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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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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苏联动态》，1970年7月1日，援引6月20日布达佩斯广播电台的消息。
⑤ 《真理报》，1970年5月18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年6月16日，第1—7 页）；《纽约时报》，1970年5月10日。
① 《纽约时报》，1970年6月11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6月18日，第4页。
② 《中国动态》， 1970年7月1日；《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7月9日，第4、16—17页； 《纽约时报》，7月11日；《真理报》，1970年7月11日（译文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 年8月11日，第15页）。
③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年12月22日和24日；《纽约时报》，1970年12月21日和25 日；《中国动态》， 1970年12月24日；《北京周报》第1期（1970年1月1日），第7页；《真理报》，1970年12月20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年1月19日，第26 页）。
① 《远东经济评论》， 1970年7月23日；《洛杉矶时报》，1970年8月16日；《中国动态》，1970年8月17日；《北京周报》第32期（1970年8月7日），第8—9页；《真理报》，1970 年8月16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0年9月15日，第8页）；《纽约时报》，1970 年8月16日。
② 《纽约时报》，1970年7月3日、8月16日。
③ 《真理报》，1970年12月3日，见《苏联当代报刊文摘》第2卷第48期（1970年12月29 日），第32页；《纽约时报》，1970年11月19日和24日。
④ 《纽约时报》，1970年9月24日。
⑤ 同上，1970年11月24日。
⑥ 《远东经济评论》，1970年10月10日，第4页；《自由中国周报》，1970年10月25日。
⑦ 转南斯拉夫通讯社消息，见《中国动态》， 1971年1月15日；《真理报》，1970年12月 3日。
⑧ 《真理报》，1971年1月15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第23卷，第2期（1971年2月9 日）。
① 《真理报》，1971年3月24日；《中国动态》，1971年4月19日。
② 《真理报》，1971年2月20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年3月23日，第20页；《基 督教科学箴言报》， 1971年5月29日；《中国动态》，1971年5月24日；《真理 报》，1971年5月22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年6月22日；《纽约时报》，1970 年5月22日。
① 宣传攻势仍在继续，参阅1971年7月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1年10月5日，第1—5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1年3月18日；9月30日；《国际事务》（莫斯科），1971年11月，第17—24页。
② 《真理报》，1972年9月23日；《纽约时报》，1972年9月24日。
③ 他返回了莫斯科，以免与尼克松同在北京。
④ 《纽约时报》，1972年3月27日和5月各日；《真理报》，1972年3月21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72年4月19日，第18页）；《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2年3月27日。中国方面对伊利切夫返回北京一事未予报道。《中国动态》，1972年3月22日；《远东经济评论》，1972年4月1日，第4页，1972年4月8日，第9页。
⑤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0年8月26日。
⑥ 《苏联动态》，1972年5月1日；《纽约时报》，1972年5月1日；《中国动态》，1972年5月 2日。
