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剑桥中国史-第671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标准不一致”。既然如此，有的学校当然办得比其他学校要好。影响教育内容和质量的主要变化如下：主要用来决定入重点学校的小学入学考试被取消了。城乡中学入学统考也被取消了；学生就近入学。但凡是在这种学校制度尚未普遍实行的地方，各学校通常实行入学考试，并将其作为招生的标准。
不仅重点学校制度遭到取消，而且各种形式的所谓“尖子”教育，诸如把学校的学生按能力分成小组的做法也受到禁止。同样，也禁止让学生留级的做法，但过去的教师指出，学生留级的情况仍然普遍存在，尽管这种做法仅仅根据的是特殊情况，而不是根据规定的程序。
为适应缩短了的学制，课程与教材被压缩、简化和修改了。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强调实践知识、政治和劳动课。物理、化学和生物这种课被全部修改以强调其在工农业中的应用。地理和外语是迅速发展的教育的最频繁的受害者：教师缺乏，往往不可能开设这些课程。政治课有时和中国语文合并在一起上，因为它们通常使用同样的教材（毛的著作）。到70年代中期，中学生每学年要参加约两个月的体力劳动。因而，每个人实际上都在接受某种形式的半工半读教育。更早的几年里，学生们经常为兴建新学校和其他的地方工程而贡献劳力，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劳动上。
为消灭50年代以来继承下来的“分数挂帅”的方法，改革了教学和考试方式。教师们要设计更为灵活和非正规的教学和考试方式。所有被采访的人都报告说，整个时期，期中和期末考试继续进行，但严格的考试生活被有效地打破了，学生们往往都能通过考试关，一年一年地升级而不论其成绩如何。但是，如个别学生需要留级，只有学生和学生家长同意这样做才行。①第三级在第三级应用延安精神有更为严重的后果。1976年以后就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影响作的最有力批判也在这一级。多数第三级学校至少4年不招收新生。教师们被送到农村劳动，接受再教育。这些学校自1970年恢复运转以来，他们才逐渐返回。当然，就像该制度中其他各级一样，同样的原则对他们也适用。
大学生的课程量从4或5年减到3年左右。课程内容被缩减和简化了，重点强调实际应用。②甚至那些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后期（1974至1976年）雄心勃勃的开门办学教育实验的学校，在校生的课程也表明被减少了近一半。这些课程变化改变了下述“适用的提法”：不发达国家能否承担得起把极少的财力耗费在对尖子一级的最先进培养上；在中国，它被这样的问题所取代：这种国家完全没有这种培养方式行不行？
但在教育革命的目的方面同样重要的是旨在完成整个制度的社会变革。所有的年轻人在离开中学以后，特别在上大学之前都必须参加体力劳动。这意味着，由于缺乏足够的城市工作，多数城市青年不得不接受在农村的工作分配。全国入学统考被取消了，正如所提到的，报考人是根据其工作所在地的推荐而选的。
这些变化对中国知识精英主义传统是明显的打击。其目的是建立结构和内容上更为平等的高等教育，不仅为工人和农民创造更大的受教育机会，而且产生出新型工农知识分子。这个目标明显地超出了文化大革命前扩大大学工农招生人数的目的。重新强调改变教育制度本身的性质基于这样的假想：受常规教育的工人、农民甚至革命干部子弟通过适当方式的教育，可能与其他人一样容易进入知识精英之列。
此外，尽管招生方式改变了，以上这些类型的学生可能被大学录取这一早期的设想看来并不完全正确。①这一结论基于下面的材料，即70年代初大学招生人数集中在被送到农村的城市青年中。后来与前农村教师的会见表明，这一招生模式并未统一遵循。此外，新建成的中学过多，这种做法到70年代中期开始对农村学生进大学有利。这在恢复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之后以及在开始关闭新的公社高中之前的1977年和1978年就看得很清楚了。来自这些新学校的农村学生的确能上大学，尽管一般是由不怎么有名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公社和生产大队干部的子弟似乎在这些农民大学生中占了不适当的比例。
在精英层，高干——一旦他们自己的政治问题得到解决——的典型做法是设法操纵有利于其子弟的入学方式。但白领中间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其子弟在1966年以前与干部子弟在大学后备军里平分秋色，这时则缺乏必要的地位优势和好的阶级出身优势。他们的子弟在大学招生推荐制度下似乎是失败者。②逆流毛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发动红卫兵，以使其反对派名誉扫地和消灭他们。更早的群众运动的类似情况已提到过。文化大革命的不同之处在于靶子是执政党自身。对毛而言，永远不再需要同声名狼藉的地主阶级进行妥协，如果必要的话，可能给资本家甚至知识分子保留一席之地。但党的最高领导不能完全抹掉，可以推测，毛从未想过这么做。因此，“解放”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受到批判的人，1970年以后就在各级各部门中进行。很明显，其设想是，这些人（其中以邓小平为最突出）已经经历了再教育和被改造过。
在教育界，情况不是如此，大概到1973年才变得明朗了。1972年，周恩来凭其威信要求提高高等教育的标准。周培源教授1972年10月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把这个要求公诸于世，表明他有上层的支持。既然如此，它不会是无根据的要求。正是在1973年，提高教育标准的运动加快了步伐。那年夏天，各省实行了大学入学统考。这一新动向被激进分子视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是由学术界及其政治靠山推动的复辟旧的教育秩序的“逆流”。
