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剑桥中国史-第62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筒黄鹈厥椋冶匦牍汀！雹谠诶斫庹舛位笆保颐遣荒懿徊慰济�1964年早些时候所说的这样一句话：“宣统的薪水一百多元太少了，人家是个皇帝。”③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对毛来说，除了“工人”、“贫农”、“革命烈士后代”等等外，还有另一种成分，那就是统治者。至于那些与他的地位，与这位以前的皇帝地位不同的人，是不能允许他们继续迷恋其特权的。
因而，在1964年12月20日的一次讨论中，他再一次谴责了干部中那些主要关心自己拿更大的工资额的“当权派”，并同意给其中的“极端恶劣分子”戴上“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但他警告不要过多地估计他们的人数。并且说，对他们不要提“阶层”，叫分子或集团就行了——很明显，他们的人数还很少，不能构成一个完全的阶级。①一星期以后，也就是1964年12月27日，毛宣称，中国共产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和一个资本主义派。这两派就这样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②这些论述以及毛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心，当然直接导致了他与刘少奇及党内其他人的冲突，并导致文化大革命。
①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19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1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415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01页。
①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72页。在官方出版的文件中对这一点并未作出如此的 强调，以致于外国同志更难了解中国革命。（参见《北京周报》1978年第27卷14期。）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0—141页。
② 同上，第126—127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185、291页。对本章第一部分里所阐述的理由，毛 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官方文本比红卫兵翻印本对苏联的批评更加坦率。这个文本已在施拉 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中。
② 《历史的经验》，第18—19页。
③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304页。
① 同上，第341—342页。
② 《学习文选》，第197—198页。官方修定的版本的相应部分中甚至没有提及苏联（《毛泽东 选集》第5卷第396—399页）——不必奇怪，因为这份文献首次公开发表是在1957年6月， 那时任何这样的否定性注释都不会有问题。
① 《学习文选》，第194页。毛泽东关于非对抗性矛盾的思想与列宁、斯大林的比较，参见施拉 姆：《有关中国“永远革命”理论文件集》，第32—38页。在1957年2月27日讲话的官方 文件中，毛对他前辈的评价转而相反。他说，“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毛泽东选 集》第5卷，第392—393页）
② 同上，第211—221页。
③ 同上，第212—213页。
④ 同上，第223—224页。（这个文集中收录的原文实际上印成了“我们的大国沙文主义”。但 是，我认为“我们”是“他们”的印刷错误。否则，毛可能是指，在他批评赫鲁晓夫对斯大 林问题的处理时，苏联斥责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那就是她坚持要在这类问题上发表意见。
① 1957年11月14日的讲话，见迈克尔·舍恩霍斯的译文，载于《共产主义研究杂志》1986 年6月第2卷第2期。
② 见毛1957年11月18日的讲话，在同一本杂志中有舍恩霍斯的译文。这些情况在胡惠强的 文章“大炼钢铁运动简况”中也有介绍，此文载《党史研究资料》第4辑第726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2—63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99页，又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83 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4—155页。
② “致王稼祥的信”，见《毛主席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批判》，第14页。
①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0—191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16—31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81页。
① 《毛主席关于国内民族问题的论述选编》， 1978年10月，第40—41页。
② 斯特朗：《同毛主席的三次会见》，第504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226—227页；《杂录》第296页。
② 斯特朗：《同毛主席的三次会见》，第504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475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12—113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180—181页；《杂录》，第85—86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337页。
② 关于柯庆施所起作用的材料，见1986年4月23日我同胡华的谈话。1986年4月24日我与 龚育之的谈话又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③ 张春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见《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
① 中国最近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倾向的最有权威的分析，见石仲泉的“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 级权利’和毛泽东对它的误解”一文，载《文献和研究》1983年，第405—417页。该文修 改后又在《红旗》1985年第11期（第12—22页）上公开发表。像最近发表的其他许多文 章一样，这篇文章明确断言，从大跃进开始，毛在把“资产阶级权利”的概念引入中国政治 言论中起着主要的作用。通常被译为英文“bourgeois right”，即“资产阶级权利”这一术语 出自马克思最有权威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在这本书中，马克思运用它批判了“不折不 扣的劳动所得”这一概念（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17—321页）。在德语中，法权是指 权利和法律秩序，权利指的是有权取得某个人的劳动（或人身权利的）报酬这一层意思。马 克思在此提到这个法权问题时，实际上是指这两方面的意思，在他明确指出“平等的权利按 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以后，他接着指出：“权利，就他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 同一的尺度……”换句话，使某人有权利这种意义上的权（或权利）是由法制或类似法律的 准则所规定的。中国人由于不接受为毛所使用的“资产阶级法权”（按字面意义讲，指“资 产阶级的法律权利”）这一译名，进一步混淆了其中的意思。1979年以来，它往往被译成 “资产阶级权利”，那就更有个人主观权利的意味。总之，毛最担心的就是他所注意到的这样 一个事实，即“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的严格运用，并没有考虑个人的社会需要，因而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像资本主义的劳动工资制一样，是很残忍的。
