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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史-第6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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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能够继续维持以前的制造品出口的增长率。障碍并不在于保护主义的抬头或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而是价格制度（包括汇率）有利于国货的销售，而不利于进口货的销售。企业仍可以通过国内市场的销售获得更大的利润。1985年，随着价格调整，中国也开始了货币贬值，这有助于改善这种局面。1986年，尽管油价暴跌，但制造品的出口仍提高了45％，或许这使总出口提高了13％。1987年，中国的制造品出口再次猛增，进口削减了；尽管工业增长率提高了，但中国贸易的帐目再次接近平衡。
在迅速增长的时期，工业发展的速度较大幅度地波动一般来说是正常的。在台湾，70年代制造业的增长率最低为—6。3％（1974年），最高为25。6％（1976年）。①同一时期的大韩民国，波动的范围在11。6％（1970年）和35。7％（1973年）之间。②日本在五六十年代达到长期国际收支顺差以前，往往在经过了工业的迅速增长之后，便因国际收支紧张而出现一个发展缓慢的时期。因此，中国工业增长率的起伏，应被视为迅速发展中的相当典型的伴生物。在大跃进时期，工业生产漫无计划和毫不协调，在两年（1958—1959年）中增长了110％，最终带来了灾难性结果；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国工业运转周期与大跃进情况是毫不相干的。中国第七个五年计划要求工业年增长7。5％，③这比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年）的指标更加现实。中国无论实现还是超过这个指标，都依赖于外汇紧张状况的严重程度和经济改革的全面进展。
改革工业体制
中国为克服能源和外汇方面的障碍以加速工业增长所做的努力，仅仅是80年代工业政策的一部分。意义最为久远的变化是在工业体制改革方面所做的尝试。
中国70年代的城市工业体制，从许多方面来看，是苏联工业中官僚指令性体制的翻版。生产什么、投入的资金用于何处，均由中央计划制定者决定。企业直接从负责分配投入资金的国家机构获得投资。如果需要更多的投入资金的话，企业要么必须回到计划制定者那里去索求额外的分配，要么不得不同某些拥有某种特定投入资金的其他企业去进行非正式的（往往也是不合法的）交易。由于没有投资市场，因而也不可能通过市场获得投入的资金。
投资决策更加中央集权化。某种特殊企业的设立是为了对新型的有生产能力的工厂进行重点建设；当这些工厂完成后，它们便转化为生产性企业。基金直接来自与生产性企业毫不相关的政府预算。银行体系的首要作用不是作为提供投资基金的来源，而主要是监督企业对计划的服从情况。
苏联模式的僵化体制，从一开始便困扰着中国的经济学家。决策过分集中，已被看作造成本章前面所描述的工业效率日益低下的一个原因。80年代之前，解决这一弊端的主要办法是把决策权下放到省甚至县一级。但是，这种官僚指令性体制的基本特征却仍旧未被触动。关键的投入资金仍由政府机构按计划分配。在这些决定中，市场几乎或者说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1979年，中国的计划制定者已开始了改革这种官僚指令性体制的试验。这些最初的改革尝试涉及这样的措施：允许企业之间在分别拥有对自己所在地区的市场的垄断权之前，在全国其他地区展开竞争。①另外，他们还试图重新利用奖金来刺激工人和管理人员，而且一改以往政府计划只重视生产总值指标的做法，而更加重视利润指标，以此从内部提高企业的效率。
这些早期的变化丝毫未改变中央计划和官僚指令性体制的作用。市场力量的作用增加了，但仍明显服从于计划。扩大市场作用的努力遭到政治局某些成员强有力的抵制，他们在阻止1982和1983年激进的改革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某领导人在这场论战中再次充当了中心人物，不过这时他是站在阻挡进一步变革的那些人一边的。他看到了市场的作用，但他仍坚定不移地相信计划和官僚指令性体制应占主导地位。②并非是陈云的观点改变了，事实是一个更加年轻、更加激进的改革集团获得了既有权势又有影响的地位。这个集团中最重要的人物是赵紫阳，他于1980年出任总理。1984年10月“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就主要是由这些更激进的改革者起草的。③这个文件为掩饰其全部意图使用了隐晦的语言，但事实上，它号召大力摆脱官僚指令性体制，各经济部门都向发挥市场力量的方向发展。
在此后的三年中（1985—1987年），围绕着适当地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而出现的政治斗争时起时落。主张市场化的那些人在1986年占了上风，只是在1987年胡耀邦被免职以及经济领域之外的改革者受到清洗时，他们才遭受到挫折。然而，到1987年秋的中共十三大上，尽管在政治局常委中出现了两名被认为是支持继续发挥官僚指令性体制作用的成员，但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改革已回到正轨。
不管支持这个改革的政治基础是什么，在1984年10月的文件公布之后的那几年中，市场力量的作用被大大地增强了，但市场力量的扩大并未触及中央计划和指令性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使市场机制提高经济效率，就须有五个重要的因素：1。首先，工业的投入与产出必须与市场的购买与销售相适应。早在1985年上半年，对429个企业抽样调查的结果是，市场销售量从1984年占总销售量的32。1％提高到43。8％。由市场提供给这些同样的公司企业的物资投入，也从16。4％提高到了27。3％。①这些百分比是大大提高了，但具体统计数据我们无法获得。
