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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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作物，这提高了整个农业生产率。但是，粮食产量在1982—1984年中也向前飞跃，这表明只要放松对农民的控制，就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影响还不只局限于从粮食向经济作物的转变。在80年代，诸如化肥、农业机械和电力之类的关键性投入物资，也在持续增长着。本章没有余地测算每一部分对产量增长的具体贡献。一个部分的成效肯定会增强其他部分的影响。然而，如果不搞责任制，不搞家庭承包的话，毋庸置疑，农业生产的增长肯定要大大低于1980年初的水平。
8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增长（不包括农村工业）年均高于9％；农业增长的这种迅猛势头，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其经验看来只是由于拆除了农业有效生产的障碍后而出现的一次性增长。一旦达到更高的效率水平，中国农业增长率在1985—1987年便降回较为固定的水平。此外，更加恶劣的天气有时也是一个因素。农业产量每年增长5％，按世界标准来看是高的，而不管怎样，增长越多，便越不同凡响。在东亚，由于耕地增产潜力有限和迅速的工业化，更低的增长率才是符合标准的。例如，在日本，80年代初期的农业产量与60年代中期基本相同，而人均粮食产量却仅达60年代中期的一半。①更为贴切的对比是，在韩国，农业在1965至1984年间年均增长4。3％，而粮食却仅以一年1。2％的百分比增长着。①对于台湾来说，在同一时期的增长率可比数字是2。4％和—0。3％。②因此，对中国来说，农业生产一年4％的增长率和粮食生产一年2—3％的增长率，可能也算是个成就了。
中国长时期的问题是，对农产品，特别是对粮食需求的增长高于3—4％。例如，在1980—1984年间，中国对粮食的需求肯定是以一年5％以上的比率增长的，③而产量增长却达一年6％以上，这就造成了可能使中国在1985—1986年成为有盈余的纯出口国。如果粮食产量是在一个持久不变的基础上一年增长3％，那么对工业化和国民收入增长的需求，以现价计，如果不更高的话，至少也在一年中将增长4％，而中国也将重新变回与其东亚邻国一样的主要粮食进口国。
因此，责任制和由此产生的农业发展的突飞猛进，使中国得以在短时间内暂缓这个长期存在的全国性的农业问题。工业化得以向前波动；农村地区的人均收入，在食物需求未超出国内供应的情况下也能翻上一番。然而，到1987年，中国或许已经返回到一个更加正常的方向上，这个方向符合人均耕地0。1公项的国情。因而，中国农业的未来选择，可能与70年代后期所面临的选择更为类似。实际人均收入增长加快，可能使中国在农业中投入足够的资金，确保这个部门的增长率足以保持在农业进口更迅猛的增长不超过中国挣取外汇支付进口的能力的水平上。由于农业投资有这种预期的后果，因此，与80年初期发生的情况一样，给农民以物质刺激，使他们充分利用这些投资和其他投入物资，达到最大效果，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做法。
如果走回头路，仍控制农业产量，那也能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对粮食的过度需求，主要是因为减少了物质刺激，收入的增长明显减慢，所以需求也就下降了。以鼓励出口战略转为向内，也会达到同样结果。由于不仅粮食进口而且所有产品进口的增长减慢，全部国民收入的增长也减缓下来，这样，对粮食的需求便能缩减了。另外，国家可以重新实行严格的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即使在收入迅速增长的情况下也能减小粮食需求。给出了这么多选择方案，然而毫不令人惊奇的是，至少有些改革者主张更加市场化的改革，鼓励农民生产，大力促进出口，以满足粮食进口预期增长的外汇需要。①收入分配
