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剑桥中国史-第63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②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23页。
③ 见于尔根·多姆斯：“文化大革命和军队”，载《亚洲概览》第8卷第5期（1968年5月）， 第349—363页；于尔根·多姆斯：“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中的作用（1967—1968）”， 载《中国季刊》第44期（1970年10—12月），第112—145页；哈维·W。内尔森：“文化 大革命中的军事力量”，载《中国季刊》第51期（1972年7—9月），第444—474页；内尔 森：“文化大革命中的军队官僚”，载《亚洲概览》第14卷第4期（1974年4月），第372— 395页。
① 多姆斯：“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过程中的作用”。
② 对中国军事政治中野战军作用的分析，常见的参考书有：威廉·W。惠策恩、黄震遐：《中 国的高级指挥：共产党军事政治史（1927—1971）》。也见钱玉生（音）：《衰退的中国革命： 军队中的不同意见与军队的分化（1967—1968）》；威廉·L。帕里什：“中国军队政治中的派 系”，载《中国季刊》第56期（1973年10—12月），第667—669页。
③ 《一场大审判》，第82—89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45页。
②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6卷第2期（1973年夏季号），第96－99页。
③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卷，第451—455页；《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9卷，第826页， 《有关共产党中国的译文集》（1970年2月12日），第44—45页。
① 《文件集》，第19—20、21页；《大审判》，第160、164页。
① 《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9卷第826期；《有关共产党中国的译文集》（1970年2月12 日），第22页。
② 《文件集》，第54—55页。也见迪特默：《刘少奇》，第152—153页。
③ 《文件集》，第56、61、66、71—72、78—79和89页。
① 同上，第84页。
② 《文件集》，第72、82、83、85和87—88页。
③ “二月逆流”的叙述来源于1979年2月26日《人民日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 态》，1979年2月28日，E720；1984年10月21和22日《新华日报》中聂荣臻回忆，见 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年1月6日，K2124。也见李：《文化革命的政治》第 6章；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5章。
① 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220页。
① 对“武汉事件”的叙述根据陈再道的“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见《革命史资料》第2期，（1981年9月），第7—45页。和托马斯·W。鲁宾逊：“武汉事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地方冲突和省级官员的造反”，载《中国季刊》第47期（1971年7—9月），第413—438页。
① 《文件集》，第111—112，115—116页。
①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增刊）》，第198期（1967年8月），第8页。
② 有关这一时期外交部的斗争，参见梅尔文·格托夫：“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外交部和外交事务”，载鲁宾逊：《文化大革命》第313—366页。
③ 关于这一时期重新复活的激进主义浪潮，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8章，以及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8章。
① 《红旗》第12期（1967年8月），第43—47页。
② 多比尔：《文化大革命史》，第207页。
③ 有关“五一六”兵团垮台的情况，请看《当代背景材料》第844期（1968年1月10日）；巴里·伯顿：“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阴谋：‘五一六兵团’”，载《亚洲概览》第11卷第11期（1971年11月），第1029—1053页。
①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4026期（1967年9月22日），第1—2页。
② 同上，第4069期（1967年11月29日），第1—9页。
① 解除杨成武职务的材料是由事件的参加者包括那些与林彪亲近的人提供的。见考：《林彪》，第488—500页，在《新华日报》（1984年10月9—10日）和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年11月5日聂荣臻的文章，（第18—21页），以及在《北京晚报》1985年4月12日及1985年5月1日的傅崇碧的文章，（第9—10页）。也见哈维·W。内尔森：《中国的军事体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织研究》，第97—101页。
① 孙敦В骸独方惨濉罚戮恚�270—271页。
②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卷，第470页。
①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105页。
② 《北京周报》第11卷第35期（1968年8月30日），第3—6页。
③ 托马斯·P。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中国青年从城市走向农村》，第57—58页。
政治体制的重建
随着1967年8月底清洗“五一六”兵团和翌年春天遣散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重心从对旧秩序的破坏转变为创立新秩序——从中国人所谓的“批斗”时期转变为“批改”时期。重建政治体制包括两个方面：完善革命委员会组织和重新恢复党自身的地位。
