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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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他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复杂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行使领导权，不是最好的办法。他说：“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放思想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事实上，这些讲话的主要目的是要恢复党的统一领导，使军队服从于党。毛说：“地方党委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②在中国以外的人普遍认为，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回顾历史，尽管刘少奇在这次会议期间所受到的正式贬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从1966至1976年所发生的一系列抛物线状的事件就是这样，也许我们能像中国人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说的那样，更为准确地将其称为“文革十年”。然而，从“九大”开始，我们确实看到毛泽东思想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新主题和新公式。
马克思与秦始皇：模棱两可的遗产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使用“文化大革命”这一术语作为一个简便的标签来描述，从1966年开始的这段时期，还没有进一步探究它的含义。在深入分析所谓“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内容以前——因为这场运动在1969年以后继续展开了，让我们首先考察一下这一表达方式的正确含义。
姑且不论“伟大”这一形容词，它纯粹是为了修饰或加强语气，那么，这是“无产阶级”的吗？是“文化”的吗？是一场“革命”吗？很清楚，毛相信这三者都是名副其实的。在我看来，这三者都不真实。但是，毛为何认为它们是名符其实这一问题，正是理解他最后10年的一切思想的核心所在。
事实上，毛赋予他在1966年发动的这场运动的三种属性，其理由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因而它们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换言之，它既是无产阶级的、文化的，又是革命的。其中的任何一个词都不能恰当地概括它的特征。
假如我们按照通常排列的顺序来分析这三种属性，那么“无产阶级”可能首先意味着“与城市工人阶级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1966年的这场动乱绝不是无产阶级的。就像我们在下一章要指出的，在其初期和形成时期，这场运动的突击队是学生而不是工人。尽管工人中那些所谓的“造反派”后来在各种政治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介入却很少体现马克思赋予城市无产者的那种纪律性和对技术现代化的倾向性。
就稍为宽泛的意义来说，如果“文化大革命”能促进工业的发展，从而壮大工人阶级，并为无产阶级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的话，也可以合法地称之为“无产阶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1968年12月，毛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城市工人的子女将在农村从贫农那里接受“深刻的阶级教育”。①正如我所反复强调的，虽然毛从未停止过号召加速经济的发展，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将会带来经济与技术的奇迹，但对经济发展的后果却表现出愈来愈多的忧虑。
1958年8月在北戴河，毛曾呼吁要恢复延安精神，不过当时的重点集中在经济目标上。另一方面，在1969年4月召开的新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毛以怀旧的语气说道，很多很多的同志为夺取政权而被敌人杀害了。他接着说：多年来我们都是没有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了这些地方；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②虽然毛断定，进入城市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他对现代化及其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态度却是非常模棱两可的。
即使文化大革命既没有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作用或也没有反映城市工人阶级的理想，仍然在唯一一种意义上称之为“无产阶级”的，是它遵循了毛所定义的“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已提到过毛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用以观察阶级的三重构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客观的阶级出身从未被人们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东西，但作为衡量阶级属性的主耍标准的主观因素一般来说具有高度的、决定性的意义。
列宁曾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语气写道，区分阶级的根本标准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1966年11月，毛的歪才子康生说，列宁的阶级定义已经证明是不充分的，因为阶级差别也属于政治和思想范畴。1970年康生更加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存在的最明显的特征是经济上的剥削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尽管各阶级之间仍有经济矛盾，但阶级的存在则只是反映在它的思想上和政治上。”①在这一时期的中国，这个意义上的阶级究竟在哪里和以什么方式“表明其自身存在”？我们暂时撇开这个问题不谈。显然，以思想标准划分阶级，实际上是把毛在1966年发动的这场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引入了文化领域。换言之，这场“革命”只有在它也是文化的情况下，才是无产阶级的。