② 1969年9月11日对军事委员会的讲话。见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47— 148页。
③ “机关枪和追击炮的来源”，1959年8月15日，《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73页。
④ 邓力群在1981年8月11日和12日举行的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学术讨论会上回答关于1981 年6月27日决议问题时的发言。见《党史会议报告集》第145页。
① 陶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见《学习历史决议专辑》第121页。
② 《学习文选》，第305页。（1958年8月21日上午的讲话）
③ 同上，第311页。（1958年8月21日下午的讲话）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 192页。早先提到的“像地主一样装腔作势”，见毛在1958 年11月就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所作的讲话。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 年），第117—11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8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24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06、210页。（现在，人们知道他在讨论苏联教材的会议上的论说是根据他在1960年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编辑而成。）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69—170页。
③ 《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359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26页。
② 《资料选编》（北京，1967年1月），第277页。该指示的全部译文载于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四清：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58－71页，（毛的这段话是在第70—71页），该文是中国致苏联的第9封公开信中首次公开发表的。见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67页。
③ 《杂录》第351页，《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94—495页。
① 同上，第351页；另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02—603页。（关于这一论述的日期，另参见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于1981年出版的“1949年以后毛的论著索引”第2卷中的讨论，第47页。）
① 《北京周报》，1964年第1期，第10—27页。参见《红旗》1963年第24期，第1—30页（“一分为二”这一词出现在第4—5页）。关于毛与这一报告的关系，见S。施拉姆：《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政策（1978—1984）》，第44—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中文版），第498页。
③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与毛泽东的三次会见》，第499—500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5页。毛在其当时尚未公开发表的1960年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中，对宣传工具的影响力以及政治斗争的决定性领域——上层建筑，已经表示了同样的关心。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42—343页；杂录》，第266页。
① 这些是1967年5月出版的关于艺术和文学的“五个战斗性文件”中的两个。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指示的译文（这里稍有修改）见《北京周报》1967年第23期第8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10页。
③ 同上，第217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498—499页。
② 同上，第587页。
③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8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582—588页。
② 同上，第597—598页。
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
在讨论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实质以前，向我们自己明确提出如下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毛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的这一决定同上文所阐述的大跃进及大跃进以后所出现的综合症之间有什么关系？他采取这种极端的行动路线是否因为他的思想受到了歪曲或曲解，或者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是因为某些现实问题在困扰着他——这首先是要惩罚并最终消灭批评他的那些人的愿望？
尤其在讨论毛关于辩证法、阶级斗争的那些正在变化的观点时，我已指出，在我看来，这两个过程的因素均在起作用，但主导因素是第二个。换言之，其思想的政治根源和心理根源显然要比理性方面的东西更为重要。正如一位中国作者所说的，人们使毛完全相信，只有他本人的观点才是对马列主义唯一正确的解释。在毛看来，任何不同意其观点的人自然是修正主义者。结果，“事实愈证明他的思想不能付诸实践，他愈把这视为阶级斗争的反映，……视为党内出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映”。①专政、造反和灵魂改造
在文化大革命形形色色的思想及政策发明中，以激进的方式号召怀疑党和各种形式的权威（主席的权威除外）是这场动乱之初最为引人注意的现象。回顾起来，毛对上层领导的否定并不像当时表现出来的那样广泛，尽管如此，他实在走得太远了。
毛在1960年对苏联那本教科书的评论中宣称：“不管什么，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②然而，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群众只有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发挥其创造历史的作用。1965年12月，与党的大规模冲突来临之际，他又向前迈了一步，宣布民主就意味着“群众的事情要由群众自己来管理”。他接着说，有两条路线：一是完全依赖少数人，二是动员群众。他说：“民主政治”“必须依靠每个人来管理事情，而不能只依靠少数人”。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号召要依靠“党的高级领导和基层广大的人民群众”。③只是到了1966年3月文化革命真正开始时，毛才发出了更为激进的号召，提出群众可以不需要党的集中领导：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④两个月以后，这些“猴王”高举着毛的语录，包括“造反有理”这一口号，突然登上了历史舞台。“造反有理”这一口号是毛在1939年创造的，并把它归功于斯大林——这是种种讽刺中的讽刺。50000447＿0089＿0①“敢于造反，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宣称，“革命者就是孙猴子，……我们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我们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②这些红卫兵所要打碎的旧世界，当然，是受党控制的；他们不准备去纠正它，而是要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使之冰消瓦解，用一个全新的秩序去代替它。
