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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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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种观点，即从政治分析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又是非常有趣的。政治学家们常常提及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危机”：现行的政治机构由于经济处于过渡阶段、知识界发生骚动，以及政治的动员、社会的变革等原因①，遇到了挑战甚至被动摇，发生了危机。如不进行有效的改革，政治危机就可能发展成暴力、混乱、反叛甚至革命。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初看起来，就像20世纪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的，似乎是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场危机。中国共产党在城市中面临着高层次的抗议，因为城市里对许多社会、经济和组织政策存在着广泛的不满。中共既无法压制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又无法有效地迎合他们。这种情形的结果，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直到军队干预，恢复秩序，开始重建政治体制为止。
不过，文化大革命的独特之处是，这场危机是由政权的领导人自己引发的。使共产党的合法性产生疑问的正是毛自己，是他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削弱他自己的政权，也是他为人们的抗议和不满提供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词汇。这个曾经发动革命反抗旧政权的人现在又发动革命来对抗自己亲手缔造的新政权。
但是，毛的第二次革命却远不如第一次革命成功。根据毛的观点，成功的革命，既是建设又是破坏：建设一个新秩序，同时破坏一个旧秩序。毛第一次革命的指导思想中，不仅有对现存体制的批判，而且有对未来新政治经济体制的整体设想。与此相类似，第一次革命不仅发动了广大对现实不满的人，而且创造了具有高度纪律性的、能在夺取政权后有效执政的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与此相反，毛的第二次革命既无明确的指导思想，也没有产生能执行新的方针政策的统一组织。它推倒了旧政权，留下的却只是一片混乱。
本章是对文化大革命前期三年半的历史作一描述和分析，也就是从1965年底的前奏到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时期被某些学者称为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其余的称作狂热阶段。正是在“红卫兵”阶段，毛所引发的政治危机陷得最深，混乱最严重，生命代价最高。
这三年半的时间可分为几个小阶段，每一阶段在本章中都将逐个论述。第一阶段，从1965年秋到1966年夏，毛与党的机构的矛盾上升。在这一阶段，毛开始发展自己的权力基础，与他认为是修正主义分子的党的领导人相对抗。毛利用他的政治资本，罢免和贬谪了一些军队、文化部门、北京市政府和政治局里他所不满意的人。然后，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使中央委员会正式批准在更大规模上批判修正主义。
第二个阶段，从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6年底。在此期间，毛对党的机构的攻击迅速遍及全国，红卫兵充当了主要工具。但这一时期的结果，却与毛的初衷相左。很明显，他原希望红卫兵会形成统一的群众运动，领导干部们也会坦诚地接受来自这些特殊组织的批评。这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党的方向得到纠正，党的权威也完整无损。事实上，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红卫兵分裂成互相对立的派别，一派攻击党的机构，另一派保护党的机构。省、市级的领导开始时压制群众运动，尔后与之合作，最后采取逃避态度。红卫兵各派系之间及群众运动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对抗不断升级，不仅没有加强党的权威，反而削弱了党的权威。至1966年底，中国许多重要城市的政治机构完全瘫痪。
在第三阶段，即从1967年1月至1968年年中，毛下令：向已名声扫地的党的机构夺权。究竟采用何种程序夺权，毛经过数周犹豫之后，决定政权应当分享，在省、市级，由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群众组织、运动中生存下来的领导干部和人民解放军三者联合掌权。问题是三者中无一完全可靠。群众组织动辄搞暴力和无政府，领导干部与人民解放军（尤其在省、市级）则联合起来压制最难驾驭的红卫兵积极分子。毛已不能完全控制他自己释放出的各种社会力量，他唯一的办法是使鹬蚌相争。结果是再度混乱。毛最后得出结论，阻止全面崩溃的唯一办法是遣散红卫兵，让军队恢复秩序。
这一决定标志本章将要讨论的最后一个阶段的开始：重建中国政治体制。这一过程的最高潮是1969年4月党的九大。九大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批准了新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新的党章。由于军队在这一阶段发挥了突出作用，所以九大决定许多领导职务由军官担任，甚至国防部长林彪被指定为毛的接班人也就不足为奇了。可是，尽管军队在军外的权力迅速增长，也不足以恢复政治稳定。权力仍被三者分享——发动红卫兵的激进知识分子、备受攻击而幸存下来的老干部及压制红卫兵的军队。正如本书以后几章所描述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阶段留下的遗产是长期的不稳定，直到毛泽东去世，清除了激进派，邓小平出任中国的主要领导后，这种不稳定势态才得以完全清除。