这引发了反潮流运动。此次运动是由辽宁省一名叫张铁生的知青考生写的一封抱怨1973年考试不公平的公开信而发动的。斗争后来和批林批孔运动结合在一起。以后两年，当学生们被再次动员起来在两条教育路线斗争中进行战斗时，行动主义复活了。宣传媒介在全国突出介绍以张铁生的方式反抗其教师的学生。
在中学一级，行动主义往往变得具有破坏性。砸学校玻璃是一项广为报道的消遣。来自一些而不是所有地区的当过教师的人回忆，正规的课堂活动再次被彻底破坏，随便不上课，以示造反。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开展了雄心勃勃的开门办学和半工半读教育实验，使大部分学生在1974至1976年期间的一段时间内有几个月离开校园。
不过，1975年初，周荣鑫被任命为1966年以来的第一个教育部长。从北大年底关于他的大字报上看，他任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批判教育革命所推行的极端性上，特别是针对上层。他的观点和邓小平的观点一致，这时也广为传播并被激进分子贴上“毒草”的标签。然而邓和周的观点本身并不极端。它们与过去几个发展阶段遵循的关于发展的观点相类似。他们关心的是标准太低；教育仅仅与现在而不是将来的需要相联系；大学不参与理论和科学研究；以及只要知识分子还被嘲笑为“臭老九”，就不能好好地工作。①① 这一时期对周扬 1961年后暗中破坏1958年教育革命的批判及对中共北京市委教育部前部 长张文松的批判，见《解放日报》 1966年8月11日及《北京日报》1966年6月21日，译 文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增刊）第155期（1966年9月28日），第1—21页。
② 根据1967年2月和3月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对三种学校的指示，均译在《当代背景材 料》第852期（1968年5月6日），第62、87、99页。
③ 《教育革命》，北京，1967年 11月17日，译文在《中国大陆报刊概览》（增刊），第 218期 （1968年2月20日），第1页。
① 此评论是由许多来源的资料拼凑而成。独一无二的内容最为丰富的官方文本是1967年5月 6日北京出版的《教育革命》所载的“十七年来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该篇译文 载于彼得·J。西博尔特编：《中国的革命教育：文献和注解》，第5—60页。亦见于1967年 7月18日、 10月28日、 11月21和22日的《人民日报》以及欣顿：《百日战争》，第20— 40、139、171—178页。红卫兵的变化及地方上的详细情况见罗森：《红卫兵的派性》第一 部分；斯坦利·罗森：《下乡青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广州实例》；李：《中国文化 大革命的政治》，第78—84、306—308页。
① 例如，《毛主席教育语录》（东方红公社，1967年7月）；以及“毛主席论教育革命”，译文 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88期（1969年8月22日）。
① 教育部高教局代表张学新（音） 1977年7月 19日在北京和作者的会见；以及广东电台 1972 年8月21日的广播，见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69期第5页。
① 关于在面临强大的反面压力时教师的政治作用及其促进其团体利益时的坚韧精神，见戈 登·怀特：《党和专业人员：当代中国教师的政治作用》。
① 原文出自 1944年 10月 20日（此日期有误，应为 30日——译者）“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 线”，引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及《红旗》 1971年第6期第38页，《红旗》 1973年第6期 第75页。
① 采访教育部，1977年 7月 19日，也见表 29。
① 也见乔纳森·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第二部分。
② 如同其他两级一样，关于高等教育一级的教育革命的建议和文章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 的中国报刊上有很多。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收集了许多这样的材料并把它们译成了篇幅 很长的名为“社会主义大学”的《当代背景材料》丛书，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81、890、 916、923、945、955、975、996、1007期。
① 苏珊娜·佩珀：“教育和革命：修正过的‘中国模式’”，载《亚洲概览》1978年9月，第871 页。
② 关于大学招生更进一步的结论来自于香港的采访资料；又见于苏珊娜·佩珀：《中国的大学： 毛以后的招生政策及其对中等教育结构的影响》，表13；又见于罗伯特·泰勒：《中国知识 分子的困境：政治与大学招生（1949—1978）》。
① 关于70年代中期的教育的论战，见陈锡恩：《1949年以来的中国教育：学术和革命模式》， 第121—152页；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第188—205页；尽管周荣鑫患严重疾病。但 还是被迫在1976年1月离开医院，反复受到审查。他于1976年4月12日一次审查会之后 去世。
否定教育革命