⑦ 《北京周报》第31期（1972年8月4日），第7—9页；《真理报》，1972年9月30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3年10月25日，第16页；《苏联动态》，1972年10月17日；《纽约时报》， 1972年10月18日；《中国动态》，1972年12月15日。
① 《纽约时报》，1972年8月8日，9月6日，11月9日，12月22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1972年8月26日。
② 《纽约时报》，1973年2月25日。
③ 《洛杉矶时报》，1973年6月6日；《真理报》，1973年6月2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3年6月27日，第4、12页）；《苏联动态》，1973年 6月1日。
① 《洛杉矶时报》，《纽约时报》，1973年9月25日；《经济学家》，1973年9月29日，第42页；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3年10月2日；《国际事务》 （莫斯科）第5期（1975年5月），第 37页。
② 《中国动态》，1973年3月9日；《纽约时报》，1970年3月9日。
③ 《真理报》，1973年5月1日。
④ 《纽约时报》，1973年7月20日。他是1月13日返回北京的，见《纽约时报》，1973年2月 25日。
⑤ 《北京周报》第35和36期（1973年9月7日），第23页。对于这次代表大会的评论，见托马斯·鲁宾逊：“1973年的中国：复活的左倾思想威胁着‘新事业’”，《亚洲概览》（1974年 1月），第1—21页。
⑥ 《纽约时报》，1973年10月29日。
⑦ 同上，1973年11月11日；《真理报》，1973年11月10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3 年12月5日，第6页）。
① 《洛杉矶时报》， 1974年6月26日；《纽约时报》，1974年6月26日，30日；《苏联动态》， 1974年6月25日；《金融时报》，1974年6月26日；路透社消息，1974年6月26日； 《中国动态》，1974年 6月 21日；《世界报》（巴黎），1974年 6月27日。
② 《真理报》， 1974年5月 3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5月29日，第15页）；《纽 约时报》，1974年3月21，24，29日；《经济学家》，1974年1月26日，第43页；《苏联动 态》，1974年6月24日。
③ 《纽约时报》，1974年2月9、10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2月15日；琼·里奥洛特：“苏联对西沙群岛争端的反应”，《自由电台快讯》，1974年2月11日。自1959年和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以后，这是中国首次动用武力解决领土问题。在莫斯科看来，这件事说明， 一旦军事形势对中国有利，中国就会使用武力，为所欲为。
④ 《真理报》，1974年5月24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6月12日，第4页）；《纽 约时报》， 1974年5月24、25、28日；《苏联动态》，1972年5月23日。
① 见内维尔·马克斯韦尔：“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段考”，《现代中国》。第1卷第一期 （1975年1月），第116—126页。
② 《纽约时报》，1974年5月28日，6月1日；《中国动态》，1974年5月31日；《北京周 报》第23期（1974年6月7日），第7页。
③ 马克斯韦尔：“中苏边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段考”，第122页。
④ 《纽约时报》，1974年5月24日。马克斯韦尔的观点（看上去合理但缺乏有力的证据）是， 莫斯科“坚决要按沿中国一侧的江岸划定界线，意在以此为条件进行讨价还价，换取中国人 在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即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为界的问题上作出让步”。
⑤ 《中国大陆报刊概览》，第5582期（1974年4月2日），第33页；《中国动态》，1974年3月 25日；《远东经济评论》， 1974年6月3日，第14页。
⑥ 《纽约时报》，1974年8月19日，10月 2日；《真理报》，1974年 8月 19日（见《当代苏联 报刊文摘》， 1974年9月11日，第16页）；《苏联动态》， 1974年8月19日；《中国动 态》， 1974年8月19日；《真理报》， 1974年 10月1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74 年10月23日，第7页）。
