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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大海1949-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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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湾遥祭了五十年，”美君顿了一下，脸色很不好看，然后一口气说出来：“我遥祭了五十年，你们觉得，我今天人千里迢迢到了淳安，是来这里遥祭的吗？”
又是一阵安静。
“……火烧船事件以后，”亲戚面有难色，“租船管制很严……”
“我是淳安的女儿，”美君还是寒着脸孔，说，“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
第二天，终于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来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船夫带着老城的记忆，彷佛心中有一个隐藏的导航系统，看穿湖水，将每一座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
汽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湖看起来素朴纯凈，原始自然，但是我们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无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攀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母亲曾经让大人牵着手去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沃土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下曾有绵延千年的人文繁华。
我们看起来像游客，我们不是游客。
水花喷溅，滴在手上觉得润凉。猴岛，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吗？不想。
蛇岛，很多蛇，想看看吗？不想。
我们只想看一个岛，寻找一个岛，在这一千个岛中。
船噗突噗突慢下来，船夫认为应该在附近了，亲戚们三三两两站在船头眺望水面，前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岛；美君的表妹皱着眉注视，犹疑了一会儿，然后说，“这里，”她指着那个岛，“就是这里。”
她指的这个小岛还没一个房顶大，杂草丛生，近水处是一片秃秃的黄土。我们跳上泥泞的滩。参与了当年迁坟的表妹边回忆边说，“那个时候，是小表哥挑上来埋在这里的，原来以为已经迁得够高了，没想到……”
没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顶尖，现在美君看见的是两块破砖头泡在水里，就在水面接触黄土的那条波在线。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美君的白发凌空飞扬，我紧紧扶着美君，满耳呼呼的风声，还有美君模糊的、破碎的语音，“……爸爸——我来了，我就知道，你明明跟我说你很冷……”
湖浪挟着些许水草，打着若隐若现的砖块。那砖浸泡已久，土红的表面已有绿苔。一炷香烧了起来，青色的烟像柔弱无骨、有所祈求的手臂，随风没入天水无色之中。
离开淳安，我们经由山路往建德，这是那年缉私船检查私盐的地方。小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爬上一个陡坡，又急急盘旋而下，车后一团灰尘，路边的树木也蒙着一层灰白，但千岛湖的水光不断地透过树影闪烁。或许累了，美君一路上不太说话，我推推她：“喂，你看，这也是新安江水啊，水多清啊！”
她望向车窗外，疲倦地把头靠在玻璃上，轻轻地说，“是吗？”
