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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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龅谋嚷蚀筇逑嗟薄１�14中所列各部分，占全部基础建设投资和绝大多数与生产资料部门相关的投资的60％。
表14 重点工业的投资—产量比率
表15 边际资本—产出比率
这些比率说明了什么呢？在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年）期间，生产一千瓦小时的电所需投资，是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期间所需投资的三倍；生产一吨钢所需投资近乎于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投资的两倍；每吨运输公里所需投资超过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所需投资的40％。从资本投下到开始生产需要一段时间。对此间隔时间长短有不同假设。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外，不同的假设将改变这些结果，但并不改变全部结论。①就付出的资本而言，中国所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少。表15反映了全国范围内所受到的影响。
我们在本章后面将对资本—产出比率高速增长的原因进行探讨。工人物质刺激的减少和计划不当，只是一部分原因。可以在条件更差的地方开发新油田，也可以在地形条件极差的地方修建新铁路。但无论如何，国民收入增长率明显地下降了，而由于投资率提高，消费资金几乎没有什么可增长的了。
实际和名义工资与农村集体收入
表16 （每年以元为单位）
国防开支迅速增加，也使60年代后期的消费额进一步压缩；据西方的估计，国防开支在1965年为240亿元，1971年增至400多亿元。如果这些开支大部分投入到军备生产的话，它的增长也将促进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不管是什么情况，林彪的倒台使国防开支增长到了头。1972年军费预算减少了几十亿元；到1979年中国打入越南，军费预算一直稳定在400亿元左右。
从表16的工资和农业收入的数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消费方面的一些情况。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农村集体的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但增长率仅为平均2％以下。由于就业工人在家庭成员中的比率增大，城市的收入实际上也有所增长。总而言之，在1957至1978年间，国民消费量在人口增长率为2％的情况下，以每年年均4。5％和人均2。5％的比率增长着。①年均2。5％的增长率，将使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每28年翻上一番；与美英19世纪的水准相比，这个成就不可谓不很重大。但年均增长2。5％距年均增长5％的承诺相差甚远，后者似乎是中国参考50年代苏联的增长模式提出的。5％的增长率，将使人均消费量在1952至1980年之间提高4倍，实际工资也将走出停滞状态。
① 有关这个模式的最优秀的也是相当简明的论述，参见海韦尔·G。琼斯：《现代经济增长理 论导引》，第110—119页。
① 如果进口占国民收入5％，投资占30％，而且全部进口是由需要投资的产品构成的话，那么， 投资的16。7％将由进口提供（5/30），而其余的则靠国内自产。
② 中国的数据表明，全部进口的80％是“生产工具”，但是，中国的数据中包括许多中性产品， 如纺织纤维、橡胶等。
③ 这些数据来自霍利斯·切纳里和莫里斯·赛尔奎因：《发展模式（1950—1970）》，第192— 195页。
① 机械、设备和科学仪器的进口额，从1966年34870万美元，跌至1968和1969年的13600 万美元和13180万美元，此后，在1970年又急速回升到27660万美元〔美国中央情报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贸易手册》（1972年12月），第25页〕。
① 在这几个时期，中国物价的增长率非常有限。
① 这些消费估算，是采用中国对实际国民收入指数的估算获得的，去掉供积累使用的资金，从 而得出一个消费指数。中国在编排国民收入指数时，使用方法对增长率略有夸大，因而，消 费增长率也被夸大了。
工业战略的变化（1977—1980年）
1976年下半年，毛去世。这以后的两年中，与以前相比，工业政策只发生了有限的变化。从工业战略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变化是越来越重视出国学习国外的技术和重新依赖物质刺激促使工人农民工作得更加努力、更有成效。
然而，在1977和1978年，计划制定者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强调点的变化对工业投资政策的意义。他们这时的想法体现在调整和贯彻毛去世前制定的“十年规划”（1976—1985年）之中。①到1985年，钢产量翻了一番多，达到6000万吨，仍然被视为工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计划中的120个大型工程中，钢铁联合企业占了10个，有色金属联合企业占了9个，铁矿占了8个，油田和天然气田占了10个，发电站占了30个，新建货运铁路占了6个，重要港口占了5个。这10年中，仅其中8年的总投资额便将“大大超过”前28年的投资总额。简言之，这个十年规划简直就是苏联式的对重工业进行高投资的计划。
