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剑桥中国史-第63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美洲新获独立的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领袖了。这不仅是为了在与俄国人的竞争中战胜他们，也是为自身利益的一项策略。支持世界各地社会主义和反帝革命的利他主义思想，与向全球各地扩张势力的国家利益——这对中国而言是第一次——结合了起来。这样的政策与毛个人的革命热情正相符合，因为它的成功可被视为中国革命确实是历史的先驱的明证。
因此，从1963年到1965年底，中国的外交政策非常重视第三世界，并在第三世界花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①表面看来，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1963年末到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访问了非洲，1965年夏又去了一次。②中国开始实施一项以非洲为中心的对外援助计划，并向外输出军用物资，训练外国的反对派领导人。北京试图抵消苏联在第三世界各个组织中的影响（它获得了一些成功），把它们变成为中国政策服务的工具。北京对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尤其重视，准备在1965年夏在阿尔及利亚召开把俄国人排除在外的“第二次万隆”会议。
但是，中国的努力遇到了障碍。第一，中国显然在试图操纵会议，它更感兴趣的是挫败俄国人，而不是帮助前殖民地发展经济。第二，中国缺乏推行其计划的“力量”：北京的雄心壮志往往远远超过其实际能力，无法在远离国土的地方投入足够的力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政策存在极为突出的矛盾：一方面试图领导一个统一的第三世界，另一方面又给各国共产党提供武器，支持他们推翻本国的政府。所以，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未能全面成功是不足为奇的。苏联并不打算不经战斗就放弃阵地。第三世界在反对西方的问题上并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中国人认为的那样都接受了社会主义。亚洲和非洲的许多政治家越来越怀疑中国的意图，一直在寻找中国人耍两面派的证据，并常常找到此类证据，如贮藏武器的秘密地点或受中国援助的反政府游击队的训练基地。①令人吃惊的倒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迅速破产。周恩来的非洲之行只获得了无关紧要的成功。②他因双重政策而受到了被访问国家首脑们的谴责，被迫在口头上作了让步。1964年，中国在刚果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因美国和比利时军人的英勇善战而遭到了失败。1965年初，受中国援助的一起谋杀布隆迪总统的阴谋被破获后，该国断绝了与北京的外交关系。中国人为之付出了艰辛努力的阿尔及尔会议被“无限期”推迟，因为非洲的政治家普遍对周恩来的操纵和不择手段的反苏活动十分不满，也因为中国很快就把对本·贝拉——阿尔及利亚国家元首，在6月末会议举行之前不久就不合时宜地被推翻了——的宠爱转移到了继任的布迈丁身上。原定的第二次亚非会议一直未能举行。中国人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周恩来两手空空地回到了中国。③中国还通过帮助建立“泰国爱国阵线”、给该阵线提供中国武器和训练人员来支持泰国的“人民战争”。这些活动引起了曼谷的敌视，使美国在泰国的影响大为增加。④中国人在南亚的表现活像一只纸老虎。1965年夏，中国怂恿巴基斯坦人进攻印度的卡奇沼泽地，继而卷入外交交涉，向印度发出了近似于最后通牒的声明。但到最后关头，当新德里态度强硬时，中国都无所作为。苏联总理柯西金居中斡旋，在塔什干解决了印巴冲突，①更使中国人大为沮丧。
这一切都打击了北京对第三世界的热情。但是，鉴于万事开头难，这些打击是北京理应承受的。1965年9月，中国在印度尼西亚遭到了更严重的挫折。当时，受中国支持（也有人说给予物质援助）的印尼共产党企图通过暗杀本国高级将领使印尼军队变得群龙无首，然后在雅加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这个计划未竟全功，幸存的军队将领发动反击，在全国各地大力镇压印尼共产党，不长时间就有数十万人死于非命。②由于中国人明显地与这次事件有严重牵连，也由于死亡人数太多（更不用说印尼共产党的生存问题了。事件发生后，该党立即被宣布为非法，从印尼的政坛上消失了），北京的声誉马上遭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害。这样，中国的革命政策彻底失败了。
这些事件均发生在外国，其中的几个事件典型反映出中国的实力不足，难以对外国发生的事情进行遥控。然而，在每一次事件中，中国的政策都在当地引起了负反应。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是紧随着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大挫折爆发的话，中国的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肯定会更加显眼。事实上，这些事件（特别是雅加达和阿尔及尔的事件）发生的时机对毛很有利，给他多提供了一个从难以为继的外交政策困境中退回来的借口。实际上，正是他在中苏分裂和国家从“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元气以后，把中国引入这个困境的。毛和林彪没有承认失败。他们搬出了斯大林的老式理论：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的挫折是预料之中的。①总之，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领导人这样一个机会：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外交问题上引开，（通过毛主义者的宣传）把失败说成是胜利，宣称北京仅有的策略手段——雄辩术——是唯一必要的东西。
而且，在1966年初发生的事件更能说明问题。这些事件对中国的世界革命政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第一件，达荷美（今贝宁——译者）和中非共和国发现，中国驻在两国的外交官在明目张胆地从事颠覆活动，故两国均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②第二件，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被视为领导第三世界国家共产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典范——与中国决裂，使北京的拉丁美洲政策宣告破产。卡斯特罗与北京决裂先由于中国干涉古巴内政（古巴发现中国人在古巴军官中散发反苏的小册子）和利用古巴对大米的需求，诱使哈瓦那改变对苏联的态度。③此后，卡斯特罗坚定地站在了苏联阵营（苏联人通过对古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得到了他的支持，而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难与苏联人相抗衡）。第三件（也许最具象征意义），身为加纳总统的恩克鲁玛在刚刚抵达北京后就被推翻了。④他的继任者很快就断绝了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人继续把恩克鲁玛视为该国真正的领导人。
