但是他们并非是真正的左倾，因为他们把敌我矛盾扩大化。比如，斯大林就是这么个人。
毛泽东说，中国也遭受了同样的恶果，尤其是在肃反运动中。③关于中国与苏联的不同以及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在毛2月27日讲话的初稿中占有很长而且很重要的篇幅。这在下文关于中苏破裂的部分中还要讨论。讲话还涉及了本章无暇展开的各种不同的问题，诸如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④现阶段的中国无力普及中等教育等等。①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毛宣布，中国社会“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②与此同时，他明确宣布，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在中国基本上已经结束。③在毛1957年2月讲话的官方文本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强调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作用。例如，他指出：“正是这些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推动我们社会向前发展”；在毛看来，因为矛盾是变化的原动力，所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特殊矛盾，或特殊类型的矛盾，在逻辑上当然是主要矛盾。另外，在同一段中，毛继续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④这些论述似乎是支持了近几年中国一些主要的理论著作所提出的观点，其意思大致是，毛在1956年末和1957年初的思想当中，暗示在1955年到1956年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它不能被当作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取代阶级斗争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⑤与构成中国社会各阶级间矛盾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毛对这一问题采取了相对宽容和缓和的态度，认为要在这一领域消灭阶级差别。在1957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他指出，在中国，80％的大学生仍然是地主、富农、上中农与资产阶级的子弟，他认为，“这种状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①不过，在关于“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原文中，他着重强调了让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重要性，决不让他们放任自流。他说，他们所要求的一切，不过两件事情：一个是高工资，另一个是“讨老婆”或“讨老公”——换句话说，“吃东西和生孩子”。②在1957年2月27日讲话谈到物质享受的腐败影响的另一段里，毛也表示对诸如此类目标的鄙视（不肖说在这两方面他自己也是享用够的）。他说，中国人有两个特征：生活水平低，文化水平低。这两个特征都有两方面的含义，他说：如果中国变富了，有了西方世界的生活水准，她就不再需要革命了。西方世界的财富已成了他们的缺点，这些缺点使其不再想革命……他们生活的高标准还没有我们的文盲来得好。〔笑声〕③大跃进期间，毛的思想中的这种倾向就会大量出现，并进一步表现出来。然而，与此同时，在1957年初，毛对于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总体上还是都留有好感的。
直到1957年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据一位消息灵通的中国专家说，这篇社论“完全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观点”。社论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论最后指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其他一些性质类似的矛盾。①但是在5月中旬，由于连续猛烈的批评，毛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他觉察到在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是修正主义者或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②在1957年6月改写他2月的讲话时，毛修饰了他当初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的结论，进一步写道：“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还有阶级斗争”。③这段话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毛的语气在逐渐加强。因此，到1957年7月，当“百花齐放”运动逐渐演变成为“反右运动”时，他断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固然，他说这支新的队伍应该包括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但是很显然这支队伍的大多数成员是要阶级出身好的年轻人。他说：“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建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④至于现存的知识分子，毛轻蔑地警告他们：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明年就不下聘书了。①从此以后，毛日益看到到处都是“反共产党和反人民的牛鬼蛇神”。②＇1＇ ①有关毛思想与行为中“传统”与“现代”因素之间复杂而模糊关系的讨论，参见斯图尔特· R。施拉姆：“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毛泽东个人权力的基础和影响”，见S。施 拉姆主编：《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范围》。
② 见《剑桥中国史》第13卷 S。施拉姆撰写的一章，第820—822、826—866页。
③ 例见丁伟志、石仲泉：“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载1983年《文献和研究》第 420—428页，尤其是421—422页。
④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3卷，第119页（《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3卷，第899页。—— 译者）。
① 前引书第3卷，第43—44页。（《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3卷，第821页。——译者）
① 关于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讨论，见邹谠：“中国共产党国家形成和建设过程中 的马列主义党、群众和公民”，载S。施拉姆：《国家权力的基础》。
② 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6卷除了中文原有改动以外，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 243页译文相当不确切，“人民民主制度”被简化为“人民民主”。
③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2卷，第351—352页。（中文版第2卷第677页。——译者）
① 陈北鸥编：《人民学习词典》第2版，第288—289页。
② 毛关于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及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发展，见《剑桥中国史》第13 卷。
① 参见《人民大宪章学习手册》第135页，及《人民大宪章学习资料》第31页。
② 在初版中，此词为“政权”，而不叫“政体”，但后者被用在下一段的第一句中，从而对这一 段的内涵产生根本的影响。（见《毛泽东集》第7卷，第165—166页。）
③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2卷，第352页。（《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 2卷，第677页。——译者）
① 《工作方法六十条》，载于《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34页（S。施拉姆译；也可见杰罗 姆·陈编：《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68—69页）。
① 这里的引文来自1967—1969年红卫兵整理的毛讲话版本，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 谈话：谈话和信件（1956—1971）》第71—72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 第275页。——译者）
②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73页。（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277 页。——译者）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294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第276页。——译者）
② 4月25日讲话在当时只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1965年12月，《论十大关系》传达到了县 及相当于县级的干部。这个讲话标明的日期是4月25日，但实际上却是1956年5月2日讲 话的版本。后一次因为要对非党群众传达，所以就可以理解在处理诸如与苏联的关系等各种 问题时，变得不那么明确和强硬。（举例说，在公布“百花齐放”的口号时，毛在5月2日 实际上脱离了他4月份的立场，但那一段将在后一章论述的谈话就没有收入1965年12月 的文本中。）红卫兵以《论十大关系》为题重印的是毛在5月2日讲话的删节本，这个版本 在70年代被翻译到西方。只是到了1975年7月，在邓小平的建议下，这两次讲话才被结合 起来成为官方版本。编辑工作是在邓的领导下由胡乔木做的。在当时经毛的同意在党内传 达，只是到1976年12月才公开出版。根据这些事实，我在讲话刚一披露就写的那篇文章的 题目（S。施拉姆：“华主席编辑毛的文学遗产：‘论十大关系’”，载《中国季刊》第69卷 ＇1977年3月号＇）现在看来有点可笑了。 上面注释中的所有信息均来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 243—245页）（下文简称：“1981年决议·注释本”），这本书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这 个机构专门负责出版毛泽东（也包括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著作，其权威 性是无疑的。这本书公开出版的版本比最初在1983年出现的内部版本内容稍微丰富，因而 也就受到青睐。关于“论十大关系”这篇文章，有关的段落实际上是一致的。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5页；《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第30页。
② 这一文本基于中国官方文本，在翻译出版的《毛选》第5卷第293页。但翻译在有些地方有 所修改，使用了S。施拉姆在《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72页中的词语。（参见《毛泽东选 集》中文版第5卷，1977年版，第275—276页。——译者）
① 弗朗兹·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167—175、196—198页。
② 哈里·哈丁：《组织中国：官僚问题（1949—1976）》第107—115、175—182页。舒尔曼和 哈丁都是根据关于陈的观点的第二手材料；陈云自己的话现在可以在尼古拉斯·拉迪和肯 尼思·利伯撒尔编的《陈云的中国发展战略：一种非毛主义的选择》一书中见到。
③ 舒尔曼：《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第86—87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34—35页（由S·施拉姆翻译）。
② 关于这一概念意义演变的更详细讨论，见S。施拉姆：“中央集权国家的分权：理论与实践 （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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