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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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昌毁佛”　不少学者认为“会昌毁佛”是由于唐武宗佞道所致。本书不否认他是虔诚的道教徒，但认为武宗除有几名宠幸道士外，似乎并没有打算促成敌视佛教的“道教压力集团”。一些历史著作声称李德裕为武宗毁佛推波助澜，也无充分证据，所讲的动机更是含糊其词。本书指出李德裕支持武宗毁佛的原因是：（一）它给国家财政带来利益。（二）促进国家礼仪以支持他的活动。（三）削弱宦官仇士良之权。（四）可能受了843年政事镇压摩尼教的启示。本书所说“会昌毁佛”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经济问题的看法虽非创见，但820年以后唐王朝的财政拮据与寺院的日益富足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较有说服力。
“大中兴佛”　有些论著言及唐宣宗一反武宗毁佛之策时，给人的印象是此后悉复旧现，并一直持续至唐亡。本书认为，847年兴佛诏令在后来受到了限制，政府采取了更慎重政策，具体表现在：裁减过分费用，只许在人口稠密处建寺，防止私度僧尼，加强对佛教的控制。这一政策延续了许多世纪。
本书的特点之二是它填补了隋唐史研究中的不少薄弱环节，乃至空白。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也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富强的帝国。这段历史向来倍受中外学者重视，研究成果也较多。以国内而言，解放后已出隋唐史专著七部，居断代史之首。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研究工作不够全面，隋末唐初、唐太宗、武则天、安史之乱、均田制和唐末农民战争等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唐后期、五代十国和思想文化等方面涉及较少，不少问题若明若暗。这种状况近年来已有较大改变。本书不仅表示了要改变隋唐史研究详略不均的意愿，而且确实将此意愿贯彻到实际编写工作之中，并做出了显著成绩。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以往的隋唐史，讲皇帝事多，其他人物事少。本书对从唐高祖直至唐末的几乎每个皇帝（特别是太宗、武则天、玄宗、德宗、宪宗和文宗）的宰相、大臣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都做了简要论述，从而大大地充实了当时政治史的内容。
（二）以往的隋唐史研究较少结合历史人物的生平、性格等特点来评说其活动，而本书在这一点上做得较好。它使人们看到那些纯属个人气质的种种因素在人的历史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它避免了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写得过于抽象的弊病，从而恢复了历史人物本来的丰采。本书对隋文帝、隋炀帝、唐德宗、唐敬宗、唐宪宗和唐宣宗等的论述，就是如此。
（三）本书在指出唐后期史料缺乏的同时，又尽量发幽钩沉，积极探讨过去隋唐史研究中涉猎较少或无人问津的研究课题，给人们描绘出唐后期比较清晰的轮廓。书中对唐德宗时崔造提出的以重新确立和加强中央职官权力为目的的786年改革、唐宪宗时裴垍的税制改革、乌重胤建议的军政制度改革、9世纪中央和地方关系的特点、监军使制度、地方民团的建立和地方军事化、晚唐时期中国权力的新结构、朱温降唐后对宣武镇的控制，以及885年李克用进攻长安时唐僖宗出逃情况等问题的论述，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本书的特点之三是，它在论述隋唐史时，没有局限于隋唐史本身，而是将隋唐史放在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从汉至宋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通过这样的宏观探讨，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就被揭示得比较清楚，读者从而能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特点及它在中国史上的地位有比较清晰的了解。