1977年8月，就在毛去世一年以后，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两个月后（在10月21日）宣布恢复全国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前10年产生的教育制度从而被摧毁。但这种全盘颠倒由于来得突然而让人多少有些惊讶，因为它和在此之前的批判没有直接关系。在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官方在批判时对他们有关教育战线的两项主要指控似乎遵循了1975年温和的批评路线。“四人帮”把党的政策推向极端，并要利用教育作为其夺权的工具。他们的反对派似乎不愿承认他们可能实际上正以“四人帮”在垮台之前的论战中所使用的方式把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继续到底。当然，在早期对“四人帮”的批判中，还没有追究文化大革命或伴随着它的教育上的变化的直接的责任。
但是，在两年内，情况已经变得明朗起来，用在1980年采访的中国某大学一位领导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被“完全否定了”。这时，整个十年的正式问题对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外国人还没有公开。两条路线斗争不再存在，只有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在1966至1976年“十年灾难”期间受到严重破坏，现在已恢复到其合法状态。毛由于起了促使灾难发生的作用而受到官方的批评。刘少奇和所有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一起被宣布无罪。至少就不直接与国家安全相关联的活动的各个方面而言，阶级路线的政策被放弃了，理由是阶级出身问题对1949年后生长的各代人不再适用了。敌人还存在，但他们是新的政治敌人，如死不悔改的激进分子，他们被人们嘲笑为来自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保守的”毛主义的当权者（原文如此——译者）。
教育方面，权力又回到学术权威手中，并集中在教育部领导的国家教育官僚们那里。教育部的人员到1980年为止很快从约300人增至500—600人，接近60年代中期700人的数字。①大中小学的课程、课本和教材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统一了。在教育的重新集权化和把权力交给内行的同时，又宣布了把党的作用减小为监督者和保证者这一目标。然而，自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入党的新要求伴随这一新目标以来，学术自主的程度仍不清楚。
内行们在权力由此得到恢复的同时，他们着手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并决心要对“群众运动规律”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对文化大革命前政策、结构、名称及象征——甚至在一些其教育价值被颠倒了的最有争议的问题上——的恢复是系统而全面的。从表面上看，所发生的情况与其说是在实际上寻找最合理的教育发展形式，不如说是在政治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在那10年里受到批判的每件事情均被宣布无罪，那时提倡的任何东西后来均名誉扫地，而不考虑“客观”原因和社会原因。情况后来很明显，不论在批判时对细节多么夸大，的确存在与权力斗争相连结的政策分歧及代表两种不同发展战略的分歧。
在两者斗争的过程中，情况也变得很清楚：每种发展战略都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对教育发展的普遍问题作出反应，都有自已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但每种战略都同样没有很好地解决每个问题。看来最好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明智地把它们掺和在一起，这样无疑会有最好的效果。可是，由于政治斗争如此剧烈，两种战略要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统一，看来似乎不可能。因此，毛以后的教育部只愿在没有风险的领域和次要问题上作出让步。
小学教育
毛以后的政府公开批评其前任的平均主义思想。新领导人认为，唯物主义和发展过程的逻辑决定了为保证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牺牲数量，因为同时要达到两个目的耗费太大，中国经济无法承受。
在小学一级，毛以后的领导尽管没有直接这样说，但却是在让农业部门承担损失。教育当局私下对外国人承认（虽然不能在国内公开），农民子弟需要了解的耕地知识，多数是从其父辈处学来的。因此，地方教育局不再推动不需要那么高的教育水平的农村地区去发展教育。这种“善意忽视”的态度替代了70年代初开始的对农村教育的积极推动。
这一新态势因许多有关的发展而加强了。其一是官方提出的想法，即国家应遵循正规化教育的方向承担对所有农村小学的责任。再就是许多学校为了服从质量要求并适应劳动和实际知识突然遭到冷遇的状况，停办了各种农场、车间以及对学校预算也有帮助的项目。最后，农业的新责任制和非集体化削弱了支撑队办小学的结构。为了对有关关闭和合并70年代末这类学校的报道作出反应，1979年官方澄清说，国家不能立即对所有农村学校承担责任。因此，地方应在过渡期间继续兴办学校。①根据在香港会见的前教师的说法，各地正根据“地方兴办国家支援”的做法通过不同形式继续维持其农村小学。对小学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新的个人责任制。该责任制导致了失学率的日益增长，这也是中国报刊普遍报道的一个现象。①据说，这表明农民宁愿让他们的子女去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也不许他们的子女上完小学。根据新近全国重新统一的课程在恢复六年制小学方面，农村学校也落后于城市学校。
