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0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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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中全会通常在全国党的代表大会后立即召开，以便正式选举新的政治局及其他中央机构如书记处等的成员。
c。这份资料中注明是8月31日，但其他资料上是8月30日。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由中央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室编辑。
党的领导
表33　（1965—1969年）a
续表
党的领导
表34　（1973—19982年）
续表
d。“四人帮”于1976年10月6日被逮捕。
e。这些成员是按姓氏笔划排列的。
f。邓小平是在1973年12月被重新选进政治局的，并在十届二中全会（1975年1月8—10日）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取代了李德生的位置，后者仍为政治局委员。
g。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按姓氏笔划排列的。只有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候补政治局委员是按得票多少排列的。
h。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上增补的。
i。十一届四中全会（1979年9月25—28日）上增选的政治局委员。
j。十一届五中全会（1980年2月23—29日）上增选的政治局常委。
k。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免职的。
l。在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29日）上胡耀邦取代了华国锋。华国锋降为副主席。
m。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任命为副主席。资料来源：王健英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北京；郝梦笔和段浩然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
国家领导人
表35　（1965—1983年）a
a。这些任命是在第三届（1964年12月21日—1965年1月4日）、第四届（1975年1月13—17日），第五届（1978年2月26日—3月5日）、第六届（1983年6月6—2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分别做出的，在这些会议之间进行的免职和增补都有注释。
b。遵照毛泽东在1970年提出的意见，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在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颁布的新宪法中被取消了。
c。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华国锋于同年2月3日成为代总理，4月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决定：华国锋不再是代总理，从此行使总理职权。
d。华国锋的总理职位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被赵紫阳取代。
e。1965年去世。
f。李先念是1965年当选的副总理中历经文化大革命唯一在位的，其他人的正式罢免日期很难确定。
g。1976年10月6日被捕。
h。1980年9月辞职。
i。1980年4月被免职。
j。王任重，在1978年12月被任命。其他人的任命时间是：陈云、薄一波和姚依林在1979年7月，姬鹏飞在1979年9月，赵紫阳和万里在1980年4月，杨静仁、张爱萍和黄华在1980年9月。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文件汇编》；郝梦笔和段浩然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各章书目介绍
第一章　1949年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
这一章是1987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有关1949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一章的续篇，对1949年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由于许多决定性的文章无法得到而长期没有进展。那些在中国发表的文章通常都经过大量的修改以致很难从中追溯其最初的说法。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量以前未发表的文件被广泛传播，但直至今天，尚没有一个中文原版的1949年后毛泽东著作的综合版本能与在日本发行的、20卷本的毛泽东早期著作的汇编相匹敌。（有关这个由竹内实指导编写的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作汇编的详情，请参看第13卷中截至1949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文献。）
由官方在1977年出版的包括1949—1957年间著作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同时有英译本）是经过多方筛选的。现在已经因在编写过程中受极左思潮影响而停止发售。1980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下设的一个机构——中央文献研究室奉命出版几本专题资料汇编，包括书信和一些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但直到1987年，被认为非常完整的按年代顺序编写的第一卷才开始有限地发行（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1949年9月—1950年12月）。这卷覆盖时间仅包括一年零一个季度却长达784页的文稿足以向人们显示要完成截至1976年的文稿的编辑工作将需要多么大的劳动量，花费多么长的时间。
同时，德国、美国、日本的学者们为了分别用德文、英文、中文编辑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在毛去世不久便开始搜集有关的材料。最初的一批人在赫尔穆特·马丁的领导下，用了几年的时间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参看原文《毛泽东》）。然而，他们的高效率却得到了相反的酬劳。当他们的最后一辑将要出版时，一大批新材料如洪水般涌来。这一方面由于上面提到的中国官方的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编辑物在海外更加广泛的传播。在这种新形势下，德国的版本虽然仍旧有用（特别是因为它包括许多中文原文作为附录），但却已显得过时而无法令人满意。
相反，由竹内实和中村公义带领的一批日本学者却决定放弃继续编写1949年10月以后中文毛泽东著作汇编的努力。因为所有关键的手稿和文件都在中共权威机构的控制下，要与之竞争是毫无希望的。（当然，这时的情况与《毛泽东集》中所涉及的时代已大不相同。那时，毛的许多文章在写出后便立刻发表了，因此可以在许多图书馆里找到。）