无论1966—1976年间组织农业生产的方式有多少优点和弊端，人们还是普遍地相信，这种制度至少减少了农村中的和城乡居民之间的不平等。人们担心1978年以后政策的改变，将会造成进一步的不平等。80年代初期公布的数字，提出了有关这两种假设的问题。正如罗尔的评判所表明的，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期的土地改革，造成占农村人口20％的最贫困者收入大增，而这绝大部分是在损害地主利益的基础上取得的，地主丧失大部分财产，却丝毫没有得到补偿。②在1953—1955年期间继续存在的不平等，是在既定地区中富裕农民与贫苦农民之间和贫富地区之间的不平等。1955—1956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消除了土地占有量上的差别。合作社（以及后来的生产队）中仍然存在着差别，这是由各个家庭中健康的成年劳力与不从事劳动的受赡养者（孩子、上年岁的父母和病人）的不同比例造成的。尽管这些差别可能是千真万确的，但它们与由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所造成的不平等大不相同。
对到中国农村参观的人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任何一个既定的集体单位都有的相对的平均主义结构。参观者不能或没有看到的是，在地区之间收入差别很大，集体化对这些差别可能根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与富裕郊区的农民一样，贫困山区的农民也要和本地区的其他贫穷农民结合在一个生产队中。山区境况较好的农民，尽管收入比全国农村平均收入要低得多，而他们集体后收入还会有所下降；而郊区不太富裕的农民，尽管收入往往高出全国农村平均收入一倍，但集体后他们的收入却会有所增长。
对于最终的计算必不可少的数据现在还未找到，但罗尔的数据指出，即使在1956—1957年完全受集体影响的情况下，不平等也没有减少多少。①地区性的差异大到这种程度：集体单位内无论如何缩小不平等，也不足以平衡地区间的差别。本章的中心问题是，1965年后采取的措施是否改变了这种地区悬殊的结果。
农村不平等的缩小，或许是通过这四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达到的：农村公社的累进税或许能减少不平等，但中国税制中几乎没有任何累进可言。给予最贫困地区的福利金也有助于不平等的缩小。尽管我们对中国农村的福利制度知之甚少，但地区间的相互调拨显然是相当小的。面临严重营养不良的公社，显然可以获得援助；但绝大多数的其他公社却被要求自谋出路。第三种措施是使农民从最贫困的地区迁往较富裕的地区，但是，在一个几乎没有新的土地可供开展这项工作的国家中，这个办法势必会在农村导致严重的矛盾。最后，国家可以把投资和经常性投入指向最贫困的地区，或许国家偶尔也曾这样做过。但是，由于在许多贫困地区，资金回收率在运转过程中很低，这种政策经常是以生产率的缓慢增长为代价的。往往较富的地区供水充足，这为更多地利用化肥和改良植物品种提供了可能。
因此，几乎没有理由要求农村的不平等——尽管与绝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程度要低——在六七十年代减少很多，而且，似乎也找不到多少支持这种观点的数据。测量不平等的标准方法是用吉尼系数，这个系数的数值范围是从“0”（完全平等）到“1”（完全不平等）。例如，有关1980年大队集体收入分配的数据，提出一个。232的吉尼系数，这个数字事实上与从罗尔的有关土地改革之后和集体之前那个时期的数据中得出的。227的系数完全一致。①各省的数据表明，各省之间人均农业收入的差异，70％能用人均拥有土地的数量和质量来解释，这加强了上述结论。②由于各个地区间人均拥有土地的相对数量和相对质量在整个60年代和70年代中几乎没有多少变化，相对收入也几乎没怎么变。
1978年后的变化是否改变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人们很难在短时期里分辨出收入分配的趋势，而且，所能得到的中国数据根本也不适合于这种精确的计算。但是，城市和运输干线周围已富裕起来的公社，很可能从发展经济作物和副业活动的良机中获得大小不一的好处。毕竟，贫困的山区既不能为城市居民提供蔬菜，又不能为城市企业从事分包工作。因此，自由化的经济控制，或许能在80年代初期造成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的增长。
然而，当我们转向城乡收入差别情况问题时，自由化的控制与更大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便不十分清楚了。事实上，自由化在一定条件下，能有效地减小不平等。
