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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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林彪不幸的是，毛感到必须用外交手段争取时间。10月7日，新华社发表消息，中苏边界谈判即将举行。然而，毛仍然对苏联人存有戒心，10月中旬政治局决定迅速提高警惕。1969年10月17日，显然是根据毛对国际形势的冷静分析，林彪发布“一号通令”，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城市开始进行疏散。
林彪当时在苏州休养，住在蒋介石夫人以前的别墅里。根据曾把林的命令给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的林彪秘书的回忆，国防部长所关注的是，因为苏联谈判代表团的到来，中国放松警惕，苏联人可能正在准备一场突然袭击。在黄永胜收到命令前两个小时，毛看来也收到了等待批阅的这份“一号通令”，他显然没有撤销这个命令。后来林的命令遭到谴责，可能至少部分是因为苏联人、美国人以及台湾当局迅速作出反应，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担忧；这个明显的备战措施，可能被苏联人用作在边境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的借口。在林失宠以后，毛能够就这个他自己引起的行动责怪林彪。①边界谈判于10月20日如期开始。同时，中美双方开始接触，在20年的敌对和猜疑之后，双方都十分谨慎，亨利·基辛格后来称这段时期的谨慎接触为“复杂的小步舞曲”。②到1969年底，美国人明白，他们发出的信号和暗示产生了效果。1970年，在林彪谋取国家主席的同时，中美联系升级，到1971年4月21日当周恩来邀请基辛格访问北京时，③林彪和平夺权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他被推上了一条更危险的道路。
“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
几乎可以肯定，林彪决定武力夺权是由他在庐山会议上的政治失败激起的，但促使他那时将计划付诸实施的原因可能是庐山会议后毛发起的针对他的同党的毫不宽恕的运动。1970—1971年之交的秋天和冬天，林彪肯定已经明白，如果他不迅速采取行动，他就完了。毛的行动看起来像是挑衅性的，似乎他希望迫使林彪采取鲁莽的行动。如果他采取这样的行动，那就会自取灭亡。
全会以后批判陈伯达的运动采取以下几种形式：首先，陈伯达自我检讨，并且批判了陈伯达反党、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质，1970年11月至1971年4月逐渐展开。同时，号召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向他们推荐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六部著作和毛的五篇文章，要求他们通过学习，提高识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能力。事实上，毛是在打击林彪，因为，林彪过去不主张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也简化为背诵语录。叶剑英在福建、广东和广西调查了陈伯达的材料，以确定他的罪行。陈的罪行为发动一场整风运动提供了借口，而这场整风明显是用来削弱干部对林的忠诚的。①毛后来形容他对付林彪及其追随者的策略为“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②。“抛石头”指铲除林彪的同盟。在庐山，周恩来私下告诉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他们应该向中央作检讨。全会结束那天，在庐山脚下的九江机场，林彪与他们三人及黄永胜合影留念，与他们及叶群商议对策，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和黄永胜，为了应付周恩来的命令，作一些表面的自我批评的策略。③但是当书面检查于下个月放在毛的案头时，他对批阅的每份检查都写下了不满意的批语。1971年1月9日，军委召开有143名成员参加的会议，尽管毛一再严厉批评，林的同党仍既不批判陈伯达，也不进行自我批评。毛对此极为不满，命令将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作废。最后，在4月29日召开的讨论批陈整风运动进展情况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宗派主义和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①“掺沙子”，指选派忠诚毛的人参加由林彪的人控制的机构。九大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和张才千将军，于1971年4月7日被任命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以抵消黄永胜和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的权力。毛已经采取了其他组织措施，以保证对人事和宣传的控制。1970年11月6日，成立了中央组织和宣传组，直接对政治局负责，领导和监督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理论杂志《红旗》、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其他一系列机构。该小组组长为康生，成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和李德生将军。康生随后因病退出，李德生于1971年1月担任新成立的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毛的夫人和她的上海同僚留下负责，接管了曾经被陈伯达所把持的宣传王国。②这样，从红卫兵运动结束以来，他们实现了对一个主要的国家权力领域的控制。③“挖墙角”，指改组北京军区。在与他的国防部长紧张对抗不断升级时，毛必须确保控制首都的部队对他而不是对林彪的忠诚。1970年12月16日，他提议召开华北会议，讨论华北局和华北军区为什么允许陈伯达成为他们的太上皇，既然中央没有授权于他。