美国的一批学者，在高英茂的指导下，努力尝试在这两个极端中找出一条中间路线。他们编辑的文稿第一卷（包括截至1955年的文章）目前已经问世。＇参看《毛泽东文稿（1949—1976）》，由迈克尔·高英茂和约翰·K·龙（音）编写，第1卷，1949年9月—1955年12月）＇他们正在努力翻译所有新出版的中文材料，把它们收进这套汇编中，或者收入按年代编辑的部分，或者收入一个最后的增补本中。
但是，就目前来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都不够完整和实用，而在近期内出现令人满意的版本的希望也很微小，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对毛泽东的思想有兴趣的人不得不依靠不同的专家和机构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所做出的选择。
大量十分有用的、但不是最好的红卫兵材料的译文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在1974年以《毛泽东思想杂录》的书名出版，共两卷。最近出版的一个重要文集，收集了20余篇新近得到的非官方资料，书名为《毛主席的秘密讲话》（1989），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吴编辑。一卷的毛泽东于1956年—1971年的谈话和信件的书在1974年用英文出版，书名为《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美国版名为《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由S。R。施拉姆编辑。还可参看杰罗姆·陈编辑的《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1970）和由莫斯·罗伯茨翻译的毛泽东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1977）。
在西方人对毛的思想的阐释中，由约翰·布赖恩·斯塔尔所著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1979）是一部概述。它具有把毛从1920年到1970年所写的一切都看作一个整体的倾向。它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分析毛的思想，认为毛的整个生活和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弗雷德里克·E。韦克曼在他的《历史与意愿》一书中同样把“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与其后期思想相联系，但不像前书那样过于简单化和不加鉴别。在早期的一些著作中，阿瑟特·科恩所著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1971〔1964〕）强调了毛泽东的思想中的斯大林主义根源。詹姆斯·熊（音）的《思想与实践》则强调了毛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关系。虽然他把毛泽东的思想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独特的中国模式这一点与西方通用的系统教义大相庭径，并因此引起争议，但他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无疑是有关这个题目的最富积极意义的工作之一。这可参看S。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9年修订本）。另外，在迪克·威尔逊所著的《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1977）一书中可以看到对毛泽东在各方面的贡献所进行的一系列虽不太成熟、但却是有益的评价。
在最近出版的关于1949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中，有两本文集或许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本是莫里斯·迈斯纳所著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思想》（1982），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虽然毛倡导的社会目标是禀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他为达到这个目标所使用的手段却不是。迈斯纳认为毛在大跃进，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和行动有着深刻的、积极的历史影响。今天，没有多少中国人会同意这个观点，但迈斯纳花费了大量精力来进行论证。另外一本是邹谠所著的《文化大革命和毛以后的改革》（1988），书中进行了更客观、更审慎和深刻的分析，其中大半涉及毛晚年的理论和政策。
许多有关毛的思想的最有趣和最新颖的著作目前出现在中国国内，那里原文的准确程度和学术独立性都有了很大改善。官方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包括在1981年6月27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当然，其中某些方面涉及毛的思想。但是，要使中国学者在几年的时间里脱离过去的框架是不容易的。不过这些束缚还是不断遇到挑战或被给以非常灵活的解释。这种灵活性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的文章中很少看到。该杂志在成都出版，处于杨超的影响之下。杨是毛在延安的哲学学习小组的活跃分子，也是该小组成员中目前尚健在的唯一一人。另外一些不太正统的解释也在公开发行的文章中出现，如在由苏绍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杨超的《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1982），最初名为《论毛主席哲学体系》（1978）几乎发表于毛在世的年代。像由萧延中编写、由李锐撰写序言的《晚年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这一类的著作，是决不可能在毛在世时出版的。在内部还发表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分析文章，如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刊物《文献和研究》上以及其他内部刊物上等。确实，前面所提到的有关毛晚年的文章，其资料很多来源于这些内部刊物。
第二章　危机时期中国的状况
事实上，像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机构一样，中国官方的出版事业也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受到严重破坏，几乎没有什么新书出版，实际上，所有专业性杂志都停刊了。甚至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也有几个月暂停出版。国家的宣传机器的确仍在运转——主要有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北京周报》这些刊物和宣传机构进行了大量论战性和言过其实的宣传，这些思想贫乏的文章的绝大部分都被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译成了英文并发表在他们的三份杂志上，这三份杂志是：《中国大陆报刊概览》、《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此外，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设有机构不断监听和翻译中国国家和各省的电台广播，并把结果记录在外国广播信息处的《动态》和《世界广播概要》上。
