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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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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先行实现其减少驻台美军的承诺。在至关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人认为他们没有为了中美和解而出卖原则。然而，毛和周同意了无限期地延长中国与台湾的分离状态。
中国人认为国家安全的需要比立即解决台湾问题更重要。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说道：与美国可靠的关系改变了中国与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性质，使中国免去了两面受敌的危险，迫使莫斯科重新考虑是对中国施加压力呢还是公然进攻中国，并使北京不再担心莫斯科和华盛顿会互相勾结实施反华战略。②1971年8月，美国又私下保证，如果苏联把因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战争而日趋紧张的中苏关系升级为武装冲突的话，美国将给予中国军事援助。③尽管这种可能性与基辛格所讲的相差甚远，但却使北京更加相信华盛顿是把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点的。
无论就所做的还是就所说的而言，中美和解对地区安全的意义也是十分重要的。当尼克松总统表示无意威胁中国时，毛回应道：“我们既不威胁日本，也不威胁南朝鲜。”④这些谅解不仅使美国部署的反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减少了，同时表明中国默认了美国军事力量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也默认了美日共同安全条约。后来透露出的消息表明，中美关于日本作用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60年代末、70年代初，无论就个人还是就政治而言，北京都十分讨厌日本佐藤政府；这不仅仅是因为佐藤同情台湾，还因为1969年11月发表了尼克松—佐藤联合公报。这位日本首相在公报中首次声称：“大韩民国的安全对日本自身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还说：“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是日本安全的重要因素。”①美国应允日本在该地区扩大防御作用的前景使中国感到很担心，因为正面对苏联强大的军事压力的中国在与美国建立互相依赖的关系之前，可能要面对复活的日本军国主义。
因此，周和毛曾竭力要尼克松和基辛格澄清日本在该地区的安全作用。对北京来说，一个与美国结盟的日本当然比独自起防御作用的日本要好多了；那怕这种防御作用要受美国的认可和支持。根据尼克松后来的披露，双方就安全保障条约是否合宜问题有过“艰苦的谈判”。尼克松说：“我们告诉他们，如果你们试图阻止我们保护日本人，我们就让他们拥有核武器”。中国人则说：“我们不希望这样。”②我们无从证明这些讲话的可信度；但是，这种直率的交谈使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当时一再发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告了。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上海公报》中要提及中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和向外扩张”和支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日本”了。③尽管存在着争议和不确定性，1971—1972年中美关系的突破还是使中国在中美关系方面的投入得到了较大的收获。尼克松的访问也为加速改善中日关系铺平了道路。但直到佐藤下台，北京才表示有兴趣全面恢复与日本的外交关系。①一位以前曾极其仇视中国共产主义的美国总统的访华极大地提高了北京的声望；而一位曾经是中日战争中的一名步兵的田中角荣首相的访华就更具有深远意义了。在极短的时间里，毛和周解决了林彪的问题；1971年10月25日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而当时基辛格正在中国进行第二次访问；苏联孤立中国的幻想破灭了，北京的政治和外交威望极大地提高了。所付出的最大的政治代价是北京与其共产主义世界的长期盟国（特别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疏远）。然而，与地拉那关系的恶化只是个小小的代价；而北京谋求尽快结束越南战争，虽然可能河内将其忠诚转向莫斯科，但与美国密切关系却是件无价的大事。对美开放起初只是顺应60年代末形势的深刻变化，但这一进程的开始却影响了整个东亚局势的发展。
① 如果想看被夸大了的这些争论的话，请参阅戈特利布：《中国外交政策的不同派系与战略三 角关系的起源》，特别是第30—66页。
① 艾伦·S。惠廷：“中美缓和”，载《中国季刊》1980年6月第82期，第336页。
① 关于引入的此种讨论的更详细的分析，见维希：《中苏危机的政治》。
① 此部分是以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国进行的一些访谈和出版的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描述 为基础的。参见铁竹伟：“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载《昆仑》1985年9月第5期，特别是 第140、142页；以及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记写作组：《叶剑英传略》，特别是第271—272页。
① 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80—181页。
① 《聂荣臻回忆录》第865—866页。
① 罗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72页。
② 华方（音）：“林彪流产的反革命政变”，载《北京周报》1980年12月22日，第19—28页。