从此时直至70年代末，中国都不得不把革命政策放到一边，因为中国面临着苏联的军事挑战，需要与华盛顿缓和关系，需要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毛置这些要求于不顾，奉行他的完全是按原则判定的最纯洁的外交政策，原因在于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太重视中国。此外，内乱中的中国只把经济的发展和与外界的联系放在次要位置。1966至1969年间，中国的革命雄辩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中国人在香港、仰光和莫斯科等地虽然也进行过一些可称之为“革命”的活动，但是，把这些活动视为中国的内部动乱在国外的表现也许更合适些。在很大的程度上，革命活动和北京外交政策的大部分内容一样，都退居幕后了。
① 1956—1964年间中苏争论的资料非常丰富。关于其他事项，见唐纳德·S。扎戈里亚：《中 苏冲突（1956—1961）》；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分裂》、《中苏关系（1964—1965）》；亚 历山大·达林编：《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1961—1963年间的文献》；理查德·洛温塔尔：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世俗信仰的崩溃》。
② 有人重印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见哈罗德· C。欣顿编：《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献概览》第2卷，第1051—1193页。
① 译文见《毛泽东思想杂录》，另见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编：《解放后毛 泽东的著作：书目和索引》。
① 关于这个时期的权威研究著作，是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党和农民问题（1962— 1966）》；张旭成：《中国的权力和政策》；安炳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弗雷德里克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整顿与共产党准则的衰落（1950—1965）》；威廉·F。多雷 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发起阶段的权力、政策和意识形态”，载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 国的文化大革命》，第21—112页。
② 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147—156页；鲍姆：《革命的序幕》，第11—42页；安：《中 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第89—122页。
③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493—601页；安德鲁·C。沃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月 风暴》；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四清：1962至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托马斯·鲁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① 斯坦利·卡诺：《越南史》；莱斯利·H。盖布尔和理查德·K。贝茨：《越南的讽刺》。
② 唐纳德·S。扎戈里亚：《越南的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
③ 查尔斯·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中国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1957—1967）》。
① 艾伦·S。惠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中的武力使用”，见《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 刊》第402期（1972年7月），第55—66页；艾伦·S。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 6章。
② 艾伦· S。惠廷：“我们是怎样几乎与中国开战的”，《展望》第33期（1969年4月29日）， 第6页；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 23页。
③ 《战略概览（1966）》；《纽约时报》，1965年1月17日、1966年8月12日。
④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546页。“二十三条”的译文见鲍姆和泰维斯的《四清： 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书的“附录F”。
① 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关系（1964—1965）”，《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 第66—67页。
② 哈里·哈丁和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战略计划中的政治斗争》；邹谠编：《中 国在危机中》第2卷，《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美国的选择》中由拉阿南和扎戈里亚撰写的章 节；迈克尔·亚胡达：“苏联政策研究和中国的战略争论（1965—1966）”，《中国季刊》第49 期（1972年1—3月），第32—75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和尤里·拉阿南：“论苏联政策 研究——答迈克尔·亚胡达”，《中国季刊》第50期（1972年4—6月），第343—350页。