这种谴责也许有点道理——人们很容易把书生气十足的陈伯达看成林彪的代理人，而不是某支部队的幕后操纵者——但华北局和华北军区听从陈伯达的命令，可能仅仅反映了任何一位明智的党的干部都会表现出的，对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常的尊重；很难想象会有人对陈伯达这样的高官的身份提出疑问。不论毛本人如何蔑视规矩，任何一点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却都可能被他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970年12月22日，华北会议宣布开始，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会议表面上是要批判陈伯达及其在华北地区的追随者，但实际上，在长达一个月的会议期间，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撤换了林彪的追随者，北京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38军（它被认为忠于林彪）也被调出了北京地区。①“571”：林彪的未遂政变
根据后来的证言，林彪于1971年2月携夫人和儿子视察苏州期间，授意制定政变计划。政变计划是以他儿子林立果为首、以空军为基地的几个较低级军官具体负责制定。促使林彪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毛在最近的军委会议上谴责了林彪同党的立场，以及北京军区的改组。林彪将对此作何反应？他显然认为以攻为守是唯一出路。
林彪夺权斗争，除了不合时宜，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其如此脆弱的权力。尽管他身为国防部长，但他没有依靠负责解放军各部门的政治局盟友。根据1980—1981年审判林彪那些幸存的支持者时出示的证据，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做了什么坏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没有参与谋杀毛的任何阴谋活动。②林立果在空军的正式职务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这是一个关键职位，所有文件都要经过这里——同时兼任作战部副部长，他担任这些职务，完全是由于林彪的影响。根据他的上司吴法宪在1980年审判中的证词，从1970年7月6日起，“空军的所有事情都向林立果报告，所有事情都得经他处理，听他的命令。”③林立果建立了他的阴谋小集团（参见表5），定名为“联合舰队”，该小组最初是吴法宪授权林立果成立的一个调研小组，绝大多数成员是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军官。林立果的“司令部”人员，除了他自己之外，全部来自控制华东的南京军区。
1971年2月，林立果带着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于新野到杭州；而后又将另一位副主任周宇驰自北京召到上海，从3月20日至24日在上海与他们及空4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召开秘密会议，根据他父亲的命令，多次密谋。
从他们讨论的情况看得出林氏家族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他们认为出击的时机几乎成熟；在政局稳定的情况下拖延时间，会使文职领导人得以巩固他们的地位；毛正采取利用一派打一派的习惯做法，逐步用张春桥来抵消国防部长的权力。①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权力“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似乎仍未排除。另一种可能是被人抢班。令人惊讶的是，鉴于九届二中全会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些密谋者仍然认为在未来三年内这是不可能的。但林立果至少明白这种前途的危险性：“任何事情都难以预料。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任何人都可能被赶下台”（实为“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译者）。于新野提出异议说，林彪是毛个人选定的接班人，林立果提醒他刘少奇也曾享受同样的荣誉。②林彪的第三种选择是“提前”接班。他们考虑了两套方案：搞掉林彪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张春桥；搞掉毛泽东本人。密谋者们对后一套方案没有感到什么不安，只是担心如何向全国解释，不产生消极影响。周宇驰建议，谋害毛泽东的罪名可嫁祸于他人，甚至嫁祸江青，但他补充道，从政治上考虑，林“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最后议定：争取和平（过渡）接班，作好武装起义的一切准备。①表5　林彪集团：同党和同谋者
林立果决定将政变计划定名为“571”，在汉语里“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毛的代号为“B52”。在最初讨论时，政变计划仅仅是逮捕张春桥、姚文元，谋害毛的计划似乎是那天晚上由周宇驰设计的，①可能是针对毛主席在南方的行动所作出的反应。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毛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短暂巡视，他主要访问了武汉、长沙和南昌，接见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和福建各省党、军负责人，②和他们进行了谈话，他把林彪的同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行为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与同刘少奇、彭德怀、高岗和其他被打倒的领导人的斗争具有同样的性质。主席的任何其他行动，都没有他的这些讲话如此深思熟虑，使得林彪惊恐不安。