如在论述隋唐时期全国统一问题时，本书从秦汉帝国的崩溃、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统一、五胡十六国、南北分裂、隋唐统一、五代十国，一直讲到北宋重新统一中国；在论述“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时，也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中国历史上强调统一、反对分裂这一重大趋势的角度进行剖析。在论述五代十国时，本书指出宋代中国的许多特征，如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南中国沿海大量外贸，以及新文人阶层在东南的集中，均应追溯至十国时期半个世纪的和平与稳定。宋代的另一些特征，则与北方发展有关。宋帝国的政治、军事基础在唐末已经打下，而使有宋一代感到苦恼的持久的外患，也显然起源于唐后期。
本书的特点之四是它极其重视史料真伪和专题研究，并且广泛汲取了各国的学术研究成果。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现存史料不免有这样那样问题。历史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去伪存真，还其本来面目，写出真实的历史。本书对待史料的态度比较严谨。在《导言》中，它对有关隋唐时期史料的来源、性质和价值等，联系当时历史背景，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既指出了史料的珍贵价值，也指出了为尊者讳等缺陷。从本书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者对史料既不轻信，又重视对原始资料的鉴别和使用。正因为本书是根据自己审慎选择过的较为可靠的史料来论述的，所以它的论据比较扎实。
专题研究是综合研究的基石。从本书的论述和大量注释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它是在作者多年有关隋唐时期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基础上写成的。也正因为有这种较为深厚的功底，所以这部篇幅较大的断代史才具有充实的内容和独到的见解，而不是人云亦云。
科学研究总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本书广泛地汲取了英国、日本、美国、法国以及我国的有关研究成果。本书之所以写得较好，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们能将重视史料真伪、专题研究和广泛汲取各国学术研究成果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本书各章篇幅长短不一，这说明它严格根据材料，有多少史料说多少话，因此内容翔实，论述有据。
本书注释尤具特色，凡属重要人、事都言之有据，有的注释所列出处还不止一则，这就便于读者探索。注释所引著作如加整理，就是一部很全的隋唐史参考书目。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世界范围内长期以来隋唐史的研究概况。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的由于史学观点不同，我们难以苟同，有的则为错误。其中表现在：（一）本书在论述隋唐时期的农民起义时，除了宣称裘甫的反抗为“真正的民间农民起义”外，把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民间的起义都称为“叛乱”，反抗官府压迫的人也几乎一律被称为“盗匪”。
（二）把吐蕃、渤海等地与日本、新罗等地相提并论。
（三）本书在论述历史事件时也出现一些错误，或与我国传统史籍记载不符，如将元文都等献计使李密和宇文化及两败俱伤之事说成是王世充用的计谋；说李建成是被“砍死”的；把编《氏族志》的世家大族官员，说成是“其中无一人出身于世家大族”；把许敬宗对人讲的话，说成唐高宗“命令许敬宗当朝宣称”；把722年唐玄宗注《孝经》说成注《道德经》；安禄山当过捉生将，但被说成是“普通士兵”；把史朝义自缢而死说成“被杀”；把湖南监军诱使桂州哗变戍兵缴械，说成是唐王朝允许士兵在护送下返乡，但“条件是他们应在湖南放下武器”；把尚君长等人被朝廷杀于长安，说成被宋威在当地处死；把刘汉宏劫官军辎重说成劫王仙芝辎重；把885年李克用击败朱玫说成击败王重荣。在地名方面，有的重要地名未注今地名。有的地方的方位有误，如把洛阳以西的陕州误为位于“洛阳以东六十英里”；把河北临漳的邺城误入河南，把今河南商丘的宋州误入江苏。