中国的中央当局试图通过发布一系列中央指示和传播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来维持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秩序，大部分这种指示和讲话都通过内部渠道传达，但是有许多被红卫兵组织公布出来，然后被外国研究机构搜集在一起。其中有用的纲领性文件有《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1966—1967）》、“有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集”、“外传的中共领导人1966年7—10月的讲话和言论”。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最重要的讲话可以在以下著作中找到：由杰罗姆·陈编的《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由S。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1956—1971）》。这些资料都被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按目录分类并编制了索引收进《解放后毛泽东的著作：目录和索引》中。由迈克尔·高英茂编辑的《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一书包括一个类似的林彪讲话选集。
非官方出版的过多的报纸、杂志弥补了官方出版物的缺乏。它们都是由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红卫兵组织出版的。这些出版物包括对中央及各省领导的极富煽动性的谴责；对1949年以来的主要政策批判性的评论；文化大革命的年表以及对在不同的单位和机构中派性斗争的感情激动的叙述。某些红卫兵出版物还包括一些文化大革命主要受害者的自我批判。当然，红卫兵传播媒介的准确程度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但如果使用谨慎，它们仍然是一种无法估量的研究工具。
由于从表面上看，在中国国内保存的红卫兵出版物数量很少，因此，有兴趣的学者必须依靠在中国以外保存的资料集。在华盛顿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收集了八批红卫兵资料，用微缩胶卷和照相复制本分发给各个对此有兴趣的图书馆。许多这些出版物被依次译出并刊登在《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中。对这些红卫兵出版物的最好的文献指南是李翔云编辑的《红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1966—1969）》。此外，联合研究所和密执安大学都出版了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红卫兵资料的目录：《联合研究所所藏红卫兵出版物目录》及由汤逎文和马惟一编辑的《有关红卫兵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资料》。
自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覆灭、华国锋去职以后，人们试图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及结果作一次广泛的评价。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国又出现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出版物的第二次高潮。在这些新出现的资料中，有对“四人帮”和林彪的支持者进行审判的记录：《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1980年9月—1981年1月）》。同样重要的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和评价，包括在官方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该历史决议的起草和颁布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详细材料的出版提供了机会，如：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辑的《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写的《学习历史决议专集》和孙敦�＇等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1976年以来，一批回忆录和个人传记相继问世。其中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有趣的资料和特殊的细节。陈再道的“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详细叙述了他在1967年7月武汉事件中的经历。中国最高级的军事将领之一聂荣臻的回忆录在1983—1984年出版，也揭示了许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由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撰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讲述了她父亲在1967至1973年间受管制和在国内流放的情况。一本对周恩来进行广泛赞扬的《周恩来传略》由方钜成和姜桂侬撰写。对康生进行了深刻批判性研究的是仲侃撰写的《康生评传》。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方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解依据，一些故事集披露出运动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包括陈若曦的《尹县长的处死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故事》；佩里·林克编的《顽固的毒草》和《玫瑰与刺：中国小说的第二次百花齐放（1979—1980）》；海伦·　F。绥和泽尔达·斯特恩编写的《毛的收获：中国新一代的呼声》。
对所谓“北京之春”运动的抗议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近期所写的分析文章，都对当代知识分子如何解释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过程和结果提供了思路。王希哲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一文对该次运动进行了最无情的谴责，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官方的解释。由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撰写的一本有趣的文选于1986年春天在纽约出版，书名是《知识分子》。