我伸出手去环着她瘦弱的肩膀。
5，上直街九十六号
这几年，美君不认得我了。
我陪她散步，她很礼貌地说，“谢谢你。有空再来玩。”
每隔几分钟，跟她说一遍我是谁，她看看我，闪过一丝困惑，然后做出很有教养的样子，矜持地说，“你好。”
奇怪的是，连自己的独生女儿都不记得了，她却没忘记淳安。
开车带她到屏东的山里去，她一路无言，看着窗外的山景，突然说，“这条路一直下去就会到海公祠，转一个弯，往江边去，会经过我家。”
从后视镜里看她，她的面容，即使八十四岁了，还是秀丽姣好的。
我问她，“你是应美君吗？”
她高兴地答，“是啊。”
“你是淳安人吗？”
她一脸惊喜，说，“对啊，淳安人。你怎么知道？”
天黑了，带她上床，帮她盖好被子，她怯怯地问，“我爸爸在哪里？我妈妈呢？”
我决定去一趟淳安，找余年春。
美君此生看不见的故乡，我去帮她看一眼。
余年春，是美君的同村同龄人。几年前三峡建水坝，中国政府为百万人的迁移大费周章，建新村、发偿金，还有老居民死守乡土不退。余年春看得热泪盈眶，看不下去了。
他回想起一九五八、五九年，淳安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被迫离开祖辈已经生活了一千多年的故乡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在共产党八大预备会议中，他热切地说，共产党要“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被人家看不起的、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这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
在这种思维的推动下，开发新安江成了急切的重大项目。三十万淳安人，为了“国家”整体的进步，必须迁走。一个个村子化整为零，一个个大家族被拆开，从薪传千年的家乡土壤发配到百里千里以外分散各省的穷乡僻壤。
结果就是，到了任何一个陌生的村子，淳安人在当地人眼中，都是一群语言不通、形容憔悴、贫无立锥之地的“难民”了。家里没有一张八仙桌可以带得出来，也无法跟当地冷眼瞧着你的人解释：“嘿，我家喂狗的碗，都是宋朝的瓷器！”一向以“诗书传家”为荣的淳安人，如今一身孑然，满腹辛酸，沦为困顿褴褛的新移民，又从刀耕火种开始。
如果美君在一九四九年没离开淳安，她就会和她今天仍旧思念的爸爸妈妈，还有她自己的孩子，经历被迫迁徙的这一幕：
谏村是淳安远近闻名的大村，全村二一四户，八八三人，也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地方，村庄临溪而筑，依山而建，黛青瓦，雕梁画栋。一九五九年三月，通知我们移民，一只雕花大衣柜收购只给一元二角八分钱。一张柏树古式八仙桌只卖六角四分……到了四月三日，搬迁的那天，拆房队已进了村，邵百年的母亲坐在椅子上呼天嚎地哭叫着不肯走，拆房队绳子捆上他家房子的栋梁，几位拆房队的人把这位老人连人带椅子一起抬出门外，房子也就顷刻倒下了。
带着一点不甘心和不服气，八十几岁的余年春费了五年的时间，把千岛湖水底的淳安城一笔一笔画出来。故乡的每一个祠堂、寺庙、学校、政府建筑，每一块空地、每一条沟渠、每一条街和巷弄，以及街上的每一户人家和店铺——哪一家比邻哪一家，哪一家的主人姓谁名谁、店铺什么名号，巨细靡遗，一点不漏。余年春找出零落四方的乡亲老人，一个一个询问，一件一件比对，然后用工笔，像市政府工务部门的官方街道图一样，细细地还原了被夺走的故乡风貌。
打开在我眼前的，是一幅滚动条，淳安古城的“清明上河图”，我第一次，看见属于美君的新安江画像。
面对着这张不可思议的图，我问，“您知道美君的家在哪里吗？”
“知道，”余年春说，“上直街九十六号。”
他弯腰，把上直街九十六号指给我看；真的，如美君所说，就在新安江畔。
“不会错吧？”我问。
“绝不会错，”老人十分笃定地说，“你看，美君的父亲叫‘应芳苟’，这图上写着喽。”
弯下腰细看，上直街九十六号的那一格，果真写着“应芳苟”三个字。
“那么，”我沉思着，“美君在一九四九年离开的城门，有两个石狮子守着的那座城门，走向杭州，然后从此回不了头的，会是哪一个城门呢？”
“在这里。”老人用手指在画上标出城门的位置。