⑦ 《纽约时报》，1974年9月3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8月26日；《中国动态》，1974 年8月23日。
① 《曼彻斯特卫报》，1974年11月8日；《中国动态》，1974年11月7日；《纽约时 报》，1974年11月8日；路透社消息，1974年11月8日。
① 《纽约时报》， 1974年11月9日。
② 《真理报》，1974年11月27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4年12月25日，第1—6 页）；《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74年11月27日。在此之前，莫斯科曾通过匈牙利的新闻媒介表示，它将拒绝北京的建议，见《苏联动态》，1974年11月15日。
③ 《真理报》， 1974年11月25日（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 1974年12月18日，第1页）。
④ 《纽约时报》，1974年2月13日、18日；《苏联动态》， 1974年2月12日；《中国动 态》， 1974年2月12日，；《每日电讯报》， 1974年2月13日。
⑤ 直到2月份谈判才恢复，因为中国忙于筹备1月份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① 《北京周报》第4期（1975年1月24日），第25页；《华盛顿邮报》，1975年1月24日；《远东经济评论》，1974年1月31日，第14—15页。
② 《苏联动态》，1974年10月15日。
③ 《历史研究》1975年第1期。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北京周报》第4期（1975年1月24日），第12页。
⑤ 《真理报》1974年2月22日亚历山大罗夫的文章，见《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5年3月19日，第1—5页。
⑥ 《当代苏联报刊文摘》，1975年3月19日，第5页；《纽约时报》，1975年2月23日。
⑦ 路透社消息，1974年2月17日；《金融时报》，1975年2月19日；《中国动态》，1975年2月18日。
① 《苏联动态》，1975年4月30日。
附 录 中国和苏联的军事集结（1969—1975年）
上文已详述了俄国人和中国人的外交活动。无论这些活动多么重要，但与军事集结活动比较起来，它们都不过是次要的。正是苏联军队大规模的迅速增加，才引起了中国人对苏联入侵的担忧，并严重破坏了70年代初苏联国内经济，而且把北京推入了张臂以待的美国人的怀抱。但是，中国后来增加了兵力，足以使俄国人的大规模地面进攻付出惨重的代价。人民解放军虽然不可能阻止红军攻占大批领土，但到70年代中期，中国已集结了大量的地面部队，开始以军为单位在边界附近部署起来了。另外，中国还部署了少量的战术和战略核武器发射装置。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70年代初的实力不平衡。
苏联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向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地面进攻，推翻中国政府或夺占中国领土。苏中两国都希望确保边界不受对方掠夺性的破坏。双方的军事集结计划都比较有理智。双方均改变了对美国的立场，使华盛顿缓和了与苏联的关系，结束了越南战争，恢复了与中国的外交接触。
莫斯科对中国在珍宝岛上采取的行动确实大为吃惊，认为它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和毛泽东个人的背信弃义造成的。所以，克里姆林宫决定派重兵驻守中苏（和中蒙）边界，使中国再制造1969年3月发生的那类边界事件时将付出惨重的代价，并通过要采取更广泛的军事行动的威胁手段，迫使中国领导人恢复边界谈判。为此，苏联把边界地区部队的数量从15个非满员师增至40个师，后来更超过50个师，还让部队进入了更高级别的战备状态。①苏联还配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其中包括核导弹和战术核弹头；补足了边界地区各师的兵员；经常在水陆边界线上巡逻；加强了在中国核弹射程之内各城市（这样的城市逐年增加）的民防措施；②开始实施一项大规模建筑永久性后勤供应基地的计划。③虽然俄国该项计划的目的在于防御，但中国人却认为它具有威胁性。由于北京因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对苏联人抱有根深蒂固的疑虑，也由于北京须对苏联军方的能力和战术（常常是进攻性的）做出判断，所以它不得不增加军队的数量，调整其部署，并改进其装备。