2。企业管理人员必须依据市场规律行事，否则，市场力量将不能使企业产生有效的结果。到80年代中期，中国的企业管理人员不再像典型的苏联指令性模式中那样，全然不顾市场机制，一味提高生产总值，这一点已毫无疑问。企业首次同利润挂钩，这些利润可用来支付奖金、住房以及其他方面的工人福利。②但是，对一个有效的市场来说，关键在于企业通过降低成本或提高售价，而不是通过从政府寻求资助来提高利润。
然而，中国的企业仍严重依赖官僚体制提供各种资助。例如，随着最近的一项改革，税率应按一个固定的比率计算，但在实践中，仍忽视了规定的税收，而这却可使企业免遭损失。③尽管银行试图提高提供贷款的条件，但企业仍然很容易以高额补贴的利率从银行获得贷款。批准破产法的工作正在做，但到1987年，这个法律仍处于试行阶段。尽管小型的集体公司往往可通过或不通过破产法便被允许破产，但事实上，仅有一家沈阳的国营公司被许可宣告破产。
因此，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企业管理人员对混合在一起的各种征兆做出了反应。与利润挂钩，使他们比在70年代或更早的时候更加注重市场的力量。但企业管理人员成功的关键，仍取决于他们迎合高层经济官僚的愿望的能力。
3。改革的第三个关键因素是，价格能反映出经济中真正相对短缺的情况。如果价格不正常，投入和产出都不会投到或产自最需要的地方。但是，在诸如中国这样的体制中，绝大多数的价格由国家制定，因此，进行价格改革极其困难。国家每改变一次价格，都会造成赚方（产品获得更高价格者）和赔方（必须支付更高价格者）。赔方竭尽全力，抵制这个价格改革。由于就中国情况而言，赔方中有许多是为能源及其他投入物资支付更高价钱的大企业，因此，它们可以向制定价格的官僚机构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在80年代初期，物价改动的只有极少数，绝大多数物价仍稳定在20年前制定的水平上。
然而，随着可以越来越多地从市场上获得工业投入与产出，中国人发现在市场上价格波动所受的抵制越来越小。结果发展出了一套双轨价格体系。官僚机构分配的货物仍然按照国家制定的旧价格支付，而同种产品在市场出售，其价格就要由市场上的供求情况决定。因此，物价改革的关键在于，扩大在起辅助作用的市场上物资的范围，在这个市场上的价格是不固定的。而事实上在1986和1987年也正是这么做的。市场最终能否制定所有的价格，抑或国家能否继续在价格制定上起主导作用，这仍是争议颇大的问题。
4。扩大市场作用的主要原因是促进生产率的加速发展。但市场之所以能提高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通过市场能感受到竞争的力量。如果每个企业都垄断了自己的市场的话，就不会有任何压力改善生产状况了。在70年代初期的中国，甚至县级企业都获得对所在地的市场的垄断权。企业之间的竞争并未集中在市场上，而是采取了赶超国家定额的形式；获胜者可得到一面红旗或一次到北京旅游的机会。
在80年代初期，国家行使的企业垄断权开始消失。在商业领域，集体与个体的零售商直接和国家的零售商店展开竞争，因此，这很容易对已经改善的工作（更长的服务时间，服务更周到的售货人员）造成进一步的冲击。生产那些积压商品的工业企业，也必须降低产品价格，改善产品质量，或者在产品销售上投入更多的努力。问题在于，许多工业企业所面临的市场，需求大大超过供给。对这些企业来说，几乎没有在竞争中改善生产状况的压力。即使在质量不高、服务不周的市场上，销售也是自发进行的。增加竞争性并不仅仅意味着简单地废除国家行使的垄断权，改革还必须通过使管理人员按上述（2）所描述的市场规律办事，消除需求过大的根源。
5。最后，一个有效运行的市场，需要政府维持一个能为人接受的价格稳定水准。而什么能为人接受是由政治决定的。在中国，消费者长期以来已习惯于价格丝毫不提或一年中只提1％或2％。这种稳定性部分地是对40年代的恶性通货膨胀所做的反应，那次通货膨胀削弱了国民党统治的基础，并导致了共产党上台。因此，中国的政治家很难容忍价格增长。当80年代价格上涨时，他们自然而然的本能就是重新控制物价。但面对过度的需求，再控制物价就造成了排长队现象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定量配给，使经济退回到官僚指令性体制的道路上。1985和1986年，中国的问题尤其尖锐。在这两年中，官方统计的城市生活费用指数分别提高了12％和7％。人们普遍相信，按非官方统计，物价增长率高得更多。这些增长特别给城市居民带来了麻烦，他们的批评是市场取向改革放慢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改革者来说，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学会运用宏观经济控制，限制过度的需求，提高物价上涨的速度，进而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改革者尚无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的杠杆控制通货膨胀的先例可循。
到1987年年底，中国工业部门在进一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过程中，在五个因素方面上都获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是，官僚对企业行为、特别是大型国家企业行为的控制，依然无处不在。也许改革者中没有一个人会设想全面走向诸如在香港通行的那种自由市场体制的道路。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实行一种官僚指令性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种体制普遍具备50年代的日本和60年代的韩国的体制所具备的那些特征。中国与其东亚邻国之间依然存在的根本性差异，在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程度。在日本、韩国和台湾省，尽管国有企业很多，但工业中占优势的是私有制。在中国，事实上，所有未与外国企业合资的大型企业都属国家所有，尚无计划表明要把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出售给私营部门。
