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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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士那样站着看就最显隆重了。读书的时候穿上一等绒袍，据意大利学者GuglielmoC*allo考证，也是读希腊罗马名家经典的仪式之一，并非马氏一人的怪癖。
手
读书一定离不开手的动作。看看书的历史，就知道书的形态必然决定了手部动作的方式，读不同型制的书，双手的使用方式也有所差异。
古书的模样，从它留在今天语言上的痕迹，可见一二。“卷”、“篇”、“册”都是文本书籍的单位，尤其“卷”与“篇”，更被假设为一种意义自足完整的文本章节。一卷与另一卷之间，一篇和另一篇之间，要记的事要表达的意思，都应该有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它们原本是书籍文献的形式和计量单位。篇指的是编纂在一起的竹简，一片片竹简，用绳索穿起来乃成一篇。如果用的绳子是牛皮所制，就叫做“韦”编。“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一般认为说的是孔子读《易经》，一读再读，竟连编竹简的牛皮绳子都弄断了。尚要留意的是，比起用细麻绳做的“丝编”，牛皮制的“韦编”要来得更坚韧也更贵重，一般只用在最重要的书上，例如被奉为先王大典的《易经》。而“三”这个字在此是虚词，代表多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孔子这个贵族后裔，正在认真苦读装潢华贵的《易经》，翻来卷去，好好一卷竹简，一不小心就散落开来的狼狈。
自古以来，学者们普遍相信，“篇”是竹简的单位，“卷”是丝布制“帛书”的单位，也就是说用布帛做的书应该是一张张卷起来的。“图穷匕现”，画在帛上的地图卷成一卷，看的时候一手按在先揭开的一端，另一手推着剩下的一端渐渐推展（请注意“展”这个动作，就是当时看书的常见姿势），直到末端，凶器与杀意才一起暴现。但是按今天考古发掘所见，竹简确是以卷状存放，帛书却没有成卷的，它们全是摺叠起来层层压着，或者对摺或者四摺六摺。如果帛书的标准装帧就是摺叠状，那么看它的动作肯定就不是看简书般地“卷”了。还是，它也有卷起来的时候，只是收藏贮存时才换了一种处置方法呢？
相应于中国上古年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看的书也是卷状的，拉丁文里叫做“volumina”（英文volume的来源），汉译“卷轴”。它与中国汉代之前的竹简帛书的分别就在那根轴子之有无。除了欧洲人的书有根轴棍外，虽然大家的书都呈卷状，但看的方法还是不一样的。第一个不同是文字的排列，汉字由上而下竖排成行，再从右往左刻写在一片片竹简上，读起来自然是用左手往左推好展露那未读的部分。但欧洲语文却是相反地自左而右一排排横写，所以他们的卷轴也正好得反过来读，用右手向右方舒展。第二个不同，在于看中国的书卷，是把一卷书慢慢摊展开来，看到最后书也应该就完全摊平了。可是欧洲卷轴，则是一边以右手退出未读的纸草，另一边用左手反向回卷读过的部分，于是看完一卷书它还是一卷书的模样；只是抄上文字的那一面从底面翻转到了外面，所以终卷之后还得像看完一卷录影带般地回卷。
无论中西，书卷的世代都过去了，我们现在看的书是一页页装订起来翻动迅速方便的“书本”（codex）。将来还会不会有另一种崭新的书籍样式，需要我们采用全然不同的肢体运动来配合阅读呢？又或者电脑和鼠标的到来就已宣告人类千多年“书本”年代的终结，好比当年它们终结了卷轴和竹帛一样？
我只知道，今天我们坐在电脑萤幕之前，手握“老鼠”上下推移，并以指尖点压，虽是前所未见的阅读动作；但那屏幕画面的移动概念却兜了个圈回到古代，文字成为一篇连续体，而非可以断开的页面。一篇文章看到一半若想回头翻查，就得往前卷动，英文叫做“scrolling”，正是罗马人阅读卷轴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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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探灵魂———《AtHomewithBooks》（1）