毛本人从未宣布过这样的目标。他在8月23日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主要问题是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他几个月，……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哩！”③照字面理解，“几个月”可能是3个月或4个月，最多也就是6个月。其本质上是要使文化大革命更像一次普通的整风运动。尽管如此，由于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一段时期内，党只能以基层党委的形式存在，中央机构已被有效地打碎并停止工作。毛至少是在冒险，他不惜打碎他曾经为之奋斗40多年的政治机器，以便从中清除他的敌人。
随着事情向着这一方面的发展，到1966年底和1967年初，党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毛不得不在列宁主义与无政府状态之间作出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1967年2月，他在与张春桥和姚文元谈话时提到，上海有些人要求取消所有的部长，“这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是极端反动的。现在都不愿叫某某人某某长，而叫勤务员、服务员。其实这只是形式，实际上总还是长的”。①在讨论到反对把政府机关称作公社时（张和姚在上海就是这样做的），毛质问道：“我们党放在哪里？……在一个公社里必须要有党；公社能代替党吗？”②随后9年的历史充分证明，在毛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此时，另一种矛盾也逐渐变得尖锐起来。毛一贯认为，应该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自1960年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一趋势开始时实际上乃是毛企图在林彪掌握的人民解放军中形成一个权力基础的一种战术调动，这是因为他感到党正脱离了他的控制，而绝不是因为他思想中有了任何革新或突然的变化。但是，无论他本人当初的意图如何，实施这种战术很快把毛引向一些具有重大理论含义的方向。
在1964年2月发动“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7章）中，工业企业、学校以及全国其他各单位，都用军队的方式建立了政治部。这是事态发展中最重要的东西。军队不仅为这些部门提供了模式，而且还向它们提供了人员。这是毛事先就已亲自决定好的。1963年12月16日，他在给林彪、贺龙、聂荣臻元帅和肖华将军的一封信中说到：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提议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做政治工作。……看起来不这样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个工业部门（还有商业部门、农业部门）成百万成千万干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③这种依靠军队而不是党去领导其他组织的做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同样具有象征性的重要意义的事实是，到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导师。正是军队在1964年5月编辑出版了第一部“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另外，虽然人们并不知道毛参加了这一每日祈祷书的编辑工作，但他是该小册子的作者，因而就参与了有关的活动，该书序言的绝大部分出自1960年10月军委会议的决议，①而这一决议是毛亲自改写和批准的。因此，这一阶段确定了1966至1972年间无政府状态与军队控制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也确定了毛泽东思想中各个极点的进一步和最终的分离。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许多悖论都与青年人的作用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在运动一开始毛就向红卫兵们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像他和他那一代学生在1919年冲上历史舞台一样，争当先锋。但是，另一方面，1966年及其以后的方针却又极大地削弱了这些受过教育的精英的作用。红卫兵的无组织无纪律及自我放纵行为可以对此作部分的解释。1968年12月开始，毛把他们送往农村向农民学习“无产阶级觉悟”。在此之前，1968年夏曾为此批评过红卫兵。但这种悖论也反映出，在毛的思想和政策中，并没有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专业知识和受过较高教育的专业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矛盾均可在“又红又专”的口号下达到更大的统一。但事实上，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使重点发生了很大偏差，其方向不是用政治来补充知识和技能，而是用政治代替了知识和技能。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毛所信奉的现代化事业的整个基础实际上被大大地削弱了。
很多过分行为的根源乃是1968年7月21日毛发表的一项指示。这项指示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①1968年7月28日毛在与红卫兵领袖的谈话中，对上面的这段文字，也可能是对这段文字所出的那次谈话作了评论。在这个评论中毛本人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关心用于实践的技术，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怀疑正规教育的价值。他说：“大学还要办吗？”“要不要招生呢？如果要招呢；比如讲文科，你不招也不行。我那个讲话是留有余地的，并不是说文科一定不要办，我今天讲的是理科、理工科”。然而，毛又继续说道，“如果文科搞不出什么名堂，那就拉倒。”他说，高小学的东西到初中重复，高中学的东西到大学又重复，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像恩格斯和他自己年轻时候那样：自学或自修大学（像毛在1921年所做的那样。他最后说：“真正的大学是在工厂和农村。”②在理解这些话时，应考虑到这样一些事实，即与此同时，毛向他的那些红卫兵对话者们传达了一个非常严厉确实也非常无情的信息：即党是至高无上的，过去两年来他们一直热衷的活动再也不能被容忍了。在这种情况下，毛在某些事情上对他们表示赞同，给药丸包上糖衣，这是可以理解的。毛接着还说，考试是浪费时间，“所有的考试都应废除，彻底废除。谁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呢？谁考林彪同志呢？谁考我呢？谢富治同志，叫学生们都回学校去”。③学生们确实被召回了学校，虽然学校的考试规则被废除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但社会秩序却有力地恢复了。在向红卫兵们解释为什么不得不停止这一已经使成千上万人流血牺牲、两败俱伤的争斗时，毛宣称：群众就是不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你们能用这种方式联合成一个王国吗？
毛警告说：“如果你们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可以恢复军管，叫林彪下命令。”①当然毛确实这样做过，但是不管苏联和各种各样的“左派”怎样想，军队专政绝不是毛的理想。他“恢复军管”是因为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外没有其他手段能够阻止这场派性斗争。这种派性之间的战斗不仅仅是用砖头和弹弓打，而且还用步枪、坦克和其他重型武器。一旦局势变化、条件允许，毛就会重新确立党对“枪”的领导。他在1971年8月至9月与大军区司令员的一次谈话中论证了这一步骤的合理性。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行使领导权，不是最好的办法。他说：“军队历来讲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