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着重谈了他的追随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是“突然袭击和地下活动”。当他谈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时，谁都能明白他实际上指的是谁。他最后提到林彪的名字时，更多的是悲哀而不是愤怒：“这次，要保住林副主席，不做个人结论，但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们怎样对待这些人呢？”③但是作为国防部长的林彪是不会被假象欺瞒的。
毛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的可能答案是什么，林彪一家是十分清楚的。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主席在他的谈话中，明显表明了他进行这场针对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的斗争的原因。一方面，他批评了地方党委把他们的决定送交部队党委批准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修改了他以前提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上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④军队控制国家政权所构成的威胁，促使毛做出了以上选择。
主席一定明白他的谈话很快会传到林彪那里，他也打算这样做。事实上，他的谈话于9月6日被报告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李又分别告诉了总参谋长黄永胜、后勤部长邱会作。黄永胜立即用保密电话通知了叶群，她当时正与林彪、林立果在北戴河度假。两天后，林彪签发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同日，林立果飞回北京，为谋害毛泽东进行最后安排。①从9月8日到11日，林立果和他的“联合舰队”讨论了在毛专列北上回京途中谋害毛的一系列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100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炸毁火车必经的桥梁；四是从空中轰炸火车；或者，用手枪面对面谋害毛泽东，这样虽然缺少戏剧性效果，却可能更可靠。②实践证明，所有这些计划都是无效的，当林彪的同伙正在估摸毛的行动时，8月底主席在南昌听到风声，林彪可能正在筹划什么阴谋。③因此，在返回北京途中，毛采取突然启程、缩短停站时间等策略，出人意料地迅速离开上海，于9月11日开始返回北京，在阴谋者没有准备好以前，专列通过了他可能遭拦截的各个地段。④9月12日下午，列车停在北京附近的丰台车站，毛借停车机会把在京的军政高级官员找来，在车上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议。晚上毛乘坐的列车驶进北京站，①南巡顺利结束。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改变行程是因为得到了有关阴谋活动的情报，更不用说细节了。也许是长期游击战争中养成的求生本能，促使他这样做的。不管他南巡的动机如何，这一行动促发了中国人现在所称的“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
当林立果获悉毛逃脱谋杀的消息时，他立即决定加速实施林彪和叶群此前设想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其实，就在林立果主持筹划谋杀计划的同时，林彪、叶群便在着手准备南逃了。他们决定9月13日早晨8时离开北戴河，南逃广州，与林彪的高级军事盟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林立果的密谋助手在那里会合。在北京安排妥当后，林立果乘坐一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飞往北戴河的机场所在地山海关。当时中国只有很少几架三叉戟，为了让他的父母顺利出逃，②他通过在空军系统的支持者，秘密搞到了这架飞机。要不是她姐姐林立衡的干预，他可能已经成功了。
很多人都知道，林立衡昵称豆豆，林彪很喜欢吃豆子，因而给女儿起了这个小名。豆豆与林彪关系很要好，与她母亲叶群却搞得很僵。叶群对她很粗暴，她和弟弟也不喊她妈妈，却都叫叶群“叶主任！”③在被弄得发狂的情况下，豆豆开始怀疑叶群是不是她的亲生母亲，以致于不得不把当年在延安为她接生的大夫找来，证明叶群确是她的生母。①有一次，豆豆想自杀，叶主任听到消息后说：“让她去死”；没有人把豆豆想自杀的消息告诉林彪。②9月6日，借口她的父亲生病，豆豆的弟弟把她从北京接到北戴河。她到达后，林立果向她通报了毛南巡的情况，告诉她这意味着林彪处境已十分危险，并披露了他们设想的三种方案：谋害毛；在广州另立中央；逃往苏联。豆豆与弟弟争论了两天，拒绝了所有上述三个方案，建议林彪像朱德一样，从众人注目的政治中心位置退下来。③根据豆豆的描述，她考虑的只是父亲的安全。她布置服务人员偷听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的谈话，以了解他们想干什么；9月8日，她弟弟去北京后，她把情况报告了8341部队。8341部队是中央警卫团的番号，该部队的一个分队布置在她父母的住处附近，用以在任何情况下确保林彪的安全。④尽管豆豆及时报告了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怀疑副统帅林彪，尤其是叶群事先不断散布豆豆因为谈恋爱精神不正常等流言蜚语；确实，她很快就要正式订婚了。⑤因此，没有人敢相信那耸人听闻的消息。
9月12日下午，在林立果从北京返回以前，林豆豆的订婚仪式已经开始。到来后，他告诉姐姐他是专程赶来参加订婚仪式的，但他随即匆匆离去，与他的父母进行密商。他的举动引起了她的怀疑。大约在晚上10时20分，豆豆亲自向8341部队副团长（原文为“团长”——译者）汇报了情况，这次，这位首长立即报告了北京。①当周恩来在晚上10时30分接到报告时，他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他立即打电话向吴法宪和李作鹏查询是否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在山海关机场。