表29 小学和招生人数
这些变化中的政策的最后结果及其官方的设想使小学入学年龄组的比例不断下降，即从1977年的“95％以上”下降到两年后的93％。小学数量和招生人数的下降在官方统计中有记载，见表29。小学招生人数从1975年高达15094万人下降到1982年的13972万人。小学从1976年刚好100多万个下降到1981年的89。4万个。在1979至1981年之间，小学第一年的入学人数从3779万人下降到2749万人。①据说上小学的人中约60％能上到毕业。②早些年的失学率估计数没有得到。然而，应当指出，表里下降的数字应归因于出生率的下降。在1975年之前节制生育执行得不平衡。某些地区，尤其是上海，那时因学龄人口的减少，已经关闭和合并了一些小学。
中等教育
在中学这一级，据说，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是不仅想过早地普及中学教育，并要以一种不适宜中国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式使教育单一化。所以，这些新的政策就是试图改变文革的政策造成的数量和质量的“地位对比”。1978年以来，中学人数急剧减少是人为的，随之产生一些社会抗议。1965年，中国的中学全部学生人数是1400万人，如表30和31所示。1977—1978学年的人数是6800万人。③新政策于1978—1979学年开始实行，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万多所中学关闭，到1982年，整个中学招生名额减少了2000多万人。据1981年10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高中减少得最多，1981—1982学年的招生人数与1978年相比，大约减少2/3。1981年，整个上海市7。5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2万多即最多30％的学生能通过毕业考试升入高中。①与此相似，北京全部13。9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5。4万即39％多一点的人能于1981年秋季学期升入高中②。上海中学学龄人口数量小，反映了在这个城市较积极地注意计划生育。
在农村，全国普遍实行的计划是，关闭公社高中，只在每个县保留一个或几个高中。附属于生产大队小学的初中班也被取消。计划在每个公社或相当于公社的地区保留一个初中，因为公社组织被取消了。
当新成立学校的高中部于1979年开始关闭时，当地出现了各种不满情绪。一个被采访者描述了在山东一个县的镇子里，开了三次大会来安抚当地人民的不满情绪的情形。强迫他们接受的教育局的通知说，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机会那么少，却要求为他们的孩子兴办代价高的高中，这是片面的、自私的。所以，从整体上讲，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他们必须“牺牲当今一代”。
另外一个被采访者在县教育局公布这一最后决定前，离开了福建一个办得很好的公社中学。公社社员要求允许继续开办高中班，作为民办学校，雇用他们自己的教师，而不要永久关闭掉。第三个前教师也是福建人，他把这种请求说成枉费心机。他解释道，关闭学校是当今“路线”的一部分，只要教育路线本身不变，只要决定路线的中央最高权力不变，每个地方还得执行。
如表30和31所示，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要马上将学生按比例从普通学校转到技术学校，也没有做任何工作使关闭中学与学龄人口的减少相适应。中等教育的缩减要马上进行，而不考虑人口发展的趋势，也不考虑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的发展。
表30 中等学校和学生：普通中学
应该指出，中国正处于转回到1966年前的12年学制的过程中，即小学6年，中学6年，后者又分初、高中各3年。据称，这是必要的，因为新的全国统一的初、高中课程如按10年制教学大纲教完，学生压力太大。
因此，从理论上讲，高中学生数量的减少并不标志着总体教育的下降。假如普及小学和中学教育能保持的话，大多数人总的来说仍受9年教育。但是很清楚，情况并不如此，因为农村地区的辍学率上升，不能上初中的青年人数比例日益增加。初中一年级的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1770万人减少到1981年的1410万人。总的中学入学人数从1979年的4610万人减到1982年的3880万人。①这样，新的教育发展战略的最终结果是向宝塔式发展：以质量和数量而言，少数人可受到更多的教育，而多数年青人实际上受到的教育更少，尽管他们所受的教育质量要比以前好。
表31 中等学校和学生：中专
尽管中国已不再流行说社会主义理想的词句，但问题依然存在，因此，也有人提出了批评。理论刊物《自然辨证法通讯》发表的一篇文章宣称，“以这样一个人口结构去建设现代化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根据目前质量优于数量的教育政策倾向，作者估计，按照目前教育水平，到1980年，年龄6—18岁的32200万名青少年可能会有以下情况：有约2000万人成为文盲；至少13300万人只有小学以下水平；而仅有1000万人能得到某种专门的中等或高等水平的教育。他辩称，数量和质量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他批评目前片面强调质量的做法。“我们现在就应该想到这一点，改变这一点”，他强调说，“不要等后代人写历史来总结教训”。�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