① 伦纳德·宾德等编：《政治发展的过程与危机》。
走向对抗
政治冲突的根源
在本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对中国的政治形势越来越不满。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上，党通过了一系列毛认为不必要和不能接受的政策，如：农业恢复搞承包，工业中采用物质刺激，公共医疗过分集中在城市，双轨制教育的发展，文学艺术中一些传统主题和风格的再现等等。这些政策大多是在反右和大跃进之后为恢复社会团结，提高生产力而制订的。可在毛的眼中，这些措施只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特殊化、特权阶层和不满，而这些与他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完全不相容的。①由于毛与主要同事之间个人关系日渐紧张，毛对党的政策就更加不满。首先，毛认为背叛他的事件越来越多了。虽然在1958年底，据说毛自愿从日常领导事务中退下来，但他日益不满的是党的某些领导，尤其是总书记邓小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未与他商量就作了决定。在1966年10月毛曾说，“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1959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②1961年3月，当毛发现邓未与其商议而在农业改组问题上作出了一些重大决定时，曾讥讽地问，“是哪个皇帝作的这些决定？”③60年代新闻与文学中出现针对其领导方式的含沙射影的批评，毛对此感到很恼火，对那些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包括彭真和陆定一）听之任之的态度更为气愤，这也是可想而知的。
此外，毛由于无法使官僚机构执行自己的意志而日渐灰心。1962至1965年间，在他一直感兴趣的五个领域内，毛曾试图改变党在大跃进后所采取的一些政策。他曾阻止农业包产到户的潮流；提议改革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和考试制度；批评公共医疗设施过分集中在城市；建议创立农民组织来揭发农村公社党政干部的腐败无能；谴责文化领域中传统主题和修正主义理论的重新抬头。
尽管党的机构对他的每一倡仪最终都作出了相应的反应，毛却认为是半心半意，极不热情的。其中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许多高级领导人继续支持党在大跃进后所实行的政策，不愿因有毛的指示就加以改变。对毛的指示的消极反应也部分说明了政府机构的意图，一方面按部就班，尽量多地维持现行路线政策，另一方面，按照毛的指示，采取一些新的行动。除此以外，毛的意图往往是用含混不清的语言表达出来，他善于着重批评一些他不喜欢的做法，却不善于提出具体的改进办法。
不论怎样，毛得出结论，政府机构的消极反应，精神生活中传统的“资产阶级”观念的出现，以及国民经济战略中过分强调效益等等一起构成的修正主义的危险——根本脱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正在中国出现。首先，毛对这方面的担忧是低调的。如在1962年，他号召全党克服修正主义，但又说这一任务不应“干扰我们的（日常）工作……或占非常主要的地位”。①同样重要的是，起初是通过温和又非常传统的方式来克服党内修正主义倾向：在官僚机构内部发动一场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和向模范干部学习的运动。
但是，这些措施并没奏效，毛的警告就更尖锐了。他最后得出结论，修正主义比他预料的还要广泛，党内的一些高级领导人不愿有效地处理这一问题，很可能，是他们自己也有修正主义思想。在1965年9月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毛就问他的同事们，“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①渐渐地，这些针对修正主义的警告变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系统理论基础。很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运动的理论依据尚未完善之前，运动已经开始了。但是，1967年发表的两篇社论，中国人认为是充分表述了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②的新理论。尽管这些文章不是毛本人所撰写，但没有理由怀疑文章反映的不是毛的观点。
概括起来说，这些社论的结论是，在毛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而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复辟。毛相信，斯大林死后苏联的经验证明，如果修正主义分子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取得了权力，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有必要经常与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作斗争。实际上，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这将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种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在一场文化革命中将“大胆地唤起基层的广大群众”，不仅批判党内当权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且批判存在于他们自己思想上的自私和自由化的倾向。因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于人类的自私自利，所以必须要有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革命才能保持社会主义社会的纯洁。