一些天真的观察家当时宣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1966年的事件与“五四”运动一样，在同等意义上构成了一场“文化革命”，并且真正继承了“五四”运动的传统，这实在是荒谬的。而用毛逝世后中国流传的一个充满苦涩的笑话：“文化革命”是革文化的命，以此来描述这场动乱倒是比较恰当的。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场动乱的发生的确是出于毛对某种文化现象的反应，它始终以强调文化和心理改造为标志。
可以举出几个表明这种倾向的例子，这些都能明确地反映毛的长期信念。如通过灌输或思想改造来改变人们的态度，就能改变他们的客观属性，强调“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是要构成一个造成一种新的政治实体主观改造过程。还有概括了这些思想和政治全部内容的“斗私、批修”这个口号，其含义是，即使在那些老革命家和无产阶级战士的思想中（也许毛本人不属此列），也可以发现“资产阶级”倾向。
最后，无论这场斗争的后果多么激烈，也无论它释放出的狂热有多么疯狂，这样一些事情能被称之为革命吗？从广义上讲，“革命”这个词有两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含义。或者是指不同的阶级、社会集团或政治派别夺取政权；或者是指运用已经获得的权力去改造社会。理论上说，按照毛的观点，中国自1949年特别是1955年以后，已经完成了第二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是，我曾经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经济内容在他最后十年的计划中却没有得到广泛的表现。思想态度的转变当然是社会转变的一种形式。但即使是这样，其最终所起的作用相对来说也是有限的。在毛的思想中居于支配地位的仍是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
在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统治了17年之久的国家里，这种事情之所以可能发生，仅仅是由于把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走资派”，即那些胆敢在物质刺激到文学和哲学问题上不同意毛泽东的任何意见的人，重新定义为阶级敌人，并要从他们手中夺回权力。所以，归根结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革命”是由于对其目标所作出的思想和文化上的规定。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公开宣布赞成巴黎公社式的群众民主开始，以赞美十恶不赦的中央集权的专制暴君秦始皇而告终。在这10年中，人们看到林彪的沉浮和解放军影响的兴衰，也看到支持“皇帝周围（或女皇周围）的法家领导集团”的党在沉浮和失去她的部分光辉。①林彪没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不愿意接受军队重新服从党的领导这一事实，除此之外，其他方面的原因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兴趣。这一事件，尽管让人弄清了中国政治体制的职能，但它与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分析几乎毫无关系。另一方面，“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对汉学家是一个迷人的主题，而且在理论上也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向是1973至1974年发展起来的对秦始皇的狂热崇拜。“上海激进派”也在宣扬这样一种由一个独裁者统治的中央集权的思想，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自相矛盾，因为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统治是国家的两种弊端，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大跃进期间，毛毫无顾忌地颂扬秦始皇，并将他看成一位先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毛在当时和后来，对秦帝国统一的历史意义持有与1973至1975年间的思想家们相同的看法。那时，据说毛在前面引用过的1958年的演说中，详细阐明了“革命暴力的进步作用，揭露了攻击秦始皇就是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实质”。①70年代中期的材料对此从未直接做过结论，但它们所暗含的意义却很清楚，即就是像秦始皇这样的历史人物，如有可能的话，应当被翻出来重新使用。林彪批评毛是个暴君。与此相反，正直的人应当把秦始皇看作一位革命领袖，把秦的独裁看作一种原始的无产阶级专政。
很明显，按照这一推论，随着秦王朝的建立，不仅仅要变革国家组织，而且也应变革“生产方式”，即改变统治阶级。因此，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应是在公元前5世纪乃至公元前3世纪。毛本人在早些时候（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第一版中）曾认为这个转变是在公元前11世纪。可以设想，自1939年以来，毛或许已经改变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无论如何，1972至1974年间提出的这一观点是某些中国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持有的观点。然而，即使在公元前3世纪末统治阶级发生了变化，即“新兴的地主阶级”以法家思想为指导，自觉地改造中国社会，而在同样意义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今天也在那样做，但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一观点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历史上看它是荒谬的，而认为毛一贯信奉这一观点也是没有根据的。
为这一系列论点所作的唯一辩解，似乎是为向其他人表明中国早在其他国家之前就具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思想。换言之，在提出秦始皇的类比方面，姚文元和“四人帮”的其他理论家们实际上都是林彪的信徒。他们把“阶级斗争”奉为一种像搞一连串的宫廷政变那样的极端老式的中国政治观点。尽管毛对中国的文化遗产感到自豪，但他的态度比较微妙，很少有狭隘的民族主义。