起草这个规划时是否经过审慎思考是值得怀疑的。众多重要的计划制定者仍有待于恢复名誉和给予有实权的官职。统计数据仍然是在地方一级搜集的，但这些数据并未被反复核对过，甚至数据的编制往往也不是在国家一级进行的。②这个计划质量之差从一个地方便可看出：计划把十个新油田——“十个新大庆”——的指标当作目标提出来。十个新大庆意味着，石油产量将从年产1亿吨增至年产4亿吨左右。这些新油田事实上只是白日做梦罢了。近海的勘探工作尚未开始，岸上的勘探工作也不充分。一个大庆尚未出现，更何况十个大庆了。这些油田只好留待时机成熟时再开发了。1978年初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石油产量正值高峰期，在1982年，中国至少全力以赴才能维持产量不下降；但是，规划却是以提高几倍为基础的。中国已经没有大量的过剩能源可供出口，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它将面临能源短缺的局面。钢铁部门的计划也比石油部门好不了多少。据西方的一项估算，中国人必须花费400亿美元外汇，方能实现6000万吨钢材指标，①或者说，每年要花50亿美元，而1978年全部出口所得只有97。5亿美元。
这个规划不只是杂乱无章和依据不足，正如已经指出的，经济计划判定人还决定更大限度地购买国外技术和提高工资与农产品的购价以增加刺激，但他们对此决定的深远含义尚未能够理解。要大量增加进口，中国要么必须有效地加强出口，要么必须大量地向国外借款。实际上，借款只是杯水车薪，丝毫满足不了中国对外汇的需求，只有靠出口了。可是，中国有什么东西可望迅速扩大出口呢？
1977和1978年，农业作为中国传统的出口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提供了中国外汇的一半还要多。但农业是中国拖后腿的项目，政府为城市征收足够的粮食都很困难，更谈不上增加对外销售了。况且，在富有刺激的新计划下，国内对粮食的需求比以往增长得更快。降低人口增长虽能以另外的方式起些作用，但总的来说，中国不能通过出口更多的粮食来满足进口需要。
十年计划的起草者或许希望靠石油减缓一下萧条状况，但如已指出的，这个愿望是徒劳的。此外，唯有可能的是出口制造品，但出口哪一类制造品呢？该规划要求生产更多的钢材和机械，然而，中国会成为重工业产品的出口国吗？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有此可能，但更有能力生产这些东西的典型国家是那些更发达的工业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其余的便是消费品了。消费品是刺激中国的邻国——二三十年代的日本以及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出口的驱动力。
中国对物质刺激的重视，也助长了国家在工业和农业中更重视消费品的倾向。如果新增钱币什么也买不到的话，工资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将毫无意义。事实上，货币收入增长，而消费品生产却没有增长，这是反生产性的。不仅私人消费没有增加，配给已有的产品也得紧缩，不是正式紧缩（发配给票证）或非正式紧缩（排长队）。
因此，在十年规划的目标和正在出现的外向性的以物质刺激为基础的战略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随着1978年的进展，或是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了这个矛盾，或是始终意识到这个矛盾的那些人再次掌权，或是两种人都有，不论是哪种情况吧，1978年12月做出决定：调整工业发展的重心，至少是暂时地调整。
1978年12月22日发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表明了即将到来的政策。在公报中，讨论的一半以上的经济议案集中在提高农业产量和人民生活水平这些问题上。①更重要的是，陈云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陈云在1961—1965年期间，是恢复政策的设计者；在更早的时候，他曾在1956年中共八大上作过一个重要讲话，提倡更大地发挥市场作用和限制过度的集中化。②当50年代引进苏联式的工业战略时，他虽是经济领域的中心人物之一，但人们都知道，他对过分强调重工业的危险作出了敏锐的评价。
1979年6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新的重心。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余秋里要求人们重视农业、轻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将其作为首要的重点。就其发生的变化而论，1979年重工业的计划增长率为7。6％，低于轻工业8。3％的计划增长率。③重工业的投资也从1978年占总投资的54。7％缩减到1979年的46。8％，而全部投资额仍保持在与1978年相同的水平上。
计划指标并不总能使人们了解计划执行的实际情况。苏联的计划往往要求人们更重视消费品，但当一年结束时，重工业在资金和关键投入的实际分配中仍占优先地位。但在中国，重心转移却是实实在在的。
所谓“调整时期”前三年的有关数据列于表17中。重心的转移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这前三年中，不仅轻工业年增长越来越快，而且重工业的产量在1981年实际上也下降了。最有意义的变化，或许是出口的增长。在1952—1978年间，出口增长率仅为年均7％，而就其实际增长而言，它应该更低。1979—1981年，名义上的增长率是原来增长率的4倍（每年29％），而实际上差将近1/3（每年18。6％）。①增加的出口中，绝大部分是向国外销售制造品，其中，纺织品是最大的项目，但绝不是唯一的项目。在出口物资中，“工矿业产品”份额的数据（不包括纺织品）从1978到1980年，从占总出口量的37。4％升至51。8％，这不仅是由于1979年石油价格提高的缘故，而且也是诸如自行车、缝纫机、瓷器甚至机床三类产品出口扩大的结果。②到1981年，出口额升至国民收入的9。5％，将近前20年出口额的两倍。③此外，中国不仅从日本和西方，而且还决定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获得大量资助性贷款。通过开放，中国经济已不再是“封闭的了”，中国在制定未来发展战略方面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