一
每一本香港的流行杂志都会定期刊登名人或者设计别致的家居采访，告诉读者屋主的品位爱好，设计师的巧意匠心；然后我们叹服，甚至效仿。可是，我几乎没怎么看见过有一个家庭是有书房的。就算有，也多是虚有其名的书房，除了一张桌子放了文件和电脑之外，往往就是一两座架子空空洞洞（或者简约？）；书呢？往往连一柜都装不满。假如这家人有小孩，情况可能好一点，课本和参考书总是要的。这也说明了香港的主流想法，读书是学生的事，长大就不必读了；正如钢琴是孩子必须面对的刑具，进了大学就可以放下这苦杯了。
常言道：“书是一间屋子的灵魂。”为什么如此华贵如此耀目的居家环境可以没有灵魂呢？让记者来拍照这样的房子，在我看来，就像展示一座重金修建的陵墓，里头没有活人的气息。
如果这话说重了，那就再说一则我百听不厌也很乐意到处散布的真实故事。话说一个刚进哈佛的大学生很不幸地选了一门中古英语文学课，授课的老教授是个闷蛋，和课程的内容搭配得天衣无缝。好不容易暑假来了，于是这年轻人兴奋地开始他在旧书店的暑期工，每天开车去不同地点搬运人家不要的旧书，忙得不亦乐乎。有一天他应召前去市郊一幢有片漂亮小花园的老房子收书，女主人开门引他入内，这才发现要收的就是那闷蛋教授的书，他死了，这年轻人是他教过的最后一批学生。
年轻人在教授的房子里巡视，看见一整柜的侦探小说，想不到老人有这么有趣的嗜好，他微笑。再看，通向花园的后门旁是两柜园艺书，寡妇说：“他喜欢种花”，然后年轻人注意到玻璃门外阳光下的草地上犹有刚洒过的水珠发亮，恰巧他自己的最大嗜好正是园艺。接着他下了一个决定，他要自己买下教授的所有藏书。
为什么？他后来对人解释：“自我看见教授的书，才知道他在课堂以外是个怎么样的人物，那些书是他的完整灵魂。如果我把它们运回书店，这些书就会被拆散分置到不同的书架上，那就等于他的彻底消亡了。”为了让教授不死，直到毕业他还在替旧书店老板打工还债，好在这老板也是个有情人，给了他五折。
书是一个人的灵魂，藏书是一间房子的灵魂所在。为了窥探且公开他人的秘密，我一直想做本书去访问我最好奇的读书人，看看他们的家，请他们介绍自己的藏书。后来我发现台湾的边城出版社出了本《逛书架》，干的就是这等勾当，里面有杨泽、张大春和陈建铭等人壮观的书屋，比起平常在杂志上见到的那些样板房，实在富足。后来他们的魔爪又伸向了香港的读书人，编制出《逛逛书架》一辑，我只好叹息自己的动作太慢。还好我又找到了机会，替香港电台客串一个读书节目，跑去一些名人的家里看书（到底是电视节目嘛）。可惜部分爱书的名人太精了，例如董桥先生，平常对着我等后辈总是很亲切；但这回他还没听完我的话，就立刻笑着打断：“不行不行，这种事怎么可以？可不能让那么多人看。”
二
说到窥探书房的书，这许多年来，我最喜欢的还是《AtHomewithBooks》，因为它打开的书房叫人有意外之喜，并不总是文人作家那么沉闷。
例如老牌乐队“滚石”（RollingStone）的吉他手奇夫·理察（KeithRichards）的书房。想不到吧？这位摇滚巨星居然是个书虫。书里的访问一开头也是这么写：“一个‘滚石’怎可能拥有一座藏书室？一个‘滚石’何时会跑去买书呢？他一年到头巡回演唱，总是同时住在好几个地方，总是被他的吉他占据。然而，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比得上躺在自家藏书室的沙发上埋首书堆，更要令奇夫·理察感到心满意足的了。”

窥探灵魂———《AtHomewithBooks》（2）
原来奇夫·理察不只爱书，还收集了不少十九、二十世纪的主要小说。他读书一来是因为巡回演出的路程很沉闷，不读书，何遣永日？其次，他是为了了解自己这一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在成千上万的人群面前工作，他们永远尖叫永远摆动。这和一个*者拥有的效果差不多。我很有兴趣知道人们为什么会拜倒在*者跟前，又是什么刺激起了这种群众心理。……我觉得一个人在舞台上的转化是很神奇的，你会变成大众狂热的一部分，在那一刻你会遗忘自己，这是否也是希特勒经验过的事呢？”所以他喜欢看有关纳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书，看他那古典风格的书架，这方面的藏书确实不少。不知道华人流行音乐圈里有谁能分享这种嗜好呢？