③ 这个阶段，毛对美国和苏联的抨击都很猛烈。例如，1966年3月29日他对来访的日本共产 党代表团的谈话，见迈克尔·B。亚胡达：《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第185页；另阅1966 年8月12日发表的《公报》，见《北京周报》第34期（1966年8月9日），第4—8页。
④ 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1，《红旗》1965年第 5期；《北京周报》，第8卷，第20期（1965年5月14日），第7—15页。
① 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23页。
② 详细情况参阅《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章节。
③ 阿瑟·J。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第144— 170页；《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期（1966年4—6月），第222—223页。
①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京周报》第8卷，第36期（1965年9月3日），第9—30 页。
② 许华茨关于“毛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的论述，见《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189— 204页。
③ 托马斯·W。鲁宾逊和戴维·P。莫津戈：“林彪论人民战争：中国重新审视越南”。
④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解放军报》， 1965年11月10日。
⑤ 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22—28页，第3—4章；J。切斯特·郑编：《中国红军的 政治》。
① 详细情况参阅纽豪译：《第三世界政治》；彼得·范内斯：《革命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对 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
②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周恩来在非洲的足迹。》①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非洲和北京的统一战线”，《时事》第3卷，第26期（1965年9 月1日），第l—11页。
② W。A。C。阿迪：“周恩来在出访中”，《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174— 194页；唐纳德·W。克莱因：“北京驻非洲的外交官”，《时事》第2卷，第36期（1964年 7月1日），第1—9页；于之乔：“中国与非洲关系概览”，《亚洲概览》第5卷，第7期 （1965年7月），第321—332页；布鲁斯·D·拉金：《中国与非洲（1949—1970）：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第38—88页。
③ 详细情况见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
④ 丹尼尔· D。洛夫莱斯：《中国与泰国的“人民战争”（1964—1969）》。
① 巴巴尼·森·格普塔：《亚洲的支轴》，第141—241页。
② 安东尼·C。A。戴克：《“红野牛”精神：处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 （1959—1965）》，第479页；约翰·休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失败的罗曼史”，《时事》第 19期（1969年11月4日），第1—15页；戴维·P。莫泽戈：《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 （1949—1967）》，第303页；谢尔登·W。西蒙：《破裂的三角关系：北京、雅加达和印度尼 西亚共产党》，第674页；贾斯特斯·M。范德克罗弗：“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伙伴关系”， 《环球》第8卷，第2期（1964年夏），第332—356页。
① “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6年5月16日，见《北京周报》，第21期（1967 年5月19日），第6—9页；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 日，见《中国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4期（1969/1970年冬季号），第42—62页。
② 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67—193页。
③ 塞西尔·约翰逊：《共产党中国与拉丁美洲（1959—1967）》。
④ 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67—193页。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1965—1967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交政策有两个主要的前提条件：中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和国际环境继续对中国有利，即外界不发生任何可能引起人们对外交政策过份注意或者需要花费过多财力物力的事件，没有外部力量对中国内政构成严重威胁。总的想法是割裂国内和国外事态之间一直存在的那种密切联系，把中国与外界隔开，以北京确定的时间和条件来处理与其他国家和人民间的关系和有关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都是自以为是的主观推想，既反应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精神的不切实际，也反映了毛的傲慢与自大：坚信只有他自己发现了真理，其他人（包括外国人）只要得到正确和充分的教育，就会自觉同意真理的正确性。由于这些臆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出的，所以未遇到任何麻烦。但当中国违背它自己的信条以后，国际环境即以可怕的军事威胁的方式对中国展开了报复，迫使它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和外交政策的方向。而且，即使在中国割裂国内外事态的联系的高潮时期，二者间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各个阶段及每个阶段的转折都反映出它与北京的外交立场、政策和行动的联系，尽管有时这种联系很间接。