整个六七十年代的一个中心特征是，从农村向城市移民实际上是禁止的。此外，成百万的城市青年被遣送到了农村公社和国营农场。如本章早已描述的，在同一时期，国家继续源源不断地把投资倾入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在投资成为日益增长的资金动力时，城市地区对劳力的需求仍在稳步增长。这个需求可从已是城市居民的人中得到满足，或从那些住在城市附近的公社中、能经常往来于城市之中而无需城市户口的人中得到满足。结果，在城市中，城市人口的劳动者与被赡养者的比率稳定地增长着，而对那些在国内已经是最富裕的公社来说，在城市中工作的机会增加了。如表28的数据指出的，工资虽未增加，但结果是，城市里人均消费比在农村增加得更快。有关郊区公社的类似数据无法得到，但这些数据或许将指明一个相同的趋势。
城市与农村的人均消费
表28　（以时价元计）
1978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部分答案是，从乡村向城市移民并不是在那个时期所制定的放松控制的措施之一。许多被遣送到农村的城市青年，被允许或者已经自愿地返回城市，而到80年代中期，一些农业人口也被允许迁入较小的城镇，但是，农村居民仍然不能随意迁往城市。虽然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大提高并未改善农村居民的相对地位，但是，由于城市食物的销售价格没有提高，因此，对中央政府的预算来说，这个措施的代价太大，不可能重蹈这个覆辙。①对城市住宅的大规模投资和城市工资的普遍增长，有助于城市居民保持他们优于农村地区的地位。无论如何，只要中国更贫困地区的农民离开本地区、迁往城市甚至县城的做法受到阻制，迅猛的工业化便可能伴生出一个很大的、可能范围很广的城乡收入差额。因此，1980和1982年城乡差距比1978年缩小了一些，但不应将此视为一个长期趋势的开端。尽管由于表28的数据就是如此，以致于从这些估价的微小差别中得不出有力的推论，但是，这个差额实际上在1986年已有所增大。
①　例如，在巴基斯坦代表团所调查的10个公社中，个人自留地总共占全部可耕地的7。55％，　而政府的指标是5％。沙义德·贾维德·伯基：《中国公社研究（1965）》，第35—36页。
②　60年代的数字出处见前引书，第40页。1982年的数字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4），第471页。
①　这种数字年年都稍有起伏。这里的数字是1965年的（《中国农业年鉴》（1980），第5页）。
②　同上。
③　有关1981年各种责任制的讨论，参见刘绪茂：“我国农村目前实行的几种生产责任制介绍”，　《经济管理》，第9期（1981年9月15日），第12—14页。在凯思林·哈特福德的“社会主　义农业死了；社会主义农业万岁！：中国农村组织的变迁”中，对这些制度也有大段论述，见　伊丽莎白·J。佩里和克里斯廷·汪编：《毛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第31—62页。
④　关于向家庭农业转变的过程，许多作者曾做过描述和分析。这个过程中较早的部分能够描　述，这部分地是以第一手的村庄研究材料为基础的，见威廉·L。帕里什编：《中国农村的发　展：巨变》。又见戴维·兹维格：“对中国农村变革的反对：责任制与人民公社”，《亚洲概　览》第23卷第7期（1983年7月），弗雷德里克·W。克鲁克：“公社体制的改革与乡—集　体—家庭体制的兴起”，见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面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第1卷，第　354—375页。
①　然而，与实际缺货市价的背离，依然确实存在。例见尼古拉斯·拉迪：“中国的农业价格”。
①　如果双重市场（其中一个受控制）被一个单一的不受控制的市场取代，则辅助性市场的价格　往往就反映不出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个统一市场上的价格将高出过去政府控制的价格水平。　但是，较高的价格将造成粮食消费缩减，因此，供求通常能在低于辅助性市场的价格上达到　均衡。然而，要确定所达到的具体价格，关系到种种假设。由于这些假设过于复杂，在这个　注脚中我们不能涉及。
①　联合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统计年鉴》（1984），第277页。
①　经济计划委员会：《韩国经济主要统计资料》（1986），第75页。
②　经济计划与发展委员会：《台湾统计数据册》（1986），第65、67页。
③　中国人的收入年均增长约为9％。对粮食需求（包括牲畜饲料）的收入弹性的保守估计可能　是0。6，这将意味着粮食需求一年中以5。4％的速率增长。假设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就不　同；但是，要提出一个在这个时期产生出不高于5％的需求增长率的合理假设，并不是件容　易的事。
