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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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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赖斯：《毛的道路》，第24和25章。
② 欣顿编：《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9）》第4卷，第425和439号文件；《每季大事和文 献》，《中国季刊》第34—37期的有关部分。
① 亨利· S。阿尔宾斯基：“越南危机中中国和苏联的政策”，《澳大利亚季刊》第 40卷，第 1 期（1968年3月），第65—74页；陈庆：“河内与北京：政策与关系概述”，《亚洲概览》第 12卷，第9期（1972年9月），第807—817页；G。P。施德潘德：“中国与越南”，《国际 问题研究》第12卷，第4期（1973年10—12月），第568—581页；伊什沃·C。欧嘉： 《中国对谈判解决越南问题的态度的变化模式（1964—1971）》，第23页；D。R。萨德萨： “中国与越南的和平”，《中国报告》第5卷，第3期（1969年5—6月），第13—18页；布 里安·肖：“中国与北越：两条革命道路”，《时事》第9卷，第11期（1971年11月），第 1—12页；向乃光（音）：“河内与北京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事务》第1卷，第4期（1964 年12月），第9—21页；亚历山大·伍德赛德：“北京与河内：革命伙伴关系剖析”《国际问 题杂志》，第24卷，第1期（1968/1969年冬季号），第65—85页；姚孟贤（音）：“中国共 产党人与越南战争”，《问题与研究》第1卷，第9期（1965年6月），第1—13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5期（1968年 7—9月），第 119页。
③ 1967至1968年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中的作者的观察。
④ 参阅1968年8月23日周恩来的讲话：“中国政府和人民严厉谴责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武装 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北京周报》第34期，附录，第3—8页。
① 参阅三篇连载文章，见《共产党人》，第6期（4月），第102—113页；第7期（5月），第 103—114页；第8期（5月），第95—108页；第9期（6月），第93—108页；第10期 （7月），第90—99页。
②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2期（1968年4—6月），第189—190页；第35期 （1968年7—9月），第193—194页；第36期（1969年10—12月），第172—173页；第37 期（1969年1—3月），第165—166页。
③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3期（1969年 1—3月），第 178页。
④ 《人民日报》，1967年12月28日，第1版；格托夫：《中国与东南亚》，第129—137页。
①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5期（1968年 7—9月），第 196页。
② 《人民日报》，1968年4月5日，第1版；1968年2月28日，第1版；李季银（音）：《日本 面对中国：战后政治和经济关系》，第49、163、188页。
③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34期（1968年4—6月），第192页；第35期（1968年 7—9月），第195页。
④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 32期（1967年 10—12月），第 225页。
① 卡罗尔·贝尔：“朝鲜与均势”，《政治季刊》，第25卷，第1期（1954年1—3月），第17— 29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北朝鲜与大国”，见威廉·J。邦兹、金泳昆（音）编：《远 东事务中的两个朝鲜》，第19—59页；金日平（音）：“中国共产党与北朝鲜关系的演变”， 《亚洲研究杂志》第13卷，第4期（1970年12月），第59—78页；罗伊·U·T·金：“中 国与北朝鲜的关系”，《亚洲概览》第8期（1968年8月），第17—25页；约瑟夫·C·库恩： “北朝鲜：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中国季刊》第31期（1967年7—9月），第48—58页； 金钟（音）：《夹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平壤：北朝鲜卷入中苏争端（1958—1975）》。