铸造毛的权力基础
到1964年，对党的机构发动攻击的力量基础开始建立。这一势力基础的各部分开始是逐个形成的，相互间似乎没有协调。一个部分是由社会和经济政策而非人为操纵所产生的，这些政策在社会中，尤其是在城市青年中制造了一群社会地位低下、幻想破灭的人。第二部分是在毛的妻子江青的指挥下，在知识界和文化界逐渐形成的。第三部分是由国防部长林彪在部队中组成的。在1964至1966年间，这三支力量有组织地形成了一个政治联盟，在毛的领导下可以有足够的力量发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地位牢固的党的机构。
人民解放军毛的权力基础中最关键的部分，是林彪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如果中国这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驾驭得住的话。①林彪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他一直非常注重在军队中恢复政治工作——一项一箭双雕的政策，一方面保证武装力量对毛领导的忠诚，另一方面提高自己在毛眼中的身价。林在人民解放军的基层单位重建了党支部（原文如此——译者），复活了在彭德怀领导时期日渐松散的政治部工作系统，加强了党的军事委员会对军队的控制，林还强化了军队的政治教育项目，主要以新编的毛泽东语录作为基础教材，这种语录小册子成了以后红卫兵携带的红宝书的原型。
同时，林也寻求恢复一些革命时期的军事传统。在5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游击战的组织原则和战术原则被搁置一旁，采用了具有正规军特点的原则。建立了正式的军衔制。民兵的地位降低，彭德怀建议以更为正规的军事预备役制度取而代之。早期的“军事民主”不见了，更强调军阶等级和军事纪律。苏联军事理论（注重阵地战与现代化装备）取代了用原始武器打运动战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反对抛弃人民解放军的革命遗产而采用这些“外国战略战术原则”的呼声早在50年代中期已很强烈。所以在50年代最后几年，当彭德怀还担任国防部长时，有些恢复某种平衡的做法已在进行。但是，在林彪的领导下，这一“重新革命化”的过程加速了。新的军事条例强调一些传统观念，如政委与军事指挥员的联合领导，维持部队忠诚与士气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军民的紧密关系，官兵平等，等等。军事战略再次强调步兵（与专业化军种相对立），民兵（与正规军相对立）的重要性，强调小分队战术（与诸兵种协同的大规模军事演习相对立）。最后一个尤具象征意义的步骤是在1965年废除了军衔制，将士们取下了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穿、戴的苏式制服与识别标志，重新穿上延安时代的无任何标志的草绿色军装。
可是，林彪也不允许自己的这一系列政策削弱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尽管他声称取得军事胜利，人的因素比武器更重要。林还是支持空军的现代化和研制中国的核武器。他说，政治教育在部队训练中应占高度优先地位，但他也督促部队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军事操练上而不是政治学习上。林多次重申人民解放军要遵循人民战争原则，但民兵活动规模比大跃进时的高潮时期缩小了很多，农村民兵组织更多地从事农业生产、维护治安而不是军事活动。
这样，在60年代初，林不仅恢复了部队的政工系统和一些传统军事思想，也成功地于 1962年与印度在边界打了一仗，两年后又引爆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些成就表明，人民解放军的“红”并不是以失去“专”为代价的。
60年代初期人民解放军的非凡表现与同期众所周知的党政机构的软弱无力形成明显对比。所以，毛把林彪看成比刘少奇或邓小平更能干的组织管理者和更为忠诚的副手，并且把人民解放军作为政府机构学习仿效的楷模就不足为怪了。为此，1964年2月，发起了“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全国性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政府机构以人民解放军的政治部作典范建立了自己的政工部门，这一机构负责政府官员的日常政治学习。政工部门中约30％至40％的职位由军队转业干部或直接从部队借调的军官担任。①林彪自然很乐意让军队充当这一新角色。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林彪首先提议在政府机构中设立政工部门，更有可能是林彪提议将政府机构的政工部门统一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管辖。如果这一建议被采纳，将会大大增加军队在政府事务中的影响，侵犯了党在这一领域内的传统责任。虽然刘少奇同意毛的决定，在政府机构内设立政治部，但他坚持政治部应由负责经济工作的党的机构来管辖，而不受军队政治机关领导②。
尽管如此，“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倡议和政府机构中政工部门的设立使解放军和林彪对政府事务比5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期都具有更大的影响。1966年2月，人民解放军召开了一次讨论文化工作的会议，名义上只限于军队内部的文艺工作，实际上对全国文艺界都有很大影响。③1966年3月，林给一次全国性的工贸会议写了一封信，号召经济管理者们更积极地学习毛主义——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信件，但却标志着林对全国性的经济工作有了更大的发言权。④激进的知识分子最初的毛联盟中的第二支力量是激进知识分子的小集团，到1966年年中，他们充当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裁判者和群众发动者。纠集这帮极左宣传家和作家的关键人物是毛的妻子江青，她很快认识到，毛与党的机构的紧张关系给她带来了可以实现自己政治野心的极好机会。
