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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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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荒茉俚⒏椋蛘呤腔丫茏×嗣目佳椋晃蘼廴绾危詈缶龆怂慕影嗳恕�3个星期后即4月30日晚上，毛听了这位新的第一副主席汇报全国形势后，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④这句话后来被华当成护身符。实际上，华的生存能力并不见得比前三任接班人强，只是毛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点了。
毛的逝世
对于大多数迷信、讲究传统的中国人来说，1976年是充满凶兆的一年。周恩来于1月去逝，接着，89岁高龄的老革命家朱德于7月逝世，在早年艰苦的环境中，正是由于他对毛的忠诚才确保了军队服从党的领导。过了3个星期，华北煤城——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亡达24。2万多人，重伤16。4万人。①整个国家动荡不安，一方面是由于极左分子煽动反对邓小平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公众对邓遭清洗感到愤怒引起的。铁路运输再次发生堵塞；钢产量在1976年的头5个月比预定指标少了123万吨；化肥、棉纱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也迅速下降，导致国民财政收入减少了20亿元。年度计划的各项指标不得不重新修改。②在自然灾害、政治动乱和经济崩溃同时发生的时刻，精英们也逐渐认识到毛的生命正在走向终结。③在邓被撤职却还未彻底垮台的形势下，“四人帮”这样做很明显是合情合理的；巩固与政治局中文革受益者们在天安门事件中结成的联盟，以确保安全渡过前面几周的危险风暴。但是，在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他们攻击华国锋，从而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很显然，他们已决定必要时动用军事力量，与文革受益者们对抗。8月，随着毛的生命日近尾声，他们自1967年以来一直苦心经营的上海民兵开始进入戒备状态。④将军们也开始动起来了。王震将军劝说身为政治局成员的老帅叶剑英与“四人帮”作斗争。叶的老友聂荣臻元帅和杨成武将军也经常与他联系。叶还与其他政治局成员，包括华国锋及其他遭“四人帮”冷遇的文革受益者们一起磋商。叶又到了他的故乡——广东，在这里他与邓小平会了面，发现邓也作好了战斗准备：我们要么任人宰割，让党和国家蜕化变质，眼看着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江山被这四个人毁灭，甘心历史倒退一百年，要么我们就与他们斗争到底，只要一息尚存。如果我们赢了，一切都迎刃而解；如果我们输了，只要活着，我们就上山打游击，或者我们也可以到国外找一块庇护地，以待时机。目前，我们可以用来与他们作斗争的力量至少有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如果再拖下去，连这一点本钱我们也会输掉。①但是叶还要等一等。他对王震说，毛没死就采取行动不恰当，②他以“投鼠忌器”③这一成语来解释为什么要再拖一段时间，意即他不愿毛还在世时，就把他的妻子当作反革命抓起来，这样会使毛受辱。毛于9月9日午夜过后10分钟去世，叶剑英准备行动了。④逮捕“四人帮”
“四人帮”战略上的错误在于他们未能与文革受益者们建立共同的奋斗目标；战术上的错误在于他们在毛死后全都留在北京。林彪曾有过在广东另建一个中央的计划，邓小平下台后躲到盟友的控制区里，实际上，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都为他们提供了这一教训：面对强于自己的对手时，应另找一个安全据点。他们没有吸取这一教训。
江青及其同党过于得意忘形了。由于毛的支持，他们扶摇直上，很快地、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大权；在毛的默许下，他们目空一切，大发淫威。他们每个人都滥用特权——中共曾发动一场革命来消灭的东西。但是，正如米洛万·吉拉斯所说，特权是官僚独裁制度的派生物，不可避免。①在一个世纪以前，这些人就可能是宫廷里的一个阴谋集团，利用与皇上的亲密关系，高高在上，却不知圈外的权力现实。
与宫廷阴谋集团不同的是，“四人帮”在上海有相当大的权力基础，他们本可到上海暂时退避一段时间的。然而相反，他们显然以为与毛关系密切，是政治局常委，又控制了新闻媒介，这些加在一起足可以使他们具备夺取首都的权力的条件。因此，他们倾全力于夺权目标上。毛刚死，江青在黎明前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对毛的丧事安排并不关心，而急于马上将邓小平开除出党。②“四人帮”的行动计划似乎是三管齐下：坚持他们继承毛思想的权利；控制党中央；准备武装对抗。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各主要新闻机构很快就大肆宣扬据说是毛的临终嘱咐的重要意义：“按既定方针办”。如果不这样做，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③显然，他们的目标就是阻止任何逆转反邓运动方向、或（这更可怕了）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努力。
通过新闻界，“四人帮”制造了对他们有利的政治气氛，这可以动摇下层干部对首都力量平衡的判断，④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已真正接管了权力。毛死后不久，“四人帮”就想方设法维持他们对省级机构的控制。王洪文在中南海设立了自己的值班室，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给各省委下达指示，要求凡有重大问题都要与他商量。①9月12日起，“四人帮”组织人马发表文章，向政治局施加压力，要求任命江青为毛的接班人。②在毛的追悼会上，拍下了许多别有用心的照片并公开发行，使人们以为江青就是毛的接班人。③“四人帮”篡权的步伐更紧了。9月19日，江青要求政治局常委——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和张春桥——召开紧急会议，她和毛远新要参加，但不让叶剑英参加。会上，江提议授权毛远新整理他伯父的各种文件，目的是要找或者至少要“发现”毛的最后遗嘱，以利于江青夺权。最后通过表决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毛的所有文件。