军费开支也稳定下来。与越南的战争，造成1978和1979年军费开支的短期暴涨，但到1980年这项开支便缩减到70年代中期的水平。军事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中的一项，但花费大宗资金增加过时的坦克和飞机的数量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的现代化首先需要改进中国的技术，以便进而能奠定先进武器体系的设计和制造的基础。这个重心上的明显改变的部分原因，或许是中国有意识地要沿着它的东亚邻国的发展战略方向进行，部分原因也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不仅仅是投资的效益越来越少——这个问题可以设法从管理改革上解决而不致造成工业重心的改变。但管理改革并不能克服这个事实：中国的能源产量不足以维持一个高速增长的重工业战略。
调整时期第一阶段的经济指标
表17 （1979—1981年） 单位：增长率（％）
在1952至1978年间，能源生产总量每年以10。3％的速度增长着。煤的生产的增长率较为缓慢，但60年代和70年代初大庆、胜利和其他油田的迅猛发展足以弥补了煤的不足。在1978至1981年间，能源总产量的增长实际已处于停滞状态，这三年中的增长率仅为微不足道的0。2％。早先几年忽视勘探工作、忽视发展新煤矿，以及忽视修建能将煤运往能够利用它的地方的铁路，都是造成这个重大损失的原因。如果中国的计划制定者还是继续坚持以往低效率的重工业战略，1978年后中国要想继续发展，只有转向单位产量耗电量较少的消费品工业部门，并对高效能源设备进行投资。计划制定者还着手于一项重要的投资方案，开发新的石油和煤的资源，发展一套支援运输网络；但是，这些投资即使是有大国际能源公司的参与，在80年代中期以前也是不能获得多大益处的。因此，调整时期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工业战略及其贯彻过程中的错误和低效的最终产物。
① 该十年计划于1975年夏由国务院讨论，此后，计划草案虽遭到“四人帮”的反对，但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毛去世之后，该计划经修改提交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参见华国锋在1978年2月26日于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见《北京周报》第10期（1978年3月10日），第19页。
② 就其他方面的来源而言，这个说法是以1979年江苏省统计厅在南京提供给美国经济代表团的简介为依据的。
① 美国国家对外评估中心：《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的钢铁工业》。
①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北京 周报》第52期（1978年12月29日），第11—13页。
② 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③ 这些数据来自余秋里：“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 1979年6月29日， 第1、3版。
① 我们至今仍无一个合适的价格指标能用来缩小中国这整个时期中的外贸数据。1979—1981 年间实际意义上的数据，来自《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84）第4卷，第5页。
② 1981年中国人改变了划分外贸项目的方式，因而，要得出一个通行的数据，与1981年和更 早几年的类似范畴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
③ “国家统计局关于1981年国民经济计划结果的报告”，《中国经济年鉴》（1982），第82—83 页。
加速工业增长（1982—1987年）
原估计工业调整时期将贯穿整个8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但结果却是，只有1981年一年，总的增长才减到第六个五年计划中规定的调整指标（即工业增长每年仅为 4％）。①到1982年，中国已处在持续80年代大部分时间中的经济繁荣的早期阶段。
由于几个事件的干扰，这个调整计划刚一提出便被废止。首先，在1980和1981年已经下降的能源生产总产量，在1982年恢复增长，而到1984年，能源产量的年增长率已超过9％，这个数字可与70年代初所达到的增长率相媲美，直到1986年才降回到仅为3％的增长率。近海地区并无重大的石油发现，也没有发生使能源产量重新增长的其他方面的突破。能源的增长是大力发展原煤生产、运用引进的技术从现有油田中开采出比以往所探明的可能性更多的石油、水力发电的适度发展，特别是葛洲坝第一期工程完成的结果。中国工业对能源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它所能供应的限度，但这种过度需求是苏联式官僚指令性经济的一个特征。
表18 外 贸 的 增 长
具有同样或更大意义的是放松了对中国工业外汇的限制。中国扩大出口的最初尝试，已被证明是极其成功的。在1978年之后的三年中，出口在名义上翻了一番多，尽管进口迅速增长，但到1981年贸易赤字已被消灭，并在1982年出现了大量顺差（表18和表20）。出口的增长是扩大制造品出口和油价上涨的结果。简言之，在油价下跌以及石油出口随之下降之前，石油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 1/4（参见表19）。