这很快就使中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文化大革命的期限被迫缩短；解放军必须既承担行政和工业企业的管理工作，又负起训练和保家卫国的职责；不得不把对巴基斯坦和北越等盟国的支持放到第二位，而把抵御苏联的威胁放在第一位；为避免两面受敌，不得不在台湾问题上对美国作出让步。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虽不及苏军的先进，但在数量上与苏军不相上下（尽管他们直到1972年，即苏军开始集结后的第四个年头，才向边界地区增派了大批军队）。①他们增加军事预算，②派大批城市青年前往北方和西部各省，补充新组建的生产建设兵团，③强化民兵组织，④开始进行应急性的民防活动，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在各大城市大挖防空洞的活动，⑤对省界作出一系列的行政调整——包括把内蒙古的很大一部分划归邻近各省（据说是为了防御）。①到1974年，这些变化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1969—1976年军事力量的不平衡。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仍在继续进行研制核武器和导弹的计划，不过其主攻方向已有变化。这表明苏联的威胁增大了，而美国的威胁减小了。为抵御苏联的威胁，中国特别重视短程和中程导弹，把它们分散部署在各地半坚固的地下发射基地中，放弃了原定的部署洲际导弹的计划。中国仍在继续实验和生产核武器。由于原来就有喷气式轰炸机，加上生产能力有所增加，故而中国的空中运载力量有了很大提高。②由于此类飞机散布在离中苏边界较近的大约200个中国空军基地中，即使苏联先发制人，亦不能确保彻底摧毁中国的报复能力，确保苏联的任何一个城市（或一小部分城市）不被中国摧毁。因此，到70年代中期，沿边界地区核力量的不平衡已得到了部分的但意义重大的弥补。
对苏中两国军队部署的详情，我们很难作出描述与估计，因为详情是双方都严格保守的秘密。部队的构成也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据说到1975年苏联共调集了45个师的地面部队，其中包括驻在蒙古的2—4个师和隶属于大贝加尔湖军区、可以迅速增援边界地区的一些师。这些部队中，只有大约1/3处于最高战备状态。但是，考虑到苏联自1969年以后在后勤供应、建筑和武器装备的贮存方面投入了巨量的财力物力，调集的部队肯定远远超过45个师。中国方面的情况大体相似。到1975年，沈阳军区和北京军区约有50个师，兰州军区有15个师，新疆可能有8个师。和苏联一样，并不是所有的部队都承担了守卫边界线的任务，不过，遇到紧急情况，更多的部队会被迅速从其他地区调往前线。两国都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军队以应付其他地方的事态发展：苏联要关注东欧、西欧和中东；中国要留意南亚、台湾海峡和朝鲜。两国（特别是中国）还保留了大批部队以担负国内的任务。因此，在不知详情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双方的军事力量做出准确的估计。
地理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俄国和中国军队的部署计划，也是导致莫斯科和北京采取不同战略的重要因素。由于俄国在西伯利亚和远东部分的人口大都集中在西伯利亚大铁路沿线，又由于这条重要的交通大动脉距中苏边界不远，所以莫斯科不得不把大部分部队和武器装备部署在铁路以南靠近边界的地方。北京当然把这种部署视为对新疆、甘肃、内蒙古和黑龙江的一种威胁。由于俄国人在北方除了冻土带和冰（或者滨海地区的海水）之外，别无退路，所以莫斯科只能采取这种策略：防止中国军队入侵，拒绝中国提出的双方军队都撤离边界线的建议。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对海参崴和伯力而言尤为突出，伯力与中国提出领土要求的岛屿隔江相望。
中国军队不敢过于靠近边界，因为如果靠得太近，就有在新疆、甘肃和内蒙古的沙漠中被苏军摧毁或包围的危险。此外，中国的居民绝大多数都生活在离边界很远的地方。生活在边界附近的是少数民族，他们与苏联一侧的居民有血缘关系。他们（如新疆的哈萨克族）试图与对方重新合并。中国的战略和军队的部署情况是：主力部队留在后方保卫重要城市（如北京等）和军事基地（如罗布泊和双城子的核武器和导弹发射基地等）；向边境地区迁徙大量汉人以监视和压制少数民族，这些汉人同时又是阻挡苏军进攻的准军事人员。他们通过散布各地的农业移民，形成了一道抗击侵略者的长城；一旦苏军入侵中国，军队和人民（大部分是公社社员）将联合起来，利用正规防御战术和游击战术（即“人民战争”）来抵御俄国人。随着移民活动的发展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中国军队可能推进到了距中苏边界更近的地方。与此同时，边防部队增加了具有挑衅意味的巡逻和监视活动，这也许是为了预防入侵或对苏联可能的进攻给予警告。