④9月29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江青和张春桥企图强行讨论江青今后的作用问题，他们拒绝了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意见（即毛远新应当返回辽宁的本职岗位），提出反建议——授权毛远新为下一次中央全会准备政治工作报告。⑤然而“四人帮”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所以毛远新只好返回辽宁，领导权的问题暂被搁置了。⑥“四人帮”的第三项措施是准备武力对抗。上海民兵（约10万之众）都发放了武器，并接到了准备战斗的命令。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也建立了秘密联系。王洪文及其同党在与下属们的谈话中都充满了火药味。①10月2日，毛远新引起一阵恐慌。他命令＇（沈阳部队）——译者＇一个装甲师开往北京；沈阳军区司令部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叶立即命令该师停止前进，返回原地。②尽管文化大革命变化万端，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军事指挥系统的忠诚丝毫未变，“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根本打不进去。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对“四人帮”搞军事政变也许有些夸大其辞。无论怎样异想天开，他们也应该想到以上海的民兵是无法与占绝对优势的人民解放军相抗衡的。上海可能成为他们最后的堡垒，但绝对成不了延安式的走向胜利的跳板。实际上，江青及其同党们一直呆在北京，这就给人们一个印象：他们是在自欺欺人，以为即使毛死后，政治也不会有反常现象，斗争仍将按文化大革命制订的规则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就是靠文化大革命规则爬到顶峰的。但是，他们的庇护者死了，而与他们作斗争的是一批为建立新中国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这些人革命时就没有尊重过任何规则，需要时能迅速无情地采取行动。
或迟或早，这样的行动都将发生，原因就如邓小平在他南方藏身之地所说的。叶剑英明显地感觉到，由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他必须担当一关键角色。叶发现华有些犹豫不决，华原打算通过召开中央全会来解决与“四人帮”的争端，但是看到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对抗，又得到叶的承诺——如果他勇敢地站出来斗争，叶和其他老同志将支持他——之后，华认识到，通过正常程序来解决问题已不合时宜。③紧随着江青与王洪文的挑衅性的讲话之后，《光明日报》10月4日发表了一篇意识形态上要坚决斗争到底的文章，根据一种说法，正是这篇文章最终导致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①由于“四人帮”要其追随者们 10月 9日听好消息，人们普遍担心他们正在策划某种行动。颇为吃惊的叶剑英急忙隐蔽了起来。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所在地西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未叫“四人帮”参加）。会上一致同意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及其主要支持者抓起来。汪东兴和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负责具体执行。10月6日逮捕了“四人帮”，当江青在住处被捕时，她身边的服务员朝她吐口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②① 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接班人问题的比较充分的讨论，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北京的交接班”，《纽约书评》第35卷第2期（1988年2月18日），第21—22页。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毛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1972年1月10日陈毅的追悼会，并在追悼会上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说，陈毅一直支持他，而林彪却反对他。有关的描写，请参见张玉凤写的11篇文章：“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载1988年12月26日至1989年1月6的《光明日报》。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此类活动。
② 参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28—530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有关邓小平居留江西期间更详细的描述，参见裘之倬：。“邓小平在1969—1972年”，载《新华文摘》1988年第4期，第133—155页。1972年8月3日邓小平的信的复印件现藏在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在这封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指出，没有这个“无比巨大的照妖镜”，就无法使林彪和陈伯达这样的人暴露原形，由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推荐给我的这封信，是吹捧和自谦的结合，也反映对林、陈事件的个人看法。
① 有关纪在清洗林彪余党过程中的作用，参见1998年6月18日《华侨日报》。有关纪在毛的 庇护下逐渐上升的描写，参见王灵书：“纪登奎谈毛泽东”，载《瞭望》（海外版），1989年 2月第6—13页。
② 有关在5月发现癌症的描述，参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4页。《不尽的 思念》，第583页，提供了早期癌症的有关信息，描述了毛命令成立一个专家小组，专门负 责周的治疗。《周总理生平大事记》第494页，却仅仅提供了发现癌症的年份。