三米长的滚动条，张开在一张狭窄的木床上，窗外的光，因为窗子老旧，也只能透进来一点点。在这局促而简陋的房间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他显然得跪在地上作画。余年春一笔、一笔，画出了全世界没有人在乎，只有他和美君这一代人魂萦梦系的水底故乡。
回到千岛湖畔的饭店，我开始看那水底淳安的录像带。
当地政府为了观光的需要，派了摄影队潜入几十公尺深的湖底，在古城沉没四十年之后，去看看水草中闭着历史的眼、沉睡的淳安。
湖底深处，一片地心的漆黑；摄影队的灯，在无边无际的幽暗中，像一只太小的手电筒，只能照亮小小一圈。郁郁的水藻微颤，一座老屋的一角隐约浮现，精琢的雕花，厚重的实木——这，会是美君当年天涯漂泊、如今至死不渝的雕梁画栋吗？
缓慢的光，没照到城门口那对石头狮子，但是我总算知道了：他们仍在原来的位置，美君一九四九年冬天回头一瞥的地方。
6，追火车的女人
美君紧紧抱着婴儿离开淳安，在杭州上车时，火车站已经人山人海；车顶上绑着人、车门边悬着人、车窗里塞着人、座位底下趴着人、走道上贴着人。火车往广州走，但是在中途哪一个荒凉的小镇，煤烧光了，火车不动了。于是有军官出来当场跟乘客募款，搜集买煤的钱。
火车又动了，然后没多久又会停，因为前面的一截铁轨被撬起来了，要等。等的时候，美君说，旁边有个妈妈跟一路抱在怀里的四、五岁大的孩子说，“宝宝，你等一下哦，不要动。”
女人爬过众人的身体，下了车，就在离铁轨几步之遥的灌木后头蹲下来小解，起身要走回来时，车子突然开了。
“我们就眼睁睁看着那个女人在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一路哭一路跌倒，她的孩子在车厢里头也大哭，找妈妈，但是谁都没办法让火车停下……”
“你记得她的脸吗？”我问。
“我记得她追火车的时候披头散发的样子……”
美君半……不说话，然后说，“我常在想：那孩子后来怎么了？”
火车到了湖南衡山站，美君跟两个传令兵抱着孩子挤下了车。
想到那个追火车的女人，她决定把怀里的婴儿交给衡山乡下的奶奶。这样的兵荒马乱，孩子恐怕挤也会被挤死，更别说在密不通风的车厢里得传染病而暴毙。一路上，死了好几个孩子和老人。
应扬，让奶奶抱着，在衡山火车站，看着美君的火车开走。他太小，连挥手都还不会。
美君继续南下，到了广州。丈夫，带着宪兵队，驻守着广州天河机场。
7，不能不遇见你
我到了广州。
问广州人，“听过天河机场吗？”
摇头。没有人知道。
问到最后，有个人说，“没听过天河机场，但是有个天河体育中心。”
到了天河体育中心。庞大的体育馆，四边的道路车水马龙，哪里还有一点点军用机场的影子？可是一转身，大马路对面有一片孤伶伶的老墙，旁边是个空旷的巴士转运站，而这堵老墙上写的字，让我吃了一惊。“空军后勤广州办事处”，好端端写在那里，竟然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不再使用的正体字。
好了，那真的是这里了。
美君的丈夫龙槐生，带着他的宪兵队严密防守天河机场。不多久，他认为是自己一生最光荣的任务来了：“一九四九年五月，先总统搭中美一号莅天河机场，时有副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长阎锡山等高级首长在机场相迎，在此期间夜以继日督促所属提高警觉，以防不测。”
我翻着槐生手写的自传，心想，爸爸，一九四九年五月，蒋介石已经下野，不是总统了，而且，五月的时间你也记错了吧？那时首都南京已经易帜，上海即将失守，蒋介石搭着太康舰和静江轮来回于浙江沿海和台湾各岛之间，到处考察形势，思索将来反攻的据点要如何布置，五月他没去广州啊。你看，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蒋的日记写的是他对澎湖的考察：
昨晡在宾馆附近沿海滨游览，瞭望对岸之渔翁岛，面积虽大但其标高不过五十公尺，亦一沙滩树木极少，植物难产。闻动物除印牛种较壮大外，余亦不易饲畜，以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惟其地位重要，实为台湾、福州、厦门、汕头之中心点，不惟台湾之屏障而已。初到忽热甚闷，入浴晚课，听取夏功权厦门情形报告，后十时就寝。