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前途并不仅仅取决于政治和政治局的组成。具有相同或可能更大意义的则是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情况。1986年有40万个这样的企业，它们的产量占中国工业产量的40％。中央希冀通过中央计划的手段控制这些企业，但却无计可施。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这些企业的绝大多数都在市场上购买投入物资和出售产品。这些公司绝大部分是集体所有的，但公司中的私有制成分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①只要这些小型部门如此迅速地持续增长，国家就别指望着退回到像1956—1957年或1963—1965年的那种完全苏联式的指令性体制上去。因此，80年代中期所进行的促进农村和其他集体企业发展的尝试，起到了进一步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的作用。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第23页。
① 哈罗德·K。雅各布森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国与基本的国际经济组织”。
① 《中国对外贸易年鉴》（1984），第4卷，第118页；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1987）， 第91页。
② 巴里·诺顿：“工业财政和计划改革”，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面向2000年的中国经 济》，第1卷，第604—629页。
③ 德怀特·H。珀金斯：“改革中的中国经济体制”，《经济文献杂志》第26期（1988年6月）， 表2。
① 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台湾统计数据》（1986），第83页。
② 经济计划委员会：《韩国经济主要统计资料》（1986），第83页。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第23页。
① 威廉·伯德等编：《中国近期经济改革：对两个工业企业的研究》。
② 例见陈云在1979年3月8日发表的、后重登在《北京周报》上的“计划与市场”一文〔第 29卷第29期（1986年7月21日），第14—15页。〕③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年10月20日），《北京周报》第27卷第44期 （1984年10月29日），第1—16页。
① 《改革：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第45页。
② 威廉·伯德和吉恩·蒂德里克：“中国工业中的部门配置”。
③ 例见安德鲁·G。沃尔德：“企业财政改革的日常范围”，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面 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第1卷，第630—645页。
① 对截止到1987年的农村工业化所做的最系统的研究，收在为1987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关于乡镇和私人企业的大会准备的论文中。
农村发展战略
1978—1979年以前中国领导人之所以能做出忽视消费品投资的决定，是因为他们理论上对斯大林主义的或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的发展模式中的一些说法深信不疑的缘故。但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早些年不担心忽视消费品投资所造成的后果，还另有别的原因。全部消费品的2/3—3/4由农业部门提供。①而就农业而言，中国有一个无需国家大规模对农业基础结构进行投资的发展战略。
这个农业发展战略的核心思想是，农民可在没有很多外援的情况下，满足绝大部分的需求。“自力更生”一词在中国过去30年中，含义不尽相同，但在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地区，这个词意味着一种战略，依此战略农民自己提供他们所需的大部分投入，不管是劳力、资金，还是诸如肥料之类的经常性投入。
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其他方面完全相同，构成这种自力更生战略的思想起源于较早的时期——尤其是在1955—1956年全国性的合作化运动的第一阶段，在1958—1959年的大跃进中则更为明确。这个战略有什么特征呢？尽管侧重点因时而异，但主要的组成部分在1978—1979年政策变化之前始终未变，而某些组成部分即使在政策变化之后依然存在。其主要特征如下：1。相信中国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对发展来说，是一笔可以动员的财富。如果适当地加以激励和引导，这些劳动力能为自己提供灌溉系统、道路和平整田地之类的基础建设。关键在于如何提供必要的动力，而“解决的办法”很多，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鼓励人们为社会福利而忘我地工作，直至调整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公社，以确保农村建设有益于农民物质利益等等，不一而足。