与此同时，叶群在接到林立果系统的人报告说周恩来正查询三叉戟飞机下落后，故意在电话上与邱会作夫人闲谈了一个小时，试图以此消除怀疑。晚11时30分，她打电话给总理，告诉他林彪一家想离开北戴河，去一个温泉疗养地。当总理问她是空中动还是地上动时，她答道是空中动，但尚没有安排飞机。周告诫她，最近天气不好，他将与吴法宪讨论有关事宜。②叶群刚放下话筒，周立即又打电话给吴法宪和管山海关海军航空兵基地的海军负责人李作鹏，命令停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飞机不要动，要动的话，必须有周、黄永胜、李作鹏和吴法宪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在北戴河，叶群在与周恩来通话后，立即采取行动。她与林立果一起，喊醒吃了安眠药睡下的林彪，告诉他有人要来逮捕他。他们焚烧了文件，然后钻进汽车，驶往机场。8341部队警卫人员过于胆小，没敢拦住他们。对叛逃者幸运的是，李作鹏篡改了周恩来的指示，告诉山海关基地，只要周、黄、李、吴四位首长有一个同意，三叉戟飞机就可起飞，而李自己批准起飞。夜里12时32分，林彪携带他的夫人和儿子起飞了。①大约午夜时分，周恩来得到报告，林彪一家坐飞机跑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周立即命令吴法宪：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并派一位助手去吴的司令部监视吴法宪。②随后，周驱车前往中南海毛的住处，向他简要汇报了情况。当雷达显示林彪的飞机即将越过国境线进入蒙古时，吴法宪打电话请示是否打下飞机，周请示毛，据说毛意味深长地回答：“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要他们去吧！”③由于不了解林彪行动的详细情况，为了毛的安全，周立即安排毛离开住处，转移到人民大会堂。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毛才命令周恩来召集在京的高级官员，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最清楚地显示了共产党统治中国的方法。会议在凌晨3时举行，但毛没有出席，是出于安全考虑，还是由于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的背叛对他的沉重打击，不得而知。周恩来向与会者通报了毛昨天下午返回首都以及林彪出逃的有关情况，告诫他们要对发生任何事情做好准备。④直到9月14日下午，周才从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获悉，林彪的三叉戟飞机于9月13日凌晨约2时30分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毁，机上的8男1女全部摔死。⑤较近的一篇非官方文章对“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描述提出疑问，集中讨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林彪夫妇不按事先安排的那样往南飞呢？该文认为，林彪一家并没有立即放弃原先设想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毕竟，他们只要飞8个小时，就可以实现该计划。文章指出，这架三叉戟飞机在空中飞了近两个小时，而这样一架飞机从山海关飞到温都尔汗要不了一个小时，因此，三叉戟飞机实际上首先往南飞了约10分钟时间，然后掉头返回山海关，但发现山海关机场已遵照周恩来指示关闭。为什么林彪一伙放弃南逃计划不得而知，但该文暗示，是周恩来不让林彪着陆，以迫使他飞往苏联，这样他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叛徒。①不管真实情况如何，解放以来对毛的权力及其人身安全最危险的威胁解除了，波拿巴主义的幽灵从此驱除了。
林彪覆灭的影响
林彪之死，使毛和周得以顺利清洗他在政治局中的军事盟友。9月24日上午，周恩来召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海军政委李作鹏，以及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到人民大会堂，宣布解除他们的职务，要他们进行彻底的自我检查，四人离开时都已被捕，并将最终接受审判。林立果联合舰队的幸存者也得到清除。
虽然人民解放军失去了它在文职官员领导班子中最强有力的人物，它的崇高形象也受到损害，但这远非人民解放军在文官政府中结构性支配地位的终结，党政部门中的重要军事作用仍然在运行。十大元帅之一、周恩来长期的盟友叶剑英，主持改组后的中央军委，负责调查林彪在各大军事单位的活动，①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政治作用。他对毛和周的忠诚是可靠的，但他毕竟是军队的代表。②汪东兴是8341部队的负责人，对主席更加忠心耿耿。他主要是一位国家安全官员，而不是军队的一名军官，③但他的确不是文职干部。与林彪相比，在毛还政于民、重建文官政府的不断努力过程中，将忠诚地支持毛。
军队干部在省级地方政府中的权力继续得到维持，这可由政治局内的三位将军仍然继续担任省级最高领导职务这一点反映出来：许世友，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辽宁省革委会主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都坚决站在毛一边。
比较难估量的是林彪覆灭对毛泽东所造成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最激烈的时候，当毛积聚了足够的力量，从而获得了更换一位领导人所需要的广泛支持时，刘少奇被搞掉了。甚至刘少奇原来的秘书邓力群后来也承认，1966年时，他也感到毛的接班人应是一位既能处理党务又能处理军队事务的人，这样一种看法可能是对的；而且他证实这是当时党内一种普遍看法。④林彪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英雄，无疑也是毛长期以来的信徒。主席认为林彪是比刘少奇更合适的接班人这样一种估价，可能招致刘少奇在党内的追随者的反感，但却可能在政界的更大范围内，为人毫不置疑地接受。
但实践证明，这位“最好的学生”不仅不合格，而且，如同周恩来将要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所披露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