①　例如，在1987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关于乡镇企业的会议上，杜润生在发言中清楚地指　出了鼓励进口的政策和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之间的关系。
②　C。R。罗尔：“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30年代与50年代的比较”。
①　罗尔的数据按地区给出了富裕的、中等的和贫穷的农民的收入。如果假设在既定地区富裕农　民和贫穷农民的收入在集体之后与中等收入农民一样，便能得出这个模拟分配的吉尼系数　为。211，这个系数勉强低于集体之前（和土地改革后）的那些时期的，277的数字。
①　罗尔：“中国农村收入的分配”，第72页。
②　德怀特·珀金斯和沙义德·尤素福：《中国农村的发展》，第115—119页。
①　这个问题在拉迪的“中国的衣业价格”一文中有更大篇幅的讨论。
结　论
显然，认为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根本没有任何经济发展战略的说法是错误的。投资计划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重视机械与钢铁的计划没有改动的翻版。自力更生，或者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国外进口和外国技术的依赖，在1966—1976年这10年间成了常用的术语，听起来像是毛主义的调门。但在实际上，自力更生与50年代中国自给自足的政策或30年代俄国对外贸易的政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差别。
在中国农村，政策受苏联影响极小。首先，人们认识到如果农业产量停滞不前，就是致命的大事。问题在于如何提高农业产量，而不是要不要提高。而中国采取了一种双管齐下的战略，将“实用主义”与“激进主义”的观念不稳定地结合在一起。“实用主义”推动了化肥工业迅速发展并进口了大量肥料。那些与毛观点接近的人搞了大规模的群众劳力动员，还树立了大寨榜样。他们还力主农业所需的现代化投入物资大部分应由农村地区的小型工厂提供。
在形式上，计划和控制的经济体制依然沿袭苏联的集中化模式，只是60年代初期作了小小的修改。五年计划或许始终都有问题，但年度计划依然决定着一个企业生产什么。重要的物资和设备通过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进行分配。工资依据苏联的制度分为八级来支付；而农村集体的收入，与50年代（不包括大跃进时期）和60年代初期一样，是以所挣工分为基础的。
如果形式上尚无不同的话，那么，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在这种形式的范围内，政策的实际贯彻情况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苏联的八级工资制的意图本是提供物质刺激，促使人们更努力地工作，但中国人以冻结工资级别和取消奖金的手段，撤消这些物质刺激。在农村地区，政治态度在分配工分时，往往与所付出的劳动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在管理方面，企业继续接受降低成本和投入的指标，但如果产量指标完成了，这些指标就不必认真地对待。此外，政治上的考虑常常干扰着评判标准，而在其他国家，这种评判工作是更加重视技术条件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干扰和取消物质刺激的尝试，看起来并未减缓增长。但事实上，现在有了可以分析研究60年代末70年代初增长情况的数据，使许多分析家大吃一惊的是，在此期间，除政治动乱达到最高峰的1967、1968两年外，发展仍然相当迅速。但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的投资和能源投入上的，而这些投资和能源投入的无效使用正与日俱增。只要这些投资能持续增加，大庆油田的石油源源不断地涌出，就会构成维持增长的可行手段，尽管这种手段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准作用不大。
然而，到了70年代中期，经过20年实际工资的停滞之后，劳动纪律正受到破坏；大庆和其他油田的石油产量已达到顶峰，面临着下降的危险。投资率虽然持续上升，但资本—产量比提高得则更快。无论由谁来控制政治局面，由于恣意滥用人力和物力，保持稳定增长的年月都是快到尽头了。