① 塞缪尔·S。金：《中国、联合国与世界秩序》，第99—105页。
② A·H。尤萨克和R。E。巴特萨维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贸易”，见美国国会（第92 届）联合经济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评估》，第335—337页。
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
1969年初，北京决定把长期存在的中苏边界争端推向战争。如果不做出这个关键性的决策，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对外关系的总体发展可能只会造成不幸但危害不大的畸变。中国为什么决定发动一次局部战争（尤其是在中国国力尚弱的时候），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1969年3月2日乌苏里江珍宝岛上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因，至今仍没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①下文试作一些综合分析，尽管主要的事实也许永远不会为人所知。边界事件的发生，大大改变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方向和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整体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①中苏边界争端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中国和俄国签订第一批条约的17世纪。②然而在1949年以后的几年中，中苏之间无边界争端，直到50年代末苏共和中共发生争吵，边界问题才再次凸现出来。因此，边界问题不是造成北京和莫斯科不和的原因，但边界却常常是表现中苏分歧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些与边界有关的特殊问题造成了中苏关系的紧张，如在某些不动产的确切位置和所属权方面的分歧；与缔结边界条约的历史过程有关的问题；关于履约的分歧；边界地区的管理问题，包括界河航行、岛屿和江岸的归属权等争议问题。③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莫斯科和北京军事同盟解体以前，上述问题常被有意淡化，或者也比较容易解决。中苏分裂之后，此类遗留问题再次凸现，成为中苏之间主要的分歧问题。1966年左右军事化倾向的加剧，使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起边界问题了。这使中苏两国的关系更趋紧张。这些分歧迟早会演变成暴力冲突，并唤醒潜藏的种族、历史和本能的互相提防和担忧。
1960年以来，边界事件日趋增多。俄国人声称，从1962年夏开始，中国“蓄意挑衅”的次数逐年增加。到1967年，边界形势已相当严峻。不但有报道说1967年1月双方在乌苏里江发生了一次冲突，而且俄国人还对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疯狂的挑衅行为进行了公开指责。1967年12月7—9日和23日，以及1968年1月末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又发生了一些事件。边界事件虽然在1969年3月2日发生武装冲突以前一直没有中断过，但俄国人逐渐掌握了一种不用武力解决边界纠纷的办法。在3月份的珍宝岛事件中俄国人就使用了这种办法。①这好像证实了苏联的说法，中国人对俄国人的指责只始于1967年1月23日“入侵”珍宝岛。中国人指责俄国人“撞我渔船，抢我渔网，用高压水龙头喷射我渔民，甚至绑架我渔民”，打伤中国边防战士，抢劫武器弹药，侵犯中国领空。后来，中国还指责苏联的坦克、装甲车和汽艇侵入中国领土领水，“强行驱逐我国居民，捣毁房屋，捣坏生产和生活用具”。②这些互相指责当时还不过是对边界某些地段的划分存有分歧和发现边界是表现紧张关系的主要窗口的两个不友好国家之间发生的一些普通事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都越来越严肃地看待对方的行动。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的夺权活动开始后，中苏双方也开始了针锋相对的报复活动。为什么会这样呢？