《AtHomewithBooks》由擅长美术图册的Thames&Hudson出版，当然少不了精美照片和设计的元素。他们特别造访了七位建筑师和设计师，看看这些关注视觉形象的人怎样处理令人头痛的书堆。例如曾经设计过许多著名图书馆的后现代建筑大师格雷夫斯（MichaelCr*es），他的观点十分特别。一般建筑师喜欢把狭小的空间弄得看起来比实际上要宽大，以避免书籍造成的压迫感；可是格雷夫斯却反其道而行，刻意使自己本来挺宽敞的藏书间变得像条窄街。他的理由是要将两壁屋顶的书架看成一条路上的迷你建筑群，走进去就像逛智慧的大城，沿路每一座楼房里都存放着专属的知识。
这本书还有一个好处，它实用，提供了一些书迷们喜闻乐见的诀窍和资料，比方说书房里的灯光应该如何安排，书架又该怎样整理。假如你是书毒重症患者，手头宽裕，家住复式洋房，还可以按照它的介绍，去纽约帮衬“普特南滑动楼梯公司”（PutnamRollingLadderpany）。这家百年老店专长手工打造图书馆与藏书室用的楼梯，花样繁多，木质精良。买一把放在家里，肯定比廉价铝制摺梯雅观多了。记得两年前曾听林行止先生说，他也想找人做一具可以在书架前左右滑动的梯子；当时我答应给他这家公司的名字和地址，结果回头就忘了，真抱歉。只好现在抄下来以飨同好：32HowardStreetNewYork，NY10013。电话：12122265147。
如果你只是有钱，但不如林先生这般爱书懂书，偏偏又想弄间壮观的书室以添风雅，那该如何是好？不怕，你可以找这本书里介绍的汤美兹（KurtThometz），他有家顾问公司叫做“私人图书室”（ThePrivateLibrary），专门提供收集和整理藏书的服务。就算你是超级书迷，不屑他人代劳，但若拥书过万，有时要找书难免也会有望洋兴叹，此时你就知道专人服务的好处了。
我请不起专家为我服务，只好努力钻研，盼有那么一天自己成了专家，能替文化富人效劳，亦不枉一生读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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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不可无书梯——《书天堂》
一
林行止先生不只是擅写评论的“香江第一健笔”，他更是个爱读闲书的读书人。几年前和他午饭，正好是他要重新装修房子的时候。他最关心的，自然是藏书的问题。听林太太说，林先生想造一副爬梯，就像图书馆里用的那种，既方便在书架的高层取书，又可以在整面书墙前左右滑移。恰巧我在书上看到纽约有家专造书梯的“普特南滑梯公司”（PutnamRollingLadderpany），后来就介绍给林先生，希望他真能从这家老字号订到一座优雅实用又牢靠的梯子。我家可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楼底又不高，实在不需要这种专门又气派的梯子。但欲望就是如此，有一件漂亮的衣服就想要合适的配衬，接下来就该要个宽敞的衣帽间了。小时候渴盼坐拥书城虽南面王不易的乐趣，直到家里头书满为患，就开始思慕一架很有图书馆味道的爬梯了。尤其自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竟有普特南公司这种专造书梯的店子之后，就更是觉得生活里好像少了点什么。好在我是那种书迷，就是自己没有的东西固然想要，若是人家得了也不妒忌，反而替别人高兴，觉得自己喜欢的事物有同好欣赏，吾道果然不孤。
