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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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34—35页（由S·施拉姆翻译）。
②　关于这一概念意义演变的更详细讨论，见S。施拉姆：“中央集权国家的分权：理论与实践　（1940—1984）”，载S。施拉姆编：《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与范围》第81—125页，特别是第　87—89页，关于“一元化”一词，也见《剑桥中国史》第13卷第864—866页，施拉姆写　的一章。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6页；《毛泽东思想杂录》第31页。“关于增强党性的决　议”　1941年7月1日由政治局通过（鲍大可：《毛的中国》第156—160页），当时没使用　“一元化”一词，但强调了集中与“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的重要性。毛公开认　为这一讨论是确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第一步，这在1942年到1943年有进一步的表达。
④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48页。《毛泽东思想　杂录》第79—80页，《毛泽东思想万岁》（附录）第34—35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3—164页。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294页。这里基本上是按非官方的文本（施拉姆：《毛泽东　同人民的谈话》第72页），不包括后来明确所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最高立法机关。　（参见《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276页。——译者）
②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98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367－　368页。——译者）
③　这段话已从1957年6月编辑的毛泽东讲话中删去（《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98－　399页）。见《学习文选》第201—202页，毛1957年2月讲话的内容在后文将详细讨论。　（参见《毛泽东选集》中文版第5卷，第376—378页。——译者）
①　《毛泽东集》第9卷，第244页。（有关农业现代化的文句已从官方文本《毛选》　3卷英文版　第297页中的这一讲话中删去）（参见《毛泽东选集》　1991年版第3卷，第1074页。——　译者）
②　《毛泽东集》第10卷，第304页。同见《毛选》英文版第4卷第421页，这里最后两句引文　不见了。（参见《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9页。——译者）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4卷，第363页（《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26—1427　页。——译者）
②　前引书，第418—419页。（《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4卷，第1477页。——译者）
①　“致刘少奇”，1951年12月15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27—42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78页。
③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29—30页。（《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18—19　页。——译者）
④　同上，第102页。（《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89页。——译者）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148—149页。（《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133　页。——译者）
②　“致刘少奇、周恩来”，1954年11月18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4—485页。
③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155页。（《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139页。　译者）
①　参阅《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的按语在《毛选》英文版第5卷第235—276页收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5—259页。——译者）
②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5—6、159—160页。（参见《毛泽东选集》　1977年版第5卷　第227、233页。——译者）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7页；《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9页。
①　1956年1月25日的讲话见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引文见阿兰纳·卡埃尔·当高　斯与S。施拉姆翻译编辑的《马克思主义和亚洲：导论与阅读材料》第293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4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61—83页；官方的文本见《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5卷，第284—307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268—277页。——译　者）
②　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的讨论，也可参阅施拉姆在《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当中　所作的分析，第214—216页。
①　关于毛持续的乐观与急躁情绪，见他在1956年11月15日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32—335页。（中文版第313—329页。——译者）毛对关于“急躁冒进”批评的心理反应的重要意义，在近期中国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述中广为强调。在1986年4月24日的一次对话中，龚育之认为它可能是通向“文革”之路的第一步。关于文革期间毛对于这篇社论发怒的迹象的总结，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第86—91页（求实出版社，第101—104页。——译者）。关于周恩来对起草1956年6月20日社论的贡献，见胡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讲义》，第146页。
①　尼克·奈特：《毛泽东的“矛盾论”：一份公开文稿的注释翻译》，第38页。（译稿在中文基　础上略作修改）
②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1卷，第344—345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第　335页。——译者）
③　奈特：《毛泽东的“矛盾论”》，参见《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1卷，第321—322页。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5页。（《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23页。　译者）
②　同上，第77页。（《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65页。——译者）
③　“致黄炎培”，1952年9月5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1—443页。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213—215页。（《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197—　199页。——译者）
①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英文版第2卷，第213—214页。（参见《邓小平文选（1938—1965）》，1989年版第233—234页。——译者）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69页。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01—306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　284—288页。——译者）