③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14页。
④ 同上，第1061页。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697页。
② 中共湖北省委写作组编：“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学习‘论政策’”，载《红旗》第 9期（1971年8月2日），第10—17页。
③ 《纽约时报》1971年8月4日。
④ 斯坦利·卡诺：“林彪据信已死”，载《华盛顿邮报》，1971年11月27日。
⑤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所作）。
①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发，1973年第34号，载高英茂编：《林彪 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第113页。
② 有关详情参见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对外评估中心：《中国的防务开支〈1965—1979〉》，第2— 4页。
① 有关党的文件汇编，见高英茂：《林彪事件》。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698—699页。毛泽东和斯诺的合影直到1970年12月26日毛生日 那天才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①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01、703页；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547页。
② 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第551—552页。
③ 所罗门：《中国人的政治谈判行为》，第7页。
④ 张明养：“林彪和‘四人帮’极左外交路线剖析”，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 2期。
① 1978年7月30日“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载外国广播 信息处：《东欧动态》，1978年8月1日，第17页。
② 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1—12页。除第一句以外，引文的其余部分都在被中方 认可的原文中删除了。
① 《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也见斯诺：《漫长的革 命》，第171—172页。
②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182—183页。
③ 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的党内报告”（1971年12月），参见陈庆编：《中国与三个世界》，第 137—138页。周的报告由台湾渠道获得，看来是一份可靠的真实的文件。
① 中共湖北省委写作组：“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强大武器——学习“论政策”，载《红旗》杂志， 第9期（1971年8月2日），第14页。
② 例如，西摩·赫什的《权力的代价：尼克松当政时期的基辛格》。
③ 引自上书第367页。
④ 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载《外交事务》第61卷第1期（1982年秋季号）， 第177页。奥克森伯格的评论根据的是大量有关这一时期中美谈判所得到的记录。
① 西摩·赫什：《权力的代价》，第361页。
② 同上，第375—376页。
③ “过去30年越中关系真相”（1979年10月4日），国外广播信息处印：《亚太动态》（增刊）， 1979年10月19日，第22页。
④ 见阮基石1982年3月6日接受阿姆斯特丹《民族报》采访时的谈话。报导见外国广播信息 处：《亚太动态》，1982年3月17日，第2页。
① “越中关系真相”，第22—23页。
② 上面这段话中的消息是由一位了解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中国官员给作者提供的。
① 所有引言所用的文本见理查德·H。所罗门编：《中国因素：中美关系和全球舞台》，第296— 300页。
① 理查德·穆尔斯廷、莫顿·阿布拉莫维茨：《重新制定对华政策：美中关系和政府的政策制 定》。
②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765页。
③ 同上，第906、910—911页。
④ 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谈话在上书第1061页有记录。
① 引文见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战后时期的政治和经济关系》，第85页。
② 尼克松的评论表明的日期的是紧接着他在1975年辞去总统之职以后。这些资料引自赫什： 《权力的代价》，第380页。
③ 引自所罗门：《中国因素》，第297页。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到美国“对其同日本的友好关系 给予最高度的重视”时，中美上海公报中并没有提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① 李季银（音）：《日本面对中国》，第106—111页。
停滞与动乱（1973—1976年）
1973年初，展望中美关系似乎很乐观。尼克松总统取得了1972年11月大选的巨大胜利；1973年1月23日，美越签署了巴黎和平协议。这些不仅预示了中美关系将稳步发展，也缓和了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显然，这与美国人从台湾撤军有关）。中国多半期待着美国在尼克松第二个任期结束之前断绝与台湾的关系、并在北京建立美国大使馆，然而不知道是否有美国官员曾对此作过明确的表示。②另外，中美关系的发展将不再会有越战的干扰。尽管河内领导人十分怀疑中美两国在以牺牲越南利益和使柬埔寨的战争继续恶化为代价而互相勾结，但是这一地区的前景总的来说比以前乐观了。