（四）本书在结构上也有不足之处。有些史事当写未写或少写，有些可写可不写的则多写。如五代只写了后梁、后唐两国朱温和李克用的传记式的史事，对后晋、后汉和后周只字未提，对十国的楚、南平、南唐和后蜀也未提及，对北汉只一笔带过，对吴越、吴、南汉和闽的叙述仅寥寥数语，只有前蜀的内容稍为详细一些。整个五代十国的篇幅仅六千余字，而唐玄宗一章就长达十万言。另外，本书各章衔接得不够紧密，出现了重复叙述同一人事的现象，重复二三次的不乏其例，而对“安史之乱”的重复叙述就更多了。
本书虽然存在上述的缺陷和不足，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断代史巨著，值得一读。
总编辑序
在英语世界中，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其特点是各章均由某个专题的专家执笔，而由各卷学术地位较高的编辑中的主导编辑总其成。由阿克顿勋爵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共十六卷，于1902至1912年间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以及关于印度、波兰和英帝国的剑桥史。原来的《近代史》现在已被十二卷的《新编剑桥近代史》代替，而《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正接近完成。近期在编写中的剑桥历史丛书包括伊斯兰教史、阿拉伯文学史、论述作为西方文明中心文献的圣经及其对西方文明的影响的圣经史，此外还有伊朗史和中国史。
就中国史而言，西方的历史学家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中国的文明史比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文明史更为广泛和复杂，只是比整个欧洲文明史涉及的范围稍小而已。中国的历史记载浩如烟海，既详尽又广泛，中国历史方面的学术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高度发展和成熟的。但直到最近几十年为止，西方的中国研究虽然有欧洲中国学家进行了重要的开创性劳动，但取得的进展几乎没有超过翻译少数古代典籍和编写主要的王朝史及其制度史史纲的程度。
近来，西方学者已经更加充分地利用中国和日本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学术成果了，这就大大增进了我们对过去事件和制度的明细的认识，以及对传统历史学的批判性的了解。此外，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而在对许多旧观念提出疑问的情况下，近期的历史事件又使新问题突出出来。在这些众多方面的影响下，西方在中国研究方面进行的革命性改革的势头正在不断加强。
当1966年开始编写《剑桥中国史》时，目的就是为西方的历史读者提供一部有内容的基础性的中国史著作：即按当时的知识状况写一部六卷本的著作。从那时起，公认的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现、新方法的应用和学术向新领域的扩大，已经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史的研究。这一发展还反映在：《剑桥中国史》现在已经计划出十四卷，这还不包括王朝以前的最早时期，并且还必须舍弃诸如艺术史和文学史等题目、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地方史的全部宝贵材料。
近十年来我们对中国过去的了解所取得的惊人进展将会继续和加快。进行这一巨大而复杂的课题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作的努力证明是得当的，因为他们所在各国的人民需要对中国有一个更广更深的了解。中国的历史属于全世界，不仅它有此权利和必要，而且它是激发人们兴趣的一门学科。
费正清
崔瑞德
1976年6月
第一章　导言
论述隋唐时期（581—907年）历史的篇幅占两卷，本卷为第一卷。它旨在为读者提供这一复杂时期的一部记叙体著作。在此期间，中国在政治制度、与邻国的关系、社会组织、经济以及思想、宗教和艺术生活的各个领域等方面都发生了广泛的变化。下一卷将详细论述制度、社会和经济变化以及思想发展等大问题，并附有这两卷的参考书目。