这一时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形式上，中国“新”政治秩序的结构与文化大革命前夕存在的那种结构几乎没有什么差别。①文化大革命以沿着巴黎公社的路线，“推翻”官僚机构并建立直接民主的乌托邦式的夸张词藻开始的。但是，当政治重建的工作实际上已开始以后，重建的蓝图才描绘出来，而且远不是那么美妙。干部们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他们在那里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认为这样就能培养他们更为无私和更为有效的工作方式。人们认为革命委员会及其监督下的官僚机构比之以前的机构更加精悍能干，而且更加忠实于毛主义的价值。而且由于其中包括了少数群众代表，这些组织被认为更能代表大众利益。虽然如此，重建时期的组织路线在这两个方面仍然十分明确：政府机构仍按官僚政治路线来建设；中国共产党仍是一个指导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列宁主义的组织。
新的政治体制区别于以前的政治体制的地方是它的成员而不是它的机构。军队官员比5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级别较高的组织中。老一辈的政府官员靠边站，让位于那些缺乏经验、文化程度较低、派性观念重而且资历较浅的男男女女，尽管这些人并不比前者年轻多少。接纳新党员的工作重新开始。而且强调要大量吸收从红卫兵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积极分子。此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牺牲者、积极分子和旁观者之中所造成的冲突尚未解决，结果，党政机构受到了宗派主义的严重侵染。
毛的“战略部署”
1967年9月，毛泽东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制定了所谓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为前20个月的混乱辩护的同时（“不要怕制造麻烦，我们制造的麻烦越大，越好。”），毛承认，乱子已达到了它的目的，现在应迅速结束。毛告诫说：“车子开得太快就要翻，因此，谨慎是必须的。”①毛发现，当务之急是在中国29个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直到此时，成立革委会的进程十分缓慢，令人烦恼：1967年1月到7月底，在省一级仅有6个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指示：现在我们必须“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毛期望这些任务到1968年1月能完成。
毛似乎认为两条指导方针有利于其余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首先，毛现在准备看一看，人民解放军究竟能否主宰这个进程，因而毛愿意检验一下军队的权威和忠诚，并愿意宽谅它的偶尔的过失。就像他在夏末所说的那样：“军队的威望必须坚决维护，无论如何都不能有任何迟疑。”有一次，毛以相当宽宏大量的口气提及武汉事件，他接着指出：“军队在首次执行大规模的支左、支工和支农以及执行军管和军训的战斗任务时犯错误，这是难免的。当时的主要危险是一些人要打倒人民解放军。”②毛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反映在他不愿看到翌年春天杨成武解职后，人民解放军成为大批判的靶子。③第二条指导方针是，毛认识到，如果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来自于广泛的群众组织，而不是仅仅从那些得到地方军队司令员们支持的群众组织中产生，那么，就能加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一意义广泛的观念在一份通知中得到具体体现。这份通知说，解放军应该“支左不支派”。毛的一个指示指出：“工人阶级……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①1967年底，新闻界对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断发起猛烈攻击，配合宣传毛关于全国团结的理想。现在，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
1967年夏天毛巡视全国后，革命委员会分两个阶段逐步建立起来。1967年8月到1968年7月，18个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最后五个省，如福建和广西这样分裂很深的省，以及像新疆和西藏这些敏感的边疆地区的革命委员会是在7月对红卫兵运动最终压制下去后产生的。总之，革命委员会是在一系列协商之中诞生的。在这些协议之中，地方军队指挥官和北京的领导人力求硬把互相竞争的群众组织拢到一起。
由于毛规定革命委员会应当广泛地代表各种观点，因此，革命委员会通常是庞大臃肿的机构。每个委员会都由100—250人组成。②不过，革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是比较有效的机构，通常比文化大革命前存在的类似的党和政府领导组织还要小。常务委员会的构成随时代趋势的变化而变化，在较为激进的时期任命的群众代表多一些，在较为温和的阶段任命的群众代表就较少一些。尽管在这一时期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群众代表占据了适当数量的位置（在182个主席和副主席中占61个。原文如此，实际是主任、副主任——译者），但实权仍掌握在军队手里。23个主席中，有13个是部队司令员，5个是专职政委。第一副主席中，有14人是军队司令员，5人是政委。其余的都是党的干部，群众代表一个都没有。①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后，毛也预言，一旦在全国各省把革命委员会当作省一级的政府建立起来，就应进行党的重建。从一开始，毛主席就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个净化党的运动，而不是毁灭党的运动。就像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十六条”中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目的就是用作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而不是使其扮演一个党的替代物的角色。与此相似，红卫兵的目的就是推翻党内的“走资派”，而不是推翻整个党组织。毛在1967年初反对把巴黎公社的模式应用于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党在这种结构中的地位不明确。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如果一切都变成了公社，那么党怎么办？我们把党放在什么位置？……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党！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都必须有一个核心。可以称之为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或国民党或一贯道，但必须有一个党。”②如果党被红卫兵和革命委员会置于一边，那只是个暂时现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