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5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非正式开始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止。在这期间，北京基本未参与什么国际性活动。中国对苏联、美国和越南冲突的方针已经确定；第三世界政策基本停留在口头上；领导集团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内部团结上，所以不可能或者不需要制定新的外交政策。第二阶段，从1966年8月红卫兵上街到1967年夏天动乱达到高潮——以武汉事件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为代表——为止。在这个阶段，中国严格按文化大革命的条件对待外部发生的事件；中国的外交行动和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接触，几乎与中国国内的动乱一样混乱不堪。当时，中国发生了两个对外交政策影响甚大的重要事件：红卫兵接管外交部，外交部长陈毅暂时去职；对外国驻华外交人员的粗暴待遇，特别是受官方指使的对苏联和英国外交官的暴力事件。在北京的政策的影响下，外国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仅仅是内部动乱向外蔓延的结果，尽管这种蔓延在香港、柬埔寨和缅甸表现得比较严重。
第三阶段始于1967年夏，当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中止暴力活动、实行军管和解决毛的继承人问题的决定。这些措施及苏联的军事活动直接导致了下列事件的发生：1969年3月的中苏边界冲突；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决定把中国支离破碎的外交政策重新收拢；10月，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此外，还最终促成了中美和解。因此，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结束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模样。中国不但卷入了与超级大国的纠纷之中，而且，国内事务与外交政策间固有的密切联系也恢复了。
第一阶段， 1965—1966年
在第一阶段，北京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担心三点。第一，如果美国对越南的干预进一步升级，是否需要中国作出更直接的反应；第二，如何与莫斯科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第三，如何对待印度尼西亚迫害华侨的事件及雅加达和印尼其他地方的暴民对中国外交机构的袭击。1965年末和1966年，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对北越的空袭，并连带轰炸了停靠在海防港口的中国船只及河内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军事援助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①这自然又一次引起了北京的担忧：是否应该采取更直接的行动，特别是在美国人把战火烧到中国南部的情况下。但是，美国竭力不让空袭扩大到中国领空，双方达成了两国空军不交锋的默契。②不言而喻，只要中国继续向北越提供军需物资、在北越驻军并建立维修设施，中国人必会处在美军空袭的威胁之下。所以，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北京说得多，做得少；随着美军空袭的日益频繁和残酷，北京发出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在中国各个城市举行群众集会；当美国战斗机侵入中国领空时它只采取防卫措施而不进行实际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注定要拒绝约翰逊政府首次提出的建议：③通过改变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和不扩大越南的军事活动来改善中美关系。中国对美国发出的这些明确的和解暗示不感兴趣。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一再提出这些建议，加上苏联的军事压力，最后终于引起了中国的重视。
中苏关系主要受下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苏联在越南冲突中的作用；二、北越和美国在苏联调停下和解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在当时有多少）。④考虑到美国已几次试图利用克里姆林宫的调停（虽然这些调停基本上未见效）把越南人拉到谈判桌边，中国人非常担心苏美会“互相勾结”，作出与国际缓和有关的决策。美国的几次努力都无结果，因为河内不打算再次在未获全胜的情况下结束战争。⑤但这丝毫未减轻中国人的疑虑：苏美两国可能避开越南问题和战略武器控制问题而达成有关协议，包括取消苏联对中国的核保护（旨在抗击美国的进攻）的一项广泛谅解。因此，北京继续利用一切机会攻击苏联：在次数日益减少的中苏双方都参加的共产党内部会议上，在中国国内规模日益扩大的反苏集会上，在中国的新闻媒介中，①一有机会（只要不引起苏联真正具有威胁性的强烈反应），中国就直接抨击俄国人。所以，北京拒绝出席1966年初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第23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后来苏联召开的其他会议，并谴责俄国人向其他主要的共产党递交了秘密信件。北京拒绝苏联在信中对中国的一切指责，特别驳斥了关于中国阻止苏联的军事设备通过中国领土运往河内（这种指控似乎确有其事）的传言（和苏联的谴责），并处心积虑地实施了一项傲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明确颁布了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控制苏联船只航行的规定。②虽然北京和河内的关系几乎完全受美越冲突的制约，但有迹象表明，两国共产党并非真正亲密无间。河内怀疑北京把阻断苏联的供应当做一种政治筹码，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反苏。在武元甲将军已经决定由游击战转为正规战以后，中国还告诉越南人应该怎样进行斗争（如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河内很难对此表示赞赏。此外，越南劳动党也不喜欢中共的这种做法：迫使越南在中苏争论中站在中国一边而不�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