②　《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253—254页。
③　同上，第254页。
④　有关这次会议正式讨论的全部记录在近30年之后才出版。见《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记录》。
①　前引书第10页（导言）。更完整的阐述见龚育之：“发展科学必由之路——介绍毛泽东同志　为转载〈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的信和按语”，载《光明日报》，1983年12月28日。
②　参阅《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41—348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　第363—375页。——译者）；《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513页。
③　“致黄炎培”，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4—515页。（毛自己明白副词　“基本上”是什么意思）
④　译文见英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21—64页。
⑤　这一表达的新提法在当时很广泛，这些总的来说都是毛的思想。（这一段话见S。施拉姆：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年版）毛在未公开出版的文稿中没有事先表达这一思想的事实由　廖盖隆确认，见“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载廖盖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45页。
⑥　“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第25页。
①　《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532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89页。《毛泽东文集》第61页。这一资料只是表明这次会议是在1957年1月召开的。在英文版《毛泽东选集》中的日期是1月27日（见第5卷第359—383页），但其中没有这段内容。
③　《学习文选》第193—195页。关于这段话在1957年2月初稿中的另一个文本，见《毛主席文献三十篇》（北京：特钢厂1967年）第94—95页。
④　《学习文选》第209页。
①　《学习文选》，第211页。
②　同上，第212—213页。
③　参阅前引书，尤其是第201页。也可见苏绍智在《试论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一文中的评论（《马克思主义研究文选》第6期）第35页。（中文版载于《学术月刊》　1979年10月号，第1页。）
④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93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372—373　页——译者）。
⑤　廖盖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第246—253页。苏绍智：《试论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第22—26页。
①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53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　1977年版，第333页——　译者）
②　《学习文选》，第207页。
③　前引书，第225—226页。
①　“为什么要整风”，《人民日报》，　1957年5月2日。关于上面的引文涉及的毛对社论的肯定，　见廖盖隆：“关于学习〈决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解答”，《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3月第2期，第104—105页。（1981年10月8日在云南党政干部会议上的发言）。
②　“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44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23页。——译者）
③　前引书，第395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18页。——译者）
④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479—48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62—463页。——译者）
①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　7月　9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469—47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53页。——译者）
②　同上，英文版第444页。
毛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
正如本章的导言所论述的那样，总的来看，1957年秋的反右运动不仅是中国政治生活而且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时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涉及到毛的理论兴趣和毛对政治思考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学到哲学，从中国国内问题到与苏联的关系等。不过，在实际上毛泽东思想中，这些新趋势的核心及导致这些新趋向出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他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找到。
决定论与乌托邦梦想：“大跃进”理论
如同刚才指出的那样，这时毛的情绪与思想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对知识分子态度的急剧转变。1957年初参与“大鸣大放”的专家、学者，以其严厉的、对毛的思想的否定性、诋毁性的批评，使人们对毛不顾他的许多老同志的反对而推行的这些政策、进而对毛的观点发生怀疑，这就动摇了他的威望与权威。因此他转而粗暴地反对他们。此后，除了培养新的根红苗正的知识分子以外，毛更愿意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性。
至于那些在“百花齐放”期间辜负了他的信任的可怜的书呆子们，有谁需要他们呢？因此，和他1956年认为科学家是决定因素的观点完全相反，毛反复重申并积极推行了一些政策，强调“一切聪明才智都来源于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1958年3月，他宣称：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在学校。①不论我们发现这段语录以及毛在“大跃进”期间其他许多反知识分子的言论多么精辟有力，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任何一段，当作他对这些问题的观点的全面而公允的表述，那就错了。在这个时期，他仍力求在产生的紧张状态中保持一体，力求处置好诸如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科技投入，或中国的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等处于两个极端的问题。
1958年12月，毛写信给陆定一，支持了清华大学党委关于纠正在处理物理系教员时所犯左倾错误的报告，并要求将该报告印发各处。这份报告说，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在这种流行的观点看来，把这些人全都留在身边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树立斗争的对象。如果教授们拒绝接受改造、拒绝自愿削减工资，那么就该把他们送往养老院。
毛和清华大学党委一样，以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各类教师和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服务为理由，彻底地否定了这一观点。②尽管如此，毛的主要兴趣毫无疑问已经改变，把希望转向了人民群众和农村。