1967年9月，毛认为到了考虑重建党的时候了。毛说：“党组织必须恢复，而且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应该召开。”毛是乐观的，他认为能较快地完成这一任务：“我看，大约就在明年这个时候（即1968年9月）召开第九次党代会。”③毛把重建党的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谢富治，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负责政法工作，也出尽了风头。10月10日，姚提交了一个初步报告，为党的重建设计了一些基本原则。④姚的报告拟定出一个严密的程序，要求先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并通过一个新的党章。参加大会的代表将与各省“协商”后由中央指定。党代会结束后，就开始下级党组织的重建工作。根据姚的报告，各级新党委至少要具体体现“三结合”的原则，即每一个委员会都由老、中、青；工、农、兵及群众、部队官员和干部结合而成。
在姚的报告的基础上，11月27日，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个“关于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的通知”。12月2日，又发布了一个“关于整顿、恢复和重建党的机构的意见”的文件。这些文件遵循了姚报告的要点，作了两个重要补充。第一，“通知”增加了一个决定，它其实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隐隐约约存在着：现在林彪成了毛的接班人。“通知”宣布：“大批同志建议，党的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而且为了进一步加强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这一点要写进九大的报告和决议。”
第二，中央委员会的文件通知各级基层党组织重新开始过“组织生活”。为指导各级党组织的整顿，各省革委会内部成立了党支部，通常，它们被称作党的核心小组，其任务是开始纯洁党员队伍，开除那些已演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党员，并从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中吸收“新鲜血液”。
八届十二中全会
因此，尽管预期在1967年秋天开始党的重建工作，但直到1968年9月最后一批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成立，这一进程才真正开始。不过，这个重要任务一旦完成，残存的中央领导人就迅速召开了第十二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于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像1966年8月的十一中全会一样，十二中全会是党中央的一次残阙会议，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中，只有54人出席了会议，勉勉强强代表了这个机构现存委员的法定人数。①此外，像前一次中央全会一样，非中央委员充塞了十二中全会。但是，1966年的特邀观察员是红卫兵运动中的“革命师生”，而1968年的特邀代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各省革委会的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同志”——即官员。换言之，这些人现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和受惠者。②激进派怀着勃勃野心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要争取大会承认前两年发生的事件，并完成最高层党的机构的清洗。与第二个目标相比，他们在第一个目标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次全会最后的公报赞扬了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歌颂了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信毛在这场运动中所作的很多“重要指示”和林的“许多讲话”是完全正确的，并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拥护毛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会议宣布：“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这次中央全会还放眼于未来，通过了一个新的党章草案，并宣布将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③这次全会宣布的最重要的决议大概是刘少奇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永远”开除出党。在这一议题上，全会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期间，刘首次在正式公布的文件上受到点名批判——用煽动性的语言污蔑刘。把他定为“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然而，中央全会会后散发的证明材料（至少在西方能看到的材料）主要涉及刘在革命早期的1925年、1927年的1939年的活动，几乎没有提及他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表现。①这表明，全会在如何述说刘在1949年以后的活动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在中央全会的小组讨论会上，文革小组和林彪对1967年的“二月逆流”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奇怪的是，毛在中央全会的闭幕讲话中对那段插曲所持的观点比过去有所缓和。现在，毛主席把怀仁堂那次臭名昭著的会议看成是中央政治局成员行使自己的权力，对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自己意见的一个机会。不过，全会公报还是把“二月逆流”斥责为对“以毛主席为统帅、林副主席为副统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攻击”。毛对此袖手旁观。