这就是我看钟芳玲《书天堂》的感觉了。钟芳玲本行和我一样念的是哲学，但她比我强的是起码读到了博士才半途而废。照她的自述，那是因为“在写博士论文时，发现自己喜爱古登堡更甚于亚里士多德”，“自此抛弃哲学，投身与书相关的行业”。虽然我知道她是个勤快的作家，做过出版社总编辑；但和大部分读者一样，我总以为她真正的职业是逛书店，而且是逛遍全世界的书店。她的第一本书《书店风景》就是份书店阅读报告，我们可以看到她怎样寻幽探秘，然后登堂入室地逐一拜访欧美的著名书店。到了《书天堂》，她走得更远，连普特南都去过了。
看她的描述和照片，那些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书梯简直变成了必需品。西塞罗有一句名言：“没有书籍的房间，就像没有灵魂的肉体”。钟芳玲则以为“一个充满书籍的房间，还必得包括一个普特南打造的书梯，才真正称得上完美无憾”。说得真好，假如满屋子的书就是人类文明的灵魂，又怎能没有一座梯子去测量它的深度呢？这架书梯的作用不是炫耀藏书的数量，也不是为了彰显书房的气派，它不是劳斯莱斯车头上的那只小飞人；相反地，它是提醒我们的工具，告诉我们天堂总在上方，一面书墙前的书梯就像把过于迷你的尺子，始终无法量度出智慧的无边极限。唉！你看，我还只是在奢望一把梯子的幻想阶段，就已经开始为拥有它而辩解了。好在钟芳玲也说明了自己的情况：“我目前的书房虽已有一整面书墙，碍于地形之限，书架高度仅二米左右，两脚一蹬、手一伸，就可触及书架最上层，根本不需要书梯”。更好的是，书迷都有宽大博厚的胸怀：“在这个梦想成真之前（拥有普特南书梯的梦想），所幸我还是能在一些书店、图书馆中，不时与普特南的书梯相遇。”
二
一五四三年，哥白尼出版了科学史上的经典，真正闹出革命的论著《天体运行论》（DeRevolutionibusOrbiumCoelestium）。可是如此一本撼动宇宙，推翻了日心说的巨著竟然得了一个与其名气全不相称的绰号：“没人读过的书”。理由是许多科学史家认为当年真的读过它的人其实少之又少。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它太贵了，一部初版的《天体运行论》如今索价一百五十万美金。但是很多人看过的书也未必不贵，例如弗雷明（IanFleming）的“○○七系列”，大家就算没读过原著，至少也看过电影吧？你知道一套十四册附带原始书衣的第一版“○○七”要多少钱吗？港币六十万！到底谁会买这些书？到底又是谁在卖这些书呢？钟芳玲在《书天堂》里提到一次外国古书商的饭局，她在席前谈起惊小说大家史蒂芬·金（StephenKing）那年刚出的一部新著，只有网上版供人下载，别无纸本发售。一堆书商听了之后，没什么反应，只是抬头问了一句：“哦，那么要如何决定它的初版呢？难道第一个被人下载的版本就是初版吗？”然后迅速回到自己的话头，继续热烈讨论谁谁又得到了一部珍稀异典之类的行内故事。在很多人眼中，书痴已经是一群不可理喻的人了；而举止恬定谈吐高雅，干着“绅士的买卖”（gentleman'sbusiness）的古书商，就更是另一个世界的生物。钟芳玲在《书店风景》和《书天堂》里做的，就是把这些活在书世界里的人稍稍拉回俗世，举凡专门打造书梯的工匠，专门复制书衣的设计师，还有把整个小镇变成书市再自封为王宣布独立的狂人，原来都不过是常人。他们都干过“正常”的职业，有的是会计师，有的是工程师。究竟是什么东西驱使他们走上了这道通向天堂的阶梯呢？
钟芳玲决定把答案带到香港，让中国读者自己去发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香港的“辰冲书店”和日本澳洲的两家古书店合作，竟然想到要在香港办一次“香港国际古书展”，而钟芳玲就是那个穿针引线的带路人了。看她传来的资料，真真不得了，包括开业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夸瑞奇古书店”（BernardQuaritchRareBooks）在内的六十四家环球巨头都要驾临香江。除了《天体运行论》和初版全套“○○七”，他们还带来了初版《物种起源》，一页古登堡圣经、日本龟宝元年（公元七七○年）的《百万塔陀罗尼经》，莎翁的“SecondFolio”，明朝的《职方外纪》……我问芳玲：“你们真的疯了吗？这里是香港呀！”董桥先生知道了，也开玩笑说：“恐怕那几天就只有我一人去帮衬。”意思大概是这个浩大的书展很可能是为他一个人办的。