三十岁的宪兵连长龙槐生在认真驻守天河机场的时候，自然不会知道，那巨大的历史棋盘，已经定局，他也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但是他看到人潮，逃难的人潮，流过天河机场前面的大马路，往黄埔码头涌过去。他并不知道，在他眼前涌过去的人潮里，有来自山东的五千个中学生，流亡了几千里，他们的校长们正在和国军的将领协商，孩子们要怎样才能搭上前往台湾的船。那个“其地咸质甚大，无论动植皆不易生长，而且台风甚多”的澎湖岛，正张口等着他们到来。
这年，物理学家朱经武才七岁，喜欢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
这年，香港科技大学的校长、创下高温超导世界新纪录而著名的物理学家朱经武，才七岁，喜欢玩泥巴、抓泥鳅、把破铜烂铁乱凑在一起发热发电。他跟着父母兄弟姊妹一家八口，加上一个老祖母，从武汉坐船搭车，一路南下，临出门前还把一只小黄狗抱在身上，带着走天涯。没想到狗一上火车，从窗口一跃而出，不见踪影，小小经武差点哭了出来。
朱爸爸是美国华侨，上波特兰的航空学校，学习飞机驾驶。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二十六岁意气风发的朱甘亭热血奔腾、日夜难安，于是决定人生大急转：他把自己心爱的哈雷重型机车送给一个好友——好友被他的“壮士断腕”吓了一跳；朱甘亭转身就离开了旧金山，飞到南京，报名加入了中国空军。
一九四九年五月的这个时候，朱家到了广州；朱甘亭上尉让家人先到黄埔码头，直接在船上等候，因为他负责剩余物资的处理，必须押一箱空军后勤的黄金上船。他说，我随后就赶到，船上相会。
“可是，”经武说，“我们在船上一直等一直等，等到半夜，爸爸一直不来。码头上满满是上不了船、露宿的难民，而船马上要开了，爸爸还不见。我妈又急又怕，祖母也满脸忧愁。到最后，清晨两点，爸爸终于出现了，气急败坏的，赶得满头大汗。原来，爸爸的吉普车，经过天河机场时，不知怎么装黄金的箱子掉了下来，散了一地，被驻守天河机场的宪兵队给拦住，不管怎样就是不让他带走，他交涉到半夜，还是不放行，最后只好空手赶了过来。”
“什么？”我问，“你是说，天河机场的宪兵队？”
“对啊，”经武答说，“那一箱黄金就被宪兵队拿走了。他自己也差点脱不了身。他如果没赶上船，我们大概从此就拆散了，一家人以后的命运——包括我自己，很可能就两样。”
“慢点慢点朱经武，”我说，“你是在讲，我爸爸抢了你爸爸一箱黄金？”
他笑了，有点得意，“可以这么说。”
“不要笑，我记得龙爸爸的自传好像有提到黄金。你等等。”
在港大柏立基学院的写作室里，我从书架上把父亲的自传重新拿下来，找到了天河机场那一页：
一九四九年五月，在广州停留待命，负责天河机场警戒。并在机场到香港的沿路加派双哨，以确保机场安全。时有一走私集团刘姓首脑，拿出黄金五百两私下贿赂，要我放行二十辆卡车私货，我虽未负缉私任务，但立即严词拒绝，并报请上级处理。
我指着这一段，一字一句念给朱经武听，然后反问他，“怎样？朱爸爸那时不姓刘吧？”
8，追火车的小孩
在夜车里，从广州东站驶往衡阳站。晚上十一点发车，清晨五点钟可到。
总路程五百二十一公里。这个里程数，我开过。一九八七年，第一次去柏林，就是开车去的，从法兰克福开到仍在围墙中的柏林，是五百六十公里。
一进入东德区，所谓公路其实就是一条被铁丝网、探照灯和监视塔所围起来的一条出不去的隧道。接近关卡检查哨时，看到穿着制服的边境守卫，有一种恐怖的感觉。
都是回乡的人吧？广州东站的候车室里，起码有上千的人，聚在一个大堂里，听见的全是熟悉的湖南话。很多民工，带着鼓鼓的麻袋——都是那种红蓝白三色条子的大口麻袋，大包小包的，全身披挂。出来打工的人，这很可能是两三年才一次的回乡。家里的孩子，可能都认不得自己了。
人们安静地上车，一入厢房，放好行李，爬上自己的铺位，就把灯灭了。灯灭掉的那一刻，整个世界就没入铁轮轰轰隆隆的节奏里。行驶中的夜行火车永远是浪漫的，车厢像个秘密的、无人打扰的摇篮，晃着你疲倦的身体；韵律匀匀的机械声，像一顶温柔的蚊帐，把你密密实实地罩在摇篮里。
美君从广州站上车，李佛生，那两位淳安一同出来的庄稼少年之一，陪着她走。广州半年，美君看见了更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回到衡山，无论如何把孩子带出来，系在身边。可是，她还没想到，分隔半年，孩子也不认得她了。
我在二零零九年走的这五百二十一公里铁路，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美君走过的铁路。