随着毛的去世和“四人帮”被清洗，中国在1977—1978年间的暂时领导人在一场加速增长的尝试中，进行了明显的外向型转变，鼓励企业大量引进国外技术；他们还同样明显地推翻了文化大革命反对物质刺激的政策，恢复了奖金，提高了农业收购价格，全面提高工资。但是，人们仍然重视机械和钢铁，这种重视与物质刺激和对外贸易的政策不相协调。
在1978年末和1979年初，中国的计划制定者最终、至少暂时地放弃了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学。消费品第一次不仅在国内消费，而且在出口方面，取得了优先于生产资料的地位。中国的发展战略向它的东亚邻国成功地遵循的那个模式迈出了意义深远的一步。
改革时期第一阶段的某些特征持续的时间并不太长。全面减缓增长速度以“调整”经济体制的努力并没扩及到1981年之后，1981年，工业和农业的增长速度猛升。降低重工业重要性的做法，也证明是暂时的。在1982—1986年这个时期，重工业与轻工业的增长比率回到文化大革命期间通行的那个水平上。能源供应的不景气状况结束了，这个关键部门重新恢复了增长势头，这为再次推动运用能源的重工业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但是，中国的部门发展战略并未完全返回以前的模式。重视扩大出口、向海外借款和欢迎外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外向转变，不仅得以持续，而且还有所发展，并在更多的领域中出现。降低轻工业和消费品重要性的做法更多地是表面现象，而不是实实在在的。农业生产波浪式的发展意味着，消费品增加了，增加了的工资和获得的奖金能买到东西。就部门发展战略而言，中国迈出了引人瞩目的一步：沿着其东亚邻国已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战略的方向前进。出口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中所起的作用，比如说，不如在韩国大，但是，这种情况更多地是说明中国幅员辽阔，也反映了这样的事实：贸易在大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要比小国小。中国的贸易比率，尽管比韩国或台湾小得多，但与日本60年代的比率非常相似。与周围较小的国家相比，中国贸易的这种比率，是中国之所以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更加注重重工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而相比之下，韩国在60年代集中发展轻工业，它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通过进口得到满足。
部门战略上的这些变化，仅仅是毛去世和1978年12月的三中全会之后所进行的改革的一个部分而已。具有更大潜在意义的是，为根本改革以前管理经济的制度而采取的若干行动。
早在1977年中央便已开始放松对外贸易的集中管理，但是又不得不恢复控制，因为企业趁机签订了远远超过中国支付能力的进口合同。那些已沿续下来的最初几项改革措施中，有一项是取消对农村市场管理的控制。紧随其后的是，农业集体实际上被放弃了，生产责任制推广了，责任制在1983年达到高潮。在1979—1983年这短短五年里，中国已从一个受来自上级的国家定额和更多地来自党的干部所坚持的那些标语的共同严格控制的集体农业体制，走向主要通过间接的市场机制控制的私人家庭农业体制。少数市场限额虽仍保留下来，但80年代中期已采取措施开始取消这些限额。
工业中苏联式的计划和管理体制废除的速度比较缓慢，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这里需要进行的改革比农村中的情况复杂得多。工业体制改革的试验早在1979年便已开始。这些最初的尝试，本质上是试图使苏联式的官僚指令性体制能更好地运行。企业的内部管理作了一些改革，对地区市场的垄断控制有所放松，以利于竞争；给予各种计划指标的优先地位也得到调整，效益方面的指标越来越受重视，而产量指标却越来越不强调了。
到1984年10月，部分地由于农业改革取得显著成就，党要求在工业部门进行更加彻底的改革。在接下来的三年中，中国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使中国的工业管理和控制的体制摆脱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