表19 中国的进口结构
除了扩大出口外，中国开始大量向国外借款，并为大规模的旅游业敞开国门。最初，这些借款来自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采取了援助性信贷的形式。1980年，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1981年世界银行同意向中国提供第一批贷款。①此外，中国还决定同意外方以合资和其他方式直接进行投资。同意合资的决定意味着，中国必须正式拟订合资法、新税收法以及能保证将外方投资者和中国政府之间关系中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引入其他法律。然而，却没有一部法典能充分保护外国投资者，使之能避免那种绝大部分投入的资金由国家分配而不是由市场自由获得的经济体制的不确定性。可是，日本和美国的公司仍开始大规模地投资，以期在将来获得利润。但是，直接投资最多的却是香港，而且其投资主要投向与这块殖民地相邻的广东省。在80年代初期，基于文化、语言和家族纽带的私人关系恐怕是更好的保护，比国家不成熟的法律更可靠些，也可避免与政府做生意的不确定因素。
为中国贸易逆差支付的资金
表20 （所有数据均以百万美元计）
如表20中的数据所示，当中国贸易顺差，或贸易逆差很小的时候，每年从旅游业、贷款和直接投资中获得30—40亿美元。结果，中国的外汇储备迅速增加，1982年超过110亿美元，1983年更超过140亿美元。尽管借款额增大，但中国仍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净贷方。由于调整政策，中国投资减缓，而外汇又如此迅速增长，这就意味着，中国积累了多于它能有效利用的外汇。由于有了积累起来的外汇盈余，再继续维持调整时期的低速增长率的指标，在经济上是没有什么意义了。
工业增长
表21 （1981—1986年）
最后，令人吃惊的是，中国领导层竟发觉自己正处在80年代初期农业繁荣的时期。在两个极好的年景之后，1980年一年收成欠佳，但到1981年农业产量回升，随后，在1982和1983年农业产量迅速增长。关于增长率上升的原因，我们将在本章后面加以讨论。这里要提的一点是，农业的缓慢增长限制了工业发展的速度。农业是消费品工业投入资金的主要来源。农业出口是外汇的来源之一，农业进口是外汇的主要用户。例如，中国粮食进口从1979年的880万吨增至1982年的1610万吨，但1985年便减至仅为600万吨。①仅粮食进口减少这一项便节约了10亿多外汇。
对经济上这三方面限制放松的同时，又实行进一步下放经济决策权——包括投资分配——的政策。②例如，在1971—1979年间，对受国家预算控制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是对不受国家预算控制的国有企业投资的2倍。相反，在1980—1984年间，对预算外的国有企业的投资，比依照预算运行的国有企业的投资要高40％。③因此，早在1981年便已开始的重申中央对投资的控制权的尝试没有成功。
如果中央政府更成功地重申它对投资的控制权的话，我们就很难弄清这怎么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纯利润。中国取得工业迅速发展的成就，部分原因是由于较早放权促成的。况且，工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集中在拥有大型企业的那些部门中。在1982至1986年这五年中，工业生产总值增长的一半以上，是来自集体的而非国营的中小型企业，工业产量全部增长的1/3，是来自农村地区的企业。
在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开始于50年代，但由于大跃进（1958—1960年）的失误，它的发展夭折了。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中国再度努力发展农村工业，以向农业提供诸如化肥和水泥之类重要的投入物资；这在有关农业发展的部分中有详细的论述。然而，80年代初的农业工业化，与先前的尝试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些新兴的农村工业，大多集中在距大城市较近的农村地区。最大的自成一体的中心在上海、无锡、南京以及这个地区其他大城市附近的江苏省南部地区。这些新兴工业多数与城市中的大型国营企业有分包合同关系。重视这些小规模生产，并非意味着这是调整时期重视消费品做法的延续。重工业方面的投资仍低于先前的水平，但鉴于轻工业增长率降至与1966—1978年接近的水平，重工业的产量跃居前茅。（参见表22）
表22 重工业与轻工业的产量与投资（％）
1981至1986年，中国工业产量几乎增长了一倍，但这种发展速度难以持续下去。归根到底，对1984年和1985年工业特别迅速发展的限制来自外汇。在1985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特别是由中央政府支配的那一部分，开始迅速下跌。只是通过大力扩大海外借款，才使外汇储备没有下跌到70年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低水平。结果中国外债总额增加了，到1987年已达200亿美元。
通过年进口量的大大增长来刺激工业的加速发展，这只是需求方面的问题而已。而供应方面的问题，则是1981年后中国出口减缓造成的。1986年以后油价下跌，并未造成太大的影响。主要的困难在于，中国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以前的制造品出口的增长率。障碍并不在于保护主义的抬头或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而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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