① 有关王洪文的生平，参见丁望：《王洪文张春桥评传》，第49—134页。也可参见高和严：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42—448页。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 和安德鲁·G。沃尔特：《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描述了王洪文崛起时期的有关事件， 但对王本人描述较少。
② 据在场的作者所见，在北京王洪文与要人们如年老的和身体健康的周恩来、李先念、外交部 长姬鹏飞等一起握手时，官方并未能说明王洪文担负什么职务。有趣的是，在为西哈努克亲 王举行的一次宴会的同样使人惊奇的场合（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也是初次露面，回 到公开的生活中，见约翰·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62页。
③ 参见丁望：《华主席：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第77—80页。
④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8页。
⑤ 中国人对王洪文直线上升的惊愕，不禁使人想起，当1988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副总统布什 挑选41岁的普通参议员丹·奎尔做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时美国政治家和报刊舆论所表现 的难以置信。而且，丹·奎尔一旦当选副总统，并不像王洪文那样仅仅拥有潜在的权力。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6页；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 本》第414—416页；这些年钢产量数字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33页载， 1969年是1330万吨，1970年是1770万吨，1971年是2130万吨，1972年是2330万吨，1973 年是2520万吨，在这几年（包括林彪的垮台）比以前大幅度增长。又见阎方鸣和王亚平： 《70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冒进与调整》（1985）第55—60页；对于1967—1968年后文 化大革命对工业的轻微影响的分析，见本书第6章。
② 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416页。
① 参见戴维·茨威格：《中国农业的激进主义（1968—1981）》，第57—60页和第5章；还可参 见他的“政策执行策略：中国农村的政策‘风’和大队核算（1966—1978）”一文，载《世 界政治》 1985年1月，第37卷第2期，第267—293页。
② 戴维·茨威格：《中国农业的激进主义》，第57—60页和第6章。
③ 1969—1973年粮食产量统计数字：1969—210。9万吨；1970—239。9万吨；1971—250。1 万吨；1972—240。4万吨；1973—264。9万吨。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3），第158页。
④ 1972年是周恩来年这一估价，出自拉斯兹洛·莱德尼：《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1921－ 1985）：自画像》，第355—356页。该书讨论了本章涉及的有关问题。周试图利用这个机会， 彻底驳斥他在1932年曾经叛党的说法，这种说法看来是在康生和江青唆使下精心罗织的。 虽然他四处散发毛对他表示信任的简短讲话，几乎直到他逝世为止，“四人帮”仍继续利用 这项罪名攻击他。参见《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党史 研究》1980年第1期第8页；伍豪是周恩来当时的化名。参见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 年》，第626—627页，该书讨论了周培源论教育改革的文章；默尔·戈德曼：《中国的知识 分子：建议和异议》，第162—166页，讨论恢复科学研究的尝试。有关周无力控制《人民日 报》的情况，参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203—204页。
⑤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5—626页。
① 有关这项在政治上必要、在理论上却站不住脚的重新评价，参见王若水的10篇系列文章： “从批‘左’倒向反右的一次个人经历”，载《华侨日报》1989年3月12日—21日。
②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8页。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2页。周恩来在报告中实际上使用了同样的 语言；同上，第9—10页。
④ 同上，第45页。
⑤ 威廉·A。约瑟夫认为，周的报告中含有微妙的暗示，林彪实际上是极左而非极右；参见他 的《评1958—1981年中国的极左思潮》第138—139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可以设想，周 在王和张向他呈送报告草案之后，他曾修改过。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47、48、50、52、55页。
② “林彪与孔孟之道”，参见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16页。
① 乐黛云、卡罗林·韦克曼：《走进暴风雨：奥德赛——一位中国革命妇女》，第323页。
② 党史教研室：《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8页。毛在他与一位神秘的来访的埃及领 导人的谈话中，把孔子和秦始皇帝进行了比较；同上，这里我不能引用有关资料。毛习惯于 用郭沫若的诗作陪衬来赋诗填词；例如可参考《中国文学》1976年第4期，第43—44页、 48—50页。但在《沫若诗词选》中没有收集毛泽东答郭沫若的任何一首最近的诗。
③ 《彭德怀事件》，第36页。
④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57期（1974年1—3月），第207—210页。周恩来就他 长期以来一直主管的外交事务发表的讲话，在毛的提议下，1973年11月受到政治局的批 评，当然使“四人帮”以为他们的机会来了；王：《大动乱的年代》，第417页。