1973年2月基辛格的访华证实了这种乐观情绪。①毛和周对基辛格的热情接待说明19个月来两国关系的改善有了巨大进展。中国领导人由于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越来越有信心，所以就广泛的战略和外交政策问题与美国人进行了讨论。出乎基辛格的意料，周提议在两国首都设立联络处，在两国全面建立外交关系以前作为大使级的代表。尽管周以其娴熟的外交技巧向世人宣称，这个提议来自美国；但是中国人已决定尽快巩固与美国的关系。
然而，1973年初的乐观情绪是短暂的。数月时间，水门事件的危机困扰着尼克松，使他在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并于1974年8月辞去了总统职务。毛个人对此感到迷惑不解：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会使在职的美国总统下台，真不可思议。后来在与访华的泰国领导人克立会谈时，毛说他正在琢磨美国的科技发明（比如磁带录音机），并且坚持说他难以理解为什么尼克松在白宫用了录音系统便被说是犯了罪。②毛除了对美国法律程序不甚了解之外，还很可能怀疑是那些反对与中国建立关系的美国人在政治上找尼克松的麻烦，因为他们希望中美关系进程出现偏差。
然而，并不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国内正在酝酿着的政治风暴也严重地束缚住了北京在外交政策执行方面的手脚。造成这种不稳定局势的直接原因是周恩来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周已经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并婉转地向尼克松与基辛格提及自己的健康状况。③周由于知道自己身体状况正在不断恶化，所以急于要解决他拟议中的三大政治问题：扩展中国的外交活动（包括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国内转向实现经济现代化；全面重建党政权力机构。其中第三个问题最重要，争议也最大，因为要为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一批高级官员“翻案”。首先要为邓小平翻案。1973年2月，邓小平返回北京，4月首次在外交场合露面。不管邓小平复出的原委如何，毛与周的继承权这一政治问题显得十分紧迫了。
外交政策（特别是与华盛顿的关系）与继承权的斗争有什么联系呢？即使回顾历史，也很难弄清那时令人震惊、极富个人色彩的政治状况。解释不清的主要原因是，毛在1976年初周去世之前一直不愿采取影响邓小平第二次下台的果断行动。1973年2月这位主席在与基辛格会晤时说，中美的贸易状况是“令人遗憾的”，但称赞了联络处的开设。基辛格回忆道，毛还承认“中国……必须向外国学习”。①在11月份与基辛格的另一次会晤中，是毛而不是周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而中国人实际上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期限。毛当时说：“我认为，我们目前不统一台湾也可以……，世界上的事情不用办得太快，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②基辛格把他与毛的这次非常详细的谈话看成是他任国务卿期间保留下来的“中美关系的圣经”。③最后，毛警告说，中国女人“会带来灾难”，基辛格对她们要小心。④几周后，江青及其同伙便发起了反对周、邓以及与西方和解政策的非常规的战斗。1973年底周已从中美关系的进程中退了出来，把中国的外交政策交给了身体健康的邓小平。基辛格注意到，在后来的会谈中与他谈判的中国对手一次也没有提到周的名字，只提了主席的指示和讲话。总理的退出看来既有健康原因也有政治原因。由于周的有限精力集中到了其他事务上，所以他几乎不再参与外交事务了。
除了中国的政治动乱以外，美国外交政策的战略计划使中美关系的改善更加困难。当美国结束了越南战争，开始重新评估其长期战略目标的时候，周恩来和毛开始怀疑美国可能认为与苏联的关系更加重要，从而越来越忽视中国。尽管华盛顿不断向北京保证将向中国通报美国全球战略的各个重要方面，但是早在1973年2月初周就说美国很可能将“苏联这股祸水东引”。①当逐渐失势的尼克松不能使中美关系正常化时、特别是当他寻求与苏联保持并加强合作时，这些怀疑就更加严重了。
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没有给中国人做什么保证。
基辛格坚持与苏联缓和并没有损害美国的外交形象。北京领导人认为，基辛格努力加强与莫斯科的关系，表明美国一直在幻想着软化苏联的实力，也说明美国根本不考虑两个超级大国发展关系对中国安全的影响。1974年11月福特与勃列日涅夫的最高级会晤突出表明美国根本不重视中国的利益。苏美不仅就新的战略武器控制条约达成了初步协议，而且在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了会晤：这显然表明美国默许和承认了苏联对有重兵驻守的一直有争议的中苏边境地区的战略要求和政治要求。翌年夏，在赫尔辛基签署的东西方协议使中国人更加不安，因为这些协议使西方接受了战后欧洲的分裂现实，使莫斯科得以抽身在政治上干涉亚洲事务。
毛和周对基辛格提出警告是很客气的；但邓小平却没有同样的克制。1974—1975年间，邓小平的政治地位稳步上升；他的直率性格加深了与华盛顿的分歧，据说基辛格认为邓是个“讨厌的小个子”；而邓同样、甚至更加蔑视他的对手。这种互相敌视还表现在邓的助手与其谈判对手交换意见的时候。中美高级官员之间的个人联系就像其建立起来那样很快就消失了。1972年毛知道尼克松访华将有助于他连选连任；而邓却没有向福特总统发出访华的邀请，反而有意识地邀请了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基辛格的主要政治对手）和民主党的重要政治家访问中国。1975年底，福特访华，但成果甚微，只进行了正式的官方的针锋相对的会谈。
然而，这场斗争的发起人是毛和周，而非邓。①1973年初，当基辛格希望与莫斯科就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进一步谈判时，周便明确地表示了他的怀疑。在这位总理看来，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并指导一个联盟，以限制苏联的野心，使莫斯科难以让西方国家具有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基辛格希望苏联会愿意认真地进行谈判；周对此嗤之以鼻。毛同意周的观点；并强调指出，在苏联势力不断发展而不是削弱的时候，虚假的缓和是危险的。基辛格则认为，越南战争的结束使美国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而中国除了依靠美国来限制苏联的袭击外则别无选择。基辛格在给尼克松的私人信件中说，美国可以“既有茅台，又有伏特加”。他认为，如果由美国来左右这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它们之间的矛盾就得不到解决。