长期以来，中苏双方在边界部署的军队数量大体相当：中国人在东北边界占优势，俄国人在新疆边界占上风。苏军武器和后勤供应较占优势。1959年以前，中国人对这种状况既不担心，亦未提出挑战，俄国人也不仗势欺人。6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分裂后，双方军队的部署仍保持防御性态势。由于边界事件在1959年至1969年间每年都有增加，双方可能都相应地加强了边防部队。但在1967年以前，双方都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集结，也未改变传统的军事部署。然而，从1965年末开始，苏军进入了更高的战备状态，配备了更多更好的武器，部队人数也有所增加。苏联还与蒙古签订了一项新的防务协定，获得了在蒙古驻军和保持基地的权利。①中国方面没有采取相似的行动。1965年中，中国人正在进行军事战略的争论。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权力斗争使总参谋长罗瑞卿遭到了清洗。由于林彪竭力运用毛泽东思想提高军队的素质，致使军队丧失了战斗力。此外，越南战争使中国人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到了南方。因此，中国人对苏军的所有军事动作都未作出相应的反应。②1967年，因文化大革命而生的边界事件层出不穷，这在苏联人看来成了越来越不祥的征兆。他们增加了边防军的数量，因而引起了陈毅的公开指责。③苏联军事集结最重要的步骤是在蒙古领土上部署了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到1967年11月，几个师的苏联军队已部署在蒙古的永久性基地上。
这一大规模的集结打破了双方的军事平衡。中国人竭力调整军事部署，从福州军区抽调了几个师到中蒙边界。北京还开始高度重视边疆各省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性。④但是，中国领导人显然在考虑采取更直接的行动。
1969年3月1日深夜，大约300名身着白色伪装的中国边防军和正规军从中国一侧的岸边越过乌苏里江上的冰层来到珍宝岛，在一片树林中挖好掩体，架好通往指挥部的电话线，在草垫子上潜伏下来。⑤3月2日清晨，珍宝岛以南的苏联哨所里值勤的哨兵向上级报告了江岸上中国人的活动情况。上午11时左右，二三十名中国人边向珍宝岛前进边高呼毛主义的口号。苏联指挥官斯特列尔尼科夫率部分人员乘两辆装甲运输车、一辆卡车和一辆指挥车驶向珍宝岛。抵达该岛后，斯特列尔尼科夫和几个人走下车来，像往常一样警告正在逼近的中国人。俄国人按照平常应付此类情况的办法，把自动步枪挎在胸前，挽起胳膊阻止中国人通过。这时双方发生了争执。中国人列队前行，看上去没带武器。但当他们走到离俄国人约20英尺时，第一排的人突然散开到两旁，第二排的人迅速从大衣底下抽出手提机关枪向俄国人开了火。斯特列尔尼科夫和另外六人当场毙命。与此同时，埋伏在俄国人右侧散兵坑中的300名中国人也开了火，打了俄国人一个措手不及。迫击炮、机枪和反坦克火箭筒也从中国一侧的江岸上吼叫起来。后来，中国人向俄国人发起冲锋，双方展开了肉搏战。最后，苏联人被击败了。（据俄国人说）中国人带走了19名俘虏并很快加以杀害。他们还带走了苏军的武器装备（后来进行了展览）。
珍宝岛以北苏联哨所的指挥官布别宁看到发生了战斗，即率部赶往出事地点。他乘坐一辆装甲车来到中国军队的右侧，迫使他们分散了火力。但他也进入了中国人为斯特列尔尼科夫准备的伏击圈。布别宁的装甲车被击中，他受伤后晕了过去。醒来后他设法爬进另一辆装甲车，继续指挥战斗。此后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后来，俄国人占了上风，一度曾包围了中国人，最后迫使剩下的50—60名中国人退回了乌苏里江岸。
3月15日的战斗有些不同。①双方的准备都很充分，投入的兵力较多，损失更大，战斗持续的时间更长。双方都是有备而来。与3月2日的冲突不同，说不清究竟是哪一方先挑起3月15日的冲突的。3月14日深夜，俄国的一个侦察小队潜伏在珍宝岛，引诱中国人发动正面攻击。中国人说苏方在凌晨4点左右向该岛和江湾派了“许多”坦克，袭击了中国的巡逻兵。不知道袭击中国的巡逻兵何以需要如此多的部队。俄国人说他们的两辆装甲车在凌晨巡逻时发现了一队中国人，据说他们是第一天夜里埋伏在珍宝岛上的。无论起因如何，战斗在上午打响了，中方江岸上的迫击炮和大炮吼叫了起来。
中国此次投入的兵力超过了一个团（约2000人）。他们冲过冰层攻占了珍宝岛的一小部分。当俄国人看到中国人冲过来，即从装甲运输车中以机枪扫射，试图阻止他们前进，但当他们发现中国人较多时，即撤退了回去。（俄国人报道说中苏兵力是十比一）。中国人的炮火不但轰向苏联军队，而且轰向乌苏里江主航道以东冰面，试图阻止苏军重型车辆的运动。俄国人采取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运用的战术，先让中国人靠近，然后以大量坦克、装甲车和装甲运输车发起反击。下午1点，苏军大炮形成猛烈的阻击火网，向中国江岸上的阵地纵深处猛轰，最远达到了四英里。苏军共发动了三次反攻，三次都攻破了中国人的阵地。前两次反攻因弹药耗尽而退回，但第三次反攻击溃了中国人，迫使他们带着伤员和尸体撤回了江岸。晚7时，持续九个多小时的战斗终告结束。苏方损失约60人（包括边界哨所的指挥官）；中方损失800人，双方的数字可能都包括死者和伤者。
1969年3月边界事件的原因