⑤ 乐和韦克曼：《走进暴风雨》，第323页。清华在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核心作用，以及江青 与这所大学的联系，表明她最初可能是从毛泽东那里得到指示的。
① 《走进暴风雨》，第303页。有关江青和这两人之间的谈话记载，参见王：《大动乱的年代》， 第479—489页。
② 同上，第 323—326页。乐对这个批判组的了解很多，因为她的丈夫汤一介是梁效班子的 12 位学者之一。
③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194页。
④ 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5页。
⑤ 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16页。有关“读书班”目的的描述，参见 《萦思录》，第295—296页；关于这些学习小组，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曾请我注意参阅《中 共中央党校年鉴》（1984）第4页，该书认为它们没有什么野心勃勃的目标。有关康生的作 用，参见仲：《康生评传》，第310—311页。默尔·戈德曼认为周恩来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批林批孔运动，参见《中国的知识分子》，第166—176页。梁效的一位主要成员曾声称， 他从来没有写过或领导写过有意针对周恩来的文章。
① 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9页；《大动乱的年代》， 第489—494页。
② 乐和韦克曼：《走进暴风雨》，第325—327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6— 497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4页。
③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58期（1974年4—5月），第407页；同上，第59期 （1974年 7—9月），第 627—630页。
④ 同上，第58期（1974年4—5月），第407—408页。
⑤ 同上，第408页。
⑥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大事简介》，第569页。
⑦ 周坚持要在得到毛的批准之后，再去做手术；参见《不尽的思念》，第583页。关于他1975 年3月写给毛、详细报告他的健康状况、请求允许他第三次做手术的信，参见《周恩来书信 选集》，第633—635页。
⑧ 《周总理生平大事记》，第504页；《怀念周恩来》，第585—586页。
⑨ 周因为情感原因也至少离开过医院一次。1975年 9月，他在北京饭店最后一次拜访了他 20 年的理发师；《周恩来传略》，第184页。
① 王洪文最引人注目的失败——1975年未能平息杭州武斗，恢复社会秩序，此类事情还会继 续发生；参见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74页。
②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 187页。
③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8页。
① 特里尔：《白骨精》。
② 同上：第324—325页。威特克：《江青同志》，第476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 637—638页。
③ 特里尔在《白骨精》中记述了这一情节。
① 《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86页；有关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分析，参见该书第57页。关 于邓小平的命令，参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97页。
① 有关王洪文去长沙见毛泽东的描述，见周明：《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卷，第196—203页。
②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37—639页；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30— 537页。大陆近期的历史学家们不肯就张春桥如何被任命之事表态，也许他们是想避免把他 们关于毛在此时恢复邓的工作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的设想弄得一团糟。关于毛重召邓 的目的、在中国目前仍很流行的一种替代解释是，他想用邓顶替周恩来。据此情形说明，毛 担心周可能比他活得长；这位总理患了癌症，但据说主席也在1972年底患了严重的中风，这 使他相信他可能先死。毛提名邓可能部分是因为他认为他是“四人帮”不那么难对付的一位 对手；也可能考虑到他俩早些年的密切关系——邓在毛处境非常困难时仍对他忠心耿耿；关 于毛、邓之间的关系，见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第140—145页。
③ 郝梦笔和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 639—640页。
① 周在1964年第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时，他并没有提到毛的支持。参阅加德纳：《中国政 治和对毛的继承》，第67页。
② 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 645—647页；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 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44—545页。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2页。政治 路线斗争当然是党内争论的最严重的形式：林彪事件已被列为第十次路线斗争。清除刘少奇 是第九次。
③ 关于邓小平从 1975年 1月到 10月（从10月开始，邓不能行使有效的权力）这段时期的活 动，可参阅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40—641页。
④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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