中苏两国战略的中心是双方均拥有大量的核武器。莫斯科的核武器很多，足以对中国的任何入侵活动给予严惩。然而，1969年的边界冲突发生之前，这仅仅是一个背景因素，而且，即使在1969年以后，核武器的使用在通常情况下也并不是一种可行战略，只有在最严重的关头方可使用。尽管可以谈论苏联会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击中国的核武器生产和实验场所、火箭和核武器贮存处及空军基地，但实际上这是不大可能的。①不过，一旦苏联的地面部队全面展开，中国军队的整个防线就会从战略和战术上都受到威胁，因为苏军各师都配备有战术核武器，且受过在核战场上作战的训练。当时，苏联有能力先发制人，摧毁中国几乎所有的核武器和导弹基地、空军基地、海军基地和地面部队，占领大片中国领土，包括首都北京在内。数以亿计的人将遭到灭顶之灾，其中包括邻近国家的许许多多人。但是，由于核战争会使邻国遭殃，加上苏联因此将会在战略上远逊于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各国肯定会形成反苏联盟，上述惨景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小。然而，中国人必须高度重视这种可能性，并相应地调整其军事和外交立场。
北京还得面对另外一些情况，其中最严重的是苏联可能介入中国国内为争夺毛的继承权而展开的斗争，支持军方的某一派别，帮助建立一个亲苏联的政府。如做不到这一点，苏联军队也可能乘领导层争夺继承权时期中国虚弱之机，侵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新疆、黑龙江等边界省区。虽然苏联方面认为不存在这些可能性，并马上否认有任何发动进攻的意图，但中国人只能从最坏处做准备，因为他们估计到了苏联军队的实力，且有猛烈抨击苏联意识形态方面的诸项政策的传统。因此，正是强大的苏联军队部署在中苏边界附近的核力量，迫使中国加强了边界防务，在70年代初增加了国内常规武器和中短程弹道导弹的生产份额，把解放军从政治经济部门的行政管理事务中解脱了出来，部署在更靠近中苏边界的地方，还中断了红卫兵的革命活动，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分派到了边界附近的生产建设兵团。
表1 中苏两国军队的数量（1969—1971年）
到1975年，中国在弥补军事力量的不平衡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中国把一个步兵师改建成了装甲师。这至少表明北京有进行此类改建的生产能力。北京拥有充足的核报复能力，足以威慑苏联先发制人的进攻，并可威胁到苏联欧洲部分的重要城市（包括莫斯科在内），因此，中国原来微弱的威慑因素已经发展为以分布在各处的地下掩体的导弹（弹头瞄准苏联国土）为基础的威慑战略了。
中苏两国军队构成和部署变化情况，详见表1和表2。①表1显示了两国地面部队的总数和构成。1969—1975年间，中国陆军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大约增加了30万人。地面部队从118个师增至142个师，净增24个师。1975年以前增加的人绝大多数是从与文化大革命有关的行政管理事务中脱出身来返回部队的官兵。这批官兵有将近20万人。仅此一点就可看出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卷入国内非军事性事务的程度有多深。此外，官兵返回部队的时机与外国旅游者观察到的解放军在工厂、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
苏联军队部署和构成情况的变化也可从表中看出来。1969—1975年间，中苏两国军队数量的变化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与中国相比，苏军总数净增27。5万人，而陆军又净增32万人，摩托化步兵师从90个增至110个，净增20个。这些新增的部队都用于抵御来自中国的威胁。装甲部队和空降部队的数目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这与中国的情况十分相似（当然，不同之处是苏联的这两种部队原来就比中国多得多。这表明苏联的工业基础更雄厚）。苏联边防部队增加了大约6万人，这些人可能都被用于巡逻中苏边界。不过，苏联边防部队的总数约有30万，与中国边防部队的总数相等。总之，中苏两国军队新增加的人数是大体相等的。考虑到双方都把对方的威胁看得十分严重，而双方军队新增人数都不很多就显得有些奇怪了。这也许表明，双方战略的实质都是防御。两国军队增加的人数大体相等表明，莫斯科和北京都意识到，一方大规模扩军会使另一方急起直追，从而促成一场双方都得付出极大代价的军备竞赛。
苏中两国军队的部署（1969—1976年）
表2 （以师为单位）
双方军队在边界地区的部署情况，可作为这些结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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