除了毛对城市知识分子的不满以外，促使他的思想转向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创立更大规模的农村组织以适应机械化和水利灌溉这种不断增长的倾向。这也是党的政策转向农村的主要推动力。早在1955年底，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一则编者按中，毛就宣布了大社的优越性，并写道：“有些地方可以一个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①在1956年春到1957年秋这段时间里，反对“冒进主义”的运动和其他因素，使毛倡导的某些更加激进的政策黯然失色，总的来看，毛的这一意见并没有付诸实施（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二、三章中有关开始“大跃进”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论述）。不过，在1957—1958年的冬天，一个合并现存的高级合作社的运动出现了。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凭借这个运动以势压人。1958年4月8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意思一样的指示，部分内容如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②这个指示正好是在毛参观四川红光的“大社”的消息在报上登出后的第二天发布的（毛在3月中旬视察该地，当时成都会议正在进行之中）。①这一巧合实在太明显了，不会是偶然所致。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建立大型组织的冲动的出现，是出于要在农村创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基层组织这样的考虑，其中首要的是促进水利工程发展的考虑。因此，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极力鼓吹大社，以及作为成都会议前导的南宁会议上，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听取有关修建巨坝控制长江水流的“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并主持会议进行这方面的决策，也就不足为怪了。②在成都会议早期，“大社”还不正式赋予行政和军事功能。这两方面的功能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所批准的“人民公社”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因此，人们不能说，两者都是公社，只不过是叫法不同而已。不过，它们已经开始具有这方面的一些特征，从而构成了很快就达到极点的公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当然，公社出现的历史本身不是我们这里要关心的问题，但上述的这些事实却与这一章的主题有关，因为它们表明了毛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对于1958年夏天突然到来的体制革命有着直接的作用，并且将在1/4世纪的时间里塑造中国的农村社会。
对于这一倾向的美妙想法，我们不仅可以在毛对农村社会的认同中发现，而且也可以从1955年集体化运动中就已支配他的太平盛世的梦想里看到。从毛于1956—1958年间在文章里反复阐述的主题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思想。根据他的思想，中国人民可以从他们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中，获取一些有利条件。1958年4月，他写道：“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③在这里，毛把他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中曾用不同语言表述过的两个互相联系的观点统一起来了。当时，他在讲话中谈到中国的“文盲”优越于西方的财富。从总体来说，农民是全体中国人民中最为贫穷的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受到物质享受的侵蚀较少，对现代世界的狡猾奸诈最为无知，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在道德和革命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毛的思想中这种倾向的深刻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追溯到他胜利地进入北京城之前在农村的22年艰苦斗争。我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关于“1949年以前的毛的思想”这一章的结语中指出，50年代晚期的经济政策的特性不能根据“延安模式”来描述，因为具体情况太不相同。①不过，它同延安和井冈山精神确实有着某种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在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得分外鲜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组建人民公社。毛在会上反复提倡取消工资制，重新采用战争年代实行的自由供给制，他声称，人活着只搞点吃的，同狗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他断言工资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其结果是“发展个人主义”。他评论说，有些人硬说平均主义会助长懒惰，但实际上等级制才是这样。②毛明确地把整个社会的斗争精神与牺牲奉献精神和过去的武装斗争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现在，在与帝国主义和自然力量所进行的双重斗争中，目标同样是清楚的，采用自由供给制度决不会削弱人民的主动性和献身精神。③在论述公社包含着“共产主义萌芽”时，毛把它们与城市进行了对比。在城里，人们需要“正规化”，还充斥着高高在上的大衙门。在号召拼命干、大炼钢铁时，毛指出，有些人批评后院炼钢是“农村作风”或“游击习气”，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它已经丢弃了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传统。①1958年9月29日在与一位记者的谈话中，毛又一次公开指责那些认为动员群众搞工业生产是“不正规”或是一种“农村作风”的人。②不过几个月后，即1959年7月，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指导失误，导致了“全局性的混乱”，并且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③只是因为推行军事共产主义式的自由供给制，毛泽东实施着的计划才被劝阻下来，周恩来根据各个部提供的资料作了精细的估算。结果表明，与工资制相比，自由供给制的昂贵简直是灾难性的。④顺便说一句，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发动、并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猛烈抨击了1956年“反冒进”的人，而周恩来就是这种抨击的主要对象。尽管如此，他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劝阻毛，显然证明了周的执著和威信。⑤不过，虽然毛承认这种想法在眼前是不现实的，但他继续做着这样一种乡村乌托邦梦。
然而，早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就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对自身的物质利益表现出某种依恋。他声称：“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几次重申了这一论断，并认为，在现阶段，在工农关系中仍然扮演着“老大哥”角色的是工人，而不是农民。①也许，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内心里，毛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解决这样的一个两难命题，即农民阶级既是社会的中坚，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又是工人阶级的“小弟弟”。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试图创立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模式中特别富有启发性的象征，就是“继续”或“不断”革命的理论。毛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这样阐述这一理论：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运动＇。……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②由于这段话说得清清楚楚，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造同时进行是大跃进的特点，总的来说，这同毛对革命的总的看法一样。与此同时，在1958年毛的眼里，技术水平和物质生产水平的迅速提高是很重要的部分。号召进行“技术革命”及1957年12月宣布的“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明显地表示了对生产和技术的重视。
确实，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曾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