然而，正如我们所强调的，60年代中期，在当时产生的紧张冲突中，相反的见解出现了全面的分离倾向，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进一步发生了分裂。
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可以认为，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毛思想中的复活，尤其是由于受到一种类似道家根据潮水的涨落来理解对立物之间关系的倾向的影响，毛的哲学观点此时发生了变化，他不再把历史变革的方向纳入辩证法过程的结构中。但毛对革命前途的悲观主义也是由于他担心中国和苏联会出现“复辟”而产生的。毛因为实行了他本人和周恩来仅在一两年前制定的较为温和的路线，他的头脑中再次想象出“修正主义”的幽灵。1973年，毛倡导了“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成了运动的真正目标。正是这同一幽灵的作用，又使他全心全意地支持由张春桥和姚文元在1975年春发起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运动。①约瑟夫·埃谢里克把列宁和毛作了区别。列宁“总是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小生产经济’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而毛则认为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党和国家机构里出现一个新的阶级。②这种方法使埃谢里克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在一个走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复辟”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新的资产阶级可能成为世袭的统治阶级。他提请人们注意毛在1960年读苏联教科书笔记中有关批评干部子弟的缺点的那段引人注目的谈话：我们的干部子弟很令人担心，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革命先烈，要完全靠自己。①在回顾毛在60年代对斯诺和其他人就中国青年的缺点所作的评论时，埃谢里克认为，在毛看来，这些干部的子女可能继承他们父母的地位和特权，因而就会构成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由于集团本身的存在数代不变，它最终将使自己转变为一个阶级。②这个论点存在的问题是，它没有对官僚阶层和社会上其他人之间的关系作认真的分析，或者对称它为一个阶级这一论点提出任何论据。我并不是说某个论点的形式宁愿不能以阶级的统治为中心，也不能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中心；不能把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看作本文所说的“新阶级”或“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过去的30年里，从德热拉斯到巴罗，许多人正是这样做的。此外，根据一切可得知的事实，似乎表明毛本人在晚年也有这个倾向。他不仅接受了康生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表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而不是根据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但他实际上的确赞成在1975年和1976年间提出的观点，认为在中国，应当主要地或果断地到党内去找资产阶级。此外，毛接受了这个逻辑推论。这个推论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即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国家机器的途径来剥削工人和农民的。③然而，即使我们断定毛在70年代初持有这一观点，但他也没有提出系统的观点来论证它的正确性——的确，那时他也许不能这样做。在我看来，写过有关这些问题的那些西方学者，也没有替他那样做过。①关于新旧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根据毛的说法，用相当篇幅论述领导干部中特权阶层的自私和腐朽行为时，将这些“极端孤立的人”看作那些实际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被推翻的反动阶级”残余分子的工具。姚文元写道：如果不限制“资产阶级权利”和物质刺激的作用，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②这段分析同样没有解决问题，与新的官僚主义精英控制着生产资料这一说法相比，它更难以符合实际。难道在革命后长达1/4世纪之久的中国，1949年以前的资产阶级真的如此强大吗？首先，党内的“新阶级分子”——他们醉心于现存秩序下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和利益，——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参与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内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肯定会认识到，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他们将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与往日的“真正”的资本家进行竞争，并且很快就会失去他们的特权地位。在明确根据50年代末期以来毛本人著作里出现的思想倾向而建立起来的社会里，这两种前景都提出了“新阶级”的作用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毛主要关心的是，革命以后的中国，“资产阶级”态度如贪恋金钱、享受和特权等等是否会复活的问题。在他看来，物质报酬上的不平等会助长这种偏向——因而无论适当与否，他支持1975年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但归根结底，他更关心的是改造“内心”或“灵魂”的斗争。毛之所以将他的注意力集中在党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上，其部分原因是由于这种人享有更多的、很可能腐化他们的特权，和更多的、会使他们去腐化其他人的权势。