只要浏览一下这一参考书目，就可以看出许多近代的学者已对唐代进行了专门研究。中国学者因视它为中国政治力量和影响的鼎盛时期和在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王朝而深为注意。日本学者之所以专心致志于隋唐时期的研究，不仅因为他们对这一时期有内在的兴趣，而且因为在此期间日本深受中国制度的影响。结果，日本学者对隋唐时期的中国自然有一种深入和本能的了解，因为后者给他们自己的国家结构、法律、制度、艺术、文学甚至文字，都提供了大量的素材。西方学者也早就对这一时期着了迷，1753年耶稣会宋君荣神甫完成了第一部完整的西文唐代政治史；5000440＿0001＿0①近几十年，他们为促进人们对唐代的认识又作出了自己杰出的贡献。
虽然隋唐时期比19世纪以前中国史中的任何时期更加受到近代史学家的严谨的研究，但最广义的政治史却被忽视了，而且被视为理所当然。令人奇怪的是，本卷论述的大部分内容甚至连近代的中国历史学家也未详细考察过。只有隋代、唐代初年、武后在位期、玄宗后期和9世纪的前几十年才受到应有的严谨的剖析。至于其他的时期，最佳的概述依然是非常明晰、审慎和带批判性的著作《资治通鉴》，此书为司马光等人合写，成书于1085年。①随着本卷编写工作的深入，我们对这位史坛巨子的仰慕之情也与日俱增。编写《剑桥中国史》的原来的目的是提供当前认识状况的概要，但结果这几卷的所有章节体现了对过去忽视的课题的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有些成果仍是假设性的。但是把许多各别的专题的研究成果通过按年代排列的详细记载联系起来，这就突出了迥然不同的领域的发展之间许多未知的关系。我们确信，本卷将为读者提供历史的前因后果，这又将给下一卷更专门的研究增添新的意义。
通过本导言，我将扼要说明贯穿于这一时期并吸引过去学者注意的几个主要论题，同时提请注意因我们掌握的原始材料的性质而引起的几个复杂的根本问题，因为它们大大地限制了近代史学家的成就。本卷对各个阶段的论述详简不一，这与我们掌握的各阶段文献资料的多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①　宋君荣：《唐代史纲》，载《中国论文集》，卷15（1791年），第399—516页；卷16（1814年），第1—365页。虽然出版日期较晚，这部不朽的著作在18世纪中叶就已在北京写成；1753年宋君荣把它寄回巴黎。《中国论文集》卷16还包括他论以下内容的几篇论文：论唐代的穆斯林（第373—375页），论唐代的人口（第375—378页）；论西安的景教碑（第378—383页）；论唐代的西域诸国（第383—395页）。
①　关于司马光，见浦立本：《中国的历史批判主义：刘知几和司马光》，载W。G。比斯利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学家》（伦敦，1961年），第135—166页。又见浦立本：《资治通鉴考异及730—763年的史料》，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13。2（1950年），第448—473页。
全国统一的形成
在这几个世纪中，最重要的一个长期历史发展是始于重新建立了中国的大一统。在此之前，秦汉建立的统一帝国已经崩溃。公元2世纪后半期中央权威日益衰落，许多地方权力结构随之成长壮大。2世纪80年代的黄巾之乱和其他民变及随之出现的几十年的内部冲突和近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最终破坏了汉政府的有效的力量和权威。武力成了权威的唯一源泉，皇帝成了受武将控制的傀儡。强大的地方权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地方的稳定和法律秩序，他们个人拥有大量土地和众多依附于他们的农户和武装门客。公元220年，当最后一位无权的汉帝让位给他的一位大将时，中国分成三个地区国家，它们的中央政府都没有全盛时期汉朝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权威。虽然晋在280年短期内重新统一全国，但新政权并无有效的力量，并很快成了严重内乱的牺牲品。几乎不久，即在4世纪之初，北方被一批批异族的游牧民族所蹂躏，晋只作为一个地区政权而在南方苟延残喘。入侵者在西北有吐蕃血统的羌和狄，在北方有匈奴及各种突厥人、准蒙古人和通古斯人；他们蹂躏了原来为中国最先进、最富饶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令人眼花缭乱地建立起一个个短命的小王朝。北方经受了一个多世纪不断的战争、混乱、破坏和自然灾害的苦难，才在440年由拓跋突厥人建立了一个稳定而统一的北方政权（北魏）。