2。尤其是在1959—1961年的歉收之后，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对农业投入更多的现代化物资，如化肥和机械，但问题仍然是，由谁来提供这些投入物资。在1966—1976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着眼于农村地区的小型企业，而不是那些往往由国外引进的、位于城市工业中心的较大的工厂。
这两个主要特征与70年代末以前的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有着清楚的关系。在公众的言论中，往往还提到其他几个重要的特征，但它们与实际情况的关系还不太清楚。人们强调过减少农村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当时还提出过“以粮为纲”的口号，这导致了对经济作物的忽视，但这个口号没能坚持始终，只是偶而被提起。按照某些分析者的解释，“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意味着在关键性物资的投入与分配上，农业享有首要的优先地位；但正如前文对投资重点的讨论所澄清的，这个解释并不符合事实。我们将返回收入分配和过分重视粮食的问题上，但首先，我们对自力更生战略的中心特征以及对它们对生产与收入的影响的评价，需要一个更加清楚的了解。
基本建设中的劳力动员
就1955—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和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的成立而言，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经济方面的理由是，人们相信，它们的成立就有可能动员千千万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来修建中国缺乏的灌溉系统、道路之类的基础设施。这个观念并不新奇。西方的经济学家（纳克斯、米尔德尔以及其他许多人）一直主张，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拥有大规模的尚未开发的农业劳动力资源，这些农民绝大多数以在小块土地上种植庄稼为生。这个主张认为，这些农民能自己解决基本设备（铁锹、运土筐），利用农闲，从事掘沟挖渠、变多丘荒地为可耕田的工作以及其他工作。如果适当地加以组织，这类工作可在不影响中央政府的预算并在短时间中毫不减少农业产量的情况下进行。印度的社区发展规划和世界性的农村工程项目，都是以过剩劳动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调动起来的信念为基础的。结果，这些项目有许多完全失败了，其余的只是在接受了中央政府或国际援助机构的大量资助后才得以存在。
然而，中国由于在绝大部分农业用地中废除了私有制，情况便有所不同。私有制给使农村劳动力自愿从事公共工程项目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因为，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往往得不到主要的好处。以一条新建的灌溉渠为例，主要的受益者是那些在渠边拥有土地的人，他们用水最为便利。但那些从事这项工程的人，却往往不得不从较远的地方引水，况且，其中许多人是无地的劳动者或者佃农。他们要么根本认识不到生产力会提高，要么即使住得离水渠很近，能够使产量提高，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增加部分被更高的费用抵消。
农业合作社及后来的公社的成立，使劳动与利益的结合成为可能。可以动员全村的人去修建一条水渠，但这条水渠仅能使全村1/4的土地增产。而村民（公社社员）将按其完成的工作量得到数额不同的“工分”。增加的产量并不归耕种较丰产的1/4土地的那些人，而归全村所有。全部产量，包括增加的那部分，将在村民中依所得工分多少，按比例分配。①遵循这个原则，中国在1956—1957年动员了上千万的农民，而在1958—1959年动员的则更多。数量庞大的土石被搬走了，但随后在1959—1961年，出现了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作物歉收。关于大跃进时期的其他许多方面，人们很难分辨清楚随后的那些灾难应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恶劣的天气，应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管理不善，应在多大程度上归咎于这个事实——原先的劳力动员的观念一直基于错误的前提上。由于缺乏明确的评判基础，一旦再出现大跃进时期的作物歉收，那些仍认为劳力动员是农业发展之关键的人，便能重申他们的主张。由于将高低不平的干旱土地改造成大片的便于灌溉的平坦土地的成就，诸如大寨大队和林县之类的地方于是成为闻名全国的榜样。虽然我们没有可靠的数据说明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劳力动员和完成工程的数量但这些东西却是实实在在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工程是否会对农业生产产生较大的影响。
农业产量的增长率
表23 （以年％计）
有关中国农业产量的基本数据参见表23。这些数据表明，1966—1976年间，生产的增长率可能要高于2％的人口增长率。问题是这种生产的增长是通过劳力动员实现的，还是由于增加了化肥之类的现代化投入物资的数量和改良了农作物品种的缘故。有关农业投入的数据，参见表24。
表24 农 业 的 投 入
出于农村建设的目的所进行的劳力动员，其意图是增加土地数量，提高土地质量，以增加作物的产量。但表24的数据却表明，1965至1975年间可耕地的数量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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