由于我们研究的是一个独立的事件，且缺乏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所以不可能对中国人在1969年3月2日打响第一枪的原因作出最后的结论。或许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中国的地方局势；中国首都的政治斗争；外交政策方面的动机。①就地方局势而言，有三种可能性。第一，中国边界地区的地方指挥官可能有在边界形势特别紧张时采取军事行动的自由。授予较大军事单位的指挥官以自由处置之权，是守卫漫长国境线的一种合理的管理办法。考虑到地方政治形势变幻莫测，特别是1969年初军队开始在全国行使权力，很可能有性急的指挥官擅自行动。但是，中方的行动实际上（如果我们相信的话）是有计划有准备的。这说明行动是受上级控制的。
第二，3月2日发生的事也可能是偶尔在珍宝岛上相遇的普通巡逻兵之间的局部性冲突。这似乎与一年前中国和印度的冲突相同。如果真是这样，苏联人就会声称中了中国人的埋伏，以此掩盖其作战失利的事实，中国人则会闭口不言，希望不要招致俄国人的报复。这实际上是根据统计资料得出的结论，很难被驳倒。它认为此类事件或迟或早总会发生，终于于3月2日在珍宝岛上发生了。然而，俄国人提供的战斗过程的详细程度，以及他们表现出的极大的义愤，又不能不使人相信，这次事件确实是经过周密策划的。
第三，在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沈阳军区、珍宝岛当地的中国指挥官以及他们在北京的上级领导之间可能存在意见分歧和通信不灵的情况。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可能想对林彪显示自己的重要性，或者是地方指挥官想对陈显示他们的重要性。但是，军队通常不会这么做。军队是从上到下指挥系统十分严密的组织。如果真的发生了此类竭力显示自己克尽职守的事情，考虑到它给中国带来的可怕后果，那么有关的当事人肯定会被立即解除职务。但是，就我们所知，没有人因此而被解除职务。
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也许在国内的政治斗争方面。最大的可能性是，北京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某些派系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在为生存而战，因而采取了极端措施。1969年初，中国有许多派系在争夺权力，中央文革小组的理论家，周恩来手下的政府官员，林彪领导的军队，尚存的群众革命组织和——借不停顿的动乱来提高自己权威——毛泽东。然而，有动机、有权力、有指挥系统下达伏击苏联军队的命令的只有毛泽东和林彪2人。江青及其追随者缺乏指挥系统，周恩来不会那么傻，会认为中国能采取这种大胆的行动而不受到任何惩罚。
林彪确实有许多理由加强自己的权力。他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但他尚未获得能够帮助他度过继承权力后的危险期的那种支持。另外，他不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树敌不少，而且未能使大家（毛泽东除外）相信他是合适的接班人。在应该由军队还是由政府在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始于1968年9月1日）中控制全国一事上，林、周之间显然存在严重分歧。林也许觉得外国的威胁会给继续实行军管提供更充分的理由。这样，他长期掌权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中国问题学者可以找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种可能性，特别是考虑到随后的权力斗争导致了1971年下半年林彪的死亡。①第二种可能性是，领导层（毛、林、周、江青）一致认为有必要以边界冲突来转移民众对国内紧张局势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战争恐慌和由此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使领导层得以完成基于意识形态观念制定的重建中国的长远规划。这些规划是以前制定的，但被行政官僚们破坏了。显然，到1968年底或1969年初，有些人希望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恢复社会秩序。另一些人则想继续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据说它能保证中国永远摆脱“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两派人之间显然存在严重分歧，且相持不下。如果我们假定毛、林和江青赞成走后一条路（周会被迫追随），那么他们可能会认为采取一次惊人的突然行动才是打破僵局的最好办法。让苏联人血洒疆场会使大众情绪高昂，还可克服政府官员的拖拉作风。这当然有前提条件：苏联的确是个纸老虎，换句话说，即莫斯科的反应是有限度的。如果俄国人反应强烈，其行径可以被当作证明社会帝国主义的可怕本质——一个国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后会发生什么——的最生动的例子。