江青1937年去延安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之前，是上海的一个二流演员和文艺圈中名声不太好的女人。她与毛1938年的初次接触给这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从舞台转向政治提供了机会。由于她复杂的背景，她与毛的婚姻遭到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只是在她同意30年内不参加政治活动后，这桩婚姻才得以认可。①由于健康原因，她在50年代遵守了自己的诺言，但到60年代初，她健康状况好转（虽然脾气依旧），开始着手一项新的工程：改造中国文化。她承担这一任务，一是她早期的舞台生涯使之勉强说得过去，而主要则是毛对文化领域内的“修正主义”日渐不满，给了她实质性的鼓励与支持。
江对京剧改革的最初努力遭到一些颇有名望的表演家的蔑视和负责文化事务的官员的反对，新闻界对她也不屑一顾。②遇到这些阻力，江转而求助于北京和上海的一批较年轻而相对激进的文人。与那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年纪较轻，地位较低，较少从世界范围来看问题，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更彻底。自1957年的反右运动以来，出于信念和职业的原因，在有关学术和文化问题上，他们中许多人都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态度。他们在60年代初期文化气氛比较宽松时，经常与他们更具自由化倾向的上司进行论争。③江青与这些激进知识分子中的两部分人发展了关系：一部分集中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包括关锋、戚本禹和林杰），另一部分集中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包括当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以及姚文元）。前一部分人学有专长，精通历史和哲学，与之相比，上海这一批人在新闻批评方面更有经验，更懂得创造性的艺术。在北京方面，多年担任毛泽东私人秘书和理论家的陈伯达促进了江青与这些人的交流；在上海方面，共产党华东局书记柯庆施为他们的联系提供了便利，与其他许多领导人不一样，柯庆施在大跃进失败后，仍然紧跟毛。
1963至1966年期间，江青与她的文人小集团将主要精力放在文艺事务上，尤其是她感兴趣的京剧和其他表演艺术的改革。（在这一行动中，共产党中南局书记陶铸也支持了江青。）可是，随着毛与党的机构之间的对抗逐渐加剧，这些激进文人开始转向更为公开化的政治问题，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既批判毛的对手，同时也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理论基础。
毛阵营中的这第二支力量，用洛厄尔·迪特默的话来说，充当了“帝王亲信”的角色。①这些激进文人没有丰富的经历，政治立场比较教条和理想主义，除了通过江青与毛有所联系外，并无独立的政治声望。他们在现行的政治秩序中没有多大的既得利益，清楚地认识到反对现行体制比耐心地去适应更有助于他们飞黄腾达。一旦毛发现他们的忠诚、他们的宣传技巧、他们对激进理论的娴熟，使他们可以用作攻击党的机构的工具时，他们的权力也就增大了。
群众基础毛联盟中的最后一支力量，在 1966年年中和年底以前还处于隐蔽状态的是群众基础，主要由中国城市社会中那些自认为地位较低的人组成。似是而非的是，正是毛推动下出台的两项政策大大加剧了中国城市社会的紧张状态：学校招生和安排就业时要重新强调阶级成分；从郊区农民中招收一些临时工进工厂干活。实施这两项政策据说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
毛的群众基础中最积极的一部分是高中和大学里的学生。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主要出于年轻人正常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使他们与毛一样对地位优越的社会成员，对不平等，对60年代中似乎正困扰着中国的官僚机构的迟钝感到愤慨。毫无疑问，这些学生也很愿意得到因参加毛的反修运动而带来的地位与权力。
此外，60年代初期的教育政策也给中国学生带来分裂与痛苦。上小学和初中的机会增加了，而同时，高中和大学的招生人数却比大跃进时大大减少了，主要原因是国家在经济衰退时期要努力紧缩过大的财政开支。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前者的学生比后者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此外，在1964—1965年间，规定没有上大学和进工厂的中学生要大量送往边疆和农村，①这一政策成为后来大规模上山下乡的前兆。
往上爬的机会减少了——这就是永久送往农村的真正危险所在——广大学生便全力关心着晋升的标准。表面上，决定学生上重点中学、大学和安排理想工作有三条标准：家庭成分、学习成绩和政治表现。但是到60年代中期，标准的重心变了，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现变得越来越重要，学习成绩则不怎么看重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最幸运的是那些出身于干部或军人家庭的学生，他们的学业成绩并不见得比别人好，但由于把家庭出身作为升高中、上大学和入团的重要标准，他们就得到更多的优惠。其次是来自工农家庭的学生，他们良好的家庭出身可以弥补其学业的平凡。处于最底层的是出身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家庭的学生，他们常常成绩最好，但他们“很差”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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