虽然拓跋人在几十年中试图保持他们的文化特征，但他们与其前人一样，发现自己不得不采用中国的制度并且与中国的社会精英合作。他们的传统的部落贵族感到自己快被其中国臣民同化，于是作出了强烈的反应；随之产生的紧张对立使北魏帝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即国中非汉族成分仍最为强大的西魏（557年成为北周）和东北的东魏（550年成为北齐）。最后，在577年，北周征服北齐，重新统一中国的北方，再度树立起西北人的政治和军事的支配地位。
这几个世纪非汉族所占的政治和社会的支配地位给中国北方的社会和制度带来很深的影响。各个外来统治王室的贵族经常与中国社会精英联姻。特别在西北，那里出现的两个贵族集团所形成的社会精英与传统中国的统治阶级迥然不同。这两个集团一为山西中部和北部的代北贵族，一为其权力基地在山西西南、陕西和甘肃的强大得多的关陇贵族。它们的成员不但是混血儿，其生活方式也深受游牧部落风俗的影响；甚至到了唐代以后很久，它们之中的很多人仍既讲汉语，又讲突厥语；它们基本上是军人集团而不是文人精英，过一种艰苦而多活动的室外生活；另外，如同其他游牧民族，它们的妇女远比传统中国社会的妇女独立和有权威。
在东北平原，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即今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几个大贵族世家竭尽全力想保持它们作为汉代文化真正继承人的社会和文化特征。它们注意不与外来的贵族通婚，在一定程度上不卷入宫廷的政治斗争，在自己的地方根据地上保持强大的力量。
隋作为北周的后继者而崛起。与北周的统治王室一样，开国者杨坚（未来的文帝）的家族也是西北的关陇贵族。这个家族的成员曾先后为北魏和西魏效劳，而它本身就是一小批创建北周的强有力的家族之一。这批家族还包括独孤氏（杨坚之妻的家族）和未来唐王朝的李氏，它们通过复杂的婚姻纽带而互相发生关系和与北周王室发生关系。①根据以后发生的大事，隋朝虽然标志着中国历史延续性的一个大断裂，但帝国的继承和创建在当时不过是一次宫廷政变，是西北的一个贵族家庭接替另一个家族即位。后来唐朝的继承也不过是把皇位移向这一紧密结合的家族集团中的另一个家族而已。在7世纪和8世纪初期，隋室的杨氏、独孤氏以及北周宇文氏王室的成员依然遍及各地，势力极大。
隋不仅使由西北各贵族大族组成的小集团的政治优势得以绵延勿替，它还通过在前一世纪已被北方诸王朝所采用并行之有效的制度继续组织它的帝国。在这一方面，唐朝也继续沿着几乎同一条路线走下去。因此，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制度方面都存在着从北魏一直持续到唐初的强有力的延续牲。
隋文帝执政初期是在北方巩固从北周接管的政体。不到几年时间，隋朝便制订了新的法典，改造了地方政府的混乱体制并使之合理化，把京畿的官署和地方的衙门结合成由强有力的中央控制的统一的官僚机器，振兴了国家的财政结构，沿北方边境加强了对突厥人的防务。与北魏和其他北方王朝一样，隋号称是中国的合法统治者。隋文帝现在开始把它变成现实。
对南方的征服提出了几个崭新的问题。中国的南方最初被晋统治，后来又由几个短命的王朝——宋（420—479年）、南齐（479—502年）、梁（502—557年）、陈（557—589年）——来统治，这样一直搞了两个世纪。南朝都以豪华奢侈的建康（今南京）为京都来发号施令，并被一小批强有力的贵族门阀及其武将所操纵。它们政治上不稳定，它们统治的时期不断发生宫廷阴谋、政变和篡位，它们不时企图收复北方，但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南朝的中心在长江下游，但在这几个世纪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中国人开始向江南地区移民，表现在安抚和同化那里的土著。
虽然南朝弱于北方，但在某些方面却比北方先进。南方的大家族大都是从北方逃难来的，自以为与北人的气质迥然不同，鄙视北人，认为他们粗鲁、土气，是半野蛮人。它们称自己是汉文化的标准的继承者，并发展了一种特别典雅的文体、自己的哲学和佛学学派以及自己的温文尔雅的社会习俗。①但两者更根本的差别并不表现在生活方式的不同和竞相声称自己拥有更优秀的文化这两方面。
3世纪和4世纪的混乱对北方产生了社会和经济的深远而持久的后果，大批人逃亡（特别从西北），希望在四川、淮河和长江流域等比较安定的地区避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