最后一个方面是北京外交政策的动机。第一（也是最重要的），1968年8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克里姆林宫对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宣扬，贝加尔湖以东红军力量的加强和苏联边界巡逻兵的挑衅行为，都使中国人大为惊恐。毛和其他领导人也许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尽早采取行动，给俄国人迎头一击，警告他们不要继续进行军事冒险。中国人不得不冒苏联军事报复的风险，因为俄国的坦克无论如何都能迅速集结在中苏边界。
第二（与第一点密切相关），每当中国共产党发觉敌人的优势兵力即将发动进攻时，其应对策略（这是从上海、江西和延安时期的痛苦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都是：在他们自选的时间和地点先发制人，不但能使敌人措手不及，甚至可能完全阻止敌人前来进犯。这就是珍宝岛冲突的由来。①第三，毛也许担心，尽管他让中国人民了解了以修正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种种罪恶，但仍需采取一些补充措施，因为修正主义的毒素依然没有根绝，依然存在于中国的政治肌体中，为防止其蔓延，还需要打预防针。这样，中国人民才会永不再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诱惑。制造珍宝岛事件是为了在中苏之间播下不和的种子。
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也许是上述三种动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和政治斗争方面的两种动机的综合。后两种动机也是相互关联的，并可作为前三种动机的旁证。而且，这两个方面都还有另外的证据。就国内而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领导层对如何回应苏联的威胁进行过争论。在此之前有过多次争论（最后一次是前文述及的1965年的“战略之争”），其中确实有过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它表明各派之间在这个问题和其他更广泛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布拉格事件后再未发生争论，表明领导层的意见比较一致。这也许意味着各派之间的分歧尚不尖锐，也许意味着（这一点更有可能）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外来威胁的严重性，意识到如果俄国人发动进攻，文化大革命甚至中共的统治都有可能被推翻。
就外交方面而言，北京虽然认为苏联的威胁非常严重，中国应该寻求其他外国的援助。不论这对中国某些领导人如何难以置信，当时中国所能求助的国家确实唯有美国。所以，从1968年晚秋开始，中国谨慎地对1965年以来约翰逊政府经常发出的信号作出了试探性的回应。其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停止了对华盛顿的口诛笔伐，并建议恢复华沙谈判。①1969年3月以前，中美会谈没有取得较大进展。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另一个核超级大国的利益和政策手段来求得对付俄国人的安全保障。
这样，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个阶段结束时又回到了开始时的状态。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又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中国深深地卷入了苏美纷争，其政策取决于美苏两国的力量消长。当然，这一点是几年之后才变得十分明显的。在这期间，中国因侵犯苏联和违背本国的利益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失去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外交政策方面暂时获得的行动自由（不管这种自由究竟有多大）。毛的首要目标是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其革命性因毫无意义的反苏示威和大挖防空洞的活动而消逝了。
缓和边界危机，1969年
从第二次珍宝岛冲突开始，苏联采用了向中国实行压力外交的新策略。这个策略把外交和军事压力结合在一起，旨在使中国明白，苏联不但愿意谈判边界问题，而且希望以边界争端的解决为契机全面改善两国关系。这样一来，边界地区的压力就有了双重目的：一是解决苏中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二是与北京一起就解决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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