美君的火车在清晨到了衡阳，不走了。前面到衡山的铁轨被爆破，断了。火车里的人，心急如焚，面临抉择：是坐在车里等，还是下车走路？
那个时代，每一个小小的、看起来毫不重要的片刻的决定，都可能是一辈子命运的转折点。
清晨五点，我跨出衡阳火车站，冰凉的空气袭来，像猛烈的薄荷，一下子激醒了我。大雾锁城，一片白茫茫。天色犹暗，车站前广场上已经站了很多人，这时纷纷凑上前来，口里低低呼着地名：
攸县！攸县！
祁阳！祁阳！
长宁！长宁！
永州！永州！
每次火车从衡山站里开出来，我老远就从屋子里冲出去，拚命往铁轨那边跑，往火车跑过去，我去追火车，一路追一路喊妈妈妈妈……
永州？我赶快看那个呼喊“永州”的人，迷雾里站着一个驼着背的老先生。
怔怔地站在那里，我看着他：如果现在跟着他走，没多久我就会到了永州，那是柳宗元写“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的地方啊。为了柳宗元，我特别跟着这老先生走了一小段路，在广场边那个写着“永州”的牌子前，深深看一眼。
应扬来接我。车子驶出了有路灯的衡阳市区，进入乡间公路，车灯照出去，像在湿漉漉的云里游泳一样，上下前后远近，只有茫茫雾气，路都看不见。如果突然有个大坑，车子会直冲进去。
美君很快地做了决断：下车走路。
她带着佛生，下了火车，开始沿着铁轨往北走。从衡阳到衡山，沿着铁轨走，大约是四十公里。美君和佛生一直走、一直走，在路上看见，铁轨断成一截一截的，枕木烧得焦黑。美君走得脚起泡，佛生就把臂膀伸出来，让她扶着走。走到第二天，远远看见了衡山车站，她心里一松懈，腿就软了下来，摔在铁轨上。
我没有想到，二零零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和美君所描述的一九四九年的衡山火车站，几乎一样。木头窗子一格一格的，玻璃上一层多年累积陈旧的灰，从外面望进去，朦胧朦胧的，有一个老人拿着扫把畚箕专心地扫地。冬日淡淡的阳光，从窗格子里射入，把那人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一直长到剪票口。剪票口，也不过是两条木头扶手。
这时南下北上都没车。候车室里一个人也没有，静悄悄的，墙上一个大壁钟，我想，我几乎可以听见那分针绕圈游走的声音，也看得见那阳光在地面上移动的速度。
我穿过空空的剪票口，像旅客一样，走到月台上，立在铁轨边，看那铁轨往前伸展，伸展到转弯的地方。这就是美君和应扬分手的月台。
我有一种冲动。
我想跳下月台，站到那铁轨上，趴下来，耳朵贴着铁轨，听六十年前那列火车从时光隧道里渐渐行驶过来、愈来愈近的声音。
然后它愈走愈远。
美君和佛生离开了铁轨，沿着泥土小路到了山凹里的龙家院。那儿满山遍野是油桐树，开满了花苞，还没有绽放。水田现在已干，稻子半高，但是荒芜的不少。走在田埂上，迎面而来几个乡亲，美君不认得他们，他们却认得这是槐生的杭州媳妇，咧开嘴来笑着和她打招呼。一个肩上用一根扁担扛着两只水桶的族兄，还把水桶搁下来，就在那狭小的田埂上，问槐生族弟是否平安，也问她战争打到了哪里。
我站在龙家院的田埂上，应扬跟挑水过来的大婶介绍：“这是我妹妹。”
他说“妹妹”的时候，第二个“妹”字也用四声，说的很重，听起来就是“这是我妹魅”。不一会儿，就围了一圈龙家院的族人，都姓龙。应扬一个一个介绍给我：
这一位，是你的哥哥。
这一位，你应该叫表姊。
这一位，是你的叔叔……
围了一圈人，各种亲属的称谓，全用上了。
“我记得你妈妈，杭州小姐，烫了头发的。”一个老婆婆说。
“对，我也记得，她还从城里带了一个收音机来。”一个叔叔说。
“她很好，穿旗袍，来这里住破房子，一点也不嫌。”
我站在那栋门窗都空了的红砖房子前面，看了很久，已经没有人住，茂盛的野草长在屋顶上，也长在屋前和屋后的野地里。就是这一栋颓败的红砖房，美君来接她的孩子龙应扬。
可是孩子躲在奶奶的后面，死命抓住奶奶的手，满面惊恐地瞪着眼前这个要带他走的女人。他又哭又闹，又踢又打，怎么也不肯接近她。
第二天，又回到衡山火车站。铁轨延伸到转弯的地方，剪票口这边南下的月台上，火车已经进站了，又是人山人海，弧形的车顶皮上，爬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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