我知道中国崛起了，全世界各行各业的商人都在盯着这块肥肉，这个书展多少是为了试试中国的水温。可是先不说中国本来就自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古籍市场，大伙未必瞧得上也未必能欣赏你那价堪比拟宋朝善本的DeRevolutionibusOrbiumCoelestium；就算是那些向往西洋奢侈品的亿万新贵，他们要的也是镶满钻石的手机和几能的Maybach名车，“SecondFolio”？没听过。更何况举办地点是香港，你不要以为楼下的连卡佛人头涌涌，“香港书展”大破七十万人次入场纪录，这批淑女绅士就能在这个展览里满载而归！
老实讲，那一页古登堡圣经也要四十五万港币（搭一乘A380首航头等舱的价钱），我只有在十来岁发育未成熟的时候幻想过能捧着它翻翻，这个天堂的确不是我们的。可是各位书迷千万别被我误导，古书展丰俭由人，一百块也大有交易余地，正是“埋睇，埋拣；手快有，手慢行”。我们买书不是投资，说不定遇上一部几百元的货色，正是足令此生不悔祖上添光的心头至爱，对不对？而且芳玲在书里也说了，看到书价能够开出新高，我们也应该感到骄傲，因为它表示在这个万事以金钱衡量的世界里，我们的爱好是有意义的。


旧书哪里去了
有一次在深圳演讲，一个听众起立建议在座的政府官员出手，帮忙弄个旧书市场，好激活这个新城市的文化灵魂。身为外人，当时我很不客气地指出其中难度：“旧书市不是说有就有的，非有两代以上的积累不为功。深圳是个很年轻的移民城市，平均人口年龄低，在此出生的还都在二十以下。老者不多，散书的人自然就少。即便勉强生造一个旧书市场，卖的恐怕也都是月前上市的新书，珍品恐怕不多。”
可是深圳偏偏就有一家挺雅致的旧书店，就在丹下健三设计的那个新书城一角。
书城大抵都是一副模样，阔大得叫人迷失，不宜久留。但开在这间全球最大的书城里的二十四小时书店却令人意外，卖的不全是畅销新书，反而有不少坊间少见的人文社科精品，尤其好的是满满两柜书话书史和书目。我知道店主必是同好。果然，主管孙经理出来相认，身上素朴的直条衬衫一股书虫味十米外都嗅得到。
谈得高兴，孙经理引我去隔壁一家酷似中式家具店的酒吧，居然兼营旧书买卖。书量不大，但也有许多好东西，例如一匣精美的一九四○年代德国印中国画论线装书；更有“中国营造学社”三十年代有关五台山佛光寺调查报告的初版，可惜这是非卖品。孙经理原意是伴我过来淘书，没想到竟自己一头栽了进去不理我，才不多时他手上已抱住几册。他在隔壁打工卖书，挣的薪水大概都花到这里来了；我想这里的买卖倒好做，自己成了一套循环不已不假外求的生态系。
旧书买卖，确实是个生态系统，要有进有出。没了源头活水，再清澈的池子很快也就成了霉臭的枯井。香港旧书业，曾经兴旺过一段日子；但等到南来的老人走得差不多，地价铺租又随着大楼不断高升，现在只能剩下一片颓垣败象了。所以我现在不大逛香港那仅余几家的旧书店，怕见了难过。可是老友陈智德有不同的意见，他今年主持的“牛棚书展”还特地开了一团“香港旧书店之旅”，团友之中有专程来书展演讲的台北傅月庵与北京谢其章，两位著名的书痴。
傅月庵著有一册《蠹鱼头的旧书店地图》，我以为是爱旧书者不可不看的好书。这本书不只附上了感觉很妹尾河童的插画，逐一分解台北的旧书店，居然还有淘书的“攻略”。这“攻略”包括了逛书店的装备图解，比方夏天的雨伞、冬天的保暖帽，还有四时皆备的大书包和水壶！其痴狂可爱，我辈书迷看了一定会打从心里笑出来。
可惜台北的旧书业也和香港一样，自从牯岭街的老店给迁去光华商场之后，就盛况不再，甚至一蹶不振。照傅月庵的说法，这似乎也是大陆迁台那一代人之后，源头干枯的结果。今天年轻一代的文艺青年，你要是跟他说起牯岭街，他顶多只能联想到少年杀人事件吧。真是奇怪，香港读书风气再弱，也总有人买书呀，台湾的情况应该更好才是，旧书都哪里去了呢？莫非我们都要学谢其章，住到北京，才能在潘家园和琉璃厂找到东西？


只有战争没有和平（1）
最近我干过两件十分无耻的事，我要忏悔，然后我将试图为自己开脱罪行。
第一，尽管为了一个每天介绍一本书的节目忙得不可开交，但我还是在年中一点一滴地读完了瓦西里·葛罗斯曼（VasilyGros*an）那本厚达八百多页的《生命与命运》（LifeandFate），实在是部惊人的巨