基辛格的过分自信来源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节制和准备公开承认美国东亚地区的安全部署。②1973年周在与基辛格会谈时，没有提及危言耸听的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幽灵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双方早期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相反，这位总理着实称赞了一下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样，毛指出，美国军队在亚洲的部署“太分散了”。毛与周的意图十分明显：通过承认美国的地区安全作用和警惕苏联的帝国主义计划，北京希望尼克松政府能够认清加强与北京的密切关系要比注重与莫斯科的不稳定的、带有危险性的和解好得多。
另外，基辛格还夸大言辞，说1973年将是“欧洲年”，这就是说，美国对各地区和各国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不是权宜之计。基辛格讲话中流露出的一种霸气，视中美关系如草芥。北京对此是不会无动于衷的。尽管北京仍准备寻找机会与美国进一步改善关系。但基辛格的话使中国人专就中美分歧展开了争论。
周是表示不同意美国战略思想和决定的第一个人。这位总理又回到了1972年毛与尼克松会谈时提出的问题：即苏联长期战略的重心问题。毛虽然自认十分担心苏联在不断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但坚持认为莫斯科的首要战略目标是欧洲而不是亚洲。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尽管苏联针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加，但到70年代的增加的速度开始减缓了：这表明莫斯科在中苏边境部署军队的能力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安全保证（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动因）的需求就不太急迫了。1973年5月周第一次指出，苏联的突然袭击已被制止住了。①苏联军队集结速度的减缓使周得以重申毛的观点，说苏联军事威胁的主要目标是西方而非中国。毛最担心的事一直是苏美和解可能使苏联对中国增加其政治、军事压力。由此产生了三种结论：第一，是否全部解除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北京并不十分看重；第二，北京强调欧洲不断增大的军事危险，希望华盛顿与莫斯科把注意力集中在远离中国国土的地区；第三，北京强调其与第三世界拥有共同的利益，认为第三世界是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独立的政治、经济力量。
周在1973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很精辟地阐明了中国对这三个问题的基本看法。②这位总理试图避开来自敌人和假定的盟友的双重挑战。谈到莫斯科时，他说，中国尽管“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历史证明，中国“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更不用说独“吞”了。70年代初中国官员曾不祥地说过，“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威胁着中国的安全”（这一声明使用了不规范的数学表达法，多说两倍以上的数目）。而现在则说区区百万大军不足以入侵和征服中国。一场苏联侵华战争制止住了，那是因为没有人会重犯30年代日本人致命的战略错误。谈到两个超级大国时，周说它们之间的“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因此，任何反对中国的活动都是为了牵制对手，而不是为了征服中国，因为“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周还强调说，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中国主张建立“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统一战线。
周尽力将中国与争权夺利的大国分开，以便有效地避免对中国的压力和威胁。在美国与其对手苏联的竞争中，中国不想被美国利用——正如毛早先所说的那样，“站在中国肩膀上与莫斯科打交道”。①同时，周抨击了认为超级大国的紧张关系已趋于缓和的观点，认为苏美之间的斗争是长期持久的——这反映了两国的“争霸野心”；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总有一天会导致世界大战”。中国不在此列，因为中国在本质上不是帝国主义的，而且也不是“超级大国争夺的焦点”，中国将站在一切受压迫的国家一边，置身于超级大国竞争之外。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种说法都有其现实意义。通过不参与（至少是口头上的）超级大国间的争斗，周尽量不引起左派的批评。左派认为，积极的外交政策会破坏中国的意识形态准则。
“四人帮”对周与邓的怀疑与仇视越来越重，但是，他们只能暗地里攻击中美关系的改善。由于毛个人对中美和解的赞同和林彪不光彩的死亡（更不用说中国在与西方的关系中获得的战略利益了），使这些激进派很难对中美关系进行正面攻击。然而，周与邓都极易受到间接的批评。与西方不断加紧的接触使中国卷入了“大国政治”的漩涡，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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