同时应当强调的是，毛认为腐化的根源不仅仅是指权力的报酬，而且还有权力本身。1976年5月，人们引用了毛一生中发出的最后几条指示之一。这条指示指出，革命将来还会发生，因为“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①没有什么办法能证实这条语录的真实性，但听起来它却十分像是无拘无束的毛所说的。尽管毛由于需要继续担任领导职务，致力于国家的强大，他显然对任何人——除了他这个皇帝本人——被委以权力表示怀疑。
我已反复强调过，在毛的晚年，他的思想和行为中显著的极端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是从他关于保证完全彻底地、系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和原则，例如反对阶级敌人的斗争，缩小城乡差别和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等一系列必要措施所作出的结论为基础的。但是，这一源于西方的思想虽然被曲解，并被作为毛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保留下来，但它们并没有抵消中国传统在毛的思想和在中国政治制度中所占有的日益增大的影响。
除了以上所讨论的对秦始皇的崇拜以外，这种倾向的另一方面是强调要忠于领袖和他的思想，这是通过“忠”的符号来表示的。像红卫兵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仅能熟背“红宝书”，能够在每个场合背诵合适的语录，并以此显示他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而且，他们还“无限忠于毛主席”，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中国，这种高于一切的品质是区分真假革命者的试金石。
在《左传》鲁成公九年里写道：“无私，忠也。”这句话的大致意思可以理解为：“无私的人是真正的忠（于统治者）”，在毛的晚年，中国人反复学习了这一公式。一方面，真正无私的，愿意像雷锋那样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人民服务的人，是毛主席真正的和忠实的信徒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反过来说，忠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正是由于这一事实，成为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并赋予其他一切革命美德。①在这一方面，和秦始皇一样，毛在其晚年，完全从一个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来表达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袖变成一个传统的价值观念和思想在其思想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的折衷主义者。
①　王年一：“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对形势的估计”，见《党史研究资料》第4期，第772页。为进一步探讨文化大革命的心理根源，可参考S。施拉姆的论文：“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第221—224、233—237页。还可参考他的“剧变的限度：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中的地位的看法”，载于《中国季刊》1986年12月第108期，第613—624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206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30页（1964年12月21日与陈伯达和艾思奇的谈话）。
④　同上，第640页。
①　《毛泽东集》第7卷，第142页，译文见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427—428页。
②　《人民日报》，1966年8月24日；《北京周报》1966年第37期，第2—21页。
③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53页。
①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77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70—671页；另见《杂录》，第453—454页。
③　《资料选编》，第287页。
①　1960年10月20日的决议由J。切斯特·郑翻译，收录在《中国红军的政治》第66—94页。与《毛主席语录》的前言的相应的部分在第70页。另见同一卷第30页。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亲自”修改了这一决议。
①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第371页。上海机床厂的例子可参见《北京周报》1968年第37期，第13—17页。
②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93、706、　695页。另见《杂录》，第475、488、471页。
③　同上，714页；另见《杂录》，第496页。
①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698、　688页；另见《杂录》第481、　470页。
②　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96页。
①　《北京周报》，1968年第52期，第6—7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88页。
①　《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18—19页。
①　梁效：“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红旗》1974年第10期，第60页；另见《北京周报》1975年第2期，第11页。
①　靳志柏：“批孔与路线斗争”，见《红旗》1974年第7期，第32页。另见《北京周报》，1974年第33期，第11页。
①　廖盖隆：“历史的经验”，第147页。
②　约瑟夫·埃谢里克：“关于‘资本主义复辟’：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见《现代中国》第5期（1979年1月），第57—58、7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