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除了谭震林已在前一年遭清洗外，激进派仍没能保证把最积极地参与“二月逆流”的任何一个人排挤出中央委员会。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全都留在中央委员会。最为重要的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但要把邓小平赶出中央委员会，还要把他与刘少奇一道，永远开除出党。这一建议在毛泽东本人干预后遭到否决。②除了这几点以外，十二中全会几乎没有作出什么重要决策。全会含含糊糊地提到将在工宣队领导下进行“教育革命”，但没有说要采取什么特别的方案。与此相似，全会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正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但没有宣布新的经济计划。文化大革命可能旨在否定60年代初期毛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某些经济、社会政策，但全会表示尚未确立任何新的、可以取代它们的政策。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年4月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反映了许多相同的倾向。林彪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试图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①林彪赞扬了军队和文革领导小组自1966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他不指名地提到了幸存的政府高级干部，又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这就是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猖狂反扑”，其目的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
关于国内政策，林的政治报告——与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一样——实际上没有什么内容。报告只是指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并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线……出现新的跃进”。报告还宣称，“在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的夺权将结束“知识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这些部门的一统天下，但没有说明将有什么新政策出台。报告还用相当篇幅提及从党内开除一些老党员，吸收一批新党员。但是，对这个即将开始的过程，报告没有提供任何新的线索。
因此，九大对中国政治重建的贡献在于对新党章和党中央领导人所作的决议。与上一次在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相比，新的党章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和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两种提法在以前的文本中都没有出现过。①另外，入党的机会现在只给那些阶级出身好的人。1956年的党章向参加劳动、不剥削他人的劳动及承担党员义务的任何人敞开大门。相反，1968年的党章原则上把党员的来源局限在工人、贫下中农和军人家庭出身的人。
不过，新党章最重要的特点是简略而缺乏精确性。新党章只有12个条款，所占篇幅大约只有1956年党章的1/5。新党章没有一处提到党员的权利，也没打算要详细地阐明各级党委的结构和权力、处分党员的程序、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周期，及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以前的党章的重要特点。从党的结构中被撤销的组织有：领导中共党组织的书记处、监督党的日常工作的总书记办公室和负责党内纪律的监察委员会的全部组织系统。因此，九大所产生的党的组织结构，比起文化大革命前的组织结构，必然更加脆弱、更加缺乏制度化，因而也更容易受到高层领导人物的操纵。
党的九大不仅为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看来也为毛以后的时代选举了一个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林彪作为唯一的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正式写入新党章，从而确定了他的地位。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167名委员，在九大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仅54人。一大批没有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的省、地级党的领导，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专家，如以前一直在国务院工作的薄一波、姚依林，此时都被排除在党的精英集团之外。在经历了一场由激进派发起的旷日持久的运动之后，大部分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一辈文职官员和军官，尽管还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但都丢掉了在中央政治局的职位。九大最主要的牺牲者是邓小平，他被贬出了中央委员会。不过，党代会的正式文件仍没有点名批判他。
很清楚，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证明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第一，他们表明了军队突出的地位。对大会记录片的一份分析表明，在1500名代表中，大约有2/3的人身着军装。与1956年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军队代表占19％的数字相比，这届中央委员会中，解放军代表占了45％。①军队的崛起是靠牺牲文职官员和群众代表而实现的。前者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后者则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益者。在新的党中央机构里，群众代表最少。的确，只有19％的中央委员“来自群众”，但是，他们往往都是老工人、老农民，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年轻的群众积极�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