在中国之外，文化大革命曾经是一系列的次生文学的题目，这些作品有很多被詹姆斯·C。F。王（音）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书目注释》一书中所引用。最早的著作由西方记者和政府官员所写，很多成书于香港。虽然这些著作不具备事后认识和观察的便利条件，但它们大部分最能代表中国观察家的思想。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两份香港的时事通讯：《中国新闻分析》，由L。莱德尼神父编撰；《中国新闻概览》，由英国政府出版。更为详细的、相对来讲更全面的当代的评述有罗伯特·S。埃勒根特所著的《毛的大革命》；斯坦利·卡诺的《毛与中国：从革命到革命》和爱德华·E。赖斯的《毛的道路》。具有同样价值的还有由美国政府的一位分析家菲利普·布里奇姆所编辑、收在《中国季刊》的系列文章：“毛的文化大革命：起源和发展”，“毛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和“毛的文化大革命：巩固权力的斗争”。
所有关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政治史都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评论，其中最好的是帕里斯·H。张的《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二次编辑）；于尔根·多姆斯的《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雅克·吉勒马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49—1976）》和莫里斯·迈斯纳的《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有趣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的学术性研究尚付缺如。例外的是琼·多比尔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该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按照毛主义的观点来写的。此外还有更客观一些的，由李翔云（音）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以及安炳炯的《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政治进程动力学》。虽然该书主要是关于60年代早期的情况的，但也包括对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的详细评述。
要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只有通过对该运动在某些具体的地方和单位开展的方式进行考察，对文化大革命在一些主要省市展开时的典型事例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维克多·福肯汉的“广西、云南和福建的文化大革命”；加德尔·福尔塔多的“黑龙江和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966—1968）”；尼尔·亨特的《上海日记》；保罗·海尔和威廉·希顿的“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维克多·倪的“革命和官僚政治：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各省的文化大革命》及安德鲁·G。沃尔德的《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
对在特殊的基层单位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活动的比较分析研究有：马克·J。布里奇和戈登·怀特所著的《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威廉·欣顿的《百日战争》；戴维·密尔顿和南希·戴尔·密尔顿所著的《风不会减弱》以及维克多·倪的《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另一种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考察积极投身于这个运动中的个人。令人感兴趣的是，虽然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章通常也是毛传记的结尾，但却只有很少的著作把视点集中于毛在该运动中的作用上，更多的则是对其他领导人的描述。如对周恩来，可参见鲁宾逊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由托马斯·W。鲁宾逊撰写的文章“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关于刘少奇，可看洛厄尔·迪特默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革命》；有关文化革命人物江青的最著名的两篇传记是罗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和罗斯·特里尔的《白骨精》。此外，几部关于当年的红卫兵的回忆录也已出版，包括戈登·A。贝内特和罗纳德·N。蒙塔珀图的《红卫兵》；高原的《生来红：文化革命记事》；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的《文革之子》以及肯林的《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年轻人的日记》。
在文化大革命中卷入最深的三个社会集团是被当作运动目标的党和国家的干部，作为打击武器的红卫兵和主要的直接受益者人民解放军。对国家官员试图在红卫兵的扫荡中逃生的描述与分析可看帕里斯·H。张的“省级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存策略”和理查德·鲍姆的“困难条件下的精英行为”。关于文化大革命对党政中枢构成的影响有以下文章和著作：理查德·K。迪奥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界精英的影响”；唐纳德·W。克莱恩的“国务院和文化大革命”；查尔斯·纽豪瑟尔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共机器的影响”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中国的省的领导层：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关于中共九大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变动的分析可看唐纳德·W。克莱因和洛伊斯·B。黑格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和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的“中共领导层的变化”。
关于对红卫兵运动及致力于领导这个运动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研究，下列著作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安妮塔·詹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帕里斯·H。张的《中国文化革命中的激进分子和激进思想》；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京和国内外的新左派》；斯坦利·罗森的《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马丁·辛格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与文化大革命》。托马斯·P。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描述了当